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總理

 

 

摘要：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一生所追求並為之奮鬥的目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也可以說，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是他人生的根本目標，也是唯一的目標。正是因為他認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是實現他人生目標的指南，他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選擇走共產主義道路，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正是因為毛澤東所追求的、為之奮鬥的目標及信仰與他所追求的、為之奮鬥的目標及信仰是一樣的，並經實踐證明，隻有在毛澤東領導下，才能戰勝任何的敵人和艱難險阻，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獲得成功，使他們共同的讓中華民族之崛起、中國強大、人民幸福的根本目標得到實現，所以，他認定堅決支持毛澤東為領袖，堅定地跟著毛澤東，直到生命最後，是毛澤東最忠實的戰友。

一、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是他人生的根本目標

周恩來出生在十九世紀末。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中華民族處於內憂外患最黑暗的年代，人民百姓生活非常貧困，受著種種壓迫。麵對中國社會如此悲慘的現狀，當時的周恩來立誌要改變，把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讓老百姓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作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標。這裏我們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周恩來把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實際上他是把實現這一目標作為了他人生的根本目標，也是唯一的目標。可以說，正是周恩來確立了這樣的目標，使得他走向了全心全意、完全徹底地為人民爭取幸福的人生之路。

強調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把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為自己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目標，主要是為了讓我們更能深入清晰認識到周恩來以畢生的精力無私無我地投入到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的事業中，是完全徹底的，是純粹的，總之，他絕對沒有為了自我的任何目的，他來到這個世界，認知了這個世界，他就是來奉獻的，沒有為自己活著。周恩來一生為民、為國、為了世界，他這樣做，是有著最深刻的內在依據的，是受到他最真實的思想力支持的。我們知道，人有了自我意識後，就有了超出自然意識的人生目標，自身、他人、事物都會成為目標對象，人的行動就有了目標指向，如果把人的人生目標指向做個劃定，可分為兩個指向，一個是內在“我”，一個是外在“他”。當人的自我意識真正的超越自我，成為自由的自在、自為，就會發覺有追求外在東西的實現比追求內在自我的實現更有意義，這時自我意識就可以征服本體，會將實現這個外在的東西作為他人生追求的根本目標，也是唯一的目標，按照自我意識的意誌將自己的一切去奉獻於所追求的外在，於是也就完成了兩個超越，成為了真正純粹的人。所謂兩個超越，一個是指意識完成對自然意識的超越，有了自我意識；第二個超越是真正地使人作為精神之物徹底完成了對自然物屬性的超越，他讓自我在進入到了自己的意識、知道了自我後，使意識不再是自然的，使超越了的自我的意識以不謀求本體自我為目的，實現徹底揚棄了人屬於自然的自然屬性表現，這時人追求的目標就是人類社會進步健康發展必需的東西，也就是潛存於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下來還要說的是，第一個超越產生的自我意識從根本上說還沒有成為真正的自我意識自在、自為，其所為雖然不再是來自直接的自然意識，但這樣經過反思的意識還是自然意識，沒從自然的最內在中走出，隻不過是有了理性的自然意識。當然這個超越卻是實現第二個超越的必須的條件，因為有了這個超越，人有了反思，才使人看到了自身，有了道德的意識，意識有了異我，有目標的選擇性，使自我意識有超越征服本體的可能，將自身成為追求目標實現的現實主體。可以這麽說，如果自我意識將知道的我作為人生的根本目標，說明他超越了自然意識的自我意識依然在人作為自然物之中，自我意識還是自然的，人最終又回到自然屬性，這樣的人還是一般的人，未能成為純粹的人，無論你生活的多麽自我意識，但依然還是活在自然規定中，與真正把將外在的實現作為人生的最後目標的人是有著根本區別的。第二個超越是使人真正地徹底完成了對自然物屬性的超越，有了對真理、高尚的認知，有了對真理、高尚的追求。他讓自我在進入到了自己意識，知道了自我後，使意識不再是自然的，成為真正的自在、自為，使超越了自我的意識以不謀求為自我的目的，實現了徹底超越了人屬於自然而表現的自然屬性。完成了第二個超越的人是純粹的人。純粹的人在自我意識完成了對自我的超越，使自我意識再完成對理性自我的徹底超越，自我意識征服了本體自我，自我意識在自我中有了空前的自由，找到自我的本質，也是人最內在絕對的本質，去追求潛存於人類進步健康發展必需的內在東西，以此確立了人生奮鬥以追求外在為根本目標，也是唯一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旦選中了方向，他就會堅定地走下去。人確立了以外在實現作為人生根本目標，則意味著為自身建立了一個至高的追求，也意味著必然對有著同一目標的精神的信仰，以一個精神向更高的精神的飛躍，自我意識就不再是完全的主觀任意，自身與外在要與現實的東西聯係起來，因此，自我意識按照實現目標的要求，產生目標意識，這樣的目標意識必定要統領了一切，一定要對自身做完全的規定，同時要對自我意識規定，也要對自然的東西做規定，達到目標意識以自我意識去外化自我及外在的一切。至此，一切有礙於外在目標實現的自然的東西和意識的東西都要被排除。這樣的人生，因為是在現實中以為了外在目標實現而奮鬥的人生，因此，人生就成為為了外在目標實現，奉獻自我貢獻於外在的人生曆程。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是真正了超越了自我的純粹的人，他的善良正義，對人民、對祖國、對世界的愛撐載了他的意識，意識的覺醒使他認識到他的人生意義所在是實現讓中華民族之崛起，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讓老百姓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正是這樣，他將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確定為自己人生奮鬥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目標。周恩來總理將實現人民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確定為自己人生奮鬥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目標是肯定的，這不但是因為他年輕時就選擇了為國、為世界、為民的革命道路，而最為重要的是他在六十多年的為國、為世界、為人民的奮鬥事業中他以犧牲自我去戰勝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做出的豐功業績的一切經曆，展示出了他是真正完全的將中華民族之崛起，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讓老百姓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作為了他人生的根本、唯一的目標。我們說，看一個人是不是能將為人民作為人生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的目標，是需要對他一生的經曆表現來作檢驗的，也隻能以他一生的經曆表現作證明。因為人在確立人生目標時雖然是大概知道確立的人生目標對我自身要經曆什麽，意味著什麽。但盡管如此，這時的人生目標畢竟還是在主觀意識裏的東西，而他對自己在特殊現實的環境中自我意識對自身的超越度是不知道的，也並不知道他實現目標的意誌力有多強。如果其經曆是完全的將為人民的利益始終放在第一位，那你不管遇到什麽情況，都會按照實現目標要求不顧惜自己任何東西的。說人的自我意識可以超越自身，不被束縛，成為自在、自為的，是說人的意識在認定一個東西，可以在自我意識中使自身不為自己隻為外在，自身的身體也可以按照自我意識的意誌去做任何的事。但是要知道，意識與自身身體的自然生理關係是實在的，自我意識始終繞不開的是自己身體接受、感受的東西，如心理、肉體的感受這些東西必定要全部地傳導給意識。可以說，自我意識必然要為感覺接收作出反應，因為人的自我意識知道意識是來自自身的身體，當開始一步一步要去實現確立的目標，就必定要將自身與外在發生聯係，與外部世界發生碰撞，對此，此時的意識能不能超越自身，能不能將來自外部各種力量對自身的傷害及誘惑置之度外，這時才是最根本的考驗，舉個不太準確的例子，一個人確立了要學會遊泳的目標，他走下水沒問題，但下水後就被嗆了，這時他感到遊泳對自身的安全是危險的，於是他就不學了，那他的自我意識就沒有超越自我，他自我安全是第一位的，目標就成了第二位了，實現目標的意誌力不能支持他實現目標，也就是說學會遊泳並不是他真正的目標，要真正把遊泳當作目標，那是在被水嗆了後，找出解決問題辦法，繼續學習，不會因遊泳危險而放棄。當然，以遊泳的例子來說人生目標的根本性和唯一性問題是簡單了，因為人的一生是為己還是為人民遠不是從一兩件事上看得出來的。他要遇到各種各樣的情況，要經受住各種各樣的考驗。一個人可以在敵人酷刑、槍口麵前超越自我，做到堅強，然而，一旦身居高位，擁有了權力是不是能做到公私分明，真正做到將來自於人民賦予的權力，盡職盡責地用於人民百姓；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一意地為國、為民辦事，但是在被人誤解，甚至冤屈了自己的情況下能不能繼續堅持正確，堅持真理；還有就是對自己身上一些無意識的自然的不良行為能不能及時發現，馬上去除；以上這些貫穿起來看，才能檢驗一個人自我意識的目標意識對自身的超越度，實現目標的意誌力，即確立的完全徹底為人民的目標是不是根本唯一性的。

周恩來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是經受過了各種情況下的各種各樣的考驗、檢驗，他是真正地將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為自己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目標，正是因為他是真正將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為自己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目標，他才能做到在各種艱難危的險環境中在各種各樣複雜的情況下以他無私無我的辛勞付出，他的努力，為中國革命能走出一個個困局，取得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一個個成果起了最關鍵的重要作用；當然，也正是他無私無我的辛勞付出的努力，才使得中國革命能在各種艱難複雜險惡的環境下走出一個個困局，從而保證了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一個個巨大成果的取得。  

水石先生在他談周恩來的忠誠一篇文章中概述了周恩來的革命經曆：“周恩來從1919年參加著名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始，經曆了許多艱難曲折而又光榮偉大的鬥爭：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上海工人武裝鬥爭，南昌武裝起義，白色恐怖的地下鬥爭，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戰，抗日大後方的統戰工作 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和平談判，人民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抗美援朝，恢複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克服“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鬥爭曆程，其間有順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勝利的喜悅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悶，有的人退卻了，有的人沉淪了。周恩來始終如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百折不撓，遇挫彌堅。”

我們可以看到，周恩來在上述的中國革命的奮鬥曆程中，以他超越自我的無私、無我人格及練就的鬥爭能力，始終是走在時代的前沿，走在革命隊伍的前沿。一直在黨的最高領導核心層工作，每當遇到重大的事件，關鍵時刻，他都是首當其衝，他在維護黨的團結，保持黨的戰鬥力，戰勝各種困難取得勝利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周恩來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在萬裏長征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他勇於承擔責任，支持毛澤東領導紅軍，使幾乎陷於絕境的黨和紅軍從此轉危為安，由被動轉為主動，勝利完成了長征;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親自赴西安與國民黨談判，使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為中國開展全民抗戰日本侵略者開創了新局麵，抗戰勝利後，為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到各方麵民主進步人士同情支持，為共產黨徹底打敗國民黨建立了政治、群眾基礎;解放後，麵對全國開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急躁情緒，他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保持了高度的冷靜，在他的努力下，為新中國經濟在出現嚴重困難時，留有了度過難關的回旋餘地，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稱讚，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是真正理解毛澤東主席發動運動意圖的人，在這樣的大的動蕩中，是他沒有一點私心，沒有想在大的動蕩出現大的變革中謀求自己需要的東西，他完全深刻把握住了毛澤東開展運動的最本質的東西，因此，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被誤解的穩穩站在他這個最艱難最艱巨的重要位置上，以他那超強工作精力、無可替代的能力，讓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得到實施，使在國家許多機構幾乎陷於癱瘓的情況下，能保證了國家社會經濟的運轉。甚至在一些項目上還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周恩來為了實現他忠貞不渝的目標鞠躬盡瘁將身力、心力用到了極限。（周恩來六大無）文章寫到：“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隻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周恩來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能夠經受各種情況下的各種各樣的考驗，就在於他內心產生的要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的願望，是隻來自於內心的一種唯一的願望，是在內心深處直接產生的東西，我們知道，人生奮鬥曆程和結果是以他的邏輯理念為其邏輯前提，而在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人生奮鬥目標理念的起點上就是隻做奉獻，沒有追求自己需要的東西，應當說，正是在產生要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上述願望的同時，自我的東西則在他的意識裏消失了，這樣，他設定為之奮鬥的前提就把自我排除在他要實現的目標之外了，而正是他的設定為之奮鬥的前提把自我排除在他要實現的目標之外，因此，他的自我意識對自身的超越所確立的目標意識，是具備完全的能力發現排除作為人身上最內在的一切有礙於他目標實現的自然的、自私的東西。所以，他在為實現中華崛起人民幸福的目標方麵能做到最為的自覺，意誌力的強大，對人的自然性東西克服的是最徹底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將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為自己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目標。

 

二、實現他根本、唯一目標的途徑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青少年時期就將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為他人生的根本、唯一的目標，在他的自我意識裏已經沒有了追求實現自我的目的，在人生道路選擇上，他對一切封建傳統的和資產階級等追求實現個人價值的東西是批判拒絕的。當他知道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了認真學習研究、深入了解其基本內容後，他選擇走為共產主義奮鬥的路就是必然了。

周恩來是我們黨最早從事共產主義運動，也是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共產主義是他最高的信仰，他按照共產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視黨的事業高於一切，有極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他全身心投入黨交給的工作中，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奮鬥到了最後。

 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與他確立的根本、唯一目標是有著必然的內在聯係的，是他那純粹的目的的最內在要求。我們知道，周恩來是要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共產主義是要在全世界建立起公平、正義、平等，人人都過上美好幸福生活的社會，可以說周恩來的目標追求與共產主義的理念二者就其精神而言，具有同一的內質，不過要承認的是，周恩來那時的目標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理念雖然在精神的最根本處是同一的，但是，周恩來的目標意識還隻是來自感知，在意識中還隻是個普遍性的概念，還缺少應有的內容，主觀的目標意願沒有找到客觀的社會形態的落處，並且不清楚實現目標所需要的方式及過程，主觀能動性不能與客觀性很好的統一，也就缺少了可實踐性，這樣一來，他所確立的根本、唯一的目標則似乎總是在彼岸的。因為周恩來的目標意識是對外在實現的追求，他必須按照實現目標的要求找到真理，找到方向。可是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能產生出實現目標的先進思想方法，可以說，當時的周恩來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是特別企望、祈盼有一個力量出現，能夠讓他消除精神的迷惘，為他實現目標指明道路，能夠讓他的目標成為現實。然而開始周恩來所處的情況是，社會上雖然為解救危難的中華，有盛行起的各種主義，這其中他也閱覽過孫中山先生讚助出版的刊物，讀陳獨秀、李大釗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涉獵了從清朝進步作家顧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法國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等，可以說，這些進步思想的書籍對他拓展認識世界的視野，在追求實現根本唯一目標的精神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但上述東西從根本上並不能解決他目標意識的要求，因此，他沒有盲從於這些思潮，也隻有在當他知道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他這才找到了他真正需要的東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馬克思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曆史必然性，揭示了工人階級在這一偉大革命變革中的曆史使命。它是工人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工人階級爭取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科學理論是一個十分嚴密的理論體係。馬克思列寧主義描繪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大同世界人人都幸福生活的基本形態，可以說，馬克思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學說對周恩來講，就是他實現自己的目標所特別企望、祈盼出現的那個力量。在這裏，展示給他的是一個全新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圖景，及共產主義社會從主觀思想設計理念走向客觀現實的曆史發展邏輯演繹的整個過程。這樣就使他徹底明白了他確立的目標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真理，並且又具有完全的合理性，換句話說，就是周恩來發自內心確立的目標，在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中得到了認可，找到了根據，即他設定的目標的真理性、道義性、公平性及終將會成為現實性得到了科學有力的論證。大家知道，周恩來把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建立在所期望的外在實現上，在主觀意識裏是把自身存在的形式融入到他的目標實現的進程中，而絕不是隻在主觀意識裏作希望，將自己置之度外，因此，如果說周恩來在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前有個信仰是點亮他的心靈去求索實現他的目標之路，那麽在認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後，能夠讓他在為實現他的目標奮鬥中燃燒起來的共產主義強大的精神力量就絕對的成為他最崇高的信仰了。周恩來的信仰因為來自最內在的自覺，所以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極為牢固的。

 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這就意味著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成功即他確立的根本唯一目標的實現是有著必勝的信念的，正是有了這樣的信仰，他做到了把自己的全部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也是在為實現他確立的根本、唯一的目標實現上交出了最完美的答卷。周恩來走上共產主義道路，這是使他的人生真正有了光明前途開始。在之前雖然周恩來的自我意識做到了真正的超越自我，將實現外在的東西作為他人生追求的根本目標及唯一的目標，但這種超越所達到的隻是在自我意識的境界範疇。如果，人類社會還是處在工業化時代前，還沒有產生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學說，那周恩來作為一個人，其存在於有限生命裏的純粹人的善良、正義的心靈還是無法在無限崇高的事業中建造永恒的輝煌。大家知道，人如果在徹底的超越了自我，將生命存在的意義完全建立在追求實現外在的一個目的上，那支撐生命的意義的就隻是一個指向，也就是說支撐生命生活就隻有一個內容，如果社會現實狀況根本不可能使追求的唯一目的實現，個人生命也就徹底失去了意義，那結果就隻能為社會時代的悲劇，偉大人生的悲劇了。戰國時的屈原，清末的陳天華，國家、人民對他們確有至上的意義，他們都期望自己的祖國強大起來，不再受他人的欺辱，然而當現實演繹的與他們期望的卻是相反時，他們又是無力、無法、無助來改變，那就隻剩下空對著期望，無路可走。最後屈原看到國家亡歿已是必然，隻能以身投汨羅江，與國家一起消逝的方式來表述對祖國的深愛。陳天華是在深愛深痛中覺得為國家還有唯一可作的就是以他的一死來喚起國民的覺醒報效這個國家了。周恩來在將追求實現人民生活幸福作為唯一的目標時，已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引，也有了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及開始覺醒的廣大民眾進行革命的主體，這樣，就使得周恩來在實現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標的路上有了光明的方向，可以說周恩來的為人民的崇高精神的理想意義是完全能以共產主義精神的現實意義體現出來的。所以我們說，周恩來有意義的人生是從走上共產主義之路開始的。

周恩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裏不僅找到了實現目標的方向，而且也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學說裏找到了自己，認定了自己。馬克思說過，“以往的哲學家們隻是以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對於馬克思來說，他是以推翻資本主義這一人類社會最後的剝削製度為使命的。他創建的共產主義學說，不僅是理論，而且必須是實踐的，這樣，共產主義的學說，必然要找到推翻剝削製度實踐的主體。馬克思是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中認識到了隻有無產階級能成為與資產階級進行最後鬥爭的推翻剝削製度的主體，無產階級為完成曆史賦予的使命，須建立自己的政黨來組織領導整個階級為全人類的偉大事業奮鬥。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的政黨稱作為共產黨。無產階級是社會曆史發展產生的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最先進、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階級，共產黨須由無產階級中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組成，共產主義學說依照實現共產主義需要，對共產黨員的思想有高度要求，對共產黨員的行動表現有明確嚴格的規定、規範。可以說，在共產主義學說裏為共產黨員設定了在共產主義偉大事業進行過程中超越了一般人的鮮明的精神性人格。周恩來以實現外在為根本唯一的目標，在自我意識裏沒有自私、自我，他加入共產黨的目的是最純的，沒有為了個人的任何目的，他把共產主義學說所設定的無私無我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精神性人格的共產黨員就看成是自己，他又以自身現實性的人格將真正的共產黨員的精神給予徹底的展現。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周恩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裏對共產黨有了最全麵最深刻的認識，他充分認識到了共產黨是不斷有新鮮血液輸入的組織，其生命、智慧能力是超越個人的有限性的無限，隻有共產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帶領全社會的進步力量創建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實現人民生活美好幸福的目標。周恩來對黨的無限忠誠正是來自對黨全麵深刻的認識，他視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做任何事完全從最有利於黨的事業出發，以實現黨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使黨能始終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和戰鬥力。

 周恩來對黨的無限忠誠來自對黨全麵深刻的認識，體現在一切方麵。周恩來為實現人民的幸福這一根本目標加入共產黨，他把能為黨更好的工作，能最大限度為黨奉獻作為對自己的定位，他始終不忘初心，從不爭權、爭名、爭地位。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艱巨性、複雜性有清晰的認識，他也更知道自己在對中國革命成功所需的全麵戰略把握的局限，所以，他以最有利於黨的事業出發定位自己，找好自己的位置，既能最大限度奉獻自己，又誠心全力支持最有德能的同誌成為黨的領袖，以保證黨能有一個率領全黨走向成功勝利的堅強的領導的核心。我們知道，周恩來有多次機會擔任黨的一把手，但是他十分清楚他做副手最能發揮他的優勢，對黨的事業來說最為有利，於是他主動真切的將黨的最高領導位置讓與他人，心甘情願地當被領導的角色，並且堅決堅定地維護領袖的領導核心地位，確保黨的最高領導層的團結，不出現分裂，我們說，如果他周恩來有一絲的自私、自我、為我，把實現自我作為自己人生最大價值，可能就會產生出對任何事情都想著，對第一領導這樣的位置不但不會讓，或許還會爭一爭，試想，這事如果真要是發生在周恩來身上，那對黨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可以說我們黨、我們的人民是幸運的，恰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既有崇高的威望有強大的能力，但卻沒一點私心，對黨、對人民、對他認定的領袖有著無限的忠誠。周恩來這麽做，可以說，他確實不是為了表現自己偉大的謙虛，更不是為了“明哲保身”或“處世精明”因為這種事對他來說想都沒想，他這麽做完全就是為了黨的事業。                   

 周恩來為維護黨的利益，表現了對黨的高度負責，為了捍衛黨，他是舍棄自己的一切。他更不會因為自己曾受過不公平的待遇，而消極，在這一點上，我們從以下的事例中可以充分看出：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主導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對中共三中全會又進行了猛烈地批評。周恩來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於“被告”席上，成為主要的被批判對象。會議通過的決議指責中共“黨的領導對於共產國際代表有不可容許的不尊重的態度”，以至於可能“隻是字麵上承認共產國際的路線”。這樣的事情發生後，中央的威信受到削弱，黨內思想極度混亂，小組織活動到處都是，情緒嚴重對立，正常的黨內批評已難以進行。羅章龍等正在醞釀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準備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不少黨員一時不知所從，全黨麵臨大分裂的現實威脅。這種狀況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曆史中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一旦出現大分裂，就會給黨帶來致命的打擊。麵對這樣複雜而艱難的局麵，周恩來極其痛苦，自己雖然遭受了不應有的打擊，但他沒有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他不會對黨采取不負責任態度，不會聽任黨組織出現大的分裂。周恩來後來說：這時支配著他的想法就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他不顧自己的處境，懇切地說服大家，不能意氣用事，要團結起來，使黨避免出現分裂，共同渡過這段最艱難的時刻。他還代表中央同羅章龍、王克全等人談話，做了嚴厲批評，並告誡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與糾紛，但黨沒有分裂，這與周恩來發揮的巨大作用是分不開的。中央紅軍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開始長征，在紅軍處於生死存亡關頭，在決定中國命運的緊要時刻，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是周恩來主動深刻檢討自己，承擔紅軍失敗的責任，堅決同左傾路線決裂，站在了毛澤東一邊。對此，他沒有一點考慮為自己，隻是為了挽救紅軍，維護黨的這一最高利益，他對遵義會議改變中央軍事路線和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長征中，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由於張國燾的個人野心，他仗著掌控的紅四方麵軍比中央紅軍人多、裝備好，向中央要權，使黨和紅軍處於分裂的危險，為了使一、四方麵軍團結共同北上抗日，毛澤東深思熟慮，選擇妥協，但是讓出哪個位置、退到哪一步是個難題。他找張聞天商量，張聞天一心隻想到促成四方麵軍北上，要把他的總書記的位子讓給張國燾。毛澤東認為，張國燾“他要抓的是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經過反複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建議把周恩來的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這時的周恩來正在生病，連續幾天發高燒，不能進食息。毛澤東、張聞天來到周恩來住所，同周恩來商量。周恩來絲毫不計較個人職位，同意讓出總政委之職。（黨史文苑《從擁抱到決裂——毛澤東與張國燾之二》）。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始終就是這樣，對黨無限的忠誠，為了黨的利益不受損害，以付出自己，用最大努力為黨排憂解難，每在黨遇到困難的關鍵時刻，為黨建造出最好的結果。 

周恩來徹底的無私、無我對黨的無限忠誠還表現在他為了黨的事業，沒有為自己留有一點丟不掉的，他是讓任何的敵人及對手既懼怕又敬畏的鬥士，他在“我”的問題上不患得患失。作為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的做人無所畏忌、坦坦蕩蕩，做事無所畏懼，從容果敢。他為黨為人民百姓的事業奮鬥，不管遇到多複雜的情況，其心理狀態是絕對強大的。孫子說過：“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看兩千多年來的中外英雄豪傑能有幾人做全了五項？而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做到了，我們知道，作為一般人來說，都是在乎自我的，即使是品行高尚的人他的內心的最深處，也還是隱藏著一個“我”，既然這個“我”能在心底藏住，那自我意識就不可能做到超越自我，自我意識裏如果有“我”，那這個“我”歸根結底就會讓自我意識必然成為“我”的自我意識，正是由於這個“我”的存在，這就使人在心裏並生了最不願讓人揭示出來或觸及的東西，也就是這個最不願讓人揭示出來或觸及的東西，一旦被揭示或觸及，“我”的自我意識就缺失了控製自我的能力，就會急，會亂了心態，就會對自己追求的東西迷亂，而忘了自己的位置責任，做出本不該做的事來。《杜鵑山》的雷剛，就是很典型的讓敵人抓到了他的軟處，跳入敵人挖的坑裏，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損失。我們前邊說過，周恩來的自我意識完全超越了自我，他在與敵人、對手的鬥爭較量中，自我意識是完全舍棄了自我的，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他自己沒有任何不可揭示觸及的東西，在捍衛黨和人民的利益問題上，在黨內同各種錯誤思想行為及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在從事的國際外交活動中，及同一切與他打交道的敵人、對手，找不到他身上有軟的地方可以抓住來把他擊倒，以此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是讓對手最害怕的，也贏得了對手對他的人格敬佩和尊重。可以說，周恩來在為了黨的原則和根本利益上，沒有他不能做的，沒有他不敢做的，從根本上說，周恩來也是不會做違心事的。因為他的意識意誌是真正自由的。周恩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沒有“五危”。與敵人鬥爭，他不怕被捕坐牢，“1920年1月周恩來領導了天津學生抵製日貨運動，麵對遭受逮捕的危險，周恩來認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們闖進到省長辦公地，結果被警察拘捕，麵對敵人的高壓，周恩來威武不屈、浩氣凜然，視死如歸；在反動當局懾於各界壓力被迫公開審理這一案件時， 他義正辭嚴地批判反動法官的陳詞濫調，熱烈宣傳愛國無罪、救國有理，使審判者受到了審判，把法庭變成了傳播革命真理的講壇。周恩來的這種不屈不撓的革命氣概，使許多愛國青年深受鼓舞。”；周恩來幹革命不為名不為利，一次，一位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同誌問他，為什麽不做些理論工作。周恩來嚴肅地說，你怎麽也講這個話?我們這麽大的一個國家，有那麽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這是周恩來看淡名譽的表現。也正是看淡名譽，所以他也就不在乎人們對他如何評價。周恩來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幹革命從不怕犧牲，在1937年4月25日，周恩來為參加國共兩黨談判，乘汽車在去西安路經勞山的路上遭遇土匪伏擊。他臨危不懼指揮隨同人員抗擊敵人，與死神擦肩而過。在重慶和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多次遭到國民黨特務盯梢、威脅、恐嚇。他泰然處之，與國民黨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周恩來為了黨和人民利益，更是不懼危言來襲，不怕被誤解，勇於苦苦堅守。1974年初，耿飆遭到批評後想辭職不幹了。周恩來對耿飆說：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麽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不僅是對耿飆的要求，也是他在整個“文革”中的自處之道。周恩來的無畏無懼，在十年文化革命運動這一特殊曆史時期周恩來更是沒有一點的避縮，始終站在運動的最前方，麵對各利益團體，他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來應對，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奮力支撐，同錯誤東西和有野心、有陰謀的人進行堅決鬥爭，他明知做一些事可能會被誤解，但他依然無私、無我的堅持去做，保證了國家政局穩定，生產總體正常進行，民心積極向上，為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能夠落實創造了條件。而對他來說，得到的隻是他繼續無怨無悔的在最苦、最難、最累、最險的崗位上幹他的工作。這些充分體現出了周恩來為了黨和人民利益他將自己完全超越的超然人格。周恩來是以最大的理性展現出完全的黨性，以黨和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為根本點。周恩來能做到這些，除了他的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靈活的鬥爭策略，高超的鬥爭藝術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的無私、無我。在周恩來身上不存在有人性的弱點，所以當他麵對一切對手時，他都表現出勝過對手的強大。前蘇聯總理柯西金對毛主席說：“周恩來這樣的同誌是無法戰勝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他的無法戰勝，是因為他沒有自己放不下的。他能放下自己的一切，但卻耗費了他的體力和精力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壓力。正是由於常人難以忍受，或者難以做到，才有了對周恩來無私無我的表現的不理解，甚至有個別人對周恩來的誹意，這真是讓人痛心的。

    周恩來為黨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不居功自傲，認為這本是他應該做的。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他一直任國家總理。但他身居高位始終把自己當作人民百姓的一員，他按照共產黨員標準對自己有最為嚴格的要求。

我們在前邊討論過，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共產黨員的論述中找到了自己，確定了自己。他通過學習，徹底理解貫穿了共產黨員的內涵，即共產黨員質的規定性，也就是說，怎樣做真正合格的共產黨員完全在周恩來的自我意識之中。由於周恩來自我意識的目的追求與共產黨的目的一致性，所以，他的內心裏沒有一點對共產黨黨員要求的排斥，他是發自內心自覺自願接受共產黨員的各項規定，周恩來的自我意識理性完全到了真正共產黨員化了。周恩來他通過工作、生活的全部使真正共產黨員以人格形態在周恩來身上完成了。以下是周恩來總理日常工作、生活的幾個小事例，或許是大家已熟知的，但我們從這裏可以充分體會到周恩來在堅持黨性原則，執行黨的紀律、牢記黨的宗旨等各方麵是做到了完全的自覺。

（事一）“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準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隻得從命。”

（事二）“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

（事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後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

    （事四）“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幹部。一次範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鈞儒長孫媳婦，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範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家規：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事五）“上世紀50年代的一天，周恩來總理率國家領導人前去機場歡送外賓，巧的是，飛機起飛之際，體育場正有中國隊對印尼隊的足球出線比賽。此時這些送行的高級將領便有些心神不寧，一心想著別耽誤了自己看球賽過把癮。有些人在目送著外賓進了艙門，可是門還沒關上，就立刻地往機場門口走，有點像電影散場前的勁頭。但周恩來仍是站立著，靜等飛機升空，當發覺已經有人走了，他讓身邊的秘書告訴機場門口，一個也不許放走，都給叫回來。麵對已返回的人，周恩來對他們講了足有15分鍾，緩緩抬腕看一眼表，又緩緩說：“我知道你們是著急想看足球賽，我叫住你們，給你們講這些你們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講15分鍾，為什麽?就是要讓你們少看點球賽才能印象深一些。”周恩來就用這種少看半場球的辦法，“懲罰”了失禮的將軍們，使將軍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從這件小事看，不是說我們的將軍們黨性觀念、組織紀律性不強，而是周總理的黨性觀念、組織紀律性是太強了，是強之又強，周總理在黨性觀念、執行黨的紀律規矩對自己的要求沒有死角，簡直到了嚴厲的程度。

   （事六） “他作為中共的領導人，國家的總理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踐行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群眾路線，造福於人民。1958年中央決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設，包括改造天安門廣場和興建十大建築。當時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緊張。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同時注意解決人民居住問題，今年北京住宅的計劃少了，應增加二十萬平方米、八個月搞起來，不搞科學館、美術館，也要蓋住宅。’廣大群眾積極支持興建人民大會堂，當地許多居民主動搬遷讓地，投親靠友。周恩來非常關心這些群眾的，多次過問，並指示在和平裏修建新住宅樓，妥善安置搬遷的居民。當他察覺住宅建設進度緩慢時，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嚴肅指出：‘你們光注意搞人民大會堂，不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大會堂蓋好了，群眾安置不好也不行!我們的人民群眾多麽好啊，我一想起他們就日夜不安。’由於周恩來的親切關懷，搬遷的居民很快住進了新樓。周恩來又指示有關部門：‘人民大會堂建成後，要把全部搬遷的群眾請回來參觀，請他們看一場文藝演出。’”（水石 ：談周恩來的忠誠作者）

從這件事上讓我們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所具有的高度黨性意識，時刻牢記共產黨宗旨，真正做到了心裏隻有人民百姓，他充分展示出執政黨總理對人民百姓誠信的自覺，同時從他身上也讓人民百姓看到了共產黨、政府的誠信。

 

    上述事例在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身上是數不勝數的，周恩來總理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由自覺以成為習慣的自然了。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人格化。

 

三、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目標，認定選擇毛澤東為領袖是絕對的需要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同偉大領袖毛澤東走到一起，選擇毛澤東為黨的領導核心，堅定支持毛澤東，輔佐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最親密戰友，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澤東和他有著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相同目標追求，再是隻有毛澤東才能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使共產主義學說真正直根於落後黑暗的中國，領導中國共產黨喚起人民大眾戰勝一切敵人和困難，實現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是周恩來人生的根本唯一目標，在革命路上，選擇誰，首要的是誰最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誰能真正的為人民百姓謀得利益。可以說周恩來就是在這個大的前提下做選擇的。周恩來選擇毛澤東為領導是必然的，他選擇毛澤東是建立在中國革命需要的基礎上的，選擇毛澤東是周恩來絕對的需要。周恩來能這樣做，重要的是在他的自我意識中為自身設立有個以實現他根本目標為最高原則的絕對意識，因為周恩來的人生目標在心中具有絕對意義。可以說，他為中華崛起、為了人民百姓幸福的奮鬥精神邏輯，就是來自於這個以實現根本目標為最高原則的絕對意識。因此他選擇誰肯定也是來自這個絕對意識，就是說選擇黨的領導人必須是要符合實現根本目標這一最高原則。建黨初期，周恩來雖然有產生於中國社會現實的根本、唯一目標，然而客觀地說，他的目標是偏於整體的實體，這樣的目標就其現實展現，是足可以讓周恩來完成徹底超越自我，成為純粹的人，去追求，為實現目標奉獻自身全部。但是偏於整體的實體的目標，是目標內在的有些東西還沒滲入進意識，是在自我意識之外的，說明周恩來並沒有完全進入到構成目標實體中最深處生活中，對實現他目標的根本地方、根本力量還是有較陌生的存在。所以他的生活經曆因缺少應有內容讓他的意識力不能夠支持他去建立實現目標的通暢思路。大家知道，人要去改變一個東西，首要的是對被改變的東西內在有個透徹的了解，並全麵掌握它，隻有這樣，才可以在外部豐富的知識中自由選出自己需要的東西為我所用。顯然，正是由於周恩來對他要實現的目標或者明白地說對中國革命的本質問題即農村、農民問題的內在缺少透徹的了解，未能全麵掌握，這就造成了他在確立了實現中華崛起，為人民生活幸福作為根本、唯一目標，在找到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情況下，卻在具有豐富內容的馬列主義中找不準指導中國革命好的方法。不過與機會主義根本不同的是，因為在周恩來的自我意識中有支撐他生命意義的實現中華崛起、人民百姓的幸福的明確奮鬥目標這樣的能動作用在，明確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所以有著對共產主義堅定信仰的周恩來則能做到從馬列主義的書本走出來，去尋找中國革命的本質所處。我們知道領導中國革命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領路人，由於周恩來知道自身的不足，這就必須要在黨內他的周圍為黨選擇黨的正確的領路人，周恩來對黨的領導人選擇隻有一個標準，就是必須是以實現他根本目標為最高原則的絕對意識認可的。事實證明，周恩來選擇黨的領導人始終是堅持這樣原則的。讓我們來看以下的事例：

“1929年6月紅四軍高層領導間對紅軍建設、指揮出現了不同意見，陳毅隻得向在上海的中央匯報紅四軍矛盾並提議：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離開；中央如不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而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就是周恩來，周恩來聞訊不僅沒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儉學的陳毅，以及親自介紹入黨，在南昌起義中的下級——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對過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的毛澤東，並指出毛澤東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並專門批評了朱德與陳毅曾因極端民主化，放任群眾討論作戰計劃，導致湘南失敗，認定隻有集中指揮軍隊才能步調一致，行動敏捷。並判定陳毅前委書記職務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複毛澤東前委書記一職。陳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來信’，成為了古田會議的基礎，古田會議也是毛澤東地位穩固的關鍵。

遵義會議鑒於博古同誌的錯誤，要讓張聞天同誌代替他的領導職位，但博古不想交權稱：‘交權可不是交三顆印章和文件箱，還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就交不出去。’。由於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定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於是，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勸博古交權，後來，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漢年談到了交談內容。周恩來跟博古說：‘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對於中國國情不是那麽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老毛懂中國，他能搞成。我們共同輔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現在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隻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一致，我們要將問題提到最高原則上解決。’共產黨人在最高原則之前沒有什麽是不能放棄的。第二天，博古交權。張聞天順利接班。後博古堅決地站在了毛澤東這一邊，對於周恩來一席話深信不疑。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周恩來起得作用也是最大的，因為他當時在我黨具備有那樣的地位和威信。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對我黨具有空前的重要意義。” （金一南講述）

以上的事例是足以說明在選擇的領導人問題上，周恩來是堅決按照他的最高原則去做的。

 對選擇誰，周恩來自己也曾明明白白地講過。周恩來在重慶談判期間，曾有記者問他：“周先生，過去你曾在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領導下工作，現在又在毛先生領導下工作，你怎麽解釋你的這種變化?”周恩來回答：誰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選擇誰。我擁護毛主席是因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周恩來用發自內心的話簡單明了地回答了記者，說出了他和毛澤東關係的根本所在。確如周恩來說的，毛澤東是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的。這不隻是毛澤東對人民百姓有著來自內心深處的愛，而且隻有毛澤東的領導能讓人民百姓得到徹底解放，讓人民百姓享有社會一切平等權利，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毛澤東是確確實實的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利益，也確確實實為人民謀到了利益。正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追求的根本目標相同，及毛澤東卓越的領導才能，讓周恩來堅定選擇毛澤東為領袖，跟著毛澤東始終不渝。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引領了周恩來目標意識的能動性有了正確的駛向，在實現他根本唯一的人生追求上有了輝煌的事業成就。在這個問題上葉劍英元帥也說過：“毛、劉、周、朱、陳、林、鄧，除了毛主席的後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隻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幹成了建立新中國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葉劍英元帥的話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試想，葉帥說的這些人，還有其他的高級領導人他們個個是人尖子，有的是大家出生，有的在國民黨裏已有了很高的權勢，他們為了理想選擇了革命道路，如果毛澤東不具備有讓這些人信服的領導能力，如果毛澤東表現有一點為了自己的地方，這些人能跟著他嗎。我們說，毛澤東最終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革命武裝力量的統帥，人民百姓真正的偉大領袖，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就在於毛澤東的思想和他一生的偉大實踐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向，代表了中國人民軍隊的正確方向，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正確方向。是毛澤東為人類社會建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因為有了毛澤東精神指引，造就出了完美、最優秀的中華民族精神，並給世界的發展進步帶來非常積極的影響。毛澤東時代發生最根本的變化是中華民族真正的醒了，占中國大多數的農民開始擺脫愚昧，能自主，人民百姓當家作主了，在外國人跟前有尊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不但實現了中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國家自強，掃滅了一切邪惡頑疾，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以前所未有的人類創造精神建立起工業化體係和強大的國防，而且成為了維護人類社會公平、正義，保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二千多年來，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對人民不僅在政治上采用專製，經濟方麵實行壓榨剝削，更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嚴酷的管束，實施愚民政策，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處於蒙昧，不思進取，不求改變的封閉落後狀態，並且一直這麽循環往複地延續著。而普通的人民百姓基本是自然活著，他們沒有自主生活的意識，沒有自由，形成了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傳統生活習性，特別是進入了十八世紀後的中國更加貧瘠孱弱，任由外強欺辱，中國人淪落到在世界上讓人看不上瞧不起的境地，泯滅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本來。然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以長時間沉睡，但它不可能不醒，在中國人民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活不下去，中華民族受壓迫到窒息的情況下，國家走入到最黑暗時，一些優秀進步青年先醒了，他們要問天，要抗爭了，他們為祖國的富強，為人民的幸福要進行革命了。他們在鬥爭中去找中華民族精神優秀的東西，要尋找真理。他們是引導中國走向光明的先行者。顯然，在先醒的優秀進步青年中，毛澤東則是最為突出的。

 毛澤東之所以突出，從根本上說，是他真正做到了心裏有人民百姓。說毛澤東心裏真正有人民百姓，是說毛澤東心中的人民百姓不隻是占有了他完全的意識空間，更為重要的是人民百姓在毛澤東的意識裏完全是以能動的形態存在的，也就是說人民百姓在毛主席的心裏不僅是一個受剝削、受壓迫的實體存在，而且還是具有追求改變自己命運潛在意識的能動主體。可以說，這樣的人民百姓才是完全意義上的人民百姓，才是真正的人民百姓。這樣的人民百姓是幾千年來承載社會存在發展的勤勞貧苦的芸芸眾生，他們是創造曆史動力的人民百姓。正是因為毛澤東心裏是這樣的人民百姓，他做到了按周恩來的話講：“毛澤東懂中國”。是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植根於中國大地，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在領導中國革命中走出一條正確的路、勝利的路，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產生出巨大的生命力，也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也正是毛澤東心中的人民的“實”，和能動性，作為實體能動的人民就實實的拽著毛澤東的魂，使毛澤東能以為人民謀利益這一根本目的，在領導我們黨完成曆史賦予的使命過程中從來沒有被任何其他的東西迷失，始終能把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根本東西，也使得毛澤東心裏真正做到了有人民百姓。毛澤東澤東是從小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低層農村的，與農民有過長期深入的相處，他是親曆了人民百姓生活的苦，沒有社會地位的無助無奈等，這些是他做到真正心裏有人民百姓的很重要基礎原因。毛澤東6歲就開始做一些砍柴、拔草、拾糞、放牛等農活。8歲開始讀私塾後，他還要早晚放牛拾糞，農忙收割莊稼。到了十四五歲，他幾乎天天和家裏的長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等，並與長工們比賽，搶重活幹。“在10歲那年，他的父親毛順生買進了家貧如洗的堂弟毛菊生家的七畝水田，此事曾遭到他和母親的強烈反對。到1949年9月底開國大典前夕。堂弟毛澤連到‘主席三哥’家作客時，毛主席對他說出了隱藏在自己心中四十六年的心事：‘我爺老子當初真不該買你家那七畝田呢!’毛主席對堂弟說：‘舊社會，私有製，即使兄弟之間也無情無義。我父親和二叔(毛菊生)是嫡親堂兄弟，他買田的時候，就隻顧著自家發財置家產，全無手足之情，怎麽勸也不聽。我後來一直思考這件事——隻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冷酷無情的事情。於是，我決心尋找一條解救窮苦農民的道路。’”（賀濟中：毛主席一生為民因無私而偉大）。“我決心尋找一條解救窮苦農民的道路。”這成了毛澤東一生的追求。“1910年4月，湖南長沙發生了饑民暴動。原因是湖南洞庭湖發大水，長沙、湘潭、衡陽等地鬧旱災，投機商人和富豪地主不僅不救災，反而囤積穀米，導致糧價飛漲，窮人們買不起糧食，有人全家投河自盡，饑民們去衙門請願卻遭到槍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饑民們放火燒了官府衙門，搗毀了外國洋行、輪船公司和稅關。清政府派兵鎮壓，被捕的饑民不計其數，許多人被殺後頭顱懸掛在長沙城的南門外示眾。這件事使毛澤東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他覺得那些參加暴動的饑民，同自己家人一樣是無辜的百姓，隻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所以才起來造反。百姓們的這種悲慘境遇，在少年毛澤東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澤東後來稱其影響了‘我一生’。”(李焱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範——毛澤東時時處處關心人民疾苦)。毛澤東從小在中國社會最低層農村的生活經曆，使他對中國的農村、農民的生活有了實實的體驗和感受。他那最原初人性的善，對人民百姓生活的艱難表現了無限同情關愛，也對社會的不公平展現了義憤，並激起了他的追求，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確立了完全徹底為人民百姓謀利益的人生的目標。大家知道，當時農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的90%上下，農村社會則是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形態，所以說，隻有了解農村，懂得了農民，才是真正認識了中國的人民百姓，才能深入了解中國國情。在毛澤東意識中，農村、農民的情況對他來說是完全透明的，再沒有任何被遮蔽了的，不可知的，所以毛主席是真正意義的完全認識了解了人民百姓的，他對人民百姓的認識是貫穿了上下的。正是如此，毛澤東則是對中國社會情況了知的最為全麵，認識的最為深刻。這在當時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有思想的人裏像毛澤東這樣了解中國社會的是僅有的少數。我們說，毛澤東心裏人民百姓的這種存在，使他能夠對中國革命方式有正確認識及把握，這種認識和把握是在他特定的經曆與其思想活動相互作用下的精神形成過程的展現。因為毛澤東要改變人民百姓的現狀，人民百姓有改變命運的要求能量，因此毛澤東的意識以他的親曆為支點要探進人民百姓的意識，使得人民百姓在毛澤東的意識中與他進行相互交流。他知道人民百姓需要什麽，能接受什麽思想，接受了知識能做什麽。他將自己對人民百姓的認識給予人民百姓，成為人民百姓自己的認識，這樣的人民百姓在他的腦海中是具有了革命的能動性的。重要的是毛澤東意識中這樣能動的人民百姓讓他完全看到了農村、農民的革命積極因素的方麵，能讓毛澤東產生新的思想，這是中國革命成功很重要的方麵。大家知道，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在參加革命後，馬上認識到了他確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目標就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所在，解決農村、農民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所在的認識更加明確堅定。正是因為在毛澤東的革命意識中有人民百姓的問題，有人民百姓的需要，他是以人民百姓為根據，帶著問題去找方法、找答案的，毛澤東意識中有了這些豐富的內容他就有能力選擇和吸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毛澤東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方法結合他擁有的豐富的社會知識，使他的思想力可以穿透了中國曆史，穿透了現實社會，穿透了革命的一切敵對勢力，也有能力穿透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從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以立根於中國革命的目的為支點，他很好吸收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了這些，毛澤東以他超凡的思想力，將上述擁有的一切進行了聚合，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這樣，在他的主觀意識裏就建立起中國革命從起始到走向成功全過程的邏輯理念（包括建黨、建軍、建立政權等），即中國革命力量從產生到能夠生存下去，到發展、到成功的思想路徑。當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後，這也就必然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全過程的邏輯理念在社會現實的展現。而中國共產黨按照毛澤東的理念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也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認識理論的正確，而這一切是來自他在中國最低層農村深入生活過，對農民的熟知，是在於毛澤東真正做到了心裏有人民百姓。   

毛澤東真正做到了心裏有人民百姓，讓他這位完全超越了自我，一心想著人民百姓一心為了人民百姓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一生在自我意識裏具有了非常強的理性自我的個性。應當說，毛澤東理性自我的個性，為中國共產黨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意識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從小的生活經曆使他有了強烈的自我個性的自我意識。他是在幫助小夥伴、幫助鄉鄰的過程中養成了他的自我自主個性的意識，這種自我個性的意識的養成，是因為他看到了自己的存在對他們的作用所產生的責任感、使命感。“他八歲進私塾館，私塾中午不放學，學生得自帶午飯。但是家境貧困的同學，連早餐都半飽半饑，哪裏吃得上中飯?毛主席不忍心，常分些飯菜給窮苦同學吃，有時幹脆全讓出去，自己卻忍著饑餓，到傍晚才得一頓飽餐。有一年天寒地凍，冰凍近月。毛主席在上學路上遇到一個衣著破爛單薄，凍得發抖的同學。他默默為窮同學歎氣，想了想後，毅然把自己身上一件半新夾襖脫下來，披在那個同學身上。有一回，父親定買了鄰居的一頭豬，豬的價格早已經說好，連定錢都交了，隻叫毛主席去把豬趕回來。可當他到鄰居家趕豬時，聽到鄰居當家的老阿婆正在唉聲歎氣，埋怨自己不走運，因豬價突然漲了，把豬賤賣自己吃了虧。並說：‘有錢人家少這幾塊不要緊，窮苦人家少幾塊可就少了一截。’毛主席聽後，很同情鄰居，說：‘價錢雖講好了，可你又喂了這麽多天，舍不得就養著吧。’結果，毛主席隻拿了定錢回家。” （賀濟中：毛主席一生為民因無私而偉大）。毛澤東正是通過對夥伴、鄉鄰的幫助中體會到了自我存在的意義，也就是說他知道他的存在對夥伴生活的關係作用，可以說就是這些培育起了他非常強的為了實現目的自我個性。毛澤東強烈的自我個性為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自主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導作用，由於毛澤東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意識因素在黨內的存在，才使我黨在每次的危機中能擺脫困局。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以對國民黨蔣介石本質的認識，從中國實際出發，作為少數派力主不聽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使我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采取獨立自主正確的路線政策，從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力量能夠生存、發展壯大，成為了中華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就是在經曆了一次次挫折後，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獨立自主思想的正確。在此我們必須要講明的是毛澤東的自我個性是理性的。這種自我性是為他的完全徹底為人民百姓目的建立的。毛澤東的自我，絕不是毛澤東為了我的自我、自私，他的自我隻是為人民百姓需要的自我，是為了中國革命成功需要的自我。毛澤東一生追求的就是為人民百姓謀幸福，建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他是無私無我的。可以說，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為人民百姓謀利益目的，在他的自我意識裏也是設立了以實現他根本目標為最高原則的絕對意識，這個絕對意識把什麽是為我的自我和為人民百姓、為中國革命的自我清清楚楚地分開了。絕對意識的自我存在意義，對應的是為民的使命、責任，絕對意識建立的自我在這裏把原本的我否定了。這個問題從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思想及行動完全可以說明。紅軍一方麵軍是毛澤東親自締造的也是他親自指揮的，紅軍一方麵軍是在他領導下通過戰勝敵人發展壯大的。毛澤東在一方麵軍中有絕對威信。隨著紅軍的成長，由他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也在不斷發展。但是，毛澤東沒有把紅軍和根據地帶成他自己的。當黨中央做出決定，免去他對紅軍的領導指揮權，他堅決服從了組織決定，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交給了黨中央，紅一方麵軍絕對聽從黨中央的。毛澤東始終堅持把軍隊培養為黨的，軍隊要絕對聽從黨的指揮。為了革命成功，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意見，但他沒有消極對待，仍關心黨和紅軍的命運。與張國燾比，張國燾到紅四方麵軍還是中央派的，他把革命的軍隊看成自己的經營。一、四方麵軍會師，他就可以不聽中央的，按他的意誌把四方麵軍帶走。我們說，張國燾也是很自我的，在黨內算是相當有能力的，但他的自我性在自我意識裏是為我的，是自私的自我個性。可以說他入黨幹革命的目的就不純，最後他走到敵人陣營叛變革命是有其必然性的。再說建國後，毛澤東作為對中國革命成功有著最大貢獻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者，依然保持艱苦奮鬥作風，從不自私。正是由於他的帶頭作用，引領了中國最好的黨風，社會風氣。下麵從（賀濟中：毛主席一生為民因無私而偉大）的文章選幾段事例看毛澤東在以為黨為人民百姓這個最高原則的絕對意識對自我的嚴格要求，所表現的無私、無我：

“毛澤東女兒上學，他不準用公車接送;收到禮品，他吩咐一律交公;親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絕。他不僅嚴於律己，更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特別警惕在身邊出現‘貴族’。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鍾：‘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著廣大人民群眾，成為黨的事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主席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主席七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補了73個補丁;一條毛巾被上的補丁達到70多個，一雙拖鞋穿了20多年。在懲腐興廉問題上，毛主席從來就是旗幟鮮明，敢動真格;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嚴於律己，寬於待人，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要別人不腐敗，首先必須保證自己不腐敗;要別人清廉，首先必須保證自己更清廉。他說：‘’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殼’。用自己腦殼做擔保，昭示出毛主席對於防治黨內腐敗的堅定決心和浩然正氣，更是一個對曆史、對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

小女李納出生於1940年，現早已退休，每月退休金很少，她得了腎病。因為她不是‘老革命’和‘我黨的高級幹部’，許多醫藥費不能報銷，因此，無錢醫治的腎病已經非常嚴重。她丈夫的退休金也不多，兒子隻是工薪階層。她沒有憑借毛主席女兒的特殊身分，要求給予特殊照顧。曾經有農民企業家寄錢給她，也有港人寄錢給她。她收到錢，都捐給了革命老區，貧困如故。對此，她從不解釋甚麽，宣揚甚麽，她隻記住自己是毛主席的女兒，應該怎麽做。因為毛主席一生對子女親屬要求非常嚴格，要比平常人過更樸素的生活。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麵對強大的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侵略軍，有人害怕了，而毛主席帶頭送子參軍，當別人勸阻時，他卻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當毛主席得知毛岸英犧牲的消息時強忍悲痛沒讓眼淚落下，他伸手拿煙，兩次都沒從煙盒裏抽出煙。站在一旁的李銀橋急忙幫他抽出一支，再幫他點上。屋裏靜得掉根針都能聽見響動，誰也不說一句話。隻有主席抽煙的噝噝聲，和彌漫在屋裏的煙的辣味。毛主席的手有些輕微的抖動，長長的煙灰落在地上。又沉默了很久，毛主席抽完第二支煙，把煙頭擰滅在煙缸裏，用略帶沙啞的聲音，發出一聲歎息：‘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 

現代化戰爭是不分前後方的，毛澤東把毛岸英送到朝鮮戰場，就意味著麵臨有犧牲危險。

通過以上的事例，我們說毛澤東是有很強的自我個性，但這個自我的個性在他的自我意識裏是被定為隻是為了實現外在需要的自我。大家知道，馬克思、列寧不僅隻是想的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人民，他們要的是解放全人類。毛澤東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自我有著為世界人民謀利益的胸懷，他的完全徹底為人民肯定是超越民族和國界的。毛澤東也是想著對全世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和人民。新中國成立後，他領導的中國，對全世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和人民給予無私的最大的國際主義援助。 

    以上說了很多，就是想能更清楚地講明，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其根本所在就是他真正做到心裏有人民百姓，他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百姓謀利益。正是他以人民百姓這個中國革命的基礎，讓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紮了根，也使我黨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黨。正是我黨堅持了獨立自主，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才真正能結合起來，讓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開了花、結了果。是以上的這一切，讓毛澤東超越了他人，攀上了沒人能攀上的高山，站到了讓一切人仰視的巔峰。

    毛澤東前任的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可以說他們參加革命也都有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遠大誌向，他們追求真理，熱情自願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信仰共產主義。他們之所以沒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不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雖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像毛澤東那樣有深入到人民百姓中生活的經曆，特別重要的是缺少有深入到生活在社會最低層人民百姓中的經曆。大家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隻能是采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農民。（這個問題是人所共知的，這裏就不討論了）然而，由於上述黨的領導人他們缺少有深入到在社會最低層人民百姓中生活的經曆，農村、農民對他們是未認識的領域，所以就不可能產生出對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上的正確認識，雖然瞿秋白較早提出過農民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問題，然而，這也不過隻是認識到了的意識，還沒有深入進去，意識依然是空乏的，沒有能動的內在力量，而其他的人或是根本就沒有認識到開展農村根據地，進行農民革命鬥爭的重要性。現在我們都清楚一個道理，就是作為一個有理想、有奮鬥目標的政黨，要實現政黨的目標，那首先是作為主要的領導必須要有從自身產生出能夠帶領全黨實現目標的一個正確的革命理念。我們剛在前邊說了，共產黨要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隻能是采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農民。既然這樣，那要讓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他們去建立適合中國社會革命的正確理念則是難以做到的。我們說，雖然理念屬於主觀意識的東西，但革命成功的理念確是須要在主觀意識裏把符合社會性運動發展的過程推導出來，從起始到每個終結必須是具有足夠根據嚴密的邏輯性。因此建立理念則在他的意識裏必須有能支起產生理念厚實的精神材料作為邏輯展開的根基力量。由於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理念必須是以農村、農民開展武裝鬥爭的進程，但是，作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他們雖然熟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但他們擁有的關於農村、農民的知識材料和對農村、農民鬥爭認識的程度是不足以能建立起農村、農民開展革命鬥爭理念的。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我黨右傾機會主義掌握領導權，沒有形成一個適應當時形勢發展的革命鬥爭的正確理念，對國民黨叛變革命沒有充分的準備，幾乎沒有建立起能夠與敵人抗衡的自己獨立的物質的力量。這樣，就無法反擊蔣介石、汪精衛對革命的絞殺，使大革命失敗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黨接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失敗的教訓，開始認識到自己抓武裝的重要，但黨的最高領導層還不清楚開展怎樣的武裝鬥爭方式，而隻有毛澤東按照他已形成的革命鬥爭的理念，領導發動了秋收起義，根據實際及時帶領部隊選擇走向農村上了井岡山，開展武裝割據，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紅色革命根據地。共產黨有了屬於自己的根據地，建立了初步的政權，這對中國人民革命來說是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實際就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正確認識實踐的結果，是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理念與客觀的統一。可是當時掌握黨的領導權力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認識不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不認同農村包圍城市會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特別是到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是否定毛澤東正確的主張。由於他們這些人實際上是因為讀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信仰了共產主義，以年輕人對真理的熱情追求，促發他們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這麽說，他們不是因內心有一個要實現的根本目標找到共產主義，而是在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看到了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是以追求真理的精神信仰了共產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走上革命道路的。這種目標的建立由於目標意識缺乏實感的支持，則就顯得偏於概念，也容易不顧實際，出現為了信仰而信仰。他們的思想來源於書本，來源於俄國十月革命經驗，因此，在他們的意識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就隻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說的，隻能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方式。換句話說，就是領導中國革命必須按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說的，必須按俄國十月革命的方式走，否則就不是正宗的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也由於他們在確立自己革命目的時就少了一個來自內心深處需要實現的東西，他們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目的，則缺少了一個根，這樣他們就把實現共產主義過程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都看不清晰了，如果與毛澤東確立的目標方式比，雖然最終的目標都是要實現共產主義，但是，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實現目標方麵是以不斷發展自己來實現根本最終的目標，實現目標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礎上的，毛澤東實現目標的任務是非常具體，實際的，有步驟、方法非常明確。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些人實現目標是把自己作為工具定位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建立的中國革命的理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的字麵找不到，不符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式，所以，他們不認可毛澤東的理念和實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以他們對中國革命的理解，領導中國革命，或許根本就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理念。很明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和對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定位是符合當時共產國際的要求的，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總體的自我意識能力還不具備對黨領導中國革命本質有正確性認識，因此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有著強大權威的共產國際支持下很自然地能走到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位置上。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革命，由於沒有一個正確領導中國革命的理念，於是他們的領導革命隻能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照搬俄國的經驗，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他們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行動不是自主的，而是要聽命共產國際的指示，這已成為當時的組織原則。結果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指揮官李德就成了紅軍作戰的實際指揮，由於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麵對敵人以強大軍力優勢的進攻，卻盲目地采用蘇聯的軍事進攻和防禦策略進行指揮，以不切實際的方式應對，導致了紅軍在軍事上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使革命根據地丟失，紅軍被迫進行長征，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長征開始，紅軍處境仍十分危險，在紅軍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黨中央召開了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恢複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在毛澤東帶領下，我們的黨和軍隊的命運才終於有了轉機。毛澤東領導紅軍戰勝敵人除了最主要的思想路線正確，還有就是毛澤東堅毅、堅韌的性格展示。這在紅軍長征中，對紅軍全體官兵是絕對的需要的。因為紅軍長征剛開始就陷入湘江之戰，一戰下來，紅軍損失過半，當時在極艱難、前途迷茫的環境下，紅軍隊伍要完整的堅持下去，光靠堅強，堅定是應對不了的，必須要有堅毅、堅韌的堅持力支持。正是毛澤東具有過人的堅毅、堅韌，使長征途中的黨和紅軍的各高領導指揮人員有了主心骨，有了一個精神的依托，並能依次傳導給紅軍上下官兵，使紅軍隊伍在沒了根據地，又遭重大失敗，力量嚴重受損，每天都有敵人重兵的圍堵的情況下，有了戰勝敵人和困難的堅定信心和頑強意誌，保證了紅軍隊伍的完整不散，才使得紅軍隊伍避免了勇敢的走向悲壯可能，而是頑強走上了勝利道路的繼續艱行。毛澤東麵對強大敵人的這種定力待到十多年後帶著周恩來、任弼時等轉戰陝北時，麵對幾倍於我的敵人毛澤東那臨危不亂、從容坐定，縱覽全局和笑談未來的神態再現，更是不僅讓周恩來，包括身邊的任何人都算服了，他們從直接感受中有了毛澤東是真統帥、成功舵手的偉人風範意識。再是毛澤東高超的指揮作戰藝術成為了紅軍戰勝敵人的又一重要原因。長征途中國民黨軍是以數倍的兵力圍追堵截紅軍，紅軍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全軍覆沒的危險，因此必須采取靈活多變的戰役行動。毛澤東的用兵如神，最終讓紅軍從敵人的戰略包圍中走出來，贏得了長征的勝利。整個長征走下來，讓周恩來更加堅信了隻有毛澤東的領導，中國革命才能成功。

中國共產黨經過了延安整風，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從根本上得到確立。從此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熟了。對於這一切，周恩來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由於周恩來對毛澤東正確意見的支持采納，為毛澤東在黨內的正確提供了展示的機會，全黨才能知道毛澤東的正確，才能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才知道了原來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說，周恩來在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問題上，為我黨、為人民百姓、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周恩來對毛澤東黨的領袖地位的認定，是從毛澤東對黨一個個正確的建議和他革命實踐的成功事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周恩來經過了整風，還有與毛澤東一起生活、工作中看到毛澤東所表現出的發自內在的愛民、為民的真實，深深地感受到了毛澤東為人的本質是真正的人民領袖的本質。這些使得讓周恩來決心毫無保留地跟著毛澤東在革命的路上堅決走到底。毛澤東身為黨的最高領導者，有多少大事需要他決策，但是當他知道、看到身邊的老百姓有了困難他自然的情不自禁就去過問給予解決。“1948年東渡黃河後，毛主席乘吉普車，由城南莊去西柏坡。吉普車翻山越嶺，在山路上艱難爬行。經過一道兩麵峭壁的大山溝時，路邊草叢中隱伏著人影。警衛人員立刻手摸盒子槍睜大著警惕的眼睛。漸漸接近了，警衛人員看清是個八九歲的女孩子躺在路邊茅草上，身邊坐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車從他們身邊駛過，那女孩子雙眼緊閉，臉色蠟黃，坐在她身邊的女人正在流淚。這時毛主席大聲叫道：‘停車!’司機周西林把車刹住，毛主席第一個跳下車，大步走到那女人和孩子身邊，摸摸孩子的手和額頭：‘孩子怎麽了?’‘病啦!’女人淚流滿麵。 ‘什麽病?’‘請一個先生看過，說是傷風著涼，氣火上升。可吃了藥不管事兒，燒得說胡話，這會子隻剩了一氣……’女人嗚嗚地哭出聲來。毛主席眼圈泛紅，猛地扭回頭，朝車上看找醫生。朱醫生站在毛主席身邊說：‘我在這裏。’毛主席吩咐：‘快給這孩子看病。’毛澤東處處為老百姓著想，從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反對黨內官僚主義作風。” （毛主席這類事太多了，就不多舉例了）這些事例讓周恩來更加認定毛澤東所做的一切，能做的一切，就是來自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為人民百姓謀利益這一根本目的。周恩來愛領袖是因領袖愛人民百姓。我們說，毛澤東、周恩來對人民百姓的關愛，與過去封建帝王、官僚高高在上隻是以口頭把民作為泛泛的抽象表示的撫民是有著根本不同的。

有些人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崇拜、忠於看作封建式的。對這種看法是不值一駁的。我們說，周恩來對毛澤東是崇拜的，是忠於毛澤東的；毛澤東對周恩來是敬重的。但周恩來崇拜毛澤東、忠於毛澤東是來自他的為民意識對毛澤東精神所含內容的崇拜、忠於。這種崇拜、忠於是可以關聯、外延的，是可以給予一切為了人民百姓的人。毛澤東被人民百姓、周恩來崇拜、忠於完全是隻來自崇拜、忠於者們自身最內在的良心力，而封建式的那種崇拜、忠於則是來自崇拜者對官職等級、權勢畏懼的外在力，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一旦做了皇位就能得到忠於。共產主義精神的東西和封建意識的東西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同樣的，毛澤東敬重周恩來是對他無私奉獻超凡的為人民工作精神的敬重。

總的說，周恩來和毛澤東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並且在實現他們共同目標的革命路上成為最親密的戰友一直走到了最後。周恩來和毛澤東能建立起這樣的關係，根本在於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百姓的目標追求在自我意識意識裏沒有絲毫的異己，在革命的道路上毛澤東精神和周恩來精神的內質是同一的，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革命道路上兩者的精神達到了統一，並在統一中客觀完成了各自的精神，簡單說就是周恩來需要毛澤東，毛澤東需要周恩來。這樣作為兩個人來說，由於相互在根本問題上的一致，所以他們是不排斥的，他們一直能成為最親密的革命戰友，而不是一時一刻的或是一段時期的戰友。在此，有人可能會認為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看法，回答這個問題，隻要從周恩來的人生目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所做，所發揮的作用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就自解答案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徹底為了人民百姓的，這與周恩來的目標是一致的；而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是真正理解毛澤東發動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是執行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最準確、最到位的，也是由於他的努力才使得難度、複雜度如此之大的運動能進行下去。三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信任，認為最靠得住的是周恩來，毛澤東最重要的決策要聽周恩來的意見，最重要事肯定是交給周恩來去辦。我們說，對一個人的認定，應該要以他的客觀所是為根據，而不能以自己主觀立場的希望去做猜測。

毛澤東完全徹底為人民百姓利益的追求，讓他在古稀之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晚年對他的一生作了總結。他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了無法數清的事情，但他說自己就幹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一件事是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趕跑了蔣介石，是讓人民百姓徹底翻了身，當家做主成為國家的主人。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防止我們的黨出現修正主義，防止國家出現資本主義複辟，保證人民百姓不會再受官僚和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毛澤東幹前一件事是為人民百姓爭來了應得的權利，幹第二件事是為了人民百姓不失去得到的權利。年過七十的毛澤東一直在憂國憂民，為人民百姓操勞，為人民百姓的利益奮鬥，由於外在敵對勢力對強大的人民政權基本上難構成威脅，會采用和平演變的方式來改變人民政權的性質，所以毛澤東認為人民政權變質的危險更大程度是來自共產黨內部的自變。毛澤東從更深遠的意義為人民百姓考慮，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可以這麽說，毛澤東如果有一點為我的私心，或不是完全徹底的全心全意從為了人民百姓利益著想，他是不可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因為在全國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運動，對毛澤東來說，其困難度、複雜度、風險度或超過革命戰爭時期。

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執政黨變修，國家變色，防止人民百姓再受官僚、資本壓迫剝削。但是，這一切當時並未出現，社會上隻不過存在著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和貪汙腐敗的個別現象等。但是毛澤東從東歐、蘇聯發生的情況及我國人民百姓的對民主、自由、權力的認識覺悟情況意識到中國有發生執政黨變修、國家變色、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的這一意識是逐步理念化的。毛澤東理念的立軸點，一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機器對自身權位功能屬性自身不具有絕對必然體現人民政府規定屬性，就是說人民百姓的國家機器是存在著脫離人民群眾，以權謀私的可能。再是人們普遍有的自私享受本性。還有就是外部敵對勢力的作用。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掌握著國家機器的使用權力，而共產黨員，包括黨的高級幹部如果不加強教育，理想信仰缺失，不進行思想改造，仍停留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那人性的自私性作為自因就會產生強大的能動作用，即使是黨員、黨的高級幹部也會出現貪圖享受，腐化墮落，並逐步擴大，這樣黨就有變修、國家就有變色的可能。毛澤東的這一理念顯然不是建立在沒有一個真實的依據情況下的主觀想象的可能，而恰恰相反，他是以真正的有內在變化力的實在作為他和平演變理念的根據，因此他認為他的理念，具有客觀必然性。毛澤東既然想到了我們的黨存在變修、國家有變色的危險，那他是絕對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的，必須要進行防止的。如何來防止，他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最有效的方式。概括地說，他要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提高每個人的覺悟，使我們黨做到不敢變修，不能變修；使我們國家做到不敢變色、不能變色，使黨存在變修、國家有變色的客觀必然性成為不了現實。毛澤東為了實現上述目的，他是想讓社會的上上下下通過開展運動，使人們的政治思想覺悟都來個大的提升，使當權者能做到自覺為人民服務，即使做不到自覺，但在人民百姓普遍覺悟提高，維護自己民主自由權利意識增強的大環境下，也不敢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從而保證人民的政權為人民的屬性。毛澤東深知中國人民百姓有著小農經濟思想，缺乏民主、民權方麵的意識，防修反複辟的能力不足。為了祛除人民百姓的千年頑疾，提升全民的政治覺悟，毛澤東要求人們都參加到運動中來接受鍛煉，對人民百姓提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為了讓處在社會低層的人民百姓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是可以參與國事、政事的，可謂用盡了心。他培養陳永貴、倪誌福、吳桂賢進中央政治局，任命為國家副總理。毛澤東是要以具象的方式從陳永貴、倪誌福、吳桂賢身上為人民百姓建立起農民、工人作為基層百姓來管理國家，參與政事是可以的，讓人民百姓從現實中看到自己，這種方式最容易讓他們能知道小老百姓與社會上一切的人是一樣同等的，不是遊離於政治的邊緣，隻能去被動接受變化，而是可以主宰自己，可以主宰國家的。

毛澤東是深知搞文化大革命的難度、複雜及風險的。主要在於運動雖然是在思想領域，畢竟人是載體，而且是人人要接受鍛煉的運動，每個人都可能要受到衝擊，這樣運動總體表現出了不像戰爭年代共產黨對國民黨，人民百姓對地主買辦那樣敵我明確。要觸及一些人的利益或者說要傷及到一些人，而且由於這場運動的深遠意義及重要作用是潛在的、未來的，普通的人民百姓並不能在運動中直接或很少獲得現實的利益實惠，不會如土改運動那樣人們能分到田地、分到財產，因此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意圖，方針政策，戰略部署就難免在貫徹執行上有不到位，不正確，甚至抵觸，或出現壞人搗亂破壞等更嚴重的問題。這樣就可能使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受到影響。但毛澤東從人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出發，寧可冒著巨大風險也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毛澤東為了人民的利益是真正做到了完全徹底。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擁護毛澤東、忠於毛澤東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憂慮過，憤怒過，但那是對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搞偏的憂慮，是對壞人破壞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的憤怒。 

我們說，周恩來的自我意識徹底超越了自我，他走出了自然，這種超越在他的主觀世界建立了他人生根本、唯一的目標，在追求實現目標的客觀世界裏完成了他超越自我的精神。他將一生無私、無我地奉獻給了人民百姓，奉獻給了人類崇高的事業，奉獻給了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他是一個真正純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