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要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

隻是要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

 

 

 

"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毛澤東《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毛澤東   1965年12月21日）"

 

 

這是文革中教育戰線上的大辯論。

"在舊社會，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女有資格進“最高學府”，有資格“出洋鍍金”，而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女卻沒有資格上學，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剝削階級統治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嗎!"

"在很少有馬的南方山區，在春耕大忙季節，當社員拉著病牛來向他求治的時候，還那樣心安理得，沒完沒了地在課堂講他那個“馬尾巴的功能”。這一辛辣的諷刺，入木三分地使資產階級那種理論脫離實踐的教學方法出了洋相。"

在今天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時代，也是那一小撮特權階級的子女，才世襲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資格。

"那個進了當時“名牌大學”的貧農兒子，讀了三年書，就嫌他母親做的布鞋“太土氣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溝去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造成的這種惡果難道還少嗎!  這正如列寧所說：“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裏，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須對舊教育製度奮起鬥爭。"

"怎樣看教育質量，怎樣衡量學生的好壞?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裏有什麽超階級的“統一的標準”。曹仲和說什麽“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是多麽虛偽。因搶救遭到嚴重蟲害的稻田，考試交了“白卷”的李金鳳，和那個“門門五分”，卻以自己剛學到手的一點技術向貧下中農“敲竹杠”的餘發根，這兩個學生，誰個好?誰個不好?兩個對立階級所持的標準，又怎麽能一致起來呢?"

以下是四十多年前文革中的評論:

初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戰歌——評彩色故事影片《決裂》 

1976.01.07 人民日報

 

正當一場事關路線、事關方向的教育革命大辯論，在黨的領導下深入開展的時候，彩色故事影片《決裂》上映了。它通過創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初期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塑造了龍國正這一在教育革命中敢開頂風船、敢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著幹的無產階級英雄形象，旗幟鮮明、非常適時地參加到教育戰線這場大是大非的辯論中來，有力地批駁了教育界的奇談怪論，回擊了那股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右傾翻案風，起到了鼓舞人心的戰鬥作用。

 正象影片中龍國正說的那樣：“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會風平浪靜的。”曆史和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教育戰線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反複較量，總是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上尖銳地表現出來：實行怎樣的招生製度; 是開門辦學還是關門辦學;如何看待教育質量;  是“智育第一”，還是德、智、體全麵發展等。

所有這些鬥爭的實質，都是一個把學校辦成為哪個階級的專政工具，培養哪個階級的接班人的問題。影片《決裂》的矛盾衝突，龍國正和曹仲和之間幾個鬥爭的回合，也正是這樣展開的，這就使得它所提出的問題，具有一種普遍的教育意義和現實的論戰性。它以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表明：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須劈波斬浪，激流勇進，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舊教育製度宣戰，同反映傳統的所有製關係的舊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學校的大門為誰而開?  這是辦學的階級路線問題，是關係到學校的階級性質的問題。舊學校的招生製度，用什麽“資格”、“學曆”、“文憑”之類的條條框框，把工農子弟排斥在校門之外，實際上是剝奪了廣大勞動人民學習文化知識的權利，是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行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這正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勝利成果。

影片中招考那場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它讓我們記住，工農子弟進大學，這在舊教育製度下有多麽不容易!  麵對著冷若冰霜的資產階級把門人，貧協老代表氣憤地說：“共產黨、毛主席把學校辦到我們家門口來了，可我們貧下中農還是進不去。”

怎麽辦?  新來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龍國正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振臂一呼：“既然是資產階級把門，那你就打進去嘛!”  教育革命的成果，無一不是鬥出來的。

“打進去”，突破資產階級的封鎖線，就是為無產階級爭奪教育陣地的開始。我們看到，在龍國正的主持下，有貧協老代表參加，無產階級的把門人一旦取代了資產階級的把門人，這場考試的方法、內容及其結果，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飼養員徐牛崽錄取了，育種能手李金鳳錄取了，小鐵匠江大年錄取了，群眾頓時歡騰起來，牛崽喜若雀躍，就象對著全世界宣告那樣高喊著：“考上了!”  

這一新生事物出現時的大喊大叫，足以使得資產階級失魂落魄，受舊傳統觀念束縛的教務主任孫子清皺起了眉頭，驚訝不已：“這樣的招生法，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但這卻恰恰證明，這樣的招生法，已經有力地衝擊到舊的教育製度，同舊的教育思想劃清了界限。

 “考大學要有資格”，這是影片中孫子清一本正經地說出來的一句話。說到資格，不同階級的資格是各自不同的。在舊社會，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女有資格進“最高學府”，有資格“出洋鍍金”，而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女卻沒有資格上學，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剝削階級統治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嗎!

在今天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蘇聯，也是那一小撮特權階級的子女，才世襲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資格。

可是，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進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第一條資格就是勞動人民。”龍國正高舉起小鐵匠粗壯的手，深情而又自豪地說道：“這手上的硬繭就是資格!” 影片中這有力的一筆，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使我們產生了不可抑止的激動。

正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工農兵學員才能昂首闊步，以主人公的姿態進入我們社會主義的新型大學。可是去年七、八、九月教育界出現的奇談怪論，又在老調重彈，舊案重翻，鼓吹什麽“要挑中學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學”，這不就是要把今天的李金鳳、徐牛崽、江大年拒之於大學校門之外嗎!

可見，老的資產階級把門人靠邊站了，也還會出現新的資產階級把門人。他們從資產階級的門縫裏看人，工農子弟總是“不夠資格”。看看影片中所反映的十七年前的鬥爭，是能夠幫助我們對今天的鬥爭加深理解的。

事實說明，工農子弟打進資產階級統治的學校大門，還遠遠不是鬥爭的結束。打進去以後，短兵相接，鬥爭更加尖銳複雜了。是開門辦學，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還是按照資產階級的老一套，關門辦學，搞“智育第一”即資產階級政治第一，把學生培養成新的精神貴族?

這就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爭奪青年的鬥爭焦點。忠實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曹仲和，在工農子女進入學校之後，想的和做的，就是要把他們嚴嚴實實地關在校門之內，實際是按照資產階級的麵貌，來改造這批工農學生。

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訓表明：那種“在課堂裏植樹，在黑板上種田”的教學，隻會教出“學農不務農，學農不愛農”的學生。

影片中的孫子清，在很少有馬的南方山區，在春耕大忙季節，當社員拉著病牛來向他求治的時候，還那樣心安理得，沒完沒了地在課堂講他那個“馬尾巴的功能”。這一辛辣的諷刺，入木三分地使資產階級那種理論脫離實踐的教學方法出了洋相。

當然，這種摧殘人材、摧殘青年的舊教學製度，從它的本質及其危害的嚴重性來說，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可恨的。

影片中那個進了當時“名牌大學”的貧農兒子，讀了三年書，就嫌他母親做的布鞋“太土氣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溝去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造成的這種惡果難道還少嗎!  這正如列寧所說：“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裏，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須對舊教育製度奮起鬥爭。

堅決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辦學的龍國正，同來自三大革命運動第一線的工農同學站在一起，針鋒相對地對曹仲和執行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發動了攻勢。龍國正針對那種“浸種的時候講收割，收割的時候講浸種”的荒唐情況，提出了“教材的係統性應當適應於生產的季節性”;   徐牛崽貼出了《少講馬，多講豬和牛》的大字報;肖萍老師和同學們赤腳下田，“水稻課在田裏上”……。這樣一衝，便衝亂了資產階級的陣腳。曹仲和慌了，說什麽這是把大學辦成了農場、墾荒隊;  孫子清也急了，說什麽“全亂套了，這書還怎麽教下去”。

教育革命中出現的新事物、新現象，對他們來說是多麽不可思議呀!  但是，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隨著資產階級教學秩序的土崩瓦解，無產階級新的教學秩序就會建立起來，隻是資產階級的偏見，使他們認為這並不是秩序罷了。然而貧下中農對這一破一立的辯證規律，卻理解得非常深刻。老代表用了兩坨泥巴，就把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教學要結合生產的道理講清楚了。龍國正把這一簡單的比喻，評價為一張高水平的大字報。這張革命的“大字報”，對於那種把開門辦學歪曲為“實踐——實踐——實踐”的論調，正是一個有力的批駁。

資產階級在學校教育方麵對付工農同學的策略，總是沿著這樣的規律：先是使他們不得其門而入;一旦防線被突破，就關起門來，用資產階級的那一套來“消化”他們;  如果還不能使其就範，便使出最後的“殺手鐧”，在教育質量上大做文章，用“瀉肚子”或曰“自然淘汰”的辦法，重新把他們趕出校門之外。這個三部曲不是別的，正是教育領域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影片中曹仲和用突然襲擊的考試辦法，“要刷掉一些不夠格的學生”，就是一例。

小小一張“勒令退學”的通告，硬是把李金鳳等人開除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迫害工農同學的這一情景，現在看起來還是多麽讓人觸目驚心嗬!  性格剛強的江大年，由於憤慨已極，一怒而去。剛從外地返校的龍國正聽到這一情況，拔腿就追，他穿叢林，越山梁，一口氣追到了鐵匠鋪，以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抱住大年說：“走，跟我回去上大學。”

此情此景，使人不禁熱淚盈眶，這是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控訴，也是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謳歌。“打進去”又被趕出來，趕出來再追回去，這反映出教育戰線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多麽複雜、尖銳和曲折啊!

怎樣看教育質量，怎樣衡量學生的好壞?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裏有什麽超階級的“統一的標準”。曹仲和說什麽“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是多麽虛偽。因搶救遭到嚴重蟲害的稻田，考試交了“白卷”的李金鳳，和那個“門門五分”，卻以自己剛學到手的一點技術向貧下中農“敲竹杠”的餘發根，這兩個學生，誰個好?誰個不好?兩個對立階級所持的標準，又怎麽能一致起來呢?  曹仲和所要求的統一標準，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標準。你不同意他這個標準嗎?  那就是不講質量，那就是把他認定的壞學生當成了好學生。

當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談怪論，就要說你“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無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使之變成他們可以接受的東西，以便讓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重新稱王稱霸。但是，不管資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怎樣危言聳聽，終究是唬不倒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鳳那樣優秀的工農兵學員，他們為革命勤奮學習，以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善於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向黨和人民交了紅卷。他們的質量，無產階級滿意，貧下中農讚揚，就是不要資產階級宣揚的那種“質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龍國正說得很明確：“咱們共大培養的人材，既要有共產主義覺悟，又要有學問，還會生產勞動，要成為又紅又專的大學生。”這體現了無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的觀點。李金鳳在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不但能夠識破而且敢於頂住劉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路線，指出“趙副專員的報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毒草”，這說明她有很高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方麵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她能夠培育出優良的稻種，能夠發現生產隊稻田的蟲害，並組織同學和社員一起把它及時撲滅，這難道不算學問，不算文化?
有人誣蔑我們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讀書”、“不講學文化”，這真是奇談怪論。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曆來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要求把這三者辯證地統一起來，做到又紅又專。其實，任何階級看待教育質量的好壞，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我們說李金鳳是好學生，首先是因為她在校內校外，都敢於堵資本主義的路，邁社會主義的步。

而曹仲和他們把李金鳳當壞學生，甚至開大會批她，首先也是因為她觸犯了“師道尊嚴”之“禮”，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軌，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敢於和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鬥。由此可見，無產階級認為是好學生必須具備的條件，正好就是資產階級定之為“壞學生”的那些“罪狀”。一切文化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和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統帥下，我們曆來重視掌握文化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而那些極力維護“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嚐是熱心智育，他們的真心本意，不過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第一而已。

當然，還有這樣的一些同誌，由於受舊傳統觀念禁錮，對於教育革命這一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專愛挑剔，這正象魯迅說過的那樣：盡管現代的玻璃鏡要比古代的銅鏡好，但他們總是頑固地認為：“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這樣的同誌，隻有從資產階級的偏見中解放出來，才能在教育革命的問題上和工農群眾有一種共同的語言。

一邊看著影片《決裂》，一邊總是使人思考著當前教育戰線上的這場大辯論。這種看電影的感受是很少有過的，我們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興。這說明我們文藝創作和現實鬥爭結合得越來越緊密了，因而大大加強了它的戰鬥作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爭，不可能不是息息相關的。反映教育戰線鬥爭的文藝作品，有一個究竟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的問題。

《決裂》是一曲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戰歌，因而受到了廣大工農兵的讚揚。“放排正逢春江水，勞動大學辦在我們心坎上。”影片中李金鳳在激流竹排的放歌，也唱出了我們今天廣大工農兵學員熱愛社會主義的新型大學的感情，唱出了革命師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階級鬥爭為綱，搞好教育革命的決心和鬥誌。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讓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戰歌唱得更加嘹亮吧!

《決裂》是一部關於一所農業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的影片，極好的圖解了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指出年輕人是他的“革命事業接班人”，他認為年輕人要接受平等的教育。他認為大學不應該采取嚴格的入學規定，因為這樣會把農民和工人排除在外。在《決裂》中，龍校長是一名毛澤東主義者，他受命接管一所大學，而這所大學的原主管人不準沒受過教育的農民和工人入學，龍校長詢問年輕人，同意一名熱情的青年入學，隻是因為他曾經做過工人。其他的農民則推薦一名革命前曾受一名地主的欺淩，而現在已是一個稻田專家的女子入學。當龍校長問她是否識字時，她寫下了“毛澤東是我們的大救星”這樣的字樣。充滿勝利的喜悅的音樂於是雄壯的響起，她隨即也就被批準入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