防治瘟神最著名最成功的一例

防治瘟神最著名最成功的一例

毛澤東時代的血吸蟲病防治瘟神是最著名最成功的一例。根據記載，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消滅血吸蟲病就成為了一項重要工作。1956年，政府把消滅血吸蟲病寫進了《農業發展綱要》。這項工作的開展很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困難重重。不僅有來自於疾病本身的難題，也有來自基層民眾、工作人員和幹部的抵製的聲音。事實上，大部分針對血吸蟲病的治療都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早期（1966-71年），而很多這項傳染病的預防和教育工作，也都集中在毛澤東直接介入之後（1956-1976）。從教育、預防和治療這三個防疫工作的支柱來說。

教育大眾是防治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魏文伯曾說，“農民的思想需要從舊有的傳統中解放出來，這才能夠真正發揮他們的才能和創造力。”這是黨在整個血吸蟲病防治過程中貫穿不變的總的理念，尤其是在大躍進時期（1958-61年），毛主席曾明確指出，過往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可能忽略了科學技術的普及，但現在黨專注於技術革命。並且科技的普及必須“要和人民緊緊聯係在一起“，否則科技無法真正進步，血吸蟲病這個可怕的敵人也不能被打敗。通過知識的科普，廣大農民已能學習到科學的思維方式——注重實驗和分析，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而非借力於封建迷信。

然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農村地區文盲率非常之高，科學知識的普及難上加難。這種情況下建立全麵的教育體係都要花上數十年時間，黨是如何進行防治知識傳播、又是如何切實增加農民對防治工作的參與度的呢？

在防控運動早期，有三種工作手法被主要運用在傳染病知識的普及中。第一種方法是將科普知識“娛樂化“，即利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快板、民謠、話劇、電影、幻燈片，甚至西式的戲劇和音樂會等，增加知識趣味性，同時通過在故事中描繪沒有疾病的未來生活新場景以激勵人們積極參與防治。但是這種方式有一個明顯的缺陷或者說矛盾之處：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能夠吸引人們進行大規模娛樂活動的，往往是廟會或一些祭祀場合。但部分祭祀習俗本就屬於與社會主義圖景不符的，黨想要逐漸去除的封建迷信的代表。除此之外有條件使用幻燈機和電影放映機的村莊少之又少。

政府普及科學知識的第二種方法是發展大量的、各種體裁的宣傳材料，可以說當時的出版業也為公衛運動做出了不少貢獻。除了書籍、手冊、連環畫、報紙外，還有農村地區常見的黑板報與大字報。但是識字率極低的農民完全無法從文字材料中獲得有效信息，而當時的宣傳插圖又經常描繪晚期病人的狀態——肚子肥大，四肢瘦小（血吸蟲病又稱大肚子病），導致大部分輕症病人誤以為自己並不是血吸蟲病，反而降低了他們的關注熱情。此外，一些本來為了迎合農村文化而改編的書報或諺語，增加了城市人群對農村“無知落後”的刻板印象，不利於城鄉關係的融合。

第三種方法則是看起來最符合“教育”二字的課堂式教學。受益於1956年開始的高級生產合作社，和1958年後的人民公社，黨能夠以更大效率在線下聚合民眾參與集體學習，諸如公社勞動的午飯休息期間，也被用來做防治知識的宣傳。比起上述方法，麵對麵教學的優點是能傳達更加準確的科學知識，但實際落實情況並不如人意。原因在於農民對專業科學術語接受度有限，於是因教學無聊而曠課、走神、睡覺的情況很常見。而早期的教學人員多來自於當地的中學生教師和學生，他們隻參與了草草的培訓就來授課，也給農民留下了不專業因此難以信任的印象。
 
以上三種方法在實際運用過程中都各有優劣。也需看到時間變化在傳染病防治運動成效中的影響。1960年開始，黨付出許多努力和行動提升農村地區的識字率，建設基礎教育體係，新一批接受培訓的基層衛生工作者具有更成熟的知識素養，這大大促進了科學和衛生信息的傳播。

最後，不得不提及的一個有趣策略是顯微鏡和科學展覽在防治運動中的應用。“西洋鏡”能大大激發農民的好奇心，吸引他們湊上前來看衛生人員口中的蟲卵。這種眼見為實的印象對農民的震撼很大，尤其是當顯微鏡上的糞便樣本就來自於在場的一位農民時。從當時的文檔和報紙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之前“以為衛生人員上門要糞便是在詛咒和作法”的人，在看過顯微鏡後都轉變了想法，甚至有一位農民主動要求更加係統的學習顯微鏡的觀察和實驗方法。而科學展覽則提供了更加綜合和有趣的環境，不僅有顯微鏡的展示，還有各種照片、幻燈片、三維模型，以及治愈患者的講演，因此科學展覽在人民群眾中是極受歡迎的。可惜的是，除了上海青浦、以及餘江這兩個血吸蟲病防治重點地區設立了固定的科學展覽會點外，其他更偏遠的農村地區難以有渠道看任何的展覽會。

防治血吸蟲病，預防工作非常重要。預防工作的重點是提高衛生水平，譬如衛生工作人員阻止大家飲用汙水，不用自己的飲用水源清洗馬桶，挖水井，等等。可是，這些在今天看來簡單無害的預防工作，開展起來卻並不順利。自50年代到70年代，針對血吸蟲病的防疫工作分為兩個時期：建國後衛生部的早期工作時期（1949-1955）以及毛澤東直接參與後有所改變的時期（1956-1976）。

在防疫工作早期，基層工作受到抵製的主要原因在於一些政令改變了農村地區人與自然原有的關係，破壞了當地的“風水”。很多人認為，改變衛生環境的很多做法，譬如填埋汙水溝、挖井等方法，實際是有害的，會阻礙“氣”的運行。這樣以來，在建立高級社之前，跟挖土有關的很多預防措施，都無法開展。地勢平坦的地方，情況會好一些，人們更加願意做一些預防的工作。但是在山區，人們的抗拒就更大一些。為了克服這個問題，一些開展預防工作醫生會自己先挖一口井。村民們看到之後，就不好意思不挖了。可是總體上來說，1956年高級社成立之前，預防工作的阻力是很大的。1958年之後，情況則不同了，在大躍進期間，對於自然的改造變得普遍了，特別是到了文革期間，防治血吸蟲病運動，和為了提高生產水平填平溝壑的生產運動，聯係到了一起。

而這並不意味著預防工作就沒有阻力了。1956年之後，血吸蟲病的防治進入後期，由毛主席領導。這期間，主要的預防工作的阻力則來源於農村個人衛生習慣的頑固性。預防工作要求個人改變衛生習慣，譬如要求村民從井裏打水衝廁所。然而，很多村民抱怨這樣的要求“浪費時間”。類似的，防疫的很多要求，比如修建公廁、焚燒糞便等工作並不被基層認為是能夠創造物質財富的，反而可能阻礙當地農業生產工作的開展。在過往的生產和政治實踐中，上層領導對於糧食增產數字的重視使得基層的工作人員和民眾一致認為，農業生產是其首要且唯一的目標。在這個背景下，他們自然就會抗拒事務繁雜而且毫無生產效果的防疫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情況不同地區，開展預防工作的情況就不同了。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地方，村裏會安排專門的衛生人員來處理包括打掃公共廁所的衛生工作。這樣一來，即使不能說服所有人改變衛生習慣，衛生工作的標準也能達到。以上海的青浦區為例，到了1956年，糞便的清理工作已經變成了兩項全職工作：早晨的清汙工作，以及公共廁所的管理。這之後出現的清查和殺滅血吸蟲病的小分隊，也是按照這樣的邏輯運作的。

然而，專門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較為貧困的地區沒辦法拿出額外的人員工資來支持這樣的工作。在1956年之後，很多貧困的農村地區大規模使用了化糞池。化糞池非常便宜，容易建造，而且能夠滿足相當大片區的需要。但是，在使用過程中，一些村民在不等糞便分解，就開始使用糞肥，導致血吸蟲的蟲卵繼續傳播。

預防工作的另一個重點是幹淨的飲水。這裏麵也有地區差別。譬如在江西九江較為貧困的地區，不同的水池用作不同的用途，譬如一個用作人的飲用水，一個用作動物的飲用水，一個用作清洗。這個方法區分水源和用途的方法，比較便宜的做法。在經濟發展程度以及自然地理條件不同的農村地區，防疫工作的開展的成果也有較為明顯的區別，在全國動員的統一圖景之下，地方情況的差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基層衛生工作的進行。

免費和普及的治療。從時間上來看，血吸蟲病的大部分的治療都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也就是1966年到1971年。

首先，治療工作中收集大便樣本的行為就受到了農民們的反對。農民們的反對出於以下原因。一是，公共衛生部門由於資源限製反複進行了樣本采集和確診工作，卻沒有提供相應的大規模的治療。二是，農民認為相比關注於血吸蟲防治，公共衛生部門應該更加關注那些更嚴重而且死亡率更高的疾病。三是，農民在食物缺乏的情況下，認為政府應該提供食物援助而不是血吸蟲防治的醫療援助。由於群眾不理解進行糞便樣本的意義，他們把調查團隊的工作視為對原本生活的侵犯，這種反對態度進而使他們對醫療人員抱有敵意。後來，相比之下更容易執行且更有效的皮膚測試方法得到發展，並在農村傳播，克服了這一問題。

其次，醫生在運動初期也不受農民歡迎。但是，農民抵製治療並不像過去的媒體宣傳的那樣是因為迷信和落後。而是和他們過去的醫療體驗有關。具體來說，貧窮、對健康和疾病的舊的認識，以及與過去的看病經曆影響了他們對血吸蟲治療的積極性。實際上，在新中國建立前，中醫治療比較昂貴，隻有地主家庭看得起中醫，而廣大貧農看不起。另一方麵，由於很多醫生缺乏專業知識和合格的技能水平，使得治愈率很低。因此農民通常認為醫生是無用的，並在剝削和欺騙他們，看病不如不看病。在50年代中期血吸蟲防治運動開始時，一方麵晚期病人沒有得到治療，另一方麵病房空蕩無人，缺少患者，使得人們也普遍認為醫療隊在騙人。這導致許多農民認為吸血蟲病治療是一場醫療騙局。

不僅如此，很多人的治療經曆方麵是很負麵的。在50年代後期，農民還不太了解西醫治療手段，他們根據療效和價格來判斷一種治療方法是好是壞。血吸蟲病治療麵臨困難，來自三個方麵。一是醫生的醫學水平不夠，導致的治療操作不規範。二是治療血吸蟲病具有一定毒性，而且療效不佳。三是設置在農村的病房條件很差。這些因素導致許多患者治療經曆不佳，甚至部分患者感到他們的身體情況比接受治療前還差，在服藥中途停止治療的人數很多，這讓他們白白浪費了金錢。

年齡和性別因素也構成了治療過程中的障礙。對許多老年人來說，有一種命運已經來臨感覺，認為在自己身上浪費家庭資源並沒有意義。由於新中國成立之初，人的預期壽命隻有三十歲，所以人們常常認為自己是老年人。此外，一些老年人患有晚期疾病，衛生運動很可能無力治療這些患者。

而對於女性來說，一係列複雜的身體問題、家庭關係和性別角色使她們無法接受治療。因為藥物中的銻會傷害發育中的孩子，孕婦和哺乳期婦女不能接受治療。此外，婦女需要在家中完成很多勞動和照管職責，諸如清潔、做飯、照料家畜和蔬菜園、照顧兒童和照顧老人等等。這使得她們很難接受治療。一些地方幹部和大批婦聯領導意識到照顧工作是婦女接受治療最大的障礙，紛紛參與進來。較富裕的集體在治療病房附近開辦了托兒所，婦聯還舉行了宣傳教育會議，促使婦婦女更早地斷奶。

這場防疫運動的轉折點發生在文革早期，正是在文革期間，上述的各種困難慢慢被克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第一個變化是治療成為免費的，每個人都能獲得治療。毛主席決定推廣免費治療，公社也會給患者增加工時，使人們不會損失太多工資，這消除了治療工作的最大障礙。一旦國家負擔了治療費用，人們對外來醫生提供更好醫療服務的欣賞度也大大提高。

患者的其他顧慮也隨之被打消。譬如，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短期和口服治療在家治療，而不再采用痛苦的和成本高的注射治療。同時，副作用也減少了。以家庭為基礎的治療也極大地便利了婦女獲得治療，使整個過程對家庭和工作單位的挑戰性大大降低。可以說，沒有普遍的治療，這種疾病永遠不會被消滅。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第二個變化是，由於革命熱情高漲，農民和地方幹部因思想和經濟原因對治療的抵製也消散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得到成功治療，未經治療的人也開始將治療視為正常和必要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醫療專業人員被長期派往農村，使農村醫療機構和醫生之間的關係得以持續。20年的工作極大地擴展了農村學校體係，造就了一大批知識青年。此外，從1968年開始，許多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1968年開始的赤腳醫生項目利用了這一人才，引導了許多農村青年和少數城市青年直接從事醫療工作，最終培養了超過100萬名赤腳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