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中洋專家們是怎麽度過的?
走資派篡權改革開放後, 在走資派鄧小平的授意使盡一切辦法搞臭文革旨意下, 在文革中受批判遊街戴高帽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走資派、磚家叫獸妖魔邪怪牛鬼蛇神大師汙婆公知名人都緊跟來控訴文革抹黑文革, 四十年來忙得不亦樂呼寫文章作演講出書拍電影電視劇使盡一切手段, 將文革中的一切做錯的事歸罪於毛澤東完全是顛倒黑白, 而對文革中取得的有益於人民群眾的事於否定一切將其抹黒。對一些沒有經曆過文革的幾代年輕人, 經四十多年來的忽悠和洗腦己很成功。走資派勝利了。下麵是一些文革中的洋專家們是怎麽度過的? 先看這些洋專家們在文革開始時給他們的頂頭上司"外國專家局"寫的一張大字報。
【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什麽在世界革命的心髒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麽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兵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麵的特殊化。
製定這種待遇是什麽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結果又是什麽呢？1.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隻能在口頭上說條條；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誌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
我們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
因此我們要求：1.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2.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4.允許並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5.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8.取消特殊化。隻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萬歲！萬萬歲！！ 】
這張大字報被上報到毛澤東那裏, 毛澤東作了批示, 不過當時有關部門並未向外國專家們傳達“毛澤東批示”。據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國礦業學院“東方紅造反隊”召開的批判《修養》（即劉少奇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大會上發言時的“揭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拒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外辦和外國專家局頑固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是，毛澤東這個批示仍然不脛而走，並被紅衛兵、造反派錄入當時編印的各種“文革大事記”。當時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國建設》雜誌工作的著名專家愛潑斯坦（從小在中國天津長大的波蘭籍美國記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國國籍並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紅衛兵們視為“外國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會”上向群眾公布了毛澤東的批示內容：“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美國農業機械專家寒春，後來在一次揭發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談到他們獲悉毛澤東批示後的心情時說：“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沒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隻用了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得稀巴爛！我們擺脫了枷鎖！大門向我們敞開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遊泳了！”
現在來看這張大字報，仍然不能不承認，大字報表現出的是外國專家們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這正如當時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李─勒布雷頓在其回憶錄《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談及她的“文革”經曆時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麵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了解情況，過於天真。”此話確實樸素而真切地概括了當時許多積極投身“文革”的人們的特點。
這張大字報的作者中陽早和寒春夫婦最有名。陽早（原名歐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國農學家，1946年28歲時到中國，希望改變中國農業的落後麵貌。他在延安進入中共創辦的最早的農場工作，寒春（原名瓊·韓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國從事核物理研究，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和試驗工作，後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與楊振寧在同一研究小組。她為了愛情和理想，放棄了在美國的條件優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於1948年初來到內戰炮火中的中國，次年春在貧寒的延安窯洞裏與陽早結婚。此後，夫妻倆從延安到“三邊”，從陝北黃土高原到內蒙草原，從西安草灘到北京郊區，為中國農業的機械化和發展畜牧業兢兢業業工作（1987年中國政府為表彰他倆在中國連續工作40年，向他們頒發了《國際科技合作獎》）。從他們的經曆可知，他們屬於那種如今已十分罕見的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寒春談到了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與中國民眾拉大了距離，特別是在困難時期，為他們規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於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製”，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以縮小與中國同事的差別，“費了老大的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成天隻能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裏，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他們9歲的女兒在這種環境裏變得情緒反常，變得對什麽外國東西都憎恨，還對他們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隻好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麽外國人硬被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複。……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兩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是不能容忍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們自然將這些問題聯想成了是有人“明目張膽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麵攻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據寒春說，大字報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動手術，外語學院一位認識史克已14年的領導聽說了，打電話詢問她的病情，史克沒法在電話裏說清楚，就寫了一封信詳細解釋。誰知當她出院後，那位領導卻對她說：“以後不要再給我寫信了。”寒春認為，這說明幹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國人的信”。
當時許多外國專家都寫了“革命的大字報”。例如，北京白求恩醫院英國骨科專家洪若詩開了一個通宵的家庭會議，“他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決心起來造反，同中國同誌一起造修正主義的反。於是，他們打破思想上的顧慮，寫了一張全家署名的大字報……”。 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說，他在1966年9月初寫了第一張大字報，要求和中國同誌一齊學習、並肩戰鬥。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國國籍但享受外國專家待遇的美裔專家沙博裏，直到1984年仍維持著當年對“文革”的認識：“多年來，在中國社會的某些領域中，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觀念和方法滋長起來。這種現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麽廣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顯然認為形勢是非常嚴重的。”
正是基於類似認識，為支持中國革命而來華的外國專家們紛紛表示擁護“文化大革命”。戴妮絲回憶說：“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這位在1936年就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隨同丈夫來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國共產黨員，也為了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兩點“犧牲”：“我的第一個‘犧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黨申請。這個行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身處異國，我不能與我所在的黨共同戰鬥，但是，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這個黨過於聽命於蘇聯，過多地指責中國。……總之，太‘修’了。這可能是個有意義的行動，我申請加入了一個年輕的法共（馬列）。不管怎樣，我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過去，有些（法共）同誌對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誠引以為榮。可今後他們就會把我當成叛徒。‘叛徒’，我反複掂量著這個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個‘犧牲’相對來說容易些，和其他外國專家一樣，我要求降低工資，以求接近中國同誌，特別是那些即將去農村的同誌。”
冰泳音樂會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