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耽誤,不被耽誤該如何？

文革被耽誤,不被耽誤該如何？

 

 
 

北京大學的校長在一個莊嚴的場合發言讀錯一個字，雖然讓人錯愕，終究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但作為中國頂級大學的校長把責任追溯到四十年前的“文革”，更是讓人驚異。真是“被耽誤了的一代”啊！ 被“耽誤”了，四十年內沒有學好也《不識“鵠”字該怨誰？》呢。 怎麽還能夠成為"博士"，成為國家頂尖大學的校長?  那麽，如果不被“耽誤”該如何？

說來，林校長並不孤立，持此種意見者，還有人。由於“文革”， “耽誤”了學業。而“文革”後的幾十年中居然沒有什麽長進不識一個“鵠”字，或許不像一個"有學問、有學曆、有職稱"的頂尖大學的校長，今後如是經常讀錯字，讀錯字之後就想到“文革”，氣就不打一處來。也更有資格詛咒“文革”，仇恨毛澤東了。

於是就誣蔑、攻擊毛澤東，要文革來負責了,   四十年中看得多了幾乎都“乏新可陳”。 改革開放以來時興政治人物、英雄人物被“惡搞”、被“戲說”、被“娛樂化”，甚至被炒作成了“娛樂笑料”。是什麽造就了那一批人？是“文革”還是“改革”？難不成也從“文革”那裏找原因。

“文革”到底應該對念錯字負怎樣的責任和負多大的責任？ “文革”連“鵠劫”、“災難”的罪名都承擔了，還怕再承擔個別人，哪怕是官拜副部級的北京大學校長念錯個字的責任？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承擔的起，而在於應該不應該承擔。不應該承擔的，米粒小的責任也不應該承擔。甚至還不能“謙虛”、“大度”，把大小責任都攬過去。

如果同是在“文革”中讀小學、中學，甚至林校長的同學當中，有不認錯字的，起碼不會認錯那個“鵠”字的，難道就可以讓 “文革”那場 “鵠劫”、“災難”的分量減少幾分？即使民間那麽看，有人也那麽看，但中國執政當局就未必那麽看了。因此林校長們不是用腦思考分析問題，而是用眼睛觀察執政權力核心的風向來判斷問題的。

“文革”不僅不應該為念錯字負責，而且對什麽都無法負責，因此不能負責。即使是所謂“害死了無數的中國人”那樣大的罪過，怎麽判，判多少，由誰判刑？不能誰都可以說自己是“判官”。它即使想負責，也根本沒有辦法負責。為什麽？簡言之，它不是，也沒有權威的組織和機構認定它是“責任主體”。不是“責任主體”，何談責任能力？又何談承擔責任？如果承認這個事實至今存在就夠了。

責任主體，一般認為是需要承擔的責任單位、組織或者部門，統稱為“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文革”及“改革開放”之類屬於什麽？既不是法人，更不是自然人。既然法律沒有關於“文革”之類的事物作為“責任主體”的規定，如何給它“定罪量刑”。法無規定，就意味著法律規定的責任都與它無關。落不到文革的頭上。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相對應“改革開放”以後幾任領導任內發生了大大小小如此多的醜事由誰來負責?  又可追誰的責?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時下仍處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文革”中沒有的醜陋現象如今數不勝數，看不勝看。1989年6月甚至發生了“文革”中都不曾發生的“開槍鎮壓學生運動”，軍隊開著坦克進城驚動全球的大事,  難道不能算在“改革開放”的帳上，為什麽不可由“改革開放”來負責？誰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按照林建華校長們的邏輯，應該是。有人也正是按照那樣的邏輯看“改革開放”。但執政黨不讓這麽看,  事實上林建華校長們也不敢那麽看。所謂的“文革責任”也好，“改革開放”責任也罷，都是“偽命題”。

一個不屬於“責任主體”的“文革”或者“改革開放”，憑什麽對某些“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行為負責？與法無據，與理不通，與事實不符。

一般的不明真相的人們是不知道真正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又是什麽人如此仇恨文革的，因而用盡一切惡毒手段醜化文革。曾幾何時，有人把大大小小的“責任”都歸罪於“文革”之後，這種認識就開始在社會上流行了。那麽是誰賦予了“文革”那麽重的責任？誰有權力賦予一個本來就不是責任主體的“文革”那麽多的責任？

讓一個並非責任主體，叫做“文革”的承擔責任，這種歸罪方法，難道不可笑嗎？更可笑的是它卻存在了幾十年，至今無論是有學問的如北京大學的學者林建華，還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學問的“不明真相者”仍然這樣看“問題”。足見那種認識方法影響了幾代人又是何等久遠！並且影響著國人的思維方式。助長了形而上學的傳播和猖獗。

讓“文革”承擔讀錯一個字的責任，是不是有點牽強附會？北京大學中文係的教授們怎麽看？

讓“文革”承擔讀錯一個字的責任，是一種怎樣的思維方式？北京大學哲學係的教授們怎麽看？

“文革”已經成為曆史。它即使是有責任，到底應該承擔到什麽時候？北京大學曆史係的教授們怎麽看？

“文革”既然被認定為“鵠劫”、“災難”，又要為校長讀錯字負責。那麽，“文革”到底應該負什麽責任和負多麽大的責任，如何進行責任確定，承擔何種處罰？在法律上，責任是有追溯時效的。對“文革”的追責是不是一輩一輩地追下去，直到地球毀滅，人類完蛋？盡管某些人可能那麽想，法律係的專家們怎麽看？

如此種種，恐怕要成為“哥德巴赫猜想”，誰能摘下那顆明珠？說不定一不留神，通過一個校長的讀錯字，發了一個“世紀之問”！

如果一定要“文革”作為法定的“責任人”承擔什麽責任，它應該有相應的權利。這就是“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通行的“法治”原則。迄今為止，某些人給“文革”加了那麽多嚇人的罪名，發動“群眾”，進行“群毆”，卻沒見到它或者它聘請的，或者指定的律師為它進行過辯護。“依法治國”提了幾十年，這不符合“法治”的原則和精神。

幸虧“文革”不是“人”。如果“文革”是“人”，它能夠容忍什麽人都往它身上潑髒水麽？甚至一個校長讀錯個字，也要讓它承擔責任的屈辱？

幸虧“文革”不是人。如果“文革”是人，恐怕早就發出抗議，或者“上訪”，甚至提起訴訟“維權”了。

“文革”，都知道它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領導的一場“運動”。有多少人知道發動那場“運動”的“決定”，即“五一六通知”是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現在知道，毛澤東並沒有參加那次會議。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提議，請問，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有沒有“提議”的權利？如果政治局擴大會議不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根據黨章“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完全可以否決。關於開展“文革”的“決定”，並不違反黨內“程序”。怎麽到了否定“文革”的時候，主持並舉手通過“決定”的沒有責任，而獨對執行“決定”的毛澤東死後“追責”，而且是全責、總責？這，符合黨章的那條規定？現在，不是早就講“程序公正”了嗎？對毛澤東，可有“程序公正”麽？

“文革”是一個過程。無論是在那個階段，都叫“文革”。有人可能“為尊者諱”，國人不會忘記《五一六通知》之後的“工作組”，特別是清華大學的“工作組”，把多少學生、老師打成“反革命”？1967年XX“軍訓”時負責的一個初中二年級的班上，一個不到15歲的同學就被“工作組” 打成了 “小反革命”，另一個同學遭到公開批判。是不是按照“工作組”那個路子，就不會出現“浩劫”、“動亂”、“災難”？事實上，“工作組”已經給一些無辜的學生和教師造成了災難。那個“災難”當然不應該由毛澤東來負責，難道應該由“文革”負責嗎？沒有那個“前因”，那裏有後來的“後果”？

不管怎麽說，“文革”已經成為一個曆史“事件”。它是已經發生的客觀存在。人們隻能評說，不能改變它什麽。個中原因錯綜複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所謂的“宜粗不宜細”是一種“想當然”的，想怎樣分析就怎樣分析，想分析什麽就分析什麽，總之，是一種具有主觀傾向的，有選擇性的、簡單化的，為特定政治服務的一種分析方法。

至於某些人發生在“文革”中的錯誤，是誰的錯誤就是誰的錯誤，是什麽錯誤就是什麽錯誤。如果可以把責任推向“文革”，那麽，包括毛澤東在內，也可以把責任推向“文革”。如果沒有“文革”，功勳卓著的林彪元帥一定以開國元勳在“八寶山”顯耀的位置享受著國人祭祀和紀念。“四人幫”中的三人不會那麽“步調一致”，一同患癌症。尤其是江青，肯定不會被判處死刑，以自殺的方式謝世。他們即使不被熟知的人尊重，還不至於蹲在監獄裏。

“文革”，不但讓毛澤東一家中出了毛澤東這個“極左路線”的代表人物，成為 “眾矢之的”，還出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著名的兩個大“反革命”。他們被批判，被判刑，或許能給那些受到“文革”和毛澤東“迫害”的“戰友”和“學生”們一點慰藉和滿足。讓“林校長們”幸災樂禍。

如此種種。不能說隻許某些人可以從“文革”中找原因，推責任，而不允許別人去那麽做。

林校長說不上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說林建華校長是什麽“決議”的忠實擁護者，人們相信。因為他接受的就是那種思想“灌輸”，畢竟不悖“主流”精神。

事實上，“文革”之初不能不叫做“文革”。突遭“災難”的不是那些大“當權派”，而是一些學生、老師、學校的當權派。 “工作組”一到，一切權力歸“工作組”。 “四清”時的“老譜”，重新襲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不是毛澤東的發明，那個責任也不應該由毛澤東負。在“文革”初期有些人“緊跟”工作組整自己的老師和同學，還跟在某些血統“高貴”的大同學的屁股後頭到處“抄家”、“打砸搶”？參軍除了逃避“上山下鄉”，是不是還為了“避難”？

“文革”過去了四十多年，應該是曆史了。“文革”對於毛澤東的一切，都不是秘密。要是有損毛澤東的早拿出來了。現在高喊仍然“保密”的，恐怕也不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聲譽，大概是為了 “維穩”。焉知不是“為尊者諱”！最近看過網傳某“尊者”的一些著名講話，恐怕讓全國的共產黨員大跌眼鏡，實在沒有一點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有辱“馬克思主義者”的偉大形象。也難怪不能公之於眾。幾日後，已被刪掉。以往公之於眾的不過是“斷章取義”的三言兩語，也真難為那些專業水準高的“編輯”了。

“文革”的曆史和事實大概誰也改變不了。誰也壟斷不了對“文革”的研究。以後想不念錯字，不做錯事，甚至不想成為階下囚，隻有改變自己才是“硬道理”。以林校長為鑒，堅持“硬道理”的人會越來越多。否則，總是拿“文革”說事，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都往“文革”那裏推，丟人現眼的不是“文革”。隻能像北京大學的校長林建華博士那樣，成為笑柄。

如果沒有“文革”將怎樣？許許多多的寫文章曾經那麽設想。虧他們還都知道曆史不能假設。不如此可能難以表達他們想要表達的思想。因此，常常有人提出那樣的疑問。

如果沒有“文革”，眾多“林校長們”之類的命運，或者得誌的得誌，飛黃騰達的飛黃騰達，個個心想事成，美夢成真。說不定上大學，讀博士的，也能夠成為北京大學或者什麽大學的校長。從軍的，說不定都弄個軍長、司令當當。總之，他們一個個肯定比現在美滿。是“文革”、是毛澤東，耽誤他們的大好時光，讓那些有“鴻浩之誌”的莘莘學子，失去了大展宏圖的時機。隻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能耐多麽大，職位多麽高，權力多麽重，想發財，暴富的一定是黃粱夢，絕對沒戲。從這個意義上說“林校長”們如此憎惡“文革”，仇恨毛澤東，也是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