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共產黨防瘟疫做得好?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消滅血吸蟲病、麻風病、瘧疾、鼠疫、霍亂等傳染性疾病的人民戰爭,取得疫病防治的曆史性成就。舊社會“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景象,從此一去不複返!重溫毛澤東關於衛生防疫的重要論述,對於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深刻認識社會主義製度的巨大優越性,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毛澤東熟讀中國曆史,切身感受過舊中國疫病叢生給人民生命安全和社會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危害。在他心目中,衛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僅僅是群眾關切、生命攸關的事情,更是決定人心向背、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事關執政安危的大事。“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群眾利益無小事。衛生防疫是全體人民民生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堅持群眾觀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共產黨首先“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特別是“生瘡害病”這樣涉及人命的事。1934年,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要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他把長岡鄉、才溪鄉稱為“模範鄉”,就是因為他們把涉及群眾利益的這些“小事”解決了,把組織發動群眾這件“大事”辦成了。在《長岡鄉調查》中,他調研了當地群眾生活特別是醫療衛生情況,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把衛生防疫工作明確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職責,這在人民衛生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經常講:“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幹部們應時刻注意的。”疫病作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極易造成社會恐慌和秩序混亂,更應引起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對一個領導幹部來講,這是最起碼的政治素養和政治責任。對疫情視而不見、聞而不報,麻痹大意、玩忽職守,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要求非常嚴格。1951年9月7日,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向中央報告說:“不少省縣以下的黨、政領導幹部,隻把不餓死人認為是政府的責任,對因不衛生而病死人則重視不夠,認為是難以避免的‘天災’。”這個苗頭性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覺。他看到報告後,馬上以中央名義作出指示,嚴厲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於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為引起各級領導足夠重視,他列舉分析了每年全國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損失數量,認為這可能超過了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造成的損失,強調“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正是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作出“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的論斷,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闡明了衛生防疫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在毛澤東的關心和領導下,新中國衛生防疫的體製機製很快建立起來,天花、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製,尤其是嚴重威脅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防治取得重大進展。1958年6月30日,當他得知江西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後,興奮異常,“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第二天清晨,寫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用實際行動兌現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承諾。
疫病防治是一場戰爭。“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的重要觀點,主要強調疫病造成的影響和損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蟲病為例分析說:“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場戰爭,那就必須按打仗的方法認真應對。“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毛澤東從軍事和戰略的高度,極富創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個階段、每個環節的戰略戰術和方法舉措,展現出卓越的指揮才能。
在疫情初發時,強調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時公開信息,做好防控準備。如實公開災情,是毛澤東的一貫要求。1952年春,華北各地疫病相繼發生並蔓延發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紅熱、白喉等。毛澤東收到疫情報告後立即批示:“周總理:似宜通令全國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無疫者防疫,並將華北防治時疫文件轉發各地參考,請酌辦。”1959年6月,廣東發生嚴重水災。毛澤東得知後馬上批示:“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麵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在災情麵前,毛澤東的戰略決斷力、實事求是精神、科學嚴謹態度和為民情懷,令人動容!
在疫情防控上,強調要統籌協調,實行“三者結合”的防治策略,即“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毛澤東曆來認為,“把衛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項工作是不對的”,“衛生運動不是一個人的事,要大家來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黨組織是領導保證,科學家是關鍵,人民群眾是主力軍,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就能打贏疫病防治戰。發揮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動員群眾廣泛參與,是毛澤東始終強調和重視的。發揮科學家尤其是醫務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確要求。“一切衛生醫藥人員都要振作起來,與黨委、群眾組成三結合,顯示自己的能力”。1956年2月,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誌寫信提出,用火焚燒的辦法對消滅釘螺更有效。毛澤東見信後立即批示衛生部重視此意見,並叮囑“開會時可邀秉誌先生前往參加”。這個故事,使血吸蟲防治科學工作者深受鼓舞。
在救治病患時,強調要堅持中醫和西醫相結合,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1944年元旦剛過,延安周邊出現嚴重的傳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特意講了這件事。他說:“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裏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想什麽辦法呢?隻有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但在當時,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醫、相信西醫,看不起中醫的觀念。為了使這兩種醫生組成“統一戰線”,共同防治疫病,毛澤東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倡議。他解釋說:“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讚成中醫或者不讚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他重視發揮中醫的作用,認為“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中醫藥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經得到充分證明。
在抗災救災時,強調要加強社會救濟,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幫助受災群眾盡快恢複生產。救災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內容。毛澤東深知人民生活困難,一遇天災人禍就是難以承受之重,必須“保證不餓死一個人,不凍死一個人”。“此問題解決的好壞,對各方麵影響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災時,他總是強調要“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把保障群眾的吃住放在首位,並經常親自批示調配物資,保證災區生活供應。災後重建是戰勝災害、恢複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不久,政務院就發出《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指出:“生產救災是關係到幾百萬人的生死問題,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災區鞏固存在的問題,是開展明年大生產運動、建設新中國的關鍵問題之一,決不可對這個問題采取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在抓生產救災時,毛澤東尤其關心災區的稅賦負擔,強調“征糧必須不超過中央規定的比率,大大減輕民負”。毛澤東關於防治疫病的戰略戰術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國衛生防疫工作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已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貫徹和體現。
在對待瘟疫這件突發公共衛生的防疫事件上, 毛澤東時常總結經濟教訓, 對於出現的一些不利於人民群眾中的人和事時, 總是將“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壞事能否變成好事?”這是毛澤東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命題。他認為,“亂子有二重性”,這種事情發生以後,“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我們必須學會全麵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麵,也要看到它的反麵。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這段論述,既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他強調:“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壞事變好事”的道理,完全適用於分析傳染病疫情這樣的災難性事件。1958年,毛澤東就是用這個方法來處理雲南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疹等導致人員大量死亡事件的。11月25日,他對雲南省委的檢查報告作出批示,明確指出:雲南省委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犯了一個錯誤”。但是,“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一方麵,“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另一方麵,別的省份也可以從中吸取深刻教訓,避免“犯雲南那樣的錯誤”。這是毛澤東靈活運用辯證法分析解決問題的集中體現,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列舉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時就強調了這一點。其中第十一條困難“天災流行,赤地千裏”,就包括發生瘟疫這樣的重大災難。對這類災難怎麽看?他的答案就是,堅持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做好鬥爭準備,“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幹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共產黨政府不是幫著醫療機構把樓蓋起來、把設備買進來就了事了,而是要真正把人的作用發揮出來,讓“人民衛生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把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早在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就把開展群眾衛生運動作為衛生防疫的重要內容來抓。1942年,陝甘寧邊區成立防疫總委員會,開展衛生防疫宣傳、軍民衛生運動、實施接種預防等。新中國成立後,馬上在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愛國衛生運動,推動醫防結合,把傳染病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把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這是毛澤東1960年3月為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時發出的號召,針對的是一些省市區黨委因為忙於生產而放鬆衛生運動的問題。他強調,各級黨委要切實重視這項工作,“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複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一定要使居民養成衛生習慣,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從本質上講,就是向落後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宣戰,具有“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意義”。“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
“想盡一切辦法”彌補衛生防疫領域的短板。“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困難”,是毛澤東大力提倡的口號,也是一種重要工作方法。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對這個問題作了深刻闡發。指出:“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麽了不起呀!比起萬裏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長征途中,在過了大渡河以後,究竟怎麽走呢?北麵統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們那個時候提出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什麽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現在你們還沒有提出幾個方幾個計來。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計呀?隻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講到“天災流行,赤地千裏”困難時,專門說了這樣一段話:“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裏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共產黨有本領就是要在這種情況下打出一條生路來!”這段鏗鏘有力、充滿激情的話,讀後使人無比振奮,對戰勝疫情充滿信心。中華民族曆史上經曆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