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市場化將人撕裂成有房者與無房者
人類蓋房子原本應該是為住人用的, 人們口口聲聲高喊著人權民主自由的口號, 虛偽地站在人權民主自由的道德至高點上反這反那, 就是不反富者擁有房屋無數間, 窮者無一片磚瓦靠租房又或是露宿街頭?! 居住權是不是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有人說"能人"要多得, "懶人"要少得, 那就是隻為"能人"的人權, 而非為每一個人的人權! 老弱病殘以及每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中的弱者就不該享受這人權嗎? 這能是"普世價值嗎? 房產市場化後將人類撕裂成有房者與無房者, 有房者中有擁有豪宅和無數間擁房者, 以及隻擁有小房子隻夠居住者。而無房者中有租房者以及無家可歸的露宿街頭馬路的流浪漢。就是因為房產的市場化將人類撕裂成兩個對立的階級, 縱觀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房者與無房者越來越撕裂, 年輕人中即便是"能人"也很難擁有自己的住房。當血氣方剛處於叛逆期的年輕人看不到自己的末來時, 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騷亂暴亂在所難免, 總要讓年輕人有個發泄的出口。但真正有作為的政府應該引導教育, 同時要從社會製度社會結構上作出改變, 為大多數人服務解決實際問題 而不是一味地保護少數資本家的利益, 政府的政策隻有利於資本家投資賺錢, 有意無意地造就幾個大資本家, 是在為製造騷亂撕裂人群創造條件。
在香港,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社會裏, 在中國大陸、台灣、澳門, 《房產》,是富人財富的象征,某某某住在某某地的豪宅區或是某處豪宅, 價值幾千萬、幾個億.....是許多人的夢想, 更是無數的所謂中產階級為之夢想和奮鬥終身然而又是昂貴的難於賣得到的門票。被資本誘導得沒有任何退路的許多香港的中產階層,許多人為了獲得這張門票終身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即便是維持在不是豪宅的中產者擁有幾十平米的自住房產內, 也要付出包括極高的負債、透支性的消費以及束縛性的職業生涯。所謂香港的一個個中產,就像在房產這個通向豪宅的道上隻是其中的一粒沙子,隨著房價波動、房租不斷上漲、自住房管理費的年年上漲、水電煤汽費的不斷上漲、日常吃用行穿費用的不斷上漲,而工資上漲永遠跟不上之外, 麵對失業、生老病殘死的發生、大多數人在有產和無產兩端之間來回顛倒。尤其是持續增長的高房價,勢必將香港以至整個世界的資本社會撕裂成為有房者與無房者, 即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許多沒“上車”即擁有住房的想“上車”,“上車”的立刻變成高房價的維護者。正是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的複雜糾葛,讓資本社會的香港特區政府左右為難,動輒得咎。隻能維持資本社會的遊戲規則。
這就是香港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引發如此巨大的動蕩。這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這些經濟民生方麵的矛盾成因複雜、長期未能解決,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在很多香港青年人眼中,對未來缺乏信心。 例如香港一個35歲的司機某某酷愛摩托車,每到周末都會駕駛著大功率摩托車在郊野狂奔,這時候的他豪氣勃發。但一談起未來,情緒就低落下來。“未來,我們有未來嗎?” 沒有房子,與家人擠住在一起,談了多年的女友無法結婚,生兒育女的念頭早已沒有了。如租房, 30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動輒八九千港元,每月進項不過1.5萬港元左右,如何能租得起? 至於攢首付買房,更是想也不要想。你攢錢的速度絕對比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對比一下香港房價上漲幅度和收入上漲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港不同區域、房型價格不等,但絕大多數都在每平方米20萬港元以上。而月收入呢? 一位市民向記者表示: “20年前,大學畢業生就拿一萬港元了,20年過去,漲到一萬二、一萬三,這20年,物價漲了多少? 算上通脹,大學畢業生實際是貶值的。”
按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的數據,從2008年到2017年,澳門1.6%、韓國1.2%,台灣的實質薪資成長僅0.2%,香港甚至落後於台灣,隻有0.1%。而從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價漲了4.4倍。正是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停滯,導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從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從53%下降到48.9%。這個數據的背後,是財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夢的破滅。
假如隻活在當下,不考慮房子,吃喝、逛街、郊遊倒也不愁,隻是“千萬不要去想未來”。人們都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中產階層一向被認為是中堅力量,是社會的穩定器。但在香港,這個穩定器正在失靈,擔憂向下墜落的“中產焦慮”在香港尤為突出。而香港的“中產階層的基層化”,實際生活已經達不到中產階層的水平,與基層趨同。
在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數為1.75萬港元,公務員和教師中位數2.84萬港元,論整體收入已經相當高。但有人做過公務員住房的小調查,驚訝地發現,不少人買不了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個住房單位被切割成多個很小的居住空間)中。
就香港而言,房產,是富人的財富,是中產昂貴的門票。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仍有數量不少的窮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大、階層固化的背後,是資產高度集中在少數大資本家手中。根據統計,2016年,香港顯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539,已大大超過危險警戒線的0.4,與部分拉美國家持平。盡管特區政府為解決貧富差距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會福利水平與香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很不相稱。
在健康的社會裏,青年和基層人士通常可以通過就業、教育等途徑實現向上流動。但香港的社會階層卻基本固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未曾變化,基本都是地產商及其家族。富者越富貧者越窮基本出現這種窮者青年上升通道日漸狹窄。
在20世紀70年代香港有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是產業工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金融、航運、商貿物流、服務業興起,管理、行政、技術、金融及專業人才吸納眾多勞動力,跨入中產階層。但在隨後的產業升級中,在原有商貿、航運之外,隻發展了金融、旅遊等服務業。有人說 “科創產業沒能發展起來是香港的一大痛點,”香港金融業占到了GDP的約19%,但隻提供約6%的就業。金融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驚人,但隻能吸收少數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從事高端服務業,何況許多香港金融從業者更是來自海外的人才。
對於當前的局麵,特區政府曾嚐試采取多種手段予以改變,但科技創新產業幾次努力,幾次夭折。這其中,反對派曾出於政治目的進行過種種無端阻撓,比如特區政府為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成立的創科局,反對派為反而反,不顧社會一再呼籲停止政治虛耗的呼聲,在立法會百般阻撓,生生拖了三年。這直接導致香港製造業產值時至今日僅占香港GDP的1%左右,吸納勞動力寥寥無幾。而這些所謂的民主派是徹頭徹尾的賣港分子港獨分子和亂港分子, 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搞港獨分裂中國出賣中國的利益, 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投靠外國帝國主義搞分裂中國的活動, 必須嚴打。否則禍害香港。
香港的問題不是爭取民主自由的間題。而是高房價、貧富差距、青年難以向上流動、司法由外國人控製、對青少年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等等的社會問題和體製問題。這些社會問題早已暴露,回歸22年來,曆屆特區政府也都做出過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民怨難以消解。不可否認,有些民怨確實是特區政府政策上缺乏遠見所導致的。但香港資本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之所以難以化解,既有政府施政上的問題, 更有中央政府從回歸一開始隻向資本家的傾斜, 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根源。許多資本主義社會常產生的毒瘤所造成。在資本主義控控下恐怕難於徹底根治。
這些因素盤根錯節,再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求所好,別有用心者趁機攪局,結果問題不斷在討論,措施遲遲不能出台,時間流逝,矛盾積重難返。 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提高房屋供應量。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了每年增加8.5萬套住房的計劃,但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房價大跌,計劃隻能取消。考慮加大土地供應量,隨之而來的是無休止的爭議。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多地少”,但香港超過1100平方公裏土地中,實際的土地開發程度為24.3%,住宅用地僅占6.9%。在未開發的75.7%的土地中,劃做郊野公園的就占42%,就算為環保考慮不開發,還有300多平方公裏可用。但爭議多年,開發仍遙遙無期。
特別是這些年來,反對派為爭奪管治權,人為製造政治爭拗,大大增加施政成本。比如在2010年,一位香港老太受反對派所攛掇哄騙,提出港珠澳大橋影響環保的司法複核,盡管政府官司打贏,但僅此一項,工程延宕一年多,造價增加65億港元。其他類似經濟、民生動議,不管是政策還是撥款,反對派都要使盡解數,製造各種阻撓,把立法會當政治秀場,絕不會考慮多數市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對這種什麽事都幹不成的所謂“民主”深惡痛絕。香港式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有人反複提及“千萬不要搞這種民主”。
香港的所有民主派充當的反對派借著香港近年來出現的封閉、排外思潮,拚命把內地形容成洪水猛獸。對社會上某些人把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延伸到中央、延伸到內地老百姓。真的不可思議。
港民應該忘不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帶給港人的驕傲,大陸民眾也忘不了汶川地震時血濃於水的兩地深情。對反中亂港的港獨分子挑動排斥內地的要和港民區分開來。很多香港人眼睛隻知道往西方看,但是回頭看看,看看祖國新中國的發展,會發現祖國的市場如此之大應該更有發展機遇。
封閉並不能帶來發展機會,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不理解,如果香港真的和大陸內地隔開,會更糟糕,麵對目前的經濟困境,香港需要和內地的連接更加密切、更有效,現在出現的相反的思潮實際上在把香港推向死港臭港的深淵。
對祖國新中國的發展有沒有信心? 曆史老人曾經在1997年出過一次同樣的考題。在回歸前夕,一批心存疑慮的香港人,慌慌張張遠走他鄉。但最後的事實證明,他們做了人生中最為錯誤的選擇,錯過了和祖國新中國一起發展的良機。
曆史將再一次證明,熱愛自己的祖國新中國不僅僅是正義和正確之舉,更是遠見和明智之舉。希望20年以後,今天的香港大多數青年人會驕傲地回答: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我愛中國! 我是一個中國人!
李兆波在文章中首先就指出,香港房價問題的深層矛盾已經太久,惡化到了現在抗爭的嚴重度。
從2004年到2018年,過去14年來,香港人薪資成長63%,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增長47%,但是在香港,1間「中型」公寓麵積隻有40平方公尺(約12.1坪),14年間中位數上漲了420%,現在最便宜也要593萬港幣(約新台幣2359萬元);中國大舉湧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是房價上揚的主要原因。
香港的貧富差距很大,年輕人收入也是如此,大學以上學曆進入跨國企業起薪高達3萬港幣(約新台幣11.9萬元),24至35歲大學以上學曆收入中位數為2.125萬港幣(約新台幣8.45萬元),但全體年輕人收入中位數隻有1.5萬港幣(約新台幣6萬元)。
不過李兆波形容,跟那驚人的房價相比,這一點薪資差異根本「無關緊要」,反正都負擔不起,即使隻是1間大約12.1坪的房子;至於租屋,最遠最便宜的月租估計也要1.224萬港幣(約新台幣4.9萬元),隻有最高階收入的年輕人得以負擔。
李兆波最後指出,香港不到一半的家庭自己擁有1個家,也成了抗爭持續不斷的原因之一,他們已沒有什麽好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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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美國,在最富裕的加州矽穀,舊金山,洛杉磯,曼哈頓,無家可歸者越來越多,或隻能住在汽車裏,因為租不起房子。
讓地產商主導城市的發展就隻能是這個結果。好好向新加坡學習學習如何管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