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這些事嗎?
識字率目前是指15歲以上的人口中具備基本閱讀和寫字能力的比例進行統計的。它是反映一個國家人口質量的重要指標。從曆史上看,近代以來,中國人的識字率大體在20~30%之間,這還是光緒以後的情況。中國識字率的大幅度提高,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到1976年,中國識字率迅速提高到60%以上。晚清到民國,中國的人口在四、五億之間,識字人口約在一億以上,1976年中國的人口基數已經達到9.3億,依15歲以下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0%比例計算,當年中國的識字人口已經在四、五億之間,這些新增的識字人口,完全是在解放以後出生的。因此,中國識字率的提高,是在人口基數迅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的,其難度要比人口增長平穩的國家要難得多。
中國大陸使用的文字主要是漢字,其讀識、書寫的難度,要比以字母構詞的語言難度要大。但漢語構詞不受語音局限,象形指意的字形特點,在構詞中往往詞意自明,掌握常用3000漢字基本上能比較完全地閱讀書籍和報刊。所以,中國識字人口的實際閱讀能力,要比有些國家識字人口的閱讀能力要強得多。以英語為例,詞匯量在五千以下的,閱讀還十分困難。在識字之外,還有一個計算能力的問題,中國人大體都具備兩位數以下的口算、心算能力,這是許多國家和民族人口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中國在建國以後識字率的大幅度提高,對於世界識字人口數量的增長,其貢獻可以說是世界第一。
關係到80%以上的中國人是文盲的掃盲運動留下的紅利, 恐怕無法用數字量化。這是一次五千年中華民族曆史上唯一的全民掃盲運動如同曆史上留下的中國的萬裏長城, 榮躍著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子孫後代們。這個掃盲運動起源於紅色聖地延安, 那時代許多富家子女裝著滿肚的知識投奔延安, 毫無保留地自覺自願免費的教那些工農子弟兵紅軍戰士識字學文化。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開展了全國性的掃盲運動。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文化學習中。現如今的中國人問問你們的祖父輩是不是也在掃盲運動中識了字學了文化? 而正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建立了人民的政權普及了教育, 才會有了今天的大學生博士生。當然曆代社會都有學士狀員, 但隻是少數有錢人。而大多數人都普及教育隻有現代新中國。
大禹治水是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傳說。大禹率領民眾,與自然災害中的洪水鬥爭,最終獲得了勝利。麵對滔滔洪水,大禹從鯀治水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改變了"堵"的辦法,對洪水進行疏導,體現出他具有帶領人民戰勝困難的聰明才智;大禹為了治理洪水,長年在外與民眾一起奮戰,置個人利益於不顧,"三過家門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盡心血與體力,終於完成了治水的大業。在毛澤東時代單從水利建設的總造價為240萬億元意味著什麽?毛澤東時代的30年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塘壩640萬口(10萬m3以下);總庫容4千多億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裏,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裏。其“工程總量”體積折合土石方3610億m3,相當於1200座三峽工程。若參照目前水利工程造價,按土石方量簡單折算,總造價為240萬億元。有學者計算後指出,240萬億元超過1980-2008年中國所有GDP總和。令人驚惑的是,如此巨大的水利建設投入還隻是當時全國基本建設總投入的7.08%!
有網人回憶: 本人也對當年的紅旗渠工程做過測算,根據現在提供的當時各項投入數據:人工、土石方;材料:如鋼材、木材、水泥、砂石、炸藥;機械台班;等等,套用2012年這些人工、材料、機械單價,初步算出紅旗渠工程的工程直接費是1500多億元,還沒有包括管理費、稅收、利潤、堪察設計等費用,總造價相當於半個三峽工程。“其工程總量”體積折合土石方3610億m3,相當於1200座三峽工程。若參照目前水利工程造價,按土石方量簡單折算,總造價為240萬億元。有學者計算後指出,240萬億元超過1980-2008年中國所有GDP總和。”毛澤東時代,不用GDP衡量,而用生產總值。GDP是一個含有交易額等內容在內的指標,無法真實的說明經濟建設總量。
其實呢,這也正是許多公知文人走資派記恨那個時代的原因之一!從傷痕文學,走資派到名人,以及四十多年來對毛澤東時代控訴的大量文章裏,很多控訴者們控訴的主要根據,不就是那時的“苦和累”麽?公知文人官老爺之所以詆毀控訴那個年代,訴苦喊累,不就是這些人幾乎都見證過這些水利工程或者相關工程的勞動麽?公知文人自古就是靠耍嘴皮子吃飯,讓他們幹點體力活自然就覺得十分冤屈甚至罪大惡極了!關鍵是要實事求是的擺事實講道理,而反毛、汙毛的人由於所站的立場驅使,是不會講道理的。
除此之外這裏隻從經濟角度簡單談談新中國前30年為改革開放積累下的雄厚發展紅利。
一是人口紅利。改革開放前總人口和勞動人口激增,人民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為改革開放積累了一支由數億人構成的較有文化素質、刻苦耐勞、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大軍,這是其他所有國家均不具備的人力資源條件。
二是公地紅利。新中國實行真正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土地公有製。在城市是土地國有製,在農村是土地集體所有製。土地公有製釋放出大量的“公地紅利”或“公地喜劇”正效應,為改革開放後政府大規模出租公地的“土地財政”奠定了製度基礎,大大降低了城鎮化、工業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教科文衛體發展的成本。
三是國資紅利。新中國前30年國有企事業的大力發展,形成了龐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它們既通過長時期高於非公企業的稅收、上交利潤和承擔大量的國家調控任務,又通過被大量廉價出售或流失給非公企業,支撐改革開放的成本和非公經濟的迅猛發展,還通過自身的發展壯大,為改革開放的成就作出了極為重大的貢獻。
四是科教紅利。新中國前30年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人員比重不斷增加,形成了一支龐大的科研隊伍,新理論、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不斷湧現,我國技術裝備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整體上加速縮小,甚至在部分行業達到世界前列或領先的水平。“兩彈一星一艇”、人工合成胰島素、青菌素、雜交稻,甚至微電子、大飛機等成就的取得,為我國以後留下了大國重器和高科技的人才儲備和基礎。
五是產業紅利。1953~1978年我國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從202億元上升到1113億元,農業上治理大江大河,修建水庫總庫容達4200億立方,工業上建立了比較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第三產業上1978年我國商貿流通業運力指數達到27.57,大大超出當年蘇聯、美國、印度的9.07、2.37、5.68,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產業基礎。
六是社會製度紅利。新中國前30年建立的土地公有製和公有經濟製度,以及基於其上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製度,和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國家調節體製機製,在改革開放後依然為我國發展提供力量和保障。
七是國際環境紅利。新中國前30年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和國民經濟體係,實現了導彈核武器等自我武裝,取得了抗美援朝等多次戰爭的勝利,並利用美蘇矛盾而使西方國家總體解除對中國的封鎖,從而為我國消除了重大的安全威脅,獲得了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使我國在對外開放中能夠保持獨立自主,避免了像很多發展中國家那樣淪為大國附庸。
對於上述這些紅利如果用GDP來計算又有多少? 而且這些紅利在四十多年後至今仍在發揮有力的作用,因而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就,要從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方麵找原因,而不能割斷和虛無曆史。那些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觀點,都是嚴重違背曆史事實的。關鍵是要實事求是的擺事實講道理,而反毛、汙毛的人由於所站的立場驅使,是不會給人講道理的。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後的經濟上升都集中在少數土豪手中, 造成的社會貪富差距將引發社會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