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獵取中國人的基因樣本?

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原副社長熊蕾《哈佛大學在安徽獵取基因事件再回顧》和《中國基因：爭奪仍未有窮期》。這兩篇文章是熊蕾和她的同事在2001年調查“美國哈佛大學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中國安徽獵取基因的事件”的基本情況，以及與之有關的一些後續事件。

哈佛大學等西方“科研”機構打著“健康調查”的旗號獵取中國人基因樣本的行徑，走資派夥同哈美的磚家叫獸瘟神們為了利益不擇手段與那些西方機構蜜切“合作”的某部委、安徽某醫科大學和某縣衛生部門，以及對調查此事敷衍了事的某主管“辦公室”，因為，它們隻是改革開放以來高舉黑白貓摸石頭爭先富並“走向世界”思維和政治環境中的一部分先富者。有些特色官員和特色精英學者為了積極幫助外國人獲得“批文”、從自己家鄉父老身上獵取基因樣本的“項目負責人”，須知，他是改革開放後特色社會環境中的產物，而建設新中國的如錢學森、黃旭華等一大批愛國科學家的錚錚鐵骨是與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合拍的。

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想“和平發展”?   走資派特色黨總自我地認為“與國際接軌”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了 , 和美國夫妻關係了  ,  簽了賣國貿易協議了 ,  把“經濟產值”的GDP數據上升了就等同於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安全了,   就可以一路一帶世界就成了共同體了。就"曆害國"了?  做夢吧!

熊蕾的文章中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因為熊蕾等人對獵取基因的“合作項目”提出質疑並進行調查，那位徐姓“項目負責人”曾向有關部門領導告狀，指控她們“反全球化”、“幹擾了國際合作”——這種話語十分耳熟，與“反改革”、“反市場化”之類的政治“罪名”類似，都屬於將“手段”置換為“目的”，並進而將其“政治法條”化。現在，這種思想觀念和“政治法條”，應該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下，置於“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稱杆”上“稱一稱”。令人敬佩的是，熊蕾和她的同事，某部委工作人員童增同誌，以及許多其它有責任心的中國人，二十多年來一直在不避個人禍福地、默默無聞地與獵取和“輸送”基因的行為戰鬥，體現了“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優秀中華精神。

2019年7月1日，備受關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確規定：“將人類遺傳資源信息對外提供或者開放使用的，應當備案並提交信息備份，可能影響我國公眾健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通過安全審查。”這為製止獵取和“輸送”基因行為提供了法律保障。亡羊補牢，應未為遲。

2018年10月底，許多媒體報道了“科技部官方網站公布一批行政處罰決定書”的消息，內容是：科技部宣布“因違反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規定，對阿斯利康、藥明康德、華山醫院、華大基因等6家公司進行處罰”。據“中青在線記者梳理發現”，“最近開出的一張罰單日期顯示為2018年7月31日，最遠的可追溯至2015年9月7日。6張罰單涉及違規轉運接收已獲批項目的剩餘樣本、違規開展國際科研合作、甚至將人血清作為犬血漿違規出境。”這警示有關部門加大法規執行檢查力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當然,  這就可能引來有些國家和團體對中國政府的攻擊之因。突然之間似乎攻擊習近平的個人團體和國家多了。

當下，十七年前的“非典”記憶猶新，“新冠”又正在肆虐。這個時候發表熊蕾同誌的回顧文章十分必要、及時。讀了熊蕾同誌的兩篇文章，希望中國政府部門結合相關案例，加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的宣傳，並可以運用影視劇的形式向廣大人民群眾普及有關基因科技的常識。當年，被分派參加“哈佛大學健康調查”的某部委工作人員童增，運用相關知識敏銳地發現了那次“健康調查”的獵取基因的目的，並及時“一方麵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一方麵通過媒體，呼籲警惕中國基因資源的流失，結果，已經采到的4000份血樣被中國政府主管部門下令封存，不許出境”。（見熊蕾文章《哈佛大學在安徽獵取基因事件再回顧》）如果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科研機構人員、相關商業公司職員、乃至廣大人民群眾（其中就包括許多將被作為采集基因樣本對象的“受調查人員”和某些病患），都了解基本的相關知識和法律法規，相信一定能組成堅固的製止非法“人類遺傳資源信息對外提供或者開放使用”行徑的銅牆鐵壁。

那些有關某些大國搞“基因武器”和“基因戰”的討論，都確實是“毫無根據”的“陰謀論”，希望主要在中國發生的這次“新冠”和上次“非典”，確實是“吃野味引起的”，與熊蕾同誌回顧的事件毫無聯係。同時這次染病的人群中哪個族群人數最多?  目前在中國有那麽多外國人有多少外國人染病了?  問問那些味了良心的中國走資派和磚家叫獸們!

熊蕾：哈佛大學在安徽獵取基因事件再回顧  (一)

熊蕾 · 2020-02-16 · 

哈佛大學拿走我們多少基因樣本，特別是哮喘病基因的樣本，我們難道不該追究：它們最後到了哪裏？做什麽用了？美國的有關研究機構對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樣的農民，對我們，難道不應該有所交代嗎？

繼2003年非典之後，又一波新冠狀病毒洶洶而來，再次肆虐中華大地。

雖然很多專家說這兩波病毒沒有直接關係(盡管都被追蹤到一種蝙蝠身上)，但是我這個外行卻也能看出，這兩種病毒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針對我們的肺，針對我們的呼吸係統，讓我們窒息。

這讓我想起美國哈佛大學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我國安徽獵取基因的事件。

早在1996年7月，美國《科學》雜誌的新聞欄目就率先報道說，哈佛的群體遺傳研究計劃在中國的血樣采集將“達到”2億人。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項目引起的違背生命倫理的原則進行了調查。我們當時了解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網站上列出的2000年財政年度資助哈佛大學在中國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項目共有9個，包括高血壓、骨質疏鬆症、尼古丁成癮等，而有關哮喘病和氣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項目就有兩個。這9個項目，全部是在中國采集樣本，采樣現場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

然而，截止到2001年1月，中國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批準的哈佛大學在中國進行的基因研究項目一共隻有3項，涉及高血壓、尼古丁成癮和冠心病及骨質疏鬆症方麵的生態遺傳學研究。沒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麵的基因項目。

而2002年3月，美國政府公布的哈佛大學在安徽總共進行的基因研究項目共有15個，包括哮喘病、高血壓、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鬆等。有多少血樣到了美國，至今還是未知數。僅哮喘病一項，項目負責人、當時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擔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認拿到美國的基因樣本就有16000多份。

其實當時歐洲和美國有不少研究機構都在中國進行收集基因樣本，並不止哈佛大學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歐洲和美國一些研究機構就曾經和中國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國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樣本，試圖了解長壽的秘密。這個項目遭到了當時中方一位工作人員童增的質疑。童增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這個名為中國長壽老人健康調查的培訓。其間，一個歐洲專家指導他們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樣，教他們把那些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熱水中浸泡，再搓熱，以促進血液循環，然後用針管從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從第二滴血開始，從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滿直徑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幣大小的5個圓圈。這個項目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出資、美國杜克大學和歐洲一些研究機構參與，中國老齡委等協助。這種取血辦法引起了童增的懷疑。起初他擔心這樣采血，對高齡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後來他發現，培訓的中文資料和說明，都似乎有意識地回避英文資料中的基因字樣。他認為，“這是在獵取中國的基因資源!”因此童增一方麵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一方麵通過媒體，呼籲警惕中國基因資源的流失。結果，已經采到的4000份血樣被中國政府主管部門下令封存，不許出境，但童增也因為得罪了頂頭上司，受到嚴厲處分，並被辭退。

當時來中國采集基因樣本的國際項目，沒有一個公開說是采集基因樣本，大都是打著健康調查的旗號，卻都要采集血樣。在童增公開質疑長壽老人健康調查前後，就有一些專家也公開提出質疑，媒體上發出了不少警惕中國遺傳資源流失的報道。然而很快，這種質疑的聲音在媒體上就看不到了。不過，我們國家很快出台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這是我們國家第一次專門為管理人類遺傳資源製定的一個文件由國務院辦公廳1998年6月10日頒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