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為什麽祖父輩養娃幾個而如今二個都難?
如今的中國年輕父母們在為孩子傾注了大量的金錢、時間和情感後，很多時候會發出這樣的感慨，“當年我們的爸媽是怎麽過來的呢？”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了, 所謂的改革開放實質複辟資本主義溫水煮青蛙式地改變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製度前後也過去40多年了，應該說物質條件和資源的過多開發利用後提升了反而為“帶娃”帶來了更多焦慮：市場化托育收費昂貴且缺乏監管，上班族的“工作母親”麵臨工作和育兒的“雙重焦慮”，社會對父母的專業性要求和對兒童的期待一樣水漲船高，而低階層家庭隨時可能被批評對兒童“忽視”和“剝奪”……
改革開放以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公共托育政策的消亡史帶來的兒童觀的變遷，尖銳地顯現出，依托單位集體福利製的公共育兒模式曾經給了幼兒和母親極大的幫助，當市場化轉型國家從托幼體係完全退出後，兒童教養逐漸變成了一種社會競爭，從而催生出了對自身社會階層充滿不確定的焦慮型父母。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社會所強調的精細化養育和嬌貴化的兒童觀，事實上強調的是權貴階級中的生活方式的優越性。把“兒童”作為社會階層再生產的私有工具，那當所有中國的亦或是所有的中華民族的孩子們長大以後，特色政府想要的中國又回到了剝削壓迫階級和被剝削壓迫階級的社會。
縱觀中國近年來，育兒焦慮愈演愈烈，孩子學業壓力有增無減。前兩年二孩政策出台後，家庭對0-3歲兒童早期照料的社會需求凸顯，呼籲重建公立托育體係。這一係列的現象也不由得讓人們對“我們小時候”產生了很多追憶。因此，人們通過對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托育政策的曆史演變的回顧，及其伴生的兒童觀的變遷，也許對形成今天關於人們對兒童的情感和觀念，會有一個更加全麵和曆史性的認識。
新中國建國初，為大力發展勞動生產力，政府鼓勵城鎮和農村婦女參加社會生產，一係列鼓勵婦女和男性同樣參與社會生產的政策，由國家計劃經濟體製保障執行；城市大範圍的掃盲和技能培訓幫助廣大家庭婦女獲得參加社會生產的能力。為確保集體勞動的可執行，也為了將原先“渙散”的勞動力動員起來，企業不僅承擔生產任務，也建了如職工子弟學校、托兒所、職工住區醫務所、澡堂子、食堂等等一係列生活保障基本設施……解決人們走出家庭，投入社會生產後的基本生活需求問題，一部分原先由“家”承擔的生活功能分離出來，重點包括了原先由婦女在家庭承擔的兒童照顧問題。這就是 “包下來”的集體福利製度。
在上述背景和製度依托下，以幫助女職工解決育兒困難為主要目的的福利性質的公共托育體係從50年代初開始建立。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提出兒童照顧社會化的初步提議；1950年，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一屆三次執委擴大會議將兒童照顧作為公共問題進行重點討論；1952年教育部出台《幼兒園暫行規程》規定，幼兒園的任務是“教育幼兒，使他們的身心在入小學前獲得健全的發育；同時減輕母親對幼兒的負擔，以便母親有時間參加政治生活、生產勞動、文化教育活動等。”
可見，當時的幼兒園工作承擔了教育幼兒和幫助母親的雙重任務。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規定，“……女工人女職員，有四周歲以內的子女20人以上，工會基層委員會……單獨或聯合其他企業設立托兒所（如尚未具備設立托兒所條件，而有哺乳嬰兒5個以上須設立哺乳室）”。數據顯示，1949年10月前，全國共有托兒所119個，到了1954年，全國廠礦企業、醫院、學校等係統建有托兒所4003個、哺乳室2670個。此外，婦聯、衛生、教育等部門還開展了一係列工作，“幫助廣大婦女群眾提高科學養育水平、農村防病治病，提高嬰幼兒存活率”，“幫助家庭建立科學教育的理念”，“還幫助、鼓勵農村、街道裏弄鼓勵設立托幼互助組織”等等。
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後的計劃經濟時代，兒童照顧問題與婦女解放議題密切相關。公共育兒政策的產生，恰是婦女作為社會勞動者地位形成的見證，而女性作為勞動者的主體意識也是伴隨著集體化生產的過程而建立起來的——如果不是因為這股強有力的主體意識的確立，那麽很難解釋之後幾十年的社會變遷，中國婦女一直保持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內在原因。
198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中國逐步轉向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特別是伴隨著現代企業製度轉型，依托單位製的集體福利製度逐漸消解，原先由企業承擔的福利轉向由市場和社會供應，現代企業製度打破了公有製，建立了合同製用工模式的機製。企業本身也逐步甩脫了政治和社會職能，而向“趨利”性轉變，作為集體福利內容之一的公共托育製度也隨之走向消亡。在這期間，國家從0-3托幼體係中幾乎全部退出。托幼職能被逐步從（國有）企業職能中剝離，而由社會和市場來承擔。1995年國家教委等單位頒布《關於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幹意見》中指出，“推進幼兒教育逐步走向社會化”，標誌著托幼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轉向市場的開始。堅持走以市場為主題的模式，家長向市場購買服務。公辦托幼機構大規模萎縮，2000年到2005年，全國集體性托幼機構減少70％；上世紀80年代起，與兒童照顧相關的政策主張，不再主要出現在婦女工作會議中。
計劃經濟時代公共托育製度所依托的單位，被稱為“國家”，為企業職工提供了最基本物質福利保障、社會服務和高效度的精神激勵。“公家”作為單位製的具體形式，通過反複加強的情感共享，激活激發情感認同，讓群體成員之間滋生情感，而“集體認同”正是集體主義情感的核心。通過托育，那些看管孩子的工作者，既是“國家”裏從事這一分工的工作者，同時也是和孩子的父母一同勞動和生活的“熟人”，這就是非職業化的彼此信任的關係基礎。比如某紡織女工在需要加班的時候，“把孩子往廠長辦公桌上一放，‘孩子交給你了，我們加班去了’。”由此可見，女工對工廠的職能認識是自己應該加班的，而女工認為由“公家”出麵對自己的孩子進行照料，非但理所當然，而且也是放心的。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公共托育也是發端於五四時期的“公育”思想的現實載體，浸潤於集體主義公共托育成為了具體實在的生活實踐，由此改變了原先的兒童歸家庭私有的觀念。孩子不再是個人和家庭的私有，而是國家未來棟梁——“共產主義接班人”。兒童公育的思想產生顛覆了過去照料兒童是家庭婦女的天然職責的觀念，而變成“公事”和工作——是將原先有婦女主要承擔的“家務勞動社會化”的一種形式。也直接影響了社會大眾對兒童的期待及教養方式。在建國初的《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中規定，幼兒園對幼兒（3-7歲）的教育原則重要的一條是“要使幼兒慣於集體生活”；強調“幼兒園不進行識字教育，並不進行測驗”。由此可見，當時對於兒童的期待，並不提倡過早的知識教育，而是偏重於集體主義情感道德的塑造以及怎樣做人的生活實踐。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層麵，所有兒童被視為都是國家的“接班人”，在大部分的農村和城市普通家庭，較大的孩子被作為家庭預備的勞動力，從事“準成人”的家庭工作，包括幫助父母料理家務，從事輔助性農業勞動，照看管理較小的孩子等等——傳統中國社會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觀念，在現實中並不僅僅指養老，對父母而言在，勞動能力上較早“成人化”的孩子能夠給家庭較早帶來收益和幫助，即“福氣”。當時經濟社會資源相對匱乏，兒童養育也相對粗放；相較於成人，兒童並沒有被特殊對待，比如，彼時勞動是一種美德，家庭並不會因為是兒童，就放棄對其勞動能力和習慣的訓練。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文化中，人們對兒童並不采取“獨特”化的情感和價值取向，兒童並沒有因為年齡而成為一種特殊的身份。
隨著90年代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企業經曆私有化轉向，國家集體主義傳統逐步瓦解，集體主義情感隨之被分化位移、多元流變。人們的個人意識、私有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複辟，個人主義情感被激發興起。市場機製對勞動者提出“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婦女在市場化的職業競爭中日趨處於弱勢，婦女解放話語式微，女性家庭角色回歸家庭附屬弱勢。而以兒童教育作為未來家庭延續或家庭攀升社會權貴上層階層的手段——這些因素讓“兒童屬於家庭私有”的意識重新複辟形成。
兒童教養的內容也不再強調集體主義情感對兒童社會化的重要性，而開始強調私有化競爭的獨特性價值，教育方式講求針對性和權貴上層社會的所謂文明性。對於權貴上層階級兒童的照顧責任、女性擔起的家庭角色、兒童不輸在起跑線上的價值，回歸家庭形成整個社會的競爭和攀比，使得兒童分為窮富等級而且又將兒童重新成為某個特殊家庭的私有。
對“工作母親”麵臨著工作和育兒的“雙重焦慮”，一重是“參與經濟社會勞動的意識”以及在職場中加倍努力的競爭意識，另一重是競爭意識從個人向家庭子女教育的轉移。某家子女上了某名牌大學, 某家兒子繼承了他父親公司的總裁位置, 某家父母送給他們的女兒一輛高級轎車.......各個家庭本身作為參與社會競爭的場域和砝碼，傳遞著社會階層的分化。某土豪家子女上了世界上最貴的私人學校, 誰家的孩子從小接受高級的專人或高貴學校私教。“兒童教養變成了社會競爭的一個特殊領域”。社會又分化為貧富階級。貧者就養不起第二個娃。
當今天以公共托兒體係的重建期待為例來思考公共資源的分配方式時，特色政府需要厘清，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以集體主義生活方式、集體意識情感為基礎形成的一係列照顧理念和製度框架——以勞動者為中心而不是以權貴為核心，以粗放鍛煉兒童而不是以精細塑造兒童——在今天的公共托育場所，還可能再複製嗎？毛澤東時代以照顧為主的托幼服務今天能被權貴富人家庭滿意嗎？過去基於對單位和熟人的信任所產生的“托付”行為，在今天的勞動契約關係下還能複製嗎？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兒童教育高價市場，與優質資源集中在權貴子女的教育領域，形成怎樣的關係？而當特色政府要延伸這些優質平價的公立教育資源至3歲以前的時候，誰更容易獲得？窮人能有錢支付嗎? 原先從小學開始的擇校焦慮，是否有可能隨即提前交上壓金 ？人們當然都知道兒童並不是“無差別”的，因此，如果這些資源是有限的，那麽特色政府該如何分配? 優先配置給怎樣的家庭或兒童？而放任自流引入市場化後, 有錢家庭及他們的孩子可以選擇貴族私校, 又或是送到國外更貴頂尖學校, 而普通家庭及他們的孩子呢? 這兩部分孩子長大後又該如何? 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剝削壓迫和被剝削壓迫的曆史圈中了。中國特色政府的執政黨還是共產黨人嗎?!
今日生子是多了小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