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留學與新文化運動

出國留學與新文化運動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後的中國，隻要向任何一個知識青年提問：“你喜歡讀什麽雜誌？”他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新青年》雜誌。”如果再問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誰？”他同樣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是胡適和陳獨秀。”胡適和陳獨秀都出國留學過。胡適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  用現在的話說應該算是公派公費出國留學,  不知當時清朝政府是否也隻給50元。陳獨秀可謂是自費出國留學,  1901年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

陳獨秀在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複辟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1914年，出獄後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翌年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1917年1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胡適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領袖。

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毛澤東就曾這樣回答過。喜歡讀的雜誌是《新青年》雜誌。最敬佩的人物是胡適和陳獨秀。

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麽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胡適隻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於1891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還在毛澤東讀師範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後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那時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1917年7月，胡適從美國回國，其時胡適並未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蔡元培為了讓胡適進入北大不惜幫其偽造學曆。)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生的由來。後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並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從這，我們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願望，響應蔡元培、吳玉章在北京發出的號召，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七、八個月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準備的工作上”。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當時，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很不理解。對此，毛澤東做了解釋：“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一年多後，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又說到這件事：“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隻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由此可見，毛澤東最後決定不去法國勤工儉學，主要原因是在於他要了解中國的國情，研究國內的問題。他認為這樣對國家、對民族是更為有利的。後來的曆史證明，毛澤東的確是中國共產黨內最了解國情、最了解農民的領袖。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的形成，不能說與此沒有淵源關係。

毛澤東不去法國的第二個原因呢，則與胡適的態度有關。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胡適讚成、支持他留在國內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讚成“多研究些問題”的。毛澤東在信中提到胡適的《非留學篇》一文，說明毛澤東讀過這篇文章，受到這篇文章影響。

毛澤東不去法國留學的第三個原因，還與那一時期剛好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關。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胡適不想談政治，但這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於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胡適的這些觀點遭到了反駁。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在監獄裏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對當年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談不上是什麽反對馬克思主義。還要說明的是，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雖然首先並主要發生在胡適與李大釗之間，但直到李大釗被奉係軍閥張作霖殺害，李大釗始終都認為自己與胡適之間的友誼超過自己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實際上談主義和多硏究國內問題是不矛盾的,  因為主義是一種社會製度,  適不適合本國是要從硏究國內問題著手的。但胡適的不談政治是極端的不符合社會實踐的想法., 一切的社會問題皆因政治而生。 

毛澤東在這場爭論中是什麽態度呢？就目前見到的史料，毛澤東是讚成“多研究些問題”的，因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製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既然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當然不可能跑到國外去研究。所以，毛澤東也就不去法國了。而社會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想法是對的,  隻有將中國的問題調查研究透了,  再來選擇主義道路和社會製度就更對症下藥了。而人類社會的曆史現實是,  人類經曆了幾幹年的帝皇封建主義社會, 又經曆了一千多年的資本主義社會,  而對大多數平民百姓而言隨著君主或統治者的更換之外, 被壓迫被剝削的現狀毫無改變, 那時代的有誌年輕人的嚐試著自由主義,  互助主義等,為中國尋找出路。

而五四運動的發生更堅定了毛澤東留在國內參加火熱鬥爭的決心。之後，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一手創辦了“文化書社”。書社裏重點銷售的圖書也有胡適的一些著作，如《嚐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白話書信》、《短篇小說集》，或是登載胡適文章較多的刊物《新生活》，還有就是胡適的老師美國杜威教授的書，如《杜威五大講演》、《實驗主義》、《現代教育的趨勢》、《美國政治的發展》等。從文化書社銷售的這些書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態度與立場。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都與歸國留學生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完全可以說，是眾多的歸國留學生掀起和堅持了新文化運動。沒有清末開始的留學運動，就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陳獨秀聞訊寫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在簡略地介紹和稱頌了蔡元培的業績後，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陳獨秀認為蔡元培、胡適和他自己，在當時扮演了“意見領袖”的角色，也就是運動的領導者，而這三人，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曆。

蔡元培於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留學德國，又於1913年9月至1916年11月遊學法國。沒有在歐洲學習、考察、研究的經曆，就不可能有後來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和主張“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不可能有為新文化運動“保駕護航”的蔡元培，不可能有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和辯護者的蔡元培。

陳獨秀於1901年至1915年的十幾年間，五度東渡日本。第一次是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在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學習；第二次是1902年9月至1903年3月，在成城學校陸軍科學習，這一次，是被日本政府強行遣送回國的；第三次是1906年夏，與蘇曼殊在日本短期逗留，其時陳獨秀、蘇曼殊都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是利用暑假結伴東遊；第四次是1906年春至1909年9月，在日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第五次是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這一次是應章士釗之邀赴日協助其辦《甲寅》雜誌，同時入“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毫無疑問，數次在日本的經曆，深刻地影響了陳獨秀的思想。陳獨秀後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為旗手、主帥，與在日本的留學、遊曆大有關係。

至於胡適，其留學美國的經曆與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之間，就更是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了。沒有1910年至1917年這七年間在美國的理論學習和政治實踐，就絕不可能有後來成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先鋒的胡適。

陳獨秀說蔡元培、胡適和他自己是“五四”運動中“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若是僅就運動的發動階段而言，此說當然有道理。但如果把“五四”運動看成是一個持續的思想啟蒙運動，則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者，就應該還有另外一些人，例如，魯迅周作人兄弟便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健將。而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健將，也因為有留學日本的經曆。魯迅於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學習、生活了七年。周作人於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學習、生活了五六年。1936年魯迅逝世後，陳獨秀也寫了《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一文，其中說，魯迅周作人兄弟都是《新青年》作者，而周作人發表文章更多，但二人“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在強調，魯迅周作人兄弟並非是受了《新青年》的啟發而認同新文化運動，在《新青年》掀起新文化運動之前，“新文化思想”已經存在於魯迅周作人兄弟腦中了。而魯迅周作人兄弟新文化思想的形成，無疑與在日本的生活、學習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