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不會掉下個《免費醫療》!

天上不會掉下個《免費醫療》!

所謂的"改革開放"實質複辟資本主義以來，中國的老百姓對“看病難，看病貴”己經嚴重不滿，對醫療體製內係統性的腐敗早己深惡痛絕，許多低層老百姓越來越懷念毛主席時代的醫療服務和醫護人員為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都是不爭的事實。

小人得誌便猖狂,  自從"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以來,  全麵地否定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免費醫療體係,  自認為"聰明能幹"搞什麽"醫改"，然而越改，老百姓覺得負擔越重，越改，在醫院就醫排的隊越長，越改，醫生的服務質量越差，越改，老百姓有病醫不起,  有藥買不起苦苦在死亡線上掙紮。終於導致目前醫患關係緊張得要命，連“醫院派公安”的餿主意都想出來了。

中國是個傳統型社會，曆史上，對醫生和教師普遍尊重有加。這兩個職業，一個救死扶傷，一個教書育人，是支撐社會道德的兩個立柱，無論處在什麽時代，哪怕兵荒馬亂，人們對這兩個職業的敬仰都從沒改變過。

可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準確地說，是國家機器放棄這兩個道德行業，而讓它們麵向市場化開始，人們對之保留了五千年的道德人格尊重從而逐步坍塌了。

當今一部分黑心的醫生和一部分藥品代銷員先富了，他們的子女可以有錢去國外。他們每人都是開著豪車，個個都擁有自己的獨棟別墅。他們是土豪，而當醫生的，隻要天天看病開藥，月底大把大把的鈔票就有人送上門來。醫生僅開一種藥，一個月就掙幾千元回扣。一個月要看多少個病人，開多少種藥嗎?

老百姓看不起病，就是這麽來的，至於是誰“賜予”的，當然是讓一部分人先富和不管黑道白道先富就是正道的政策所“賜予”。

2015年，在人民網有一篇經濟學教授李玲寫的文章，紀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發表50周年。文章指出，雖然半個世紀過去了，但“六二六指示”曆久彌新，它原創的醫療衛生的中國模式，是全世界公認的典範，仍然引領著國際醫療衛生革命和發展。

“六二六指示”是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中南海醫務人員的一段談話。毛主席談到了醫學教育、醫療政策、醫患關係等幾個問題，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626指示”的意義在於，他用通俗的語言概括了新中國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獨特路線，樹立“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衛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人民健康進行綜合治理;  創立獨特醫療衛生模式，采取預防為主的方針，“減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運用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製醫療成本。這條路線，是符合醫療衛生規律的，並且無論在曆史上還是世界上都是有獨創性的。

這之後發展起來的合作醫療是由中國農民自己創造的互助共濟的醫療保障製度，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所普遍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範本，不僅在國內受到群眾的歡迎，而且在國際上廣受好評。

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本。

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曾是在缺醫少藥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的最為成功的經驗，世界衛生組織還把這一經驗作為典範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大力推廣。如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仍然在學習中國的毛主席時代的做法。這也就是為什麽印度出生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教授認為，中國在醫療等領域的改革，關鍵是要學學自己過去的做法。

回過頭來，看看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以來今天的所謂"醫改"現狀，十幾年的"醫療改革"，據說是為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這個目標說得好聽，可與其它領域一樣，措辭美好的"醫改"從一開始就與這個目標背道而馳。

中國執政黨官僚體係權力尋租和投機分子惡意鑽營很快就劫持了醫改的本來路徑，他們一方麵逼迫國家加大投入，另一方麵通過全民醫保搜刮百姓，改來改去，就是不能動醫療管理係統的腐敗利益和藥品流通體係的黑暗暴利。導致醫療資源一方麵不斷向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另一方麵，國家和百姓投入的錢財不斷被整個醫療體係內各種利益主體侵吞瓜分，國家包袱沉重，百姓怨聲載道，醫患關係越來越緊張。

對於目前醫患關係緊張引發的一係列惡性事件，官方媒體在做評論時，總是有意無意回避【醫改方向路徑錯誤】這個現實，別有用心地將患者利益與醫療集團利益之間的矛盾“偷換概念”激化為患者和醫生醫院之間的矛盾。一方麵指責醫生“現在醫生的專業知識在提高，但常忽略與病人之間的溝通，甚至麵對病人的知情訴求，以‘講了你也不懂’來回應，加劇了醫患關係的裂痕”;  另一方麵又以“存在著嚴重的專業知識不對稱、信息不對等，加劇了關係的緊張度”來給患者打50大板。似乎醫生耐心了，患者醫療知識增加了，就解決醫患矛盾了，這可能嗎?

人民日報曾有文章指出：“實踐表明，化解這種糾紛和衝突，根本上還依賴於有一套取信於民的訴求表達和糾紛解決機製，將激烈的利益衝突導入理性平和的法治渠道。”這是睡在夢裏想天上掉餡餅呢。在私有製下醫療產業化就根本做不到全心全意為人民看病治病!

不把醫療管理係統官僚腐敗利益和藥品流通體係的黑暗暴利問題給徹底解決，就根本解決不了“看病難、看病貴”，而不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和諧的醫患關係就沒地方生根。目前最關鍵的是，這種既盯著國家增加投入，又記掛著扒掉百姓三層皮的新“醫改”遊戲，何時能結束！

天上不會掉下個《免費醫療》! 中國醫改的路徑，隻有回到“六二六”的路線上來才是正道，因為這是經實踐證實是行之有效的。但難!  四十年的資本主義路己經根深蒂固,  方方麵麵己成事實。老百姓要想得到全體免費醫療必須得從製度上來個改變,  但也很難!  努力吧,  低端人口們為爭取自己的利益一切隻能從頭開始。

[yongbing1993]

被認為是"貧窮的時代", "俄死人的時代", "動亂的時代", "經濟崩潰的時代", 都能夠實行全民免費醫療製度, 而今天經濟成世界老二, "富裕的時代"怎麽就沒有全民醫療呢?那些下崗工人, 四處尋工的農民工, 留守農村分散的老人婦女孩子......難道他們就不需要醫療? 時有謀體報導留守老人死在家裏成幹屍才被人發現。而如有當年各隊的赤腳醫生的存在會有這種悲劇嗎?

[yongbing1993]

這個製度難以持續的根源還是我們工作的重點轉移了，也就是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當時我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包括我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都變成經濟發展的配套。所以，我們也簡單的把經濟發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規律把它套用到我們醫療衛生製度上麵，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每位醫改官員深思和警惕的。

有關不能實行免費醫療，那些善於用胡說歪導民眾的專家給出了一些說法，“實行免費醫療會加重稅負”，“中國人口多負擔不起”，“會造成資源浪費”，“全民免費醫療是計劃經濟的大鍋飯或平均主義”。

其實，這些專家不知是浪得虛名還是故意歪導，其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

實行免費醫療需要加重稅負嗎？我們先看一下數據；據媒體報道，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中科院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花在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身上。

2010年, 人大指出: 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600〗億元。中國人一年需要為納稅工作161天，而實行免費醫療的英國人一年隻需為納稅工作150天，我國國民的稅負是英國人的1.07倍。如果是大部分底層民眾計算，一年要為稅負工作至少300天甚至更多，實際平均稅負至少為英國的1.7倍。

根據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2013年10月政府存款餘額為41163億元。從2013年11月29日舉行的中國衛生經濟學會第十六次年會上獲悉：到2012年底，全國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累計結餘7644億元。印度年財政收入隻有2千億美元人口與我們差不多，卻實現了免費醫療。中國大陸2016年財政收入159552億元，折合美元24366美元，是印度的12倍。以上數據看出，不論是稅負能力，結餘水平，都研究遠遠超出免費醫療所需要的資金和稅負。

中國人口多負擔不起嗎？眾所周知人口越多納稅人就越多，特別是在以間接稅為主體的中國大陸，幾乎人人都是納稅人，所收的稅也相應增大，可調配資源也就增加，實際負擔比人口少的國家更小。這一點隻要思維正常的都不會認為是理由。

[yongbing1993]

在1949年到80年代，我們是建立了免費醫療體係的，在國際上備受稱讚的所謂中國特色的醫療保障製度。我們當時國家幹部，就是現在的公務員是免費醫療，企業和事業單位的職工，他們是勞保醫療，農民是合作醫療。當時中國用不到世界上1%的醫療資源解決了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醫療衛生保障，是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崇為世界的典範，在全球推廣的。

[yongbing1993]

有中國學者直言:“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享受的是免費醫療，因為他們公費醫療體係，到司局級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費的，恰恰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不願意給老百姓免費醫療，也就是說他們在享受著免費醫療，不給老百姓免費醫療。當然，這個人群是一個比較少的人群，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不僅僅是打破醫療特權的問題，我覺得還是他們執政理念的問題。

[yongbing1993]

新中國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獨特路線，樹立“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衛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人民健康進行綜合治理; 創立獨特醫療衛生模式，采取預防為主的方針，“減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運用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製醫療成本。這條路線，是符合醫療衛生規律的，並且無論在曆史上還是世界上都是有獨創性的。

這之後發展起來的合作醫療是由中國農民自己創造的互助共濟的醫療保障製度，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所普遍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範本，不僅在國內受到群眾的歡迎，而且在國際上廣受好評。

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本。

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曾是在缺醫少藥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的最為成功的經驗，世界衛生組織還把這一經驗作為典範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大力推廣。如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仍然在學習中國的毛主席時代的做法。這也就是為什麽印度出生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教授認為，中國在醫療等領域的改革，關鍵是要學學自己過去的做法。

[yongbing1993]

新中國發展出這樣一套國際公認、成功的醫療衛生體製的成就，提到的一些問題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以不斷改進的。它丟棄傳統的西方模式，而發展出一套有創意、適應中國建國後三十年內的實際情況的體製。的確，世界衛生組織有感於這樣偉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開的、著名的阿馬阿塔（Alma Ata）會議上，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推崇為世界範圍內基層衛生推動計劃的模範（Jamision et al. 1984; Yang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93; White 1998）。此外，中國獨特的醫療衛生體係創建，深刻的影響了其它國家的醫療改革，啟發那些改革者們多多發展適合自己的醫療衛生製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國家的製度（Jamison et al. 1984）。

[yongbing1993]

《改革開放》的結果是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在80年代早期解體，農業生產被去集體化，而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出台以後, 「沒有農業合作化運動就不會有農村的合作醫療，」《改革開放》前後中國醫療衛生係統的大逆轉，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表明政治、經濟和社會體製的重大變遷對醫療衛生係統的影響有多重大。大多數有關中國醫療衛生係統及其改革的研究，都讚揚改革前公共衛生和醫療保健計劃的設計和有效執行以及當時中國人民健康的改善，而對這樣的體係在《改革開放》後遭到瓦解感到遺憾。

[yongbing1993]

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發展出一個以預防為主、十分革新性的醫療衛生體係。這一體係包括：發展合作醫療製度；使用赤腳醫生；通過群眾運動執行全民保健計劃；中西醫結合；越來越注重農村人口的醫療衛生。然而，在過去20多年的市場改革中，中國將原有的醫療衛生體係改變得麵目全非。醫療衛生事業的重點從預防為主轉變為醫療為主；合作醫療體係大部分解體；赤腳醫生不複存在，絕大部分轉為專業化的鄉村醫生，很多人轉而從事更賺錢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眾動員，反而重新強調醫療技術；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取向變為更依賴西醫；醫療資源日益從農村轉向城市地區。自1978年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戲劇性的變化，的確說明毛澤東時代的醫療衛生體係發生了「大逆轉」。

[yongbing1993]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接下來的30年時間裏，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建立了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製度。這個製度著重在發展國營經濟，重視公共福利事業，強調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集體主義以及社會平等精神，而在各種服務以及產品的分配上則刻意降低市場的角色。但是，1978年鄧小平掌握中國領導權後，卻將中國帶上了另外一條全新的道路：中國戲劇性地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將原來的公有部門、企業和機構私有化，解散農村公社，強調個人責任製，容忍社會不平等的增長（Hinton 1990; Leung 1994; Wong 1994; Weil 1996; MacFarquhar 1997; Meisner 1999）。這一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革被一部經典作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記實》（1966）的作者韓丁（Hinton）描繪為「大逆轉」（1990）。

[yongbing1993]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以成功發展革新性的醫療體製和強調預防為主的醫療衛生體係給全世界以深刻印象。這一體係包括：發展合作醫療製度；使用赤腳醫生；通過群眾運動執行全民保健計劃；中西醫結合；越來越注重農村人口的醫療衛生。然而，在過去20多年的市場改革中，中國將原有的醫療衛生體係改變得麵目全非。醫療衛生事業的重點從預防為主轉變為醫療為主；合作醫療體係大部分解體；赤腳醫生不複存在，絕大部分轉為專業化的鄉村醫生，很多人轉而從事更賺錢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眾動員，反而重新強調醫學技術；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取向變為更依賴西醫；醫療資源日益從農村轉向城市地區。自1978年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戲劇性的變化，的確說明毛時代的醫療衛生體係發生了「大逆轉」。在這一篇論文中，我們將（1）討論在市場改革以前醫療衛生體係的主要組成，及其對全民健康狀況的影響；（2）分析市場化改革以後醫療衛生體係的變化，及其對人民健康和醫療狀況的影響；（3）討論醫療衛生事業的大逆轉對中國和世界的啟示。

[yongbing1993]

解放前的一個世紀中，中國飽受內戰和反帝戰爭的蹂躪。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爛攤子經濟蕭條、社會危機重重、民眾中傳染病、寄生蟲疾病、營養不良疾病肆虐（Sidel and Sidel 1973）。在戰後初期，平均壽命不到35歲，嬰兒死亡率高達250㏑（Jamison et al. 1984）。醫療衛生從業人員總數少的可憐，無力解決當時人民群眾大量的健康問題。從事醫療服務的主體是傳統中醫和草藥醫生，許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訓和鍛煉，無法應對和處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 and Sidel 1973; Sidel and Sidel 1982）。當時，全國性的預防計劃和體係是不存在的（Sidel and Sidel 1973）。

[yongbing1993]

新中國必須發展醫療衛生體係，以有效解決人民當前迫在眉睫的健康問題。當時，世界上其它麵臨同樣問題的國家最常用的解決途徑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這種模式主要的特點包括：（1）嚴重依賴通過昂貴財力投入培養出來的高技術的專科醫生；（2）非常強調較高的醫療技術水準；（3）治療為主的導向；（4）關注個人醫療服務，而不是建設公共衛生計劃（Li and Wang 1995; Wilenski 1976）。這種模式對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也許適合，因為在這些國家裏人口死亡率隨人民生活和醫療水平的提高、衛生設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實踐證明這種模式是不恰當的。有限的國家資源使得發展中國家無法培訓足夠數量的高技能的西醫醫療人員，以完成當時大量的、緊迫的醫療任務。而且，一旦這些醫療人員從學校畢業了，大部分都會呆在城市裏，農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醫療；昂貴的醫療技術，多半也隻有城市居民才能負擔得起；以極少數高技能的醫療人員提供個人醫療以及個人衛生服務的方式，無法有效解決在農村貧困人口中傳染性疾病蔓延和營養不良疾病充斥的問題（Wilenski 1976）。

[yongbing1993]

新中國是少數幾個選擇異於西方醫療模式的國家之一，它發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衛生體係：主要依靠經過很短時間就可培訓出來的較低技能醫護工作者；發展了勞力密集而不是資本密集的醫療技術；強調預防和初級保健；集中精力實施公共衛生計劃，而不是單純關注個體健康（Rifkin 1972; Rifkin 1973; Wilenski 1976; Maru 1977; Wilenski 1977; Blendon 1979; Sidel and Sidel 1982）。

[yongbing1993]

新中國提出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四項指導方針（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這些指導方針確定了接下來30年時間內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框架。這四項指導方針是：

1. 醫療衛生體係為工農兵服務；

2. 預防為主；

3. 中西醫相結合；

4. 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yongbing1993]

建國前，農民和工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處於最弱勢，傳染病、寄生蟲疾病、營養不良性疾病在工農群體中肆虐。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中國把工人、農民、士兵作為最重要的服務對象（注一），這一點也反映在醫療衛生體係的發展方向上（Sidel 1975; Wu 1975）。同時還強調預防為主，而不是治療為主。在建國後的三十年時間裏，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新中國實際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預防而不是醫療部門（Jamison et al. 1984）。

[yongbing1993]

為了改善環境衛生狀況，新中國發動了公共衛生運動：消滅了「四害」——老鼠、蒼蠅、蚊子、臭蟲（注二）；消滅了性病；控製住了瘧疾、血吸蟲病等主要地方病的傳染源；給民眾注射多種預防傳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們免受天花、白喉、肺結核等疾病侵害（Heller 1973; 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 Jamison et al. 1984;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New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991，應為「《新中國預防醫學曆史經驗》編委會」，譯者注）。為了保證這些運動能取得成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了以預防為主的基層組織。許多公共衛生工作者受到培訓，傳染病預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區建立起來，並配置了必要的衛生設施（注三）（Heller 1973; Rifkin 1973; Sidel 1975）。這些防疫站同生產隊衛生站、公社衛生院以及其它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相互緊密配合，成功的執行了公共衛生計劃，發動了公共衛生運動（Rifkin 1972; Heller 1973）。這些運動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通過動員群眾、發動群眾來完成。動員群眾、發動群眾是公共衛生運動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後麵的章節將專門討論這一議題。

[yongbing1993]

合作醫療體係是中國農村為公社的農民提供預防性的服務、基礎醫療和疾病治療服務的籌措資金和支付係統。在1949年，大約85％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地區（Sidel 1975; Hu 1976）。在合作醫療體係建立之前，農民看病必須自己掏錢支付醫療費用（Feng et al. 1995）。然而在農業合作化之後，這種個體支付方法同集體經濟之間越來越不協調（Zhang 1960）。結果在50年代中期，當時正值農業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開始實驗性的、為解決農民醫療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籌措資金及支付體係（Zhang 1992; Feng et al. 1995）。由於合作醫療製度在執行疾病預防計劃方麵非常有效，可以保證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診斷、治療，並且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的基層衛生組織，因此，黨和政府大力鼓勵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並為之創造便利條件（Zhang 1959）。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運動期間，合作醫療製度取得長足發展，相繼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來。到1976年為止，大約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醫療製度（Zhang 1985; Feng et al. 1995; Carrin et al. 1999）。

[yongbing1993]

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員繳費是合作醫療體係的兩大資金來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當中，集體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從30％到90％不等，平均水平大約為50％。每年公社成員從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繳納給合作醫療體係（Carrin et al. 1999）。公社成員繳費標準，以上一年合作醫療支出情況為依據進行計算，經過一段時間標準就會發生變化（注四）。在大多數人民公社裏，如果農民患嚴重一些的疾病，合作醫療體係因為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設備條件，而需要轉到縣醫院進行治療時，農民必須支付基本的掛號費和部分醫療費用。合作醫療體係提供衛生教育、家庭生育計劃、預防注射、傳染病監測及報告和其它預防性的服務，同時備有基本的醫療設備和藥物（Zhang 1966; Zhu 1989）。合作醫療體係的管理由大隊幹部、赤腳醫生和農民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負責（Zhang 1966; Zhu 1989）。赤腳醫生——後麵會專門討論——是合作醫療體係的核心衛生工作者。

[yongbing1993]

公社是合作醫療體係的資金來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員繳費），公社具有非常強烈的動機降低合作醫療體係的開銷（Wen and Hays 1976）。這種降低作用體現在四個方麵：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勵公社確保成功執行「預防為主」政策和開展公共衛生運動，以便減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發生，自然而然合作醫療體係的醫療費用就減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醫療體係努力為病人提供預防性的和基本的醫療服務，並提醒農民一旦病情惡化，治療費用會更高，督促農民采取預防措施；再次，為了減少藥物的花費，合作醫療體係盡量避免過度使用或濫用藥物，公社種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廣闊前景的當地藥草、藥材，而減少使用昂貴的西醫藥物；第四，合作醫療體係限製送到縣醫院去的病人的推薦數量，因為縣醫院比農村合作醫療診所的費用高昂得多。赤腳醫生充當這些推薦病人的「看門人」，決定病人是否需要轉送縣醫院（Zhang 1965a; Zhang 1965b; Kwangchow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1978，應為「廣州省婦幼健康照護所（1978）」，譯者注; Hu 1981; Zhu et al. 1989）。

[yongbing1993]

不論農民們的經濟地位怎樣貧困，合作醫療體係都提供給他們基本的醫療服務。這也為農民節省了不少時間，在之前，農民為了取得醫療，他們必需要花很多時間走遠路；在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裏，合作醫療體係使赤腳醫生和其它醫護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級醫療服務技術，使醫療服務在空間上同農民生活融為一體。此外，合作醫療體係還加強了公社衛生所的地位，通過公社基金確保衛生所人員獲得必要的培訓（Zhang 1965a; Feng et al. 1995）。

[yongbing1993]

在城市裏，存在兩種主要的醫療資金籌措和支付體係，分別是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公費醫療建立於1951年，由政府承擔經費來源，主要麵向國家幹部和學生提供醫療服務，這部分受益群體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勞保醫療也建立於1951年，主要由國營企業提供資金，為工廠中的工人和職員承擔全額的醫療花費，並為職工的家庭成員承擔50％的醫療花費（Hu 1976）。

[yongbing1993]

每個生產隊都會選拔他們自己的赤腳醫生。最重要的標準是被選拔的人大公無私，願意「為人民服務」。其它標準，比如教育程度、年齡和個人興趣是比較次要的（Sidel 1972a; Ronaghy and Solter 1974; Huang 1988）。在各個公社之間，培養赤腳醫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強調預防和治療常見疾病，培訓期也都在3～6個月之間（Wang 1975）。培訓計劃大多在縣醫院執行，有的時候也在公社衛生所或生產大隊由城裏來的流動醫療隊進行培訓（Lyle 1980）。合作醫療體係十分注重在職經驗的監督和指導以及在職繼續教育（注七），也承擔這些活動所需的費用（Wang 1975; Lyle 1980）。

[yongbing1993]

赤腳醫生的工作內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產大隊而有所不同（Sidel 1972a）。但是，他們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務，包括預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衛生防疫、環境衛生、急救、公共衛生運動，以及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等（Sidel 1972b; Hu 1976）。因為赤腳醫生需負責完成合作醫療體係的工作，上麵這些職責也是合作醫療體係的主要工作內容。赤腳醫生的收入計算方式跟其它農民差不多。公社成員的收入取決於所在公社的總收入和個人的「工分」數量。赤腳醫生的醫療衛生的工作也被視為農業勞動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計算（Sidel and Sidel 1983; White 1998）。

[yongbing1993]

赤腳醫生的推行促進醫療服務人員的去專業化，對傳統的西方醫療教育進行了革命性改造。西方醫護專業通常排斥培訓那些較低技能的醫療人員從事簡單醫療工作、治療常見疾病，因為他們認為這會降低他們的專業水平（Kao 1974; Wilenski 1976）。赤腳醫生的推行打破了這種專業排斥行為，為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創造出一種新的角色。總體上講，新中國充分發揮人民的創造力，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培訓出大量的赤腳醫生，使其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最大化，而使其對昂貴的醫療高科技或高技能醫療人員的依賴最小化。這一政策的實行的結果，使得新中國可以從容麵對農村專業醫療人員嚴重短缺形成的挑戰（Wang 1975; Wilenskil 1976）。

[yongbing1993]

同西方醫療模式相比，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係統有幾個鮮明的特征。首先，赤腳醫生為數眾多，經過短期培訓可以滿足農村地區緊迫的衛生醫療事業需要。其次，赤腳醫生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對誰患有什麽病症、什麽季節會複發了如指掌，比從城市來的西醫更了解實際情況。再次，作為農民，赤腳醫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樣的階級地位，比那些來自其它地方技術高超的醫師有更強烈的為本階級成員奉獻一生的願望。此外，半農半醫的工作方式縮小了醫護工作中的腦體差距，阻止了脫離群眾的精英醫師的出現，而在西方模式中，這種精英醫師大量存在，社會地位都是明顯高人一等的（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Wei 1975; Miao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第四，赤腳醫生的推行不僅僅讓醫療服務普及化，也讓衛生知識普及化，使醫療工作不再成為專職醫療工作者的特權（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74; Chu and Tien 1974; Wang 1975）。

[love962397]

全體免費醫療有什麽好的。會造成巨大的浪費和濫用。現在已經是免費醫療的國家都覺得漸漸難以承受免費醫療的龐大支出，希望可以改革，還想把中國人口這麽龐大的國家往免費醫療這個坑裏帶啊！醫療改革是需要的。但是免費醫療絕對不是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