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學非洲斑馬尾巴的功能?

要不要學非洲斑馬尾巴的功能?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一所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即專門為農民子弟建起來的農業大學裏，學生的管理是采取“社來社去”的培養方式即從當地的農民中招生，畢業後再返回到農村去。電影"決裂"中馬尾巴的功能的一個老師是由葛存壯飾演的教授。 某一天的某一教室裏教授正一本正經地在對農村招來的大學生們講“馬尾巴的功能”。這時，一個老農民來請這位教授給牛治急性病，卻被轟走了。因為，教授認為他的“教學大綱”要比農民的實際困難重要得多。

對於學校不教學生學習當地的水牛而去學非洲斑馬又要大講馬尾巴的功能,  農民們很有意見。非洲斑馬的馬尾巴到底有多大功能先不說,  農民的孩子們學完後需要治本地水牛的病, 而不會派去非洲去治野生班馬的病吧。這是75年拍攝的電影《決裂》中的一個著名的情節，著名得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一見到葛優他爹就想起了“馬尾巴的功能”。

這部電影的背景是：建國後，圍繞著教育方針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一方以劉鄧為主的認為教育規範化、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尖端人才是當務之急，而另一方以毛澤東為主的則堅持教育的目的是為工農大眾的實際需要服務、是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因而主張在教育的問題上應當繼承延安“抗大”的辦學精神，走降低入學門檻、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教學大綱與當地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道路。爭論背後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層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針之爭不免演變成了政治路線之爭。

改革開放後的教育完全恢複了舊式教育的模式，共產黨的那種延安“抗大”式的試驗性的辦學思路完全被拋棄了，原本是旨在抗議舊式教育中隻為培養尖端人才的現象的“交白卷”行為成了笑柄。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後的教育政策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式教育嚐試的“反動”。如果說，電影《決裂》是新式的“抗大”式教育對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掌控的舊式教育話語權的決裂的話，那麽，改革開放以後的複辟了舊式教育政策就是後者對前者的徹底決裂。也就是說，電影中所全盤批判的，正是改革開放以後所全盤肯定的。

四十多年過去了，忽然間，人們發現，改革開放之後的複辟舊式教育雖然給了文革中少數被專政的人通過上大學而獲得個人成功的機遇，但隨著這一政策的持續，唯升學率、唯分數主義的舊教育觀卻為現實社會製造了一大批對追逐名利的興趣遠遠高於求知的興趣的人；將自我實現看的遠遠高於社會責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然，這樣被製造出來的人一定是當不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的。他們倒是為自己謀得了許多加官進爵和出國、發財的機會，至於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有沒有哪怕一絲的承擔的意識就很難說了。不過畢竟，他們是改革開放後教育轉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二種社會製度轉型時期即既享受了社會主義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  又搭上了私有化少數人先富的大蓬車以及那些依靠轉型期一批推行的舊式教育製度初期的受益者做榜樣，則人們難免不會激發起一種巨大的社會人士去追求的"中國夢"，也就是說全社會所有的想改變命運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進大學的身上。由於這種巨大的社會需求，所謂“教育產業化”以及伴隨之而來的“擴招”則成了大勢所趨，再也阻擋不了了。

然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推行舊式教育就合乎邏輯地演變成了低端人口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給極力為孩子謀出路的低端人口中的家長們帶來無盡之負擔與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換來的是甜美的報償的話，家長們還是想得通的。可隨著經濟危機的逼近，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與每年成倍增長的畢業生數量、社會所能提供的職業與應屆畢業生擇業的心理預期之間的剪刀差將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變成了一個“定時炸彈”，極大的威脅著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就如電影《決裂》所隱喻的一樣，對於今天中國的社會而言，改革開放後不斷形成的舊式教育體製讓大量的應屆的畢業生成了隻能應付考試的“馬尾巴的功能”———他們的所學既與社會的需要脫節，他們的心態又與社會的環境脫節。除了憤怒，他們和他們將要麵臨的社會之間，還剩下了什麽呢？

為什麽中國的教育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如果想要挖掘其深層次上的原因，還在於“決裂”這兩個字。

曾經有一位中國的老板說，其實，就業的機會很多，有的行業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專業對口的人，而許多職業是現在大學生不願意屈就的。為什麽許多的工作機會很多的大學生不願意幹呢？這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分不開的。

四十多年前，被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貢獻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而改革開放後的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為追求個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資本家、官員、技術專家。

顯然，社會對後者的吸納程度畢竟是有限的。

本來，一個健康的教育製度應該可以向社會提供各種類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會有著多元化的自我期許。但由於中國的社會各種的價值取向在不同曆史時期經曆了一個相互決裂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過程，於是乎，教育在新中國建國後的曆史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的角色———要麽為工農大眾的實際需要服務、走降低入學門檻、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教學大綱與當地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道路。要麽為培養尖端人才製造一大批對追逐名利的興趣遠遠高於求知的興趣的人；將自我實現看的遠遠高於社會責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該是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思考教育是培養學生們結合實際社會需要的新式教育, 還是盲目地培養些學非所用如學馬尾巴的功能式的舊式教育的時候了。  

電影《決裂》於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後期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重要代表作。電影的主要內容是1958年抗大出身的墾殖場場長龍國正，到鬆山辦抗大式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期間，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辦學方針與嚴重脫離生產實踐的學究式資產階級辦學理念做堅決鬥爭的故事。

不但大學這樣，小學也如此，又紅又專的辦學理念貫徹中國教育的各個環節。小學一二年級，上半天文化課，另外半天是到農村去參加生產勞動。文革時期，綜合大學也有辦，主要培養以理論學習為研究課題的專業人才。

文革中大部分是專業院校，如農學院、林學院、醫學院、畜牧學院、工學院。按照教育要為生產實踐服務的方針，農學院下放到了農村，林學院被趕到了林區，工學院則辦到了工廠。大學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取消，改由工廠、農村、部隊基層單位推薦，大學的課程設置也要緊密結合地方的生產實踐。

如農業大學在南方山區道路崎嶇，主要牲畜是牛、豬，那麽主要專業課程應該是如何養牛、養豬，而不是講授馬尾巴的功能。在辦學理念上，反對高樓大廈，強調勤儉持家。

然而,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教育理念發生了華麗的大轉身。小學、中學自不待言，大學的變化更大。專業院校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興其徑，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 如林學院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天曉得這樣的學生跑到生產單位是一種什麽樣的結局。至於“紅”的培養方向，更是被金錢、權力所異化，“寧在寶馬中哭泣、不在自行車上笑”，就是當代年輕人價值觀的真實寫照。

如今的大學生沒有信仰，也就沒有做人的道德價值底線，也談不上為什麽理想而堅守；長期在生存壓力下，極易為物質利益所誘惑而隨波逐流。為名為利不管黑道白道先富為道。例如在當官發財的當下，區區一個政府機關的處長職位，可以引來50多個教授激烈競爭。今天的高校， 論文壓倒一切，一個學美術的藝術類教師為職稱可以去炮製在化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假文憑假論文等等什麽都有。隻要有名稱都可以造出假來,  還可以===以假亂真。

文革有很多令人不爽的人和事，也給少數人帶來痛苦。然而，文革中有許多好的人和事,  有許多的精華。尤其在教育理念上有很多方麵是很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比如舊式教育下的許多學生連韭菜與麥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文革當時的新式教育體製下，學會了割麥、插秧、打穀、車水。因為中小學又紅又專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學生參加工作後，很多學生經常多次地深入山區、林區的林場、農戶、林業站調查。

有的學生因為對基層情況比較了解的緣故，多次被有關部門領導邀請作為專家參加一些林業方針政策製定前的研討。不止一次在參加國家部委召開的專家研討會時，仍有一位林業專家悲哀地說：不超過10年，等新中國培養的老一代林業專家都退休時，這樣的會議就無法舉行了。因為，目前高校新進的師資基本全是從學校到學校、缺乏林業調查規劃實踐經驗、對林區基本情況不了解的學術研究型教師。

今天我們怎樣來看泛教育質量，怎樣來衡量泛學生的好壞?

翻遍古今中外各種教育史，哪裏有什麽超階級的“統一的標準”。

曹仲和說什麽“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是多麽虛偽。

因搶救遭到嚴重蟲害的稻田，考試交了“白卷”的李金鳳，和那個“門門五分”，卻以自己剛學到手的一點技術向貧下中農“敲竹杠”的餘發根，這兩個學生，誰個好?  誰個不好?

兩個對立階級所持的標準，又怎麽能一致起來呢?

曹仲和所要求的統一標準，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標準。你不同意他這個標準嗎? 那就是不講質量，那就是把他認定的壞學生當成了好學生。

當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談怪論，就要說你“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無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使之變成他們可以接受的東西，以便讓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重新稱王稱霸。

但是，不管資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怎樣危言聳聽，終究是唬不倒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鳳那樣優秀的工農兵學員，他們為革命勤奮學習，以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善於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向黨和人民交了紅卷。他們的質量，無產階級滿意，貧下中農讚揚，就是不要資產階級宣揚的那種“質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龍國正說得很明確：“咱們共大培養的人材，既要有共產主義覺悟，又要有學問，還會生產勞動，要成為又紅又專的大學生。”這體現了無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的觀點。

李金鳳在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不但能夠識破而且敢於頂住劉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路線，指出“趙副專員的報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毒草”，這說明她有很高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方麵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她能夠培育出優良的稻種，能夠發現生產隊稻田的蟲害，並組織同學和社員一起把它及時撲滅，這難道不算學問，不算文化?

有人誣蔑我們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讀書”、“不講學文化”，這真是奇談怪論。

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曆來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要求把這三者辯證地統一起來，做到又紅又專。其實，任何階級看待教育質量的好壞，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我們說李金鳳是好學生，首先是因為她在校內校外，都敢於堵資本主義的路，邁社會主義的步。

而曹仲和他們把李金鳳當壞學生，甚至開大會批她，首先也是因為她觸犯了“師道尊嚴”之“禮”，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軌，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敢於和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鬥。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認為是好學生必須具備的條件，正好就是資產階級定之為“壞學生”的那些“罪狀”。

一切文化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和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統帥下，我們曆來重視掌握文化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而那些極力維護“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嚐是熱心智育，他們的真心本意，不過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第一而已。

當然，還有這樣的一些同誌，由於受舊傳統觀念禁錮，對於教育革命這一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專愛挑剔，這正象魯迅說過的那樣：盡管現代的玻璃鏡要比古代的銅鏡好，但他們總是頑固地認為：“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這樣的同誌，隻有從資產階級的偏見中解放出來，才能在教育革命的問題上和工農群眾有一種共同的語言。 

四十多年前的電影《決裂》，總是使人思考著當前中國教育產業化資本化後的種種醜陋。電影文藝創作和現實鬥爭的結合是緊密的。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爭是息息相關的。反映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文藝作品，有一個究竟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的問題。

改革開放後電影"決裂"中《馬尾巴的功能》不是堂堂正正地進入了校內的課堂上!   教授們又開始大聲地講著《馬尾巴的功能》,  學生們也認真地又或是裝著認真地聽著非洲斑馬的馬尾到底有什麽功能呢!  而類似於《馬尾巴的功能》一樣的東東在各式各樣的學校裏還多著呢。怪不得學生走上工作崗位時很多都是學非所用專業不對口的。同時為了搶錢大量地盲目地招生後造成學生畢業後即失業之外,  還出現了許多買賣文憑造假學曆等等一係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