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代幾億人的勞動成果造福子孫後代

幾代幾億人的勞動成果造福子孫後代

 

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建設上,  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堅持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原則,  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創造性地相結合，並未對任何模式照抄照搬，可謂實事求是自立更生審慎創新，就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8~1960年進行的“大躍進”的本意，是想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加速工業化。除被後人視為荒唐的全民“大煉鋼鐵”外，在已建成的工業企業內部，雖然計劃指標超常擴大，但由於其技術性較強和擁有係統管理，中國工業還是得到了迅速發展。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業項目，生產能力大為提高，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資金，先後施工大中型工業項目2200個左右，期間完成和部分完成並投產的有1100個，其中鋼鐵、煤炭、石油化工、精密儀器、拖拉機、有機合成等工業部門發展迅速；第二，工業中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由1957年的334.6億元增加到1960年的721.8億元，增長1.16倍，工程技術人員由1957年的17.5萬人增加到1960年的40多萬人，也增長1倍多；第三，技術改造和革新形成規模，並由此提高了廣大職工的技能素質；第四，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機製得以改革；第五，工業地區布局有了進一步改善。這些事實表明，雖然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大背景下“大躍進”確實造成了當時整個國民經濟的暫時困難，但具體到工業企業，依然取得重大發展，支撐中國經濟渡過了困難時期，並在此後繼續主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還是始終堅持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方向，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產”，因而保持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壯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和科學技術還獲得較大發展。以1966~1976年幾項主要工業產量的增長為例：1976年發電量2031億千瓦小時，與1966年相比增長146%；鋼2046萬噸，增長33.6%；原油8716萬噸，增長499%；原煤4.83億噸，增長91.7%；機床15.7萬台，增長186%；汽車13.52萬輛，增長141.9%；化肥524.4萬噸，增長117.7%；水泥4670萬噸，增長131.8%。從總量上說，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72.6%，平均每年增長9.55%。從科學技術方麵來說，其間中國取得了氫彈核技術、運載火箭、人造衛星、青菌素、雜交稻等尖端科技的豐碩成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個期間中國國有企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在蘇聯20世紀60年代初即撤去援華專家並停止援華項目和技術的情況下取得的，這充分顯示了中國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實現工業化的“自力更生”能力。

麵對探索中出現的問題和失誤，每次黨和國家都是發現問題後就第一時間著手糾正解決，從而使經濟重新加快發展。事實是中國經濟在“大躍進”、“三年困難”期間沒有出現負增長，在此後的1963~1966年四年間卻連續高增長，如按GDP計算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4%以上，成為新中國曆史上發展較好的時期之一。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7年、1968年中國經濟也未曾下降，在此後的1969年、1970年中國的GDP增長又分別躍升至16.9%和19.4%，這創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最高紀錄。這種出現的加倍增長，不斷創造出更大更新成就，既充分顯示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社會主義國家調控的有力，也使中國經濟保持著整體上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的發展。

曆史清楚說明，新中國前30年在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上的探索，一直是在不斷發現和解決問題、改革和調整中前進的。回顧世界曆史，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出現失誤和挫折的國家是沒有的。比較起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更多更嚴重。資本主義國家每一次經濟波動和危機所造成的破壞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複。不說最近的2008年源自美國的“百年一遇”國際經濟危機，即使更早一些的“日本經濟泡沫”、“亞洲金融危機”、“拉美經濟危機”、“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危機”，這一係列國家所遭受的打擊很多至今還沒有完全恢複。所以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所發生的問題同資本主義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新中國個別年份出現的下降和失誤都不是陷入不能解決的矛盾中或無路可走狀況，都不過是發展中曲折的表現。有人隻抓住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大躍進”、“文革”等急躁做法或錯誤，無限上綱，以偏概全，一筆抹殺新中國前30年所有曆史成就，毫無道理可言。如果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周期性反複發生的嚴重問題都不能稱為失敗的話，那把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出現的曲折問題稱為“失敗”，全麵否定，是何邏輯?  倘若一定要與含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內的私有製社會相比，那麽，傳統公有製社會這些問題性質的嚴重性及所造成的損失，真可謂小巫見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