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記錄的那個西藏

我所記錄的那個西藏

 

 

 

《轉載》陳宗烈：我所記錄的那個西藏

 

 作者： 張君莉         來源： 中國西藏信息中心

 

 

 

 1957年  陳宗烈

 

　　作為一名上世紀50年代進藏的攝影家，陳宗烈用鏡頭見證了西藏那段風雲變幻的曆史，記錄了一副副生動鮮活的麵孔，悲慘的、憤怒的、振奮的、快樂的……，回首那段銘刻於心的經曆，老先生總能滔滔不絕地給你道來一串串難忘的故事。他就像一本積澱豐厚的書，帶我們進入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為我們呈現出當年最真實的政治與曆史生活圖景。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有幸采訪了陳老。第一次見麵的拘謹，很快就被他和藹可親的笑容驅散了。看到年輕的我們，他不由得感歎道：“哈，我當時去西藏的時候，正好跟你們現在差不多大，那可是想有一番作為的年齡啊。”言語之中，依然透露著對當年工作的熱忱和向往。

 

　　初識西藏

 

　　1956年，一紙文書下達到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要求派3名人員去西藏做攝影工作。那是一個信息還十分閉塞的年代，所能找到的關於西藏資料也都是明清民國時候的，再加上時間緊迫，在對西藏幾乎沒有了解的情況下，一個年輕人，帶著對工作的熱忱，對西藏的懵懂，些許有所作為的信念，上路了。

 

　　陳老告訴我們，當年進西藏的有三種人，一種是走進來的，一種是“滾”進來的，再後來就是“飛”進來的。“像羅偉、藍誌貴他們比我早，是跟著十八軍一步一步走進西藏的；而我是坐著沒有扶手的大卡車顛簸著滾進西藏的，輾轉反複，花了21天才到拉薩。”說到這兒，陳老將目光落在牆上一幅裝裱過的照片上，那是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拍攝的作品：清晨時分，拉薩河的支流靜靜地漫過宮殿前的草叢，與四處飄散的霧靄共同氤氳著神聖的布達拉宮。

 

　　“那時候，拉薩的一切對於我來說都是新奇的。滿大街都是我不熟悉的各式各樣的人，有身著異服的少數民族百姓，有身後跟著傭人的貴族，還有穿著奇特袈裟的喇嘛。當時正值雨季，道路泥濘得都沒有辦法下腳。八廓街可以說是臭臭烘烘的，人們在前麵剛剛大小便，後麵一隻狗立刻就跟上來了。由於語言不通，我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找到單位。”

 

　　當被問及用了多長時間才慢慢適應了西藏的生活，陳老孩子般狡黠地一笑，煞是自豪地說：“當時很多漢族人都不太習慣酥油茶的味道，而我第一次喝酥油茶就喝上癮了。學藏語，我用了一個月就能跟別人交流了”，話到此時，陳老還饒有興致地給我們講了幾句藏語，他聲音洪亮，還特地用抑揚頓挫的語調來展現藏語普通話和敬語的不同。而他說藏語時的那份專注和自豪，彷佛在介紹自己的母語一樣。

 

　　紮根西藏

 

　　1956年9月4日，中央發出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當時很多進藏的漢族幹部職工都被調回了內地，“大發展”轉為“大收縮”。陳老所在的單位《西藏日報》社也不例外，編製大加精簡，編輯部從50多人減到9人。作為一名剛入黨的同誌，再加上專業的需要，陳老被留了下來。

 

　　“我想，既然留下了，就一定要做出一點事情來。西藏是個很獨特的地方，她的地理環境，社會製度，曆史文化都有著鮮明的特色。而且，我相信改革是遲早的事情，也許等不到六年。一旦改革了，現在的很多事情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想我可以用鏡頭把它們記錄下來。”

 

　　帶著這個樸素的願望，陳老一呆就是25年。

 

“1956年冬，我主動要求去了藏北的駐黑河記者站（也就是今天的那曲）。那裏的條件很艱苦，物資經常供應不上，常年沒有蔬菜。我一開始去的時候，因為缺乏維生素，大便都不通，很多人還得了夜盲症。後來醫生告訴我們，要跟當地的老百姓一樣吃生的牛羊肉才行，這樣可以補充維生素。於是大冬天裏，我把凍了的肉化開，再一口一口地生吃。不過，我在那裏學會了騎馬，我的攝影天地一下子廣闊了許多。在藏北的3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在馬背上，後來技術練得非常好了，有一次和當地的老百姓比賽，竟然不分上下……”說到這裏，陳老右手一揚，做出策馬飛奔的架勢，隨即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那些往日的艱難困苦似乎不曾存在……

 

　　“不過，”陳老降低了聲調，慢慢回憶道：“在藏北，我親眼看到多數牧民終日饑寒交迫，過著原始人那種‘茹毛飲血’的日子。許多貧苦百姓穿的所謂‘鋪巴’（皮袍），就是幾張光板羊皮，縫合成一隻皮筒、兩隻袖管而已。白天找來一根繩子，在腰間係上就算是一件衣服，晚上解開繩索，縮進皮筒，又成了被子。而最難捱的是饑腸轆轆的時候，沒有糌粑和野菜，便隻好逮隻牲畜，用鐵針刺破它的動脈，靠‘飲血’維持生命。每當看到此種情景，我總是不禁潸然淚下。”

　　當時在拉薩城區，就連最有名的八廓街上，蓬頭垢麵，眼光木然的奴隸、農奴、乞丐也比比皆是。據統計，在拉薩有4000個乞丐，日喀則有大約3000個，在山南至少也有2000個， 比例之高之集中，甚至超過非洲。有類人比較特殊，他們是被監獄趕出來，每天在規定的時間裏乞討的犯人，因為這樣監獄就可以減少開支。

 

　　“一開始，我看到這些人，隻要身上有零錢，都會給他們一些；但是時間久了，才意識到這樣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隻有改革，改變落後的封建農奴製度，他們才能從根本上獲得解放，獲得幸福。”

 

　　陳老告訴我們，藏族人民起初對於進藏的漢族人還是有忌諱和顧慮的，有的人甚至造謠說，紅漢人來了，我們以後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不能讓他們紮根，要把他們趕走。但是老百姓自己能看到事實，能看到解放軍為他們做的事情。從1951年解放軍進藏以來，都是規規矩矩辦事，從來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而且為老百姓開學校，辦商店，修公路，修水電站，更對老百姓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給予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拍攝吧，有些人會認為照相機不是個好東西，這東西會把人的魂魄裝進去，我對於他們的擔心給予充分的理解。時間長了，很多藏族，上自顯赫一時的大貴族，下到窮困潦倒的農奴，都自願加入到了我們的工作隊伍裏來。”談及西藏的好朋友，陳老笑著說，“我數都數不過來呀。”

 

　　雪域風雲

 

　　20世紀50年代末，一場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運動在西藏全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陳老也備受鼓舞，他拿起相機，將雪域高原這段風雲變幻的曆史瞬間定格。

 

　　他那副鼎鼎有名的作品《揚眉吐氣》就透露出一種新時代的喜悅：1959年初冬，他來到拉薩達孜縣汪固爾山腳下采訪。當時有八個鄉的農民在那裏集會，他們在搜查莊園領主的庫房時，竟發現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人身依附的文書和高利貸債據。有的農民湊近一翻，竟然發現自己被迫按過手印的契約就赫然在其間。想到祖祖輩輩都為他們做奴隸，就是因為這些萬惡的賣身契和債據，有人振臂高呼：“一把火把它們通通都燒掉！”大家頓時歡呼起來，為了今天的自由，更為了明天的幸福，大火焚燒的不隻是一堆堆賬本、契約，而是一個舊社會、一種舊製度。說起當年的情景，陳老依然難掩當年的振奮之情。“你們看，”他指著照片最右角的一名藏族婦女，笑著對我們說：“她現在已經是一位老奶奶了，她的孫子在成都讀大學，她的侄兒在拉薩做了幹部，家裏買了拖拉機，安了電話，沒事的時候，就給她的孫子打打電話。”陳老由衷地感歎道：“我真替她高興啊。”

 

揚眉吐氣

 

　　阿旺原來是一個下等“差巴戶”，不僅給地方政府支差服役，每年在農忙的時候還要無償地給領主和莊園服勞役；承租的差地上收獲的糧食，先要給領主交租，剩下的往往隻夠全家吃一個月了。民主改革後，他自己的土地上收獲的糧食完全歸自己所有，並且還當上了西藏第一鄉的鄉長。雖然勤奮努力了十幾年，沒有拿過一分工資，可臉上卻始終洋溢著純樸的笑容。

 

 

西藏第一鄉鄉長阿旺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昔日流落街頭的乞丐，後來也分得了牲畜和糧食。卓瑪原來在拉薩流浪，跟著媽媽住在一個簡陋的破帳篷裏。“改革後，我特地在拉薩尋到了他們，跟他們坐著馬車一起回到了她的家鄉。在那裏，已經有人為他們領來了分給她們的牲畜，小卓瑪吃驚得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陳老停頓了一下，麵色凝重了下來，“後來我還專門委托西藏著名的攝影家車剛拿著這張照片去尋找她，沒想到她已經去世了，不過令我欣慰的是，她的子孫現在過著安穩的生活。”

 

卓瑪分到牲畜

 

　　西藏不了情

 

　　說起酥油茶，陳老告訴我們，如果去藏族人家做客，最好不要把碗中的茶一口氣喝完，喝上一口，放下碗別動，主人家馬上會過來將茶加滿；假如喝了一半，再喝不下了，也不打緊，主人添滿茶後，你就讓茶擺著，告辭時再一飲而盡。

 

　　說起糌粑，陳老講道：糌粑跟內地的炒麵很相似，但製作方法不一樣，炒麵是先磨粉而後炒熟，糌粑卻相反，是先將青稞炒熟，再磨成麵，而且不去麩皮。

 

　　說起西藏的美景，陳老回憶道：林芝是個美麗的名字，更是個美麗的地方，工作之餘，大家常到林中去遊玩，帶上糌粑、酥油茶、青稞酒和卡墊，找一塊軟茸茸的綠草地，在美妙的六弦琴伴奏下，朋友們唱歌跳舞，談天說笑。有時，清新的和風，送來陣陣濃鬱的馥香，那是漫山遍野盛開的野玫瑰，她們嬌豔欲滴，鮮紅似火……

 

　　“我們還常常唱起奧地利名曲《野玫瑰》來讚美她們，後來我聽宋祖英唱這首歌時，非常感動，思緒一下子就回到了青年時代。”陳老有些激動，但這些歌詞他卻清晰記得：

 

　　少年看見紅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多麽嬌嫩多麽美

　　急急忙忙跑去看

　　心中暗自讚美

　　玫瑰玫瑰紅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

 

　　“我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都留在了西藏，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就在我們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陳老接到了上海世博會發來的請他擔任西藏展區文化顧問的聘書，陳老笑嗬嗬地說：“我又可以參與其中了，”他眼睛中閃著亮光，“說不定我哪天就坐著青藏鐵路又去西藏了呢，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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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烈，1932年3月生於常州，祖籍江蘇丹陽。中共黨員，高級記者。

 

1951年在北京參加工作，前後入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製片廠作攝影助理。1954 年9月入北京電學院學習。1956年畢業後調到西藏日報社作攝影記者。在藏25年，采訪各地農村、牧區、城鎮，參加了平叛戰鬥、民主改革、經濟建設，拍攝報道過中國健兒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等重大新聞。在西藏日報主編《高原畫刊》、《雙周畫刊》。攝影作品多次入選全國攝影展和國際影展，如《雅魯藏布江風光》、《牧場晨曦》、《翻身農奴喜分牲畜》、《牧女卓瑪》、《雪山野營》、《又是一個豐收年》、《藏族民兵》、《藏南春來早》等。

 

作品多為紀實性攝影。其中一幅《中國健兒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於1963年在蘇聯舉辦的國際攝影藝術展覽比賽中獲第一名。2005年6月，一幅反映西藏農奴翻身解放、題為《揚眉吐氣》（攝於1959年）的照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立項批準，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頒證入選為“20世紀華人攝影經典作品”。

 

1960年評選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6月出席北京召開的全國文教群英會。同年評為西藏自治區先進工作者，12月出席在拉薩召開的自治區首屆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

 

1960年、1978年選為西藏自治區文藝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國第三、第四次文代會。1960年加入中國攝影學會為會員，1978至2002年，三屆連續當選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

 

1981年調中國外文局北京周報社，任攝影記者、組長、社編委。

 

1980年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高原頌》120餘幅，在上海、天津等地展出。1984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三人攝影聯展《訪問非洲》。

 

1984年，《北京周報》發表的《非洲紀行》一組彩色圖片（含文字）稿，獲當年中國外文局“對外宣傳優秀稿”一等獎；1988年北京周報外文版叢書《西藏：神話與現實》，其中所刊90餘幅成組照片，獲當年中國外文局“對外宣傳優秀稿”一等獎。

 

近8年間，與有關單位和個人合作出書，計有畫冊《西藏古今》（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百年西藏》（雲南出版社）、《西藏佛教寺廟》（外文出版社）、《中國佛教寺院》（全國政協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今日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叢書《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形態》（中國藏學出版社）、《老拉薩》（江蘇美術出版社）；五洲傳播出版社的係列圖書：《見證百年西藏》、《達賴喇嘛轉世及曆史定製》、《西藏曆史》、《西藏經濟》、《西藏民俗》、《西藏旅遊》、《西藏文學》、《西藏藝術》、《拉薩》、《日喀則》、《山南》、《那曲》等；係列畫冊：《中國西藏》、《曆史的見證》、《西藏藏族服飾》、《西藏·壁畫》、《西藏·唐卡》、《西藏·雕塑》、《西藏·麵具》、《西藏·手工藝品》；畫冊《中國西藏文化大圖集》（上、中、下三卷，重慶出版社）；由福建鷺江出版社出版的係列叢書《中國西藏》、《西藏史話》、《金鑰匙·十七條協議》；畫冊《西藏畫卷》（華文出版社）；畫冊《藏傳佛教》（中國畫報出版社）。此外，還有中國藏學出版社於2005年8月出版我的個人專集《目擊雪域瞬間》----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文120000字/圖352幅）等。

 

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1994年於北京周報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