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井崗照搬蘇式共黨能站穏嗎?

不上井崗照搬蘇式共黨能站穏嗎?

秋收起義是在湖南、江西邊界舉行的。1927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發動的農民武裝起義。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8月18日，改組後的湖南省委在長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製定秋收起義的計劃。毛澤東在會上著重闡述了槍杆子出政權的思想。會議決定要與國民黨徹底劃清界限，旗幟鮮明地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號召群眾，並確定集中力量在湘東贛西發動以長沙為中心的武裝起義。

執行“左”傾路線的中共中央一批留蘇領袖們照搬蘇共模式堅持進攻城市,  而實際領兵的毛澤東根據實戰現狀及時糾正帶著不足千人的殘兵敗將上了井崗。而此時中共中央指示湘南特委，派特委軍事部長周魯到江西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於是，宣布取消前敵委員會，等於撤了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之職。更令人震驚的是，周魯居然宣布開除毛澤東的黨籍。這個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成了“民主人士”。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軍事部長、湖南軍委特派員周魯來到了寧岡礱市。當時，毛澤東千辛萬苦獨自堅持上了井崗山,  千頭萬緒的工作剛剛站穩腳。中共寧岡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成立不久，井岡山地區的革命鬥爭局麵正逐步打開；加之秋收起義以來，前委就和上級機關失去了聯係，已經有半年時間沒有得到過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了。因此，來了一個上級黨委的特派員，毛澤東和前委的同誌自然是十分高興。

然而，周魯這位“欽差大臣”卻對根據地開創的大好局麵視而不見，橫加指責。他不僅批評毛澤東及前委“行動太右”，"放棄攻打城市視為逃跑主義"、"占山為王和土匪勾結"、對中央的“燒殺計劃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的中央燒光殺光計劃，然後還要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而且指示要“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房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頭顱！”

還有更令毛澤東本人和前委全體同誌吃驚的事。

周魯傳達了湘南特委的決定：取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為師長，由何挺穎任書記。師長隻負責領導軍隊工作，地方工作則由地方黨委負責。

周魯還宣布開除毛澤東的黨籍，並說這是中共中央作出的決定，他是看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文件才知道的。原因是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的，是“單純的軍事投機”。既然被開除了黨籍，毛澤東就不再是中共黨員。於是，周魯給毛澤東安了一個新的職務：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工農革命軍的幹部聞知後，先是吃驚，後是不服，他們中有一些人甚至還要去找周魯“討個說法”。

然而，周魯畢竟是上級黨委派來的代表，傳達的是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在那種信息傳遞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即便傳達的精神有錯，也是既難以核實，又難以糾正。

毛澤東不得不接受和麵對這一“殘酷”的決定。

作為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就這樣成了黨外“民主人士”，他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

將近三十年後的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了這一段難忘的往事及當時的心情：“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麽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於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隻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

對毛澤東來說，這是一段相當困惑和困難的時期。

當時曾在前委工作的譚政回憶道：“盡管周魯傳達的意見是錯誤的，可是當時怎麽辦啊！毛澤東是黨員，他敢反中央嗎？這是一個紀律問題。……公開反不可能，作鬥爭也難辦。”

毛澤東隻好去當師長。何長工曾回憶了毛澤東當師長後對部隊說的一段話：“他說：‘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隻能運筆杆子，不能動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可是，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三個臭皮匠，合成個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們有這麽多幹部，大家都是黨的骨幹，在鬥爭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大家來當個參謀吧！’”

好在毛澤東威信高，無論是當前委書記還是當師長，部隊都聽他的指揮，即使是擔任師委書記的何挺穎，凡事都還是向毛澤東匯報，使毛澤東始終處於領導地位。

就在毛澤東擔任師長期間，部隊奉命往湘南出擊。

毛澤東被“開除”了黨籍，他的心情雖然不好，但他並沒有失卻共產黨員的意識，也沒有放棄領導者的責任。

當部隊行至酃縣中村休整待命時，毛澤東和何挺穎商定，對部隊進行一次係統的思想政治教育。何挺穎力主由毛澤東來授課。

於是，在中村小鋪頭旁邊的八擔丘板田裏，毛澤東支起一塊小黑板，辦起了講課堂。

教育是采取輪流聽課、輪流討論的方法進行的。不少老同誌對當時聽毛澤東講課都有深刻的印象。

陳士榘曾回憶道：“記得毛委員坐在一條長凳上，麵前放著一張小條桌。我們坐在禾蔸上。南方的春天是來得早的，這天又是個大晴天，春天的太陽使我們感到特別親切和溫暖。集合當時所有的部隊講政治課，講的題目，記得是：中國革命的特征。”

陳伯鈞回憶說：“講課時，毛澤東同誌找來一塊小黑板，一邊講，一邊寫。講課的題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勢和工農運動的興起。毛委員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和革命的性質，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解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意義，用鐵的事實嚴厲地批評了‘左’右傾機會主義和錯誤路線，使全體戰士在極其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認清革命形勢，提高了戰鬥勇氣，堅定了革命信心。”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失去了黨員身份的情況下，仍堅持不懈地做著黨的工作。

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直到4月上旬，毛澤東奉命率部轉戰湘南，在湘南特委處看到了中央的有關文件，方知周魯誤傳了中央的決定，中央並沒有開除毛澤東的黨籍，而隻是開除了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周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原來，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發展到高峰的會議上，對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未執行中央決策進行了狠狠的批評。會議作出的《政治紀律決議案》，宣布了對毛澤東的處分：“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誌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誌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錯誤，毛澤東同誌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個決議案對毛澤東的處分很明確，即撤銷其省委委員資格和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特派員周魯也許看到了這個決議案，但因為他前往井岡山時不便攜帶中央文件，他的傳達就全憑記憶。偏偏他的記憶就發生了問題，從而導致了“開除”毛澤東黨籍的嚴重錯誤。

事情弄清楚了，毛澤東的黨籍當即就得到了恢複。毛澤東這才鬆了一口氣。

雖然周魯搞錯了對毛澤東的處分，但中央和湖南省委認為毛澤東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這一點，周魯卻並沒弄錯。

毛澤東當時引兵井岡山，開辟革命根據地，實行武裝割據，黨內許多同誌並不理解，“左”傾盲動主義統治的中央和湖南省委更是認為毛澤東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

毛澤東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有這麽一段回憶：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杆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杆子裏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裏是槍杆子裏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麽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杆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麽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裏跑出一個政權來。

後來周魯同誌到了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殘部，周魯又嚴厲指責陳毅等人不戰自潰，喪失了湘南暴動的大好形勢，認定郴州之所以政權失守是毛澤東陽奉陰違，拒不增援所致。陳毅年輕氣盛，說毛澤東不僅無過而且有功，說“湘南暴動是老皇曆了”，根本行不通，朱德也情緒激動，說周魯作為特派員得不到大家的尊重，自己已經“鐵了心”，不再執行中央和湖南政府的錯誤決定，一定要上井岡山了，何長工、胡少海也站在朱德陳毅一邊。

這樣，周魯就成了孤家寡人，知道他們再不把中央放眼裏了，氣極之下退出會議，揚言要和朱陳等人“分道揚鑣”，“第二天一早就帶特委回湖南政府向中央告狀”。

第二天一早，朱徳問手下：”周魯哪裏去了？“，手下回答說周魯天不亮就不打招呼帶著特委憤然離去，朱德遂急忙派出一連兵馬趕去保護。豈料追上周魯，卻發現周魯的特委早已中了地方地主土豪劣紳的還鄉團的伏擊而全部犧牲。周魯和整個特委遭到地方反動武裝的埋伏襲擊，無一幸免。

周魯到了井岡山，高高在上，揮舞著中共中央留蘇領袖們的尚方寶劍並誤傳“聖旨”，錯誤地開除毛澤東黨籍，不實事求是反而堅持執行中共中央幾個月前照搬蘇聯的錯誤的攻占“城市”的軍事路線，在朱毛會師前周魯堅持他和中共中央當時不合時宜的錯誤思想、錯誤觀念、錯誤指示和錯誤態度並高傲地離開了湖南中村，而走出沒多遠整個特委和周魯本人都遭到地方反動武裝的伏擊，無一幸免。假如毛澤東聽從中共中央不上井崗山照搬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   那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能站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