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當年許多上海產名牌都去哪兒了?
這是50歲以上的許多中國人在這40多年來親身所經曆的，國人喜歡的當年許多上海產的名牌都去哪兒了?
前段時間，國內在討論上海失去電子信息產業的機會。可是，上海曾經是中國最大的電子產業基地，有資料顯示，40多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電子廠。以此計算，上海曾經有近萬家大小企業。上海曾經擁有中國最多的名牌產品，輕工業消費品名牌琳琅滿目。
現在，上海除了一些外國品牌外，還能講得出大上海有什麽名牌是上海製造的產品？ 如今有人想在上海製定“上海製造”的計劃，夢想要重振上海製造。行嗎? 人們不得不問，40多年前那些上海名牌上海製造都去哪裏了? 近萬家上海製造的企業內工人被政府逼迫強行下崗了, 國營企業為何都關門了, 繼而私分強占成為私有的民營的了!？
中國以及中國人民需要上海製造嗎？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改革"精英"在大聲歌頌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時候，是否也可探討一下40多年來走過的彎路和損失。
而上海製造的隕落隻是中國製造隕落的一個縮影。 那麽中國製造是怎樣隕落的呢？ 全中國有多少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被迫私有化! ? 強迫和拋棄了幾千萬熟練工人被下崗終身失業？企業的資產被私分強占!
如今能有活下來的所謂國營企業也是名存實亡, 這些企業也己成為官員圈錢的機構。
中國製造的衰落軌跡, 中國私有化經濟的源頭是崇洋開始的。
毛澤東逝世後，篡權後的鄧說毛澤東經濟發展太慢了，要加快經濟發展，要大力引進外資。197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後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 政治局討論時，鄧大人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中國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鄧大人又說：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麽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當時的外匯儲備隻有9億多美元，一下子舉債近百倍，當然無法承受，問題很快出現。為了控製宏觀經濟的嚴重混亂局麵，壓縮投資金額。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緩建了400多個大中型項目，1981年又停緩建了22個大型項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寶鋼、十堰二汽、大慶30萬噸乙烯等戰略工程。盲目貪大求洋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導致汽車、電子、航空等戰略產業難以發展。像上海的運10飛機，在研製15年後最終流產。北京電子管廠（現在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也因為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更嚴重的危機還在後麵。
為了解決"危機"就開始大量印鈔票、漲物價! 因850億美元的洋躍進帶來財政的危機。政府的財政危機向老百姓轉嫁，就大量印鈔票和抬高物價。
不要以為大量印鈔票和漲物價是近幾年的事。實際情況是1978年就開始了。近幾年還在印，是因為要平穩落地，也就是軟著陸，就很需要一直印下去，創造一個時間的緩衝，否則就是硬著陸，還沒有能力和時間處置這場危機。
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光是一個上海寶鋼項目就要投資300億元，根本不是中國國力所能負擔的。沒錢怎麽辦？開動印鈔機！1979年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50億元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時期，為了體現改革開放的好處，中央開始給工人漲工資、提高糧食收購價，給老革命家們蓋別墅、換進口小轎車，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成為中國經濟毒瘤。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到現在中國物價比40年前高漲了100多倍。
印鈔票和漲物價就像吸食鴉片一發而不可收，此後一直延續，越印越多，越漲越高。
"危機"危機延伸到國有企業, 政府就實施"撥改貸"從而抽幹企業血液。
洋躍進的危機延伸到企業。洋躍進造成巨大財政虧空，政府開始對企業下手，把財政危機轉嫁到企業身上。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麵，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後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國有企業的虧空是政府有意而為, 目的是私有化!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中國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隻顧引進外國設備，以盡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占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台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比如像中國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上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2.47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17.16元。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就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裏破產倒閉了。
洋躍進的危機也讓以前的國有企業管理體製失靈，中央政府為了卸包袱而"下放權力"。
1978年的850億美元洋躍進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瘋狂的洋躍進，瘋狂引進落後淘汰設備和技術。
以電子工業為例。1982年，組建電子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該部門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電子工廠，下屬職工總數達100多萬人，主要研製通信、雷達、電視、計算機、無線電、元器件等設備。產業結構完備程度，僅有美國、蘇聯可以相比。光是電子工業部下轄的專業電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於中央政府全麵停止對電子工業投資，各電子企業要自己去市場找資源。於是中國電子工業的技術升級全麵停止，與美國、日本的技術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電子投資的韓國、台灣徹底甩開。
1982年，中國國務院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後晶圓生產線，前後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製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汙腐敗加劇，借著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幹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為了治理"散亂差"問題，1986年電子工業部在廈門，舉辦集成電路戰略研討會，提出“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並落實南北兩個微電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滬，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國誕生了五家具有規模的國有半導體企業：江蘇無錫華晶電子（原無錫742廠與永川半導體研究所合並）、浙江紹興華越微電子（1988年設立中國第一座4英寸晶圓廠）、上海貝嶺微電子、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91年設中國第一座5英寸晶圓廠）、和北京首鋼NEC（1995年設中國第一座6英寸晶圓廠）。
1990年8月，國務院決定在八五計劃（1990-1995），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製程，決定啟動“九0八工程”，總投資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建設月產能1.2萬片的6英寸晶圓廠。由於官僚體係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兩年時間。然後從美國AT&T（朗訊）引進0.9微米製程，又花了三年時間。前後拖延五年時間，建廠再花三年，導致1998年無錫華晶電子投產即落後（月產能僅6000片），華晶還要為此承擔沉重的利息支出壓力，後來不得不甩給了台灣人經營。與無錫華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資特許半導體，隻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產，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資。
改革開放後放棄毛澤東堅持多年的獨立自主，無底線地開放市場引進外資，當然受到人們的質疑，洋躍進的口號之一是以市場換技術，對中國企業和經濟的衝擊是根本破壞性的。
現在的資料都證明毛澤東時代中國已經年產轎車19萬輛。這個數據不高，但當時的韓國就沒有什麽汽車，現在就已經是世界第四。而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典型就是汽車產業，被改革"精英"這些人天天津津樂道。可是當今天中國汽車每年2500萬輛的時候，我們卻看不到中國汽車了。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車銷售大國，但卻是以比國外高三到五倍的價格買外國公司在中國組裝的汽車。
汽車開放市場並沒有換來技術，市場全部淪陷，產業全部淪陷。
還是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1996年7月，西方33個國家正式簽訂《瓦森納協定》，民用技術控製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等九大類。軍用技術控製清單包括22大類。中國同樣處於被禁運國家之列。
在各方麵嚴防死守下，中國企業要想獲得先進技術，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外國企業則憑借掌握的先進技術，在中國市場予取予求，占盡便宜。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關稅、取消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電腦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美國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電腦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麵，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後，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麵。據專家估計， 到1990年代末，中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40多年前，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分田單幹開始的。借鑒農村改革，80年代中後期城市企業開始搞廠長承包製，但效果不佳。因為城市工人是一支組織性很強的隊伍，他們認為是黨全心全意依靠的隊伍，是工廠的主人，不像農民那樣隨意改革。承受著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政府的索求加大，國有企業普遍陷入 困境，1992年起開始“砸三鐵”，大規模工人下崗運動出現了。
對於這場國企改革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工人要求企業工人選廠長，而政府要把企業握在自已手裏，派廠長還要承包，對立很大。工人下崗被說成是減員增效，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工人們都下崗離廠了，就沒人阻止改革了，政府想賣就賣，想改就改。
但對中國企業的傷害就是根本性的，這些工人是30多年積累起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資源。建國前，中國文盲率高達80%以上，積累起這樣一隻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是多麽不容易，可一夜被下崗，企業沒了工人還能做出好產品？
改革者們天真的認為，把進城打工的農民安排到生產線上，工廠立即開工生產，生產效率立即提高。可事實是產品立即做不出來，做出來的產品質量下降，企業失去了根本的基礎，更別談什麽技術創新發展，朝夕不保，還有什麽未來？企業既不是一包就靈，也不是一砸就活，最後隻好一賣了之，一死了之。
到1997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全國幾十萬家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全國下崗失業工人超過4000萬人。連小小一個台灣省的GDP，都幾乎達到了整個中國的一半。
國家培養的大批科技人才也隻能自生自滅。 工人下崗了，哪麽科技和技術人員呢？
現在人們知道，1972年中國的屠呦呦研製出了青蒿素有效地解決了世界難題瘧疾病，國外實現了產業化，2015年屠呦呦獲得了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可這在此之前，中國誰知道有個屠呦呦和青蒿素，國外引進中國技術產業化，而中國卻根本不予重視，甚至給予鄙視。屠 呦呦連個院士也評不上，原因之一是沒有外國學曆。
中國有多少毛澤東時代的科技被丟棄，有多少科技人員被埋沒？
今天中國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最大的困難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經的那個時代，中國也曾經人才輩出。
1958年9月，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室王守覺等人，研製成功我國第一批鍺合金擴散高頻晶體管，頻率達到150MHz。後在中科院109廠批量生產，為中科院計算所研製的109乙型晶體管計算機（浮點32二進製位、每秒6萬次），提供了12個品種、14.5萬多隻鍺晶體。後又為計算所研製的109丙型計算機，提供了大量晶體管元器件。109丙機字長48位，平均運算速度每秒11.5萬次。該機共生產兩台，為用戶運行了15年，在我國核武器研製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與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廠等單位合作，開始研製655型數字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由陳仁甫副研究員主持，重點攻克TTL集成電路。1969年在上海無線電十三廠投產，定名TQ-6型計算機，每秒運算100萬次，配備磁盤操作係統，語言編譯程序。
1971年，上海複旦大學自主研製的719計算機，由王世業、顧芝祥、陳誌剛等人參與研製。1975年複旦大學研製FD-753計算機。經過反複研究討論，結合那時美國IBM360/370、歐洲TSS、日本FACOM等計算機係統和我國DJS-260、北大150等計算機係統，最終確定753計算機係統的主要研製目標是：具有處理速度浮點運算200萬次以上的主機係統；實現分時計算機係統；多進程分層管理的微內核操作係統。
1979年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聯合仿製（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處理器（編號5G8080）。8080為美國英特爾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處理器，集成6000隻晶體管，每秒運算29萬次。自1975年第一台個人電腦誕生以後，8080芯片幫助英特爾在幾年後占據了電腦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國西門子仿製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國還晚一年。日本也仿製過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團在上海訪問，上海當年的電子工業擁有良好產業基礎。上海冶金研究所研製的離子注入機，還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後，上海電子工業全麵破產倒閉。誰該承擔這一曆史罪責？
1989年4月30日，台灣省新竹科技園區，台積電早期的廠房。當台灣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的時候。中國曆時30年間積累起來的集成電路科研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所謂“春風”裏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員任其自生自滅。
改革開放的"精英"們崇洋媚外有意壓製本土企業。
這些年不斷看到政府代表團到深圳和海外招商引資，可問題是，中國乃至各大城市各省的當地的企業呢？
本土企業基本消滅了，各地政府就希望國外投資者來建廠創造GDP。
曾看到一個數據，中國43個重要產業 外資控製。
看起來政府是市場經濟不對中國本土企業進行投資讓利，但卻對國外公司花大本錢投資。
比如，在中國本土電子企業土崩瓦解之時，中國政府卻在大力扶持國外企業。
2012年1月，韓國政府審批通過三星在華設廠項目。2012年4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在中國西安，建設閃存芯片廠。項目一期投資將達70億美元，若三期投資順利完成，總投資約為300億美元。西安市為此項目提供了巨額補貼，包括：一、韓國三星需要的130萬平方米廠房，由西安市建設，並免費提供1500畝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補貼水、電、綠化、物流費用5億元。三、西安市財政對投資額進行30%的補貼。四、西安市對所得稅征收，進行前十年全免，後十年半額征收。同時，西安市還承諾，將為項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等交通基礎設施。總的補貼金額保守估計在300億元以上。
麵對這種獅子大開口的苛刻索價，西安市竟然全盤接受。三星西安項目，選址在西安市安區五星和興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裏，15個村莊3000多戶農民被迫拆遷改造，引發群眾抗議。為了調解征地拆遷矛盾，西安市幹脆派了一批幹部吃住在農村，專門解決拆遷問題。
西安市這種隻要麵子不要裏子的招商方式，實際是用中國土地、中國資金、中國工人，來補貼服務外國企業，幫助它們占領中國市場，壓製中國本土企業發展。這在其他國家是極其滑稽的行為。也無怪乎北京、重慶不要這種項目。
幾十年來，看看中國盡數破產倒閉的本土電子企業，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費巨額資金，補貼扶植的無錫海力士、西安三星、大連英特爾、南京台積電，不禁令人感歎。
這40多年來，各級政府機構大躍進，官員公務員達到史無前列的膨脹。這麽多官員公務員需要花錢養，聰明的中國官員發現了房地產。
中國企業開始了“退二進三”的改革，企業把城市的廠房土地賣給政府，政府用來搞房地產，有的企業就在城外在給一塊地建廠，有的工廠直接解散，賣地的錢給工人一些補償，城裏的工人不可能隨廠搬遷。
比如，中國最大電子基地北京酒仙橋就變成了現代藝術產業基地893，北京、天津、上海等老工業基地就這樣被 徹底消滅鏟除了，被高樓大廈升級換代了。
請問，北京、上海、天津等當年名牌成堆的城市還有什麽工業名牌產品，可能就剩下房地產。
接下來，政府城市運營和城市化，直接接管經濟獲取財政，政府成了一個權力公司，他們發現不需要企業了，企業成了累贅。賣一塊地就賺幾億、十幾億，並且是無本生意，多少個企業才賺到這麽多錢，要企業幹什麽用呢？企業就這麽被 政府拋棄了，是生是死隨你去，隻要有房地產政府官員們活得很瀟灑。
中國這一場長達幾十年浩大無比的房地產運動伴隨著城市化和金融化，將中國變成了一個偌大的工地，演變成全民炒房，可快說將中國實體經濟衝擊得所剩無幾。
2016年中央去庫存，地方政府賣地3.2萬億元，2017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更是炒賣土地5.4萬億。今年第一季度賣地1.3萬億，再增長42%。
不得不逼中央下決心出手嚴格監管地方債和銀行，嚴控資金進入房地產，防範重大風險。
可以說，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房地產、金融業聯合起來謀殺了中國企業！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執政黨又重新認識到企業和實體經濟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但是不肅清"造不如買"的洋奴指導思想, 回歸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是不可能解決的。曆史的教訓不吸取, 幾十年來累積的私有化汙物是難以在一朝一夕清除的，更何況改革後形成的權貴們的貪心還在日夜不斷地膨脹，改革"精英"們是要挖走社會主義積累的最後一筆財富的。
新中國建立在一個極度貧窮戰後的國土上！在那樣艱苦的建國初期，毛太祖，也隻有他這個無與倫比的偉人，能以計劃經濟來安排低層百姓的民生，保證大家都有一份，實在是偉人的高策，是毛時代低層百姓大福！看看49年前，中國百姓過的什麽日子？？就知為什麽毛已離世40多年，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到北京拜敬他老人家 ！吃水不忘挖井人！
首先，無論當年的上海產品是不是封閉和壟斷的產物，其質量在中國國內來比較，大部分是第一的，有一些在世界上也屬上乘。落後的東西被淘汰的確是自然規律，可是有一個被國內產品還是國外產品淘汰的區別。即使在私有製的國家，扶植民族工業也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否則外國買辦橫行就會使政府失去執政的合法性。當年老蔣隻顧少數大資本家利益而被多數民族資本家所拋棄的曆史，恐怕有人已經忘記了吧。在開放的同時對中國國內一流產品的保護和扶植，本是中國政府天經地義要做的事情，鄧先富和朱消氣卻一切以反毛為標準而不去做，結果是多數民族工業都倒閉了，工人下崗和老兵上訪自然就成了普遍現象。
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離開毛澤東設定的建國之道，永遠將一盤散沙，各自為政，自私的個體和私有產權的市場經濟，追求的就是分散化的信息和非中央式的決策。哪裏可能有統一意誌和國家動員的可能?
目前中國私有製的所有製結構、私有製經濟運營機製、分散的社會經濟治理結構，因執政黨失信於人民加上國民心理結構的全線崩潰，還要在那裏夢遊複興近在咫尺，豈不荒唐，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對比美國的薪酬，長期占國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強，而中國的恐怕連百分之十都不到，人們就會清醒地明白，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源泉是怎麽回事了!
上照二廠新產品205型照相機小批量投產。DF-AB型35mm專用照相機試製鑒定。
1967年
市輕工業局布置“DF大暗盒"增加計時裝置，並進行試製和小批量試生產。DF/f500mm長焦距鏡頭進行選型設計。DF型照相機（由原7型改稱為DF型）開始小批量試製。根據產品出口需要，將“上海牌"改為 “海鷗牌"，自1968年元旦啟用。
1968年
4A、4B型照相機批量投產，4C型照相機完成試製。
1969年
第一批DF/f500mm長焦距鏡頭試製完成二台樣品。根據國家計委指示，上照二廠將200名職工及205型照相機的全部生產技術，包括設計圖紙、工藝裝備及專用設備等，支援內地建設籌建江西光學儀器總廠。中央電影工作會議下達研製高級照相機的指示,由上海照相機廠和上海照相機二廠分別承擔東風-20型(代號6920)和紅旗-20型照相機。東風-20型相機完成設計圖，開始安排試製。4C型照相機投入批量生產。
1970年
第一台東風-20型樣機送北京。
第二批東風-20型樣機送北京。
1971年
美國《現代攝影》雜誌連續三期刊登文章，評價我國生產的六種照相機。
1972年
《外貿商報》第54期刊登題為“我國照相機在法國市場的反映"，李先念副總理就此作出批示：“應當嚴格質量，否則不生產、不出口"。紅旗-20型照相機設計鑒定。
1973年
在《全國電影會議》上李先念副總理作指示：“照相機是哪個部門管的？我國的照相機太少，外貿不能滿足，國內也很需要，不僅要數量也要質量。上海怎樣搞，搞多少，要具體研究"。
一機部儀器儀表局發函：根據周總理“在上海照相機廠試製周福占建議的超廣角照相機"的指示，由上海市輕工業局安排在上照廠進行試製。
市革委會綜合計劃組、工交組《關於上海照相機行業進行技術改造發展生產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在鬆江華東警校舊址擴建上海照相機廠。
國家計委發文《關於審批照相機工業“四五"規劃和1973年計劃的意見報告》批準上海照相機廠遷址擴建項目。
一機部儀器儀表局於11月在北京舉行《全國照相機產品質量評比》，海鷗4A型、海鷗203型相機，結構可靠、各項指標基本上達到部頒標準的要求。
建國之初，上海市在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要求把包括照相機在內的幾個輕工產品搞出來。到1958 年頭，全部自製的第一架“上海牌58-Ⅰ型”35mm平視取景照相機誕生，當時《解放日報》對此還做了專門報道。
以此為起點，上海照相機工業進入了有計劃的建廠階段。1958年3月，上海照相機廠在延安西路716號宣告成立。在這整一年內，共試製成：58-型、58-Ⅱ型35mm小型照相機兩種，58-Ⅲ型120折疊式照相機、58-Ⅳ型20雙鏡頭反光照相機及S-Ⅰ型小型曝光表。
隨後，59-Ⅰ型35mm框式取景照相機、上照一分廠的三腳架、S-Ⅱ型小型曝光表、上照二分廠的201型、202型 120折疊式照相機等等，都陸陸續續試製、改型、再投產。
1963年時，上海第二照相機廠 ( 原上海照相機廠第二分廠 ) 試製出了國產折疊相機中技術指標最高的“上海203”相機，裝備了雙像調焦裝置和曝光指數參照表，可以利用指數調節方式來設定曝光量，此外還增加了可控式重拍裝置，在需要多次曝光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強製方式取消防重拍模式。
由於隨後國家提出不準以地名命名照相機以及指定今後上海生產的照相機都以“海鷗”定名，所以“上海203”遂改名為大名鼎鼎的“海鷗203”了。 ( 我國照相機仍然在飛的“兩鳥”之一 ) 該機持續生產到了上世紀80年代。當然，同一時期還有由於同樣原因出現的“海鷗-IV”型雙反相機，是日後“海鷗-IV”係列產品的奠基型機種。
70年代後，海鷗漸漸走向它最輝煌的時代。在海鷗的鼎盛時期，員工高達6000多人，年產值超10億元，共生產照相機2066萬台。
隨後，.........完成最後一批裝配，工人被下崗, 並停止生產。
隨後，.........全部停產。
隨後，.........進行私有化"改革開放"將國有資產轉變成為私人資產, 然後同外資合作成立公司。。。。。
開放=發展，私有化=開放，改革=私有化……
事實果真如此嗎? 曆史果真如此嗎? 邏輯果真如此嗎? 看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的中國，比今天的中國更開放。 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麵野蠻侵略…… ，誰還願意繼續堅持“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的說法而沒有興趣再做一點深入的思考?
開放到什麽程度呢?
且以當時中國工業外資比例與外國人控製程度這個指標來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即可以看到。
抗日戰爭前夕，外資控製著大約42%的中國工業資產。當時外資企業生產了中國60%以上的煤炭、86%的鐵礦石、80%的生鐵、88%的鋼以及76%的發電量;即使是在中國民族資本最強大的工業——棉紡織工業中，外國企業也擁有54%的紗錠和44%的織布機;外資還控製著中國造船工業和各種輕工業(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煙和飲料)一半以上的產量、73%的船舶噸位以及公用事業的大部分;中國的銀行業、保險、外貿則更是由外資主導著。
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麵野蠻侵略……
奇怪的是，還就是有人懷念這種貧窮專製的年代， 還睜著眼睛說瞎話，對中國過去三十年裏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好在我們都是過來人，對作者這種顛倒黑白不會受騙上當。
以前中國生產的所謂名牌，根本就是質量一塌糊塗，和國際水平沒法競爭，擠垮了才好呢！
繼續寫，寫到2017年，在這短短的20年裏，什麽政策使得14億人口的中國突飛猛進，目前手握3萬億美元，而不是自己印的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