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曆史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和大多數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都有關係。
那種用個人恩怨當作選擇立場、評判曆史的標準是不負責任的，往往以己度人不得要領。真正的曆史邏輯就在人口的大多數中，從長時段看誰受益誰受損、政策為誰服務才是人們研究曆史的鑰匙。
《文革中》不上課也沒什麽了不起，你們正好可以經風雨見世麵，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課堂從來都不在學校裏。把積極參加運動介入社會的同學稱作經風雨，把那些外出串聯徒步長征的同學稱作見世麵，而更加鼓勵的是主張大家去學工學農，真正深入到社會下層去認識中國。
[轉載]曹征路：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2019-01-30 )
這是一篇舊文，現在拿出來重發的原因，是因為讀到察網專欄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胡懋仁教授的一篇文章《消滅私有製——共產黨人的不忘初心》。
胡先生捍衛《捍衛共產黨宣言》的精神可嘉，但他對文革時期工農業的敘述卻是不真實的。
我不知道胡先生的年齡，有沒有親身經曆，也不清楚他為什麽要這樣論述：
“文革爆發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任何個體經濟都不允許存在，更何況私營經濟了。農民不允許擁有自留地，牧民不允許擁有自留畜。這種極端的做法在很大方麵傷害到農民及牧民的利益，更傷害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現的農貿市場，也被強製關閉。”
對城市中工商企業的敘述是：“文革中，把合理的規章製度都打碎了，企業管理根本就等於零。在這樣荒唐的情況下，出現上述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既沒有量的說明，也沒有質的分析，不知道他根據什麽得出了上述結論。
我1949年出生，1966年高中二年級，1968年下鄉插隊，下麵記敘的都是我的親身經曆。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農村不僅有自留地，而且後來的知青點也有自留地。至於工廠，不僅有規章製度，而且群眾的生產熱情還特別高。
“課堂不在學校裏”
1967年春節過後，我所在的城市忽然冷清下來。以黨委工作組操控群眾為特征的“資反路線”已經衝破，以廣大師生為打壓對象的“白色恐怖”已經消失，該奪的權奪了，該貼的大字報貼了，複課沒消息，高考更不可能，對普通中學生而言好像沒什麽可以幹的了。
那年我18歲，高中二年級，剛剛進入人生的迷惘期。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開始支左，同學們最追捧的明星也就是身邊的解放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舉手投足說話做派都被大家仿效。
我們城市的最高首長是某部的副政委，他到學校來座談，幾句話就把同學們說得熱血沸騰。他說，不上課也沒什麽了不起，你們正好可以經風雨見世麵，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課堂從來都不在學校裏。他把積極參加運動介入社會的同學稱作經風雨，把那些外出串聯徒步長征的同學稱作見世麵，而更加鼓勵的是主張大家去學工學農，真正深入到社會下層去認識中國。他雖然隻有中師畢業，但思想水平極高。在我看來，其學養和胸襟遠在今日的多數專家教授之上。
後來我們學校的同學實際上分成了三撥人，一部分搞運動，一部分停止串聯搞軍訓，還有一部分組織成各種學工學農小組。
今天回想起來，他不僅化解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更讓我體會到一種老革命的世界觀方法論。
對普通人而言，上層離我們畢竟太遠，那種把目光聚焦在少數領導幹部身上的方法來理解曆史是不靠譜的，往往道聽途說人雲亦雲。
那種用個人恩怨當作選擇立場、評判曆史的標準是不負責任的，往往以己度人不得要領。真正的曆史邏輯就在人口的大多數中，從長時段看誰受益誰受損、政策為誰服務才是我們研究曆史的鑰匙。
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和大多數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都有關係。
“當幹部吃虧”
我參加的是某銅礦學工小組。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該礦臨時領導小組的成員，一個造反派頭頭。當天我們就領到了工作服膠靴，興奮得不得了，還把肚燈礦帽借出來拍了集體照。
這個頭頭其實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有點結巴，一臉倦容嗬欠連天，他是剛下夜班就來接待我們的。
他說當幹部吃虧啊，連覺都撈不到睡。問他為什麽要吃虧?他反問：你不比工人幹得好幹得多，誰服你管？
後來混熟了才知道，他是中專畢業，學采礦的，參加工作沒多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起初他還是工作組的積極分子，經常被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後來揭發出來才知道，他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工作組列為“內部控製”，於是就參加了造反。那時他是單身漢，晚上下井當掘進工，白天回辦公室當幹部，在礦裏還有點小威信。
那時他的一個小願望總也實現不了，就是拿下“單人雙機”的掘進技術能手。他說，不服啊，幹不過他們我真的不服！他指的是那些老工人，每個月都比他完成的指標高，而自己正當年輕力壯。
我們下井以後自然知道，一台M56鑿岩機加上風動支架就是120多斤，連續幾個小時用這樣的設備打眼體力消耗非常大的，這還是“單人單機”。有些工人為了提高效率就用兩台機器同時進行，體能和技術要求肯定更高。
剛開始我們幾個人都扶不穩一台機器，更別說“單人雙機”了。在坑口，在派班室，經常會貼出各種“喜報”“光榮榜”，記錄著工友們暗中較勁的小小得意。他糾結的就是這個，渴望自己的名字哪天也貨真價實。
勞動光榮是那個時代的風氣，當領導首先得過勞動關，隻會玩嘴皮子得不到群眾擁護。
我到過的幾個廠礦，造反派頭頭都是身穿工作服手上有老繭，後來宣傳中油頭粉麵的造反派形象不符合生活的基本邏輯。即使是兩派武鬥的時期，也沒聽說罷工罷市，影響了供水供電郵政交通。
當然，幹得多並不意味著收入高，像他這樣白天黑夜耗在礦裏幹，工資還不如一個四級工。唯一不同的就是多吃了一張保健票，兩毛五分錢。下井是要統一送飯的，他是脫產幹部，跟班幹活自然也要吃飯。從這一角度看，他也是吃虧的。
1974年我從部隊複員回來，還碰見他一次。他胖了不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說，我造了半年反，審查我兩年半，你講句良心話，虧不虧啊?
“我已經活在天上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人是當權派，是該礦年輕的黨委副書記，也是工作組的依靠力量，衝破資反路線第一個被打倒的幹部。我們見到他也是在井下，黑個臉整天不吱聲，別人介紹說他就是XXX，他就點點頭。他幹活是沒得說，早就是“單人雙機”了，原本就是省級勞動模範，所以舊黨委培養他工作組利用他也合情合理。
打眼過後是放炮，放炮過後是清理“迎頭”，這是巷道掘進的整個流程。在這個過程中，放炮工是負責安全的。我們發現，隻要他在現場，守住坑道口的人往往就是他，那些放炮工也服他管。他坐在一根枕木上吸煙，炮聲夠數了，他就搬開枕木離開。如果不夠數，放炮工就會過來跟他分析，有沒有可能啞炮，他揮手了工人才回到“迎頭”上去。整個過程還是不吱聲，很少聽見他說話。事實上他是有牢騷，內心是不服氣的。
我們幾個同學原本是要批批他的負隅頑抗的，後來看他也是白天黑夜耗在礦裏不回家，看法就有點轉變。他是白天下井，晚上就在礦調度室外的長椅上混。調度室是全礦的生產中樞，造反派奪權以後原先的當權派靠邊站了，可工程師都還在，所以運轉都是正常的。開調度會的時候，一般他不說話，但他也不走，就在那賴著，後來也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這種狀態很曖昧，誰也沒有承認他，但事實上他存在著。
在井下幹活煙酒不分家，扯淡無老少，休息下來躺著坐著都擠在一起。時間長了他也能跟我們聊幾句，翻來覆去都是一個意思：他原本就是工人，根本不稀罕當幹部，更不會整人，“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帽子他戴不上。說多了老工人就罵他像個娘們，可見他內心壓力還是很大的。
他的命運逆轉是三個月後。礦裏成立革委會搞“三結合”，第一個結合的革命幹部正是他。這樣算起來，他離開權力中心滿打滿算也不超過半年。
造反派們說，這家夥是打他不倒的，不過修理修理他也好。問到原因，竟然還有這樣一個故事：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礦裏精簡工人回農村，當時已經是副書記的他帶頭把自己老婆“下放”了，他老婆現在還在礦家屬大隊敲石子。
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六年了，群眾沒有忘記，把票還是投給了他。開大會時，他淚流滿麵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他說，跟解放前比，我已經活在天上了，我不在乎當幹部，我不會忘本，我在乎的是大家不認我這個弟兄……依我們當時的人生閱曆，著實被他感動了一把。
我參軍以後又到過幾個城市，也參加過一小段支左，各地見到的情況也都差不多，那些真正埋頭苦幹敢於擔當的幹部，那些克己奉公不脫離群眾的幹部，都是第一批參加“三結合”的。群眾看到的不是你犯不犯錯誤，態度怎麽樣，而是你有沒有良心有沒有忘本。相反，那些得不到“解放”的幹部，大都屁股不幹淨，不管他們怎麽見風使舵。
“難為人”
我1968年10月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地方接近山區，比較窮，工分值才三毛幾。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認為到貧困的地方去改天換地才光榮。那時對農村的想象很浪漫，對貧困的理解也過於簡單。
插隊第二天隊長就來跟我們商量寫毛主席語錄的事。那有什麽呀，寫就是了。可是隊長吭哧吭哧半天不走，臉憋得通紅。他說難為人啊，公社布置下來的，一個字要半人高。他問能不能寫小一點?這有什麽呀，我們覺得好笑，要多大就寫多大要多小就寫多小。他這才說，難為人啊，寫那麽大的字要買多少油漆啊?一下子就要開支好幾十啊。這才明白他是舍不得買油漆。
這樣我們商量一下就決定在村口的黑板上寫粉筆字。沒想到這件事震動了好幾個生產隊，都來參觀我們是怎麽做到的。倒不是因為我們字寫得好，而是因為我們怎麽敢這樣寫。後來直到公社來人才鬧明白，原來是一個謠傳，傳說插隊知青都是紅衛兵，這方麵太落後是要造反的。那個公社幹部說，不是你們要刷紅油漆的嗎?刷就刷唄。其實城市裏鬧紅海洋也不過是少數人一陣風，根本與知青無關。
那時插隊知青被認為是“下放”，農村基層幹部見到知青都看作是上麵來的人，生怕得罪我們，說話做事都謹慎得很。女孩子戴個眼鏡就高貴得不得了，被認為特別有學問，就像今天見到明星一樣。直到70年代中後期，上大學招工要基層推薦，基層幹部才有了權力。所以一些傷痕文學中的胡編亂造是脫離生活邏輯的，根本就不是那個時代的氛圍。
還一個“難為人”的事是吃飯。剛插隊時我們不能自己開夥，是吃派飯，幾個人到一家吃幾天。盡管家家都窮，還是盡量讓我們吃飽。主要是一頓晚飯，早飯是比較稠的稀粥，中午是頭天晚飯烤脆出來的鍋巴，農民自己則把早晨剩下來的粥在鍋裏炒一炒。菜是鹹菜和辣椒為主，如果有雞蛋蒸一碗，沒有就燒個土豆湯。入冬時節的農活主要是開荒和挑糞，可以想見我們的饞蟲是如何蠕動。
有一天一個輪上派飯的農民宣布，今晚上要請我們吃魚。他說他燒鍋的昨晚就回娘家去了，她娘家正在“車塘”。沒東西吃啊，難為人啊，賒條魚來吃吃!他對大家吆喝，令全體男女對他投去羨慕，也令我們肚子咕咕作響。
我們知道他燒鍋的娘家在60裏外的圩區，一來一去120裏就為賒一條魚。他燒鍋的名叫小蘭，頭兩天就到別人家探望，看看都給我們吃些什麽，可見她心裏一直在打鼓。其實她是對我們最為熱情的一個女人，我們進村第一天就拉著女同學的手，左看右看，誇個不停。後來知道，她解放初還當過鄉團支部書記，還演過白毛女，想來那是她最榮耀的青春年華了。可那時她已經是六個孩子的媽媽，臉上又幹又硬，皺紋從眼角爬到嘴角。
晚上一收工就直奔他家，多老遠就看見他家的伢子們又跳又蹦。女生還特意洗了臉，我們幾個男生也少有地洗了手。剛坐下，一洗臉盆魚肉就端上來，看來小蘭一分鍾也沒停，才趕上我們這頓飯。魚是新鮮的鰱魚，肉雪白，蔥碧綠，騰騰冒著熱氣。吃啊吃啊，別作客啊，小蘭喊道。我們當然不會作客，但才吃一口，全都不吭聲。腥，腥氣逼人，有個女生差點吐出來。這才覺著，滿屋子的熱氣也全都是腥的。
按理我們早就饑腸轆轆，插隊一個多月了，燒得再不好這也是新鮮魚啊，不應該是這種反應。可真的是腥，土腥逼人。小蘭丈夫也愣了，嚐一口也喊腥，說還有苦膽味。小蘭看看我們，傻傻地愣了一會兒，把大腿一拍，衝了出去。等她回來，手上托著一大勺借來的豬油。奇怪的是，那豬油一放進湯裏，還沒全化開，腥氣就變了，變成淳厚的魚香。
吃啊，吃啊，屋裏這才活過來。我們悄悄議論，可能是水土的原因，也可能是飼料不足，魚太瘦。誰也沒把話說出口，僅僅是缺了一點點豬油。我注意到，小蘭一直躲在灶後，再也沒露麵。很多年過去，這故事也跟親戚朋友說了無數遍，可還是意猶未盡。
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麽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麽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裏人讀書人，憑什麽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麽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我妻子也插過隊，她的認識是，錯就錯在沒有說清楚，如果說清楚還能回城裏，人人都應該下去。可說清楚了，又怎麽能同呼吸共命運?
“好大個事哎”
有一天隊長宣布下午休息，晚上男勞力由他兒子帶隊去割湖草。他不說去偷，他說是割。我們隊沒有湖，哪來的湖草?可是從他們的無比神秘的眼神中，我們還是看出了嚴重性。這樣女生是不答應的，這麽刺激的戰鬥她們怎麽可以缺席?隊長想想，答應了。他兒子說，去可以，不要貪多，要跑好幾裏地呢。於是就磨鐮刀，找扁擔繩索，臨出發隊長還親自幫我們幾個紮了褲腳。
說白了就是沒柴禾燒。那時已經分灶吃飯了，知青點柴禾不夠。而湖灣公社有好幾百畝蘆葦，他們富得流油，捕魚撈蝦，我們這邊卻連水都舍不得燒熱，太不公平了。追求公平正義是天然訴求，不需要書本知識，我們個個摩拳擦掌。
走了十幾裏，還沒到湖邊，就嗅到那股腐濕的腥氣。身邊是一人高的蘆草，草上是輕薄的白霜。我們鑽進葦子深處去割，隊長兒子交待，兔子不吃窩邊草，別讓人家看出來。這當然是自欺欺人，人家被剃了瘌痢頭，少了一塊也心疼，怎麽能看不出?盡管葦草不值幾個錢，但畢竟是人家的地界。這氣氛於是就剌激起來，身邊隻有沙沙的鐮聲和粗重的喘息，誰也不吭聲，轉眼就把能源擄掠到手。
隊長兒子說，差不多就行了，快走!於是一人一擔，魚貫而出，飛快奔上小道。按他的說法，隻要我們跨過公路，戰鬥就結束了，就是被人家追上也白追，他還能把葦子喊答應了?可問題就出在這三裏多的小道，出在兩個女生身上。她們的擔子輕，可也有百八十斤。葦草是豎起挑的，用那種兜底的繩扣，扁擔直接插進草裏，挑起來不晃悠。這些都沒錯，看樣學樣，起初也像那麽回事。但她們到底是力氣小，草捆紮得不結實，半道就露餡了。
特別是被發現以後，有人在後頭攆，銅鑼咣咣響，火把手電筒晃得心都跳出來，眼看上公路了，擔子散了。隊長兒子讓她們把擔子扔下，人跟上就行了。但她們又舍不得。就這樣連拉帶扯磨磨蹭蹭，大家都過公路了，她倆成了俘虜。
開頭還好，聽說她們是插隊知青，加上哇哇大哭，對方也沒動手，隻是吼叫著要把她們帶回去。這時悲壯的一幕出現，隊長兒子返身回去。他說自己是隊長，要對方把知青放了，要殺要剮他一個人頂著。好大個事哎，不就割幾擔草麽?他說。
人家想想也對。這樣，兩個女生順利脫險了，一人懷裏抱著一把草，淒淒慘慘往回走。我們剛上公路，背後隊長兒子的慘叫就傳過來。啊喲啊喲!你們真打啊!媽哎媽媽哎，打死人噢，啊喲!他的哭叫在深夜裏分外嘹亮，每叫一聲大家的肩頭就抽一下。等我們灰溜溜回到隊裏已經後半夜了。第二天，隊長從公社回來說，沒事了，人家聽說是知青，也不想鬧大。隻是他兒子吃了點虧，還躺在衛生院。
湖草偷回來堆在稻場上誰也沒去動。本來為公平正義而戰，落了個不圓滿的結局，好像都有點不好意思。倒是隊長沒當回事，他本想年底給各家添點柴禾，他到公社擔保說是為了給知青解決困難的，湖灣公社才不追究了，可現在又不好改口。他本來就沒把自己當英雄，所以也不在乎你們是不是狗熊。柴草後來還是分了，這事也再也沒人提起。
其實農村裏搞械鬥的事經常有，大都是為爭地、爭水、爭肥，各種時髦口號也拿來借用，文革中也不例外，誰都知道那是外包裝。現在有人把械鬥說成文革罪證，隻有那些專家教授想得出來。
“真正的大事”
快到年底分紅了，一村人忽然都嚴肅起來，連婦女們的笑都不自然。因為我們也要參加評工分，實際上是要切生產隊的一塊蛋糕。早幾天隊長就唉聲歎氣，沒法子啊，公社布置下來的啊。他兒子也算回鄉知青，跟我們解釋說，這才是農村真正的大事，其他都是假的。
關於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理論書籍無數，耀眼頭銜無數，其實農民一句話就說清楚了：不就是誰占多誰占少嗎？這世上財富隻有那麽多，為了占有才產生了各種政治主張。小到一個生產隊，大到全球經濟秩序，道理都是相通的。
評工分規則是自報公議，每個人都要說說自己能評幾分。那時不知天高地厚，覺得開荒挑糞這種活知青跟老農民差不多，男生都報10分，女生膽怯隻敢報7分。現在想來我們不過是表示自己能幹，已經是整勞力了，不應該小瞧我們。可農民不這樣想，他們還要養家活口，一口鍋裏掄馬勺，你吃多了別人吃什麽?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
我們隊長別看平日裏吭哧吭哧話都說不全，這時候臉板下來就有了政治家派頭，三下五除二就擺平了。很顯然能評10分的都是各方麵農事的尖子，知青顯然挑不起這個頭。他說，學生子年輕氣盛，能不能評10分要到明年再看，今年就這麽定了。男生給9分女生給8分已經夠麵子了，於是皆大歡喜，老農們也都舒了一口氣。
接下來便是開倉，碾米，一片節日氣氛。小孩子們都活躍起來，麻雀似的躥來躥去。碾的是秋晚稻，還沒下鍋，村裏就飄蕩起一股清香。學到的知識是：秋晚好吃但產量低，不出飯，所以當地農民都以種植秈稻為主。米是按人口分，我們每人100斤，和整勞力相同，婦女80斤，小孩子50斤。這些米說是要吃到開春，加上以前公社撥的安家口糧，根本不夠。好在知青都要回城過年的，所以也都不在乎，有好米就放開吃。
還有就是分碎米糠，分柴草。我們明確表示不要米糠，肚子裏本來就沒油水，誰還吃那個。他們說，碎米糠做粑粑，好吃!好吃我們也不吃。
那些偷來的湖草我們還是要的，隊長決定一半給我們，剩下的也按戶平分。於是，一個戲劇性的儀式出現了。米糠和湖草被分成幾十份，排成一長溜。隊長問，好了沒有?都說好了。隊長就用一根細麻繩飛快的在手上揪出一個個繩環，然後讓每戶出一個人來勾那個繩扣。我們這才明白是拈鬮，而且是一種最便捷的方式。然後兩手一搓把次序打亂，然後每戶上來一個人伸出手指勾住扣子，然後繩頭一拉，順序就出來了，各家也就按序拿走屬於自己的那一份。
也許這算不上一種知識，在他們是經常要采用的法則，但的確耐人尋味。平等和正義不是人類最高的理想境界嗎？為此人類不是付出幾千年慘烈的代價嗎？可在這樣一個貧瘠偏遠的小山溝裏人們嘻嘻哈哈間就完成了。這是儀式，也是日常生活。和貧困有關，更和人類最原始最樸素的願望有關。而糧食的分配就不能絕對平均，這和需要有關，也和主義有關。
我離開農村早，但參軍以後一直和插友們保持著聯係。知道他們後來還參與了各種農副產品的分配，更是知道所謂工分值並不是他們收入的全部。那個時代的農村，大部分收入並不是以交易方式實現，更沒有貨幣化。是實物分配、勞動互換和親情互助支撐著農村社會，進而支撐了我們這個貧弱國家逐步工業化。今天使用的GDP不過是統計方法的改變，把經濟活動貨幣化。事實上那個時代的經濟活動遠不是GDP可以描述的，更不是GDP可以抹黑的。
幾代人的艱苦奮鬥換個新名詞就虛無掉了？
編者注：圖片來源於網絡，反映了那個時代。
毛澤東的一生都給了人民，他生前始終想著人民，人民利益之上。毛澤東16歲那年，在父親賬本上留一首七絕，悄然走出鄉關求學，【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天下無處不青山。】
19歲時寫下滿分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24歲時靠一身膽識空手智退三千潰軍，同年以超滿分畢業論文《心之力》精準預告中華民族百年變局，26歲辦《湘江評論》。
28歲參與締造中國共產黨。33歲時寫下雄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34歲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創建紅軍。37歲時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革命注入強心劑。41歲指揮四渡赤水， 44歲撰寫《實踐論》《矛盾論》武裝全黨，45歲寫《論持久戰》為抗戰方略撥雲見日。46歲時寫《紀念白求恩》謳歌國際主義精神，並倡導革命者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48歲寫《為人民服務》確立黨的唯一宗旨，49歲實現黨內思想統一。52歲赴重慶談判，《沁園春雪》名動神州，56歲華夏一統。60歲打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65歲時確立12海裏領海權。69歲時題詞號召“向雷鋒同誌學習”，這一年他大手一揮掃掉入侵中國的印度軍隊，粉碎尼赫魯“大印度夢想”。71歲抗美援越再次教訓美國。73歲開啟預演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76歲珍寶島教訓蘇修。78歲時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履職五常。79歲小球轉動中美交往大門。81歲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全球認同。82歲評《水滸》，第一個指出宋江是投降派，這一年，《憲法》重修，賦予人民四大政治特權。
83歲那年，異象大顯，天崩地裂，毛周朱“鐵三角”先後駕鶴歸去，山河失色，五洲同悲。為了新中國他獻出7位親人的生命。他創立了第一個工農革命根據地，卻多次被錯誤處分靠邊站，但他從不灰心喪氣，並多次於危急關頭挽救黨和紅軍。他詩詞不輸李杜，書法可追羲之。哲學人稱王者，英姿風采無雙。他不曾入讀軍校，卻留下不朽的軍事巨著；他不曾入讀大學，卻學富五車。他著述等身，在民間不脛而走；他菩薩心腸，令五湖四海歸心。他崇拜人民，發自內心。他關心婦女和相信婦女“能定半邊天”【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臨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 他愛護知識分子，囑咐他們與人民結合在一起；他寄望青年，“世界是你們的”，他勉勵少年兒童“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他立黨為公，生前無私敵；他終生簡樸，身後無私產。
他走時，留下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留下一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令帝國主義聞風喪膽的人民軍隊，留下一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和國；留下一個博大精深的毛澤東化的馬列主義思想體係。他走時，國家淨增人口四萬萬，人均增壽三十年。
他走時，留下“兩彈一星”和潛艇，留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一個完整的人民公社體係。他走時，留下86000座水庫的水利體係，他走時，人民讀書不要錢，住房不要錢，看病不要錢，就業有保障，企業無虧損，官員不貪腐，人民能當家。共和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他走時，留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
他告誡黨：人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人民是水，黨是水中的魚兒，魚兒離不開水。
他告誡人民：修正主義就在我們身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他告誡軍隊：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
他祝福人民：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一代偉人，古今中外罕見！
這是真的，千真萬確！
“毛澤東的一生都給了人民，他生前始終想著人民，人民利益之上。毛澤東16歲那年，在父親賬本上留一首七絕，悄然走出鄉關求學，【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天下無處不青山。】
19歲時寫下滿分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24歲時靠一身膽識空手智退三千潰軍，同年以超滿分畢業論文《心之力》精準預告中華民族百年變局，26歲辦《湘江評論》。
28歲參與締造中國共產黨。33歲時寫下雄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34歲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創建紅軍。37歲時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革命注入強心劑。41歲指揮四渡赤水， 44歲撰寫《實踐論》《矛盾論》武裝全黨，45歲寫《論持久戰》為抗戰方略撥雲見日。46歲時寫《紀念白求恩》謳歌國際主義精神，並倡導革命者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48歲寫《為人民服務》確立黨的唯一宗旨，49歲實現黨內思想統一。52歲赴重慶談判，《沁園春雪》名動神州，56歲華夏一統。60歲打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65歲時確立12海裏領海權。69歲時題詞號召“向雷鋒同誌學習”，這一年他大手一揮掃掉入侵中國的印度軍隊，粉碎尼赫魯“大印度夢想”。71歲抗美援越再次教訓美國。73歲開啟預演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76歲珍寶島教訓蘇修。78歲時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履職五常。79歲小球轉動中美交往大門。81歲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全球認同。82歲評《水滸》，第一個指出宋江是投降派，這一年，《憲法》重修，賦予人民四大政治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