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在於忘卻巨大成就
美國學者莫利斯,邁斯納還在他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後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特意引了偉大的英國曆史學家E.H.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曆史著作時發出的警告:“危險並不在於我們去掩蓋革命曆史中的巨大汙點,去掩蓋帶給人類痛苦的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邁期納接著說:“卡爾的話不僅適用於蘇聯,也適用於中國。不幸的是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使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正是毛澤東時代的汙點,尤其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曆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造成的巨大的人員損失,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肯定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何評價)作為世界曆史上偉大的時期之一,作為一個取得了社會成就和人類成就的時期。”
這樣的看法才是公允和清醒的。
魏巍雄文:《在新世紀的門檻上》——見洪荒之力
現在,我們正踏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伴著我們這一代走了大半生的20世紀,即將與我們告別。新世紀已赫然來到麵前。對於即將逝去的世紀,人們已在紛紛議論。且不說“告別革命”的先生早說抱怨曆史沒有按照他們的意誌行進;即使那些在共產主義旗幟下舉過手,宣過誓,跟著革命隊伍走過來的人,也不乏低頭悔罪之徒,甚至有指責20世紀為“共產主義碰壁的世紀”,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為“烏托邦”者。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了。作為這個世紀戰鬥過的人,至少作為這個世紀的見證者,我們必須說出自己的看法。
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無可置疑
自從嶄新的社會主義製度在地球上出現,便與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製度展開了無情的競爭與競賽。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曆史已經宣告:社會主義製度具有無可置疑的優越性。
前蘇聯和中國的例子是最明顯的。
革命前的俄國,按領土來說在世界各國中占第一位,按人口來說占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和印度),按工業品總額來說,占世界第五位,占歐洲第四位。它擁有的現代生產工具,等於英國的1/4,德國的1/5,美國的1/100在國內重工業的主要部門中,外國資本家主宰著一切。而在十月革命後,從1930年到1937年期間,蘇聯工業產值每年的增長速度平均約為20%,同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每年的增長速度,平均隻有0.5%。蘇聯工業的增長速度,比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在其興旺的時代的增長速度,高過許多倍。例如美國工業產值每年的增長平均如下:19世紀最後30年為5%,1901—1929年期間為4%。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在回顧這段曆史時曾說:“在那些比較晚出現在工業舞台上的國家中,(德國、日本和蘇聯)這三個國家是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最突出的曆史範例。在1880一1914年期間,德國的經濟每10年的增長速度為33%(人均17%)。日本在1874—1929年期間每10年的增長速度為43%(人均28%)。蘇聯在1928—1958年期間每10年的增長速度為54%(人均44%)。而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從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長率高達64.50% (人均34%)。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像許多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蝸牛速度向前發展’。”又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50-1970年,除日本外,一般工業國家增長5倍,中國則增長了15倍。中國40年走完英國100年的路程。
以上這些本來都是已被曆史證實的確鑿無疑的事實,然而在毛澤東逝世之後這些硬是被一些人把水攪混了。
何況經濟的發展速度,作為社會主製度的優越性,不過是其表現之一,它尤其表現在社會的巨大進步和人在精神上的解放。由於新的社會主義製度確立,剝削製度的消滅,人由被迫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奴隸,成為自己國家真正的主人。至於他所享受到的工作權、教育權、休息權以及相應的福利設施,我國人民已有親身體驗,此處就毋庸詳敘了。
我所以稱讚社會主義製度比資本主義無比優越,是說它從根本上改變了私人占有的生產關係,消滅了剝削,並非說一切都會立刻盡善盡美。一切製度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是由不完善逐步完善的。共產主義是一個人類嶄新的社會製度,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是依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意誌,按照客觀規律,不斷地創造著和完善著。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缺點和錯誤、挫折和曲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才是從整個曆史過程看問題,這才是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問題。有人咬住一點缺點錯誤不放,喋喋不休,動輒以貶損誣蔑革命為能事,仿佛革命導師反不如他高明,這種人其實不過是“斥鸚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罷了。
美國學者莫利斯,邁斯納還在他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後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特意引了偉大的英國曆史學家E.H.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曆史著作時發出的警告:“危險並不在於我們去掩蓋革命曆史中的巨大汙點,去掩蓋帶給人類痛苦的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邁期納接著說:“卡爾的話不僅適用於蘇聯,也適用於中國。不幸的是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使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正是毛澤東時代的汙點,尤其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曆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造成的巨大的人員損失,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肯定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何評價)作為世界曆史上偉大的時期之一,作為一個取得了社會成就和人類成就的時期。”
這樣的看法才是公允和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