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京《針織總廠》

文革中北京《針織總廠》

作者：夏爾·貝特蘭 

——1973年1月於巴黎

針織總廠

(一) 組織與政策

北京針織總廠始建於1952年，位於市中心。1971年，共有職工3400人，其中60%是婦女。產品種類繁多，包括紡織品(棉織物、合成纖維織物)到成品衣物(毛衣、夾克等)。全年產量為2000萬件。該廠生產產品不僅在國內市場銷售，還出口到東南亞、中東、非洲以及東歐。

工廠有編織、漂洗和縫紉三個主要的車間。另外還有一些輔助車間，如負責修理和改造設備的機修車間。工廠有一個托兒所，可以全周照看小孩。有一個負責提供一日三餐的食堂。兩名女工和工廠革委會的副主任向我介紹了職工的生活和工作情況：

“我們特別注重改善工作條件，這是黨指導我們這樣做的。我們關心職工的生活福利和保護工人的主動性。在舊社會卻大不相同。資本家不關心這些問題。

“車間裏有空調，溫度保持恒定。有保障工人不受傷害的保護裝置。有時因為忽視了保護裝置而造成了一些意外，但這樣的情況十分罕見。少數設備不夠安全，必須更換。有的車間——像有烘幹機的車間——特別炎熱；在這些車間工作的工人可以獲得特殊津貼，可以多吃肉和還有多休息。當然主要的問題還是減少熱量。烘幹機周圍的高溫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會盡量減小它對周圍的影響。你剛才看到了好些裝冰塊的車，這是我們降溫的方式。工廠還為工人提供了洗澡設施。

“在縫紉車間店，我們每天工作8小時，中午有半小時午餐時間。還有兩個15分鍾的體育運動時間，以防止過度勞累。這也是我們的軍事演習時間，因為我們必須時刻準備，對付帝國主義侵略。

“我們廠有醫務室，而且每個車間都有赤腳醫生。[5]廠裏要求醫務室的醫生每天都要到車間巡查。這樣工人就不必到別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廠裏的醫務室治不好的病人，我們馬上把他們送到醫院。工廠的對麵就有一個醫院，在這個地區還有另外一家醫院。谘詢和醫療都是免費的。工人病休期間照樣拿工資。

“當然，我們不能說我們已經盡了足夠的努力來改善工作條件。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因為不斷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新的矛盾也不斷出現。

“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懷孕七個月的孕婦每天隻工作7個小時。當孕婦從事的是操作腳踏板縫紉機等難度較大的工作時，她們隻在懷孕的前六個月繼續原工作，此後將調換工種。遇有特殊困難，醫生會推薦更換適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帶薪產假。如果難產，產假增至70天。孩子一歲之前，哺乳的母親每天有兩次半小時的休息時間來哺育嬰兒;此後的六個月，母親每天有一次半小時哺乳時間。孩子18個月後就停止母乳喂養。18個月到7歲的幼兒可以全時送托兒所，每周隻呆在家裏一次;但如果媽媽不想讓把孩子全天放在托兒所，可以選擇隻是下午或者白天把孩子放在托兒所。廠裏保證為所有的兒童提供足夠的空間。我們不知道56天至3歲的嬰兒到底有多少。三歲到七歲的學齡前兒童有兩百多。

“廠裏的平均工資為每月54元，從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幣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元，廠裏將提供津貼。離退休職工領取原工資的60%。”

以下是一些其他工廠的平均工資。在北京，石化行業、針織二廠以及建築行業1972年的平均工資為60元，低的有35到40元，高的有90到102元，因工廠不同有所差異。在紡織廠，工程師、技術員和幹部的工資可高達150元。

在沈陽，重型機器廠平均工資為65元、從35至114元不等。在變壓器廠，1971年平均工資63元，從33至104元不等。這個廠剛參加工作的技術員，如果是中學畢業生，工資為32元；如果受過更高的教育，工資為46元。在453名技術員中，有3個人工資達225元(他們都是老技術員，被允許拿文革前的高工資)。技術員平均工資僅為61元，因為有不少是年輕人。

在上海，在塑料材料三廠的平均工資為65元，從40至100元不等。因資曆不同，技術員可以拿50至110元，學徒可以拿18至23元。

地方工廠平均工資要略低一些。關東地區，兩個廠工人的工資平均為45元，從32.5元到100元不等。

比較重要的工廠有各類職工學校，供職工們學習新知識，迎接新任務。因教學材料不同，課程長度不同。例如，有經驗的工人通過培訓成為工程師需兩年。中國正在努力用“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來取代“專業發展”的舊觀念—從而對集體更加有利。這是中國的基本的觀念，意味著一場深刻的思想轉變。可以看出，它貫穿於群眾組織、黨的委員會之間，也影響到工廠之間的關係和計劃的製定等。今天，接受新的政治任務並不意味著改變工資。工資的變動幅度仍在討論之中。這個問題不能馬上草草解決，因為需要進行深入調查來確定現階段的適當的工資政策。一旦這項政策確定下來，將有很大的討論和說服工作要做，以免把這些決定強加於那些不是“人民的敵人”的人。

工廠革委會的副主任解釋了現階段工廠的政策。他強調目前的口號是“政治掛帥”，這有別於文化革命前流行的那些觀點。

“毛主席說過，工業學大慶，執行鞍鋼憲法。執行鞍鋼憲法，就是要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堅持幹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實行工人、幹部（在中國，幹部指行政幹部）和技術人員的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是鞍鋼憲法的基本理念。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很少堅持政治掛帥。”

大慶的事例體現了“政治掛帥”的觀念如何給生產關係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大慶是一個石油聯合企業，始建於1960年蘇聯停止對中國的供給之後——這一事件迫使中國必須迅速發展和利用本國的資源。由於中國缺乏鑽探設備，這需要工人階級加倍的努力。大慶的工人不是為了獎金工作，而是為人民、為革命工作。這需要群眾的艱苦奮鬥。石油技術員不僅僅是發號施令，而是融入到工作隊中。每天所遇到的問題都進行集體討論;因此可以得到超越狹隘的純技術觀的辦法。不斷創造出來的新方法付諸實踐。這使得中國創造出國際鑽井規範意義上的世界紀錄。

中國原油的年產量每年遞增約30％。中國實現了石油產品的自給自足。大慶是中國工業的代表，正如大寨是中國農業的代表。它指明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

革委會的副主任又解釋說，以前工廠搞的是“經濟掛帥”，就是說生產優先，依靠物質刺激(獎金)，依靠專家辦工廠、技術、資金和利潤優先。“兩參”的辦法——幹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雖然自“鞍鋼憲法”(1960年)提出以來在原則上眾所周知，但隻存在於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鞍鋼憲法”才真正在工人中得到宣傳，而工人迫切要求這一政策日益普遍的實行。今天工人注意到幹部積極參加生產;而幹部和技術人員則意識到參加生產是正確和不可或缺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廠長助理，在這個位置上我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我不了解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意味著什麽，也不知道黨內有兩個司令部。我隻關注生產和技術。我要求工人埋頭生產——生產，生產，還是生產。當工人不能完成計劃，就給他們物質刺激，發獎金。按以往的老辦法，廠裏有28種不同的獎金——超額完成任務的月度獎、季度獎、年獎，優質獎…廠裏也獎勵隻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人。我們有些從上海來的工人，他們總想回家鄉，為了讓他們老老實實埋頭幹活，我們給他們發獎金。”

此外在文革前，有工人和管理人員的區別。能否參加管理的首要標準是技術專長，這意味著工人無法參與管理活動。廠長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的權力很大，可以單方麵做決定，但他很少與工人接觸。一些黨員幹部也迷信技術專長，這削弱了中國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紐帶。廠黨委沒有做任何努力來加強黨的建設，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事實上，黨委隻關注生產。工人們曾經叫前黨委書記”生產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之前，我不明白什麽是‘文化革命’。我覺得這隻跟教育和文化領域有關。我們越是保衛自己的利益、侵犯群眾的利益，群眾越是批評我們，越是給我們貼大字報(手寫的牆報)。”

工廠以前推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強調生產、獎金，強調專家和技術的重要性。與其它一些工廠相似，這家工廠的修正主義路線使得社會主義的敵人可能擔任領導職務。這些因素通過文革得以消除—在黨中央的指引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1969年6月文革期間，工廠的舊黨委解散了，新黨委取代了它。總而言之，文革給工廠體製和經營帶來了全麵的變革。

北京針織總廠的情況為這個全麵的變革提供了具體例證。這個廠在文革的曆史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變革的基本特征。在生產經營單位，文革追求的目標是：端正幹部的職能和工作，加強幹部和職工的關係，轉變管理的模式，促進日常生活的社會主義觀–無產階級的道德基礎是無產階級世界觀(體現於家庭生活、生產等)。這一設想的核心是個體特殊利益服從於革命的整體利益。

當群眾開始掌握革命的理論時，上述目標的實現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包括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基本著作的學習，以及將理論聯係實際，在實踐中運用理論。理論學校也要求集體的討論研究，不論是在廠裏還是在家裏。這些集體討論形式多種多樣。其重點是弄通馬克思主義，開展與修正主義及其思想影響的鬥爭。

這項運動的一個方麵是開展批判工廠幹部錯誤的群眾運動。其目的不是要讓這些幹部靠邊站（除非錯誤嚴重），而是要幫助他們痛定思痛，吸取革命思想和回到革命路線。無論在什麽地方，被群眾接受的老幹部才能恢複職位。但許多被批判的老幹部不願回到原職上——這主要是因為受”極左”路線，批判了一些僅犯有輕微失誤幹部，有時批判甚至采用了野蠻形式(包括體罰)。這樣的做法，打擊了老幹部們的士氣，使得他們僅願做一些不承擔政治責任的工作；而按照黨中央指示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判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教育盡可能多的人。

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作用下，批判運動給大眾意識和日常的幹群關係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黨的幹預隻是一般性；但這對工人的影響很大，甚至在單位黨組織暫時被動搖的情況下（就像針織總廠的情況一樣）。

(二) 生產單位的群眾組織

文革中湧現了大量的新型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在中央委員會的協助和指導下，逐漸得到完善並聯合起來。在1971年的北京針織總廠，隨著廠黨委的解體，工人管理小組、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等各種群眾組織誕生了。中國許多其它的工廠，類似的組織——當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稱——也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針織總廠則是這種新型管理關係的模範代表。

1. 工人管理小組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北京工廠革委會成員，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組及其職責：文革期間，人民群眾不僅反對修正主義路線，而且也加強了鬥爭；在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他們根據鞍鋼憲法要求參與工廠的管理。

工人初次嚐試參與管理是在新的黨委員會成立前，由革命委員會發起。一開始在一個車間發起，1969年2月推廣到全廠。試驗的重點集中在廢除舊的管理模式下實施的“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作組織條例、紀律等，這些規定反映了對勞動者積極性的不信任和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維護。每條規定都交由群眾討論。盡管這一過程仍在進行中，但許多規定已取消，由此使得工廠管理人員根本性的減少成為可能。

工人管理小組職能的形成實際上是對幹部的一種控製，這就引起了現實的階級鬥爭。小組成立的根本原則從一開始就遭到兩種力量的反對：舊的管理人員和一部分工人。最常見的反對認為：廠裏已經或即將成立黨委會、黨小組和革委會，因此工人管理小組是多餘的。一些革命委員會成員也強調，這樣的想法會立即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這些階級敵人意識到，工人管理小組的成立將會有數百個積極分子的出現。他們明白他們的顛覆活動將被廣大職工密切監視。因此，明顯地，管理小組的出現，擴大、加強了兩條道路、兩個階級以及兩條路線的鬥爭。”

工人管理小組的選舉是由班組或車間組織的，並接受他們的監督；管理方法隻能以工人管理小組的原則進行。小組成員由小組自身組織所在的層麵對應的組織選舉產生：工廠、車間以及班組。這使得小組有著堅實的工人基礎。候選人必須積極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一定的經驗，並且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

北京紡織總廠每年選舉一次；上屆成員如果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則可以繼任。選舉是由工人們自己組織的，在廣泛的討論之後擬定一份候選人名單。小組包括老工人（他們是主角）、退伍軍人、以及知識青年。他們沒有額外的報酬，每天保證一個小時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職責(開會、訪問工人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組的工作集中在確定方向、檢查工作、實地調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確的工作作風，而不是管理本身，後者是革命委員會的職責。[6]工人管理小組和革委會都遵從黨委的思想政治領導。

管理小組有五個方麵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產、技術革新；(三)財務、物資事宜(成本控製、投資等)；(四)勞動安全；(五)一般福利。他們介於職能管理部門和群眾之間，扮演著管理實體，以及黨員和行政部門的輔助角色。這其中，政治問題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李周霞解釋如下：

“現在，這些管理小組的存在，不再僅僅是強調互助和同誌友誼，也強調對黨員的幫助。以往黨員僅被視作前進的推動力量，而不是同時視作可能的革命對象。事實上，群眾中常有新鮮的思想，廣大黨員們應該被組織起來討論，使他們能在思想上受益於工人。同誌們不習慣於幫助黨員，但工人管理小組已經改變了這種局麵。現在群眾已經主動幫助黨員的思想進一步革命化。”

黨員中的思想革命化活動——由於群眾的積極性和工人管理小組的幹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的目標是徹底轉變觀念和做法，使他們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它有助於打破對黨員的迷信——以往黨員被當做是馬列主義、無產階級思想的化身，他們高於群眾、可以批評群眾而又能免於被批評。

文革打破了這個迷信。原則上，隻有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可能受到批評。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過集體學習馬列主義，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內的討論。思想革命化活動，不再是相關幹部說了算。就像一個革委會成員說的，”今天人人都參與到政治工作來了”擴大的政治活動使幹部企圖淩駕於群眾之上變得日益困難，並逐步降低了資產階級傾向增長的可能性。

工人管理小組義不容辭地加入了協助管理的過程：提出所有他們關心的五個方麵的問題建議，在個車間和各班組進行討論，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並協調他們的想法，幫助革命委員會，並提出批評意見。他們介於工人和管理人員之間，鼓勵職工討論管理的建議和決定，並將工人的意見傳達給管理人員。這樣他們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

聯係。來自普通群眾的批評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於糾正管理作風，使得監督幹部、監督幹部的決策以及監督決策實施方式成為可能。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由集體意見的結晶。

在本工廠和其它工廠之間，工人管理管理小組也注意保持良好的關係。不同生產單位的小組之間有各種接觸。在北京針織總廠，管理小組還處理涉及提高產品質量的問題。在這裏，沒有質量控製部門。這是一個自控的係統，每個班組控製自己的工作。每個職工都極力解決出現的問題。

工人管理小組也參與工廠生產計劃。一個計劃隻有在反複征詢工人意見後才會被正式采納。工人們劃分為小組，仔細地具體地研究計劃的項目將會如何影響每一個車間和每一個班組。這使得他們能夠充分表達對項目的意見：項目的重要性，對每個工人的意義，在生產、質量、產品以及多樣性方麵可能的改進。這帶來了工人和管理群之間大量的交流，而管理小組則作為溝通的中間人。因此，總體計劃是經過反複研究的，最後的方案是各個車間和班組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樣的方法在不同工廠之間，以及各專門機構之間也被采用(見第二章)。

與工人和三結合小組(幹部、技術人員、工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工人管理小組提出了全麵的創新和改進，以助於降低投資成本。在北京針織總廠以及其他許多中國工廠中，初步投資預算經過相關車間和機械車間的檢查後都會降低。（幾乎所有的中國工廠都有一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機械車間。這個車間修複和改進材料，在工廠內部實現技術革新。在農村地區，機械車間總是最早成立的部門之一；這個車間會與當地工廠保持持續的聯係。）

“自力更生”的觀念深刻地影響了對待積累的態度。一個革委會成員說：“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我們廠已經組織了三結合小組來實現技術革命。這是一個專門小組，但關鍵是爭取運動群眾參與這項工作。我們不能完全依賴這個專門小組，畢竟隻有幾個人。

“技術革命的目標，是由各個車間建議的，用以改善質量、提高生產率、保證安全的工作環境，減少工作強度。這些是技術創新成果通常的應用領域。這種方法會帶來多方麵地改進：新的原料、新的方法、新的技術、新的設備和新的方法。

“一些改進既能提高質量，還能減輕勞動負擔。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車間，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盡管車間的條件正在改進，但仍缺少一些機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運動衫的機器，是用別的工廠的舊機器改造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一直聲稱，這種機器不可能同時印刷兩種顏色。工人說：“為什麽不可以做？讓我們試試看！”文革後，他們努力改進，經過幾次試驗，實現了雙色印刷，並且照明是非常實用的。當然，還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縫紉車間的機器可以將剪裁衣袖和將衣袖縫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機器需要一個操作工人，這已是一項進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須同時用手拿著衣服，並用腳踩腳踏，一天八小時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人說，這並不是真正的技術進步，因為工人在操作這些機器完全得不到休息。幾台機器被抬出來，我們與操作工人一起研究這個問題。最後，我們取消了腳踏，成功地改進了機器。

“還有其他問題。例如，原來必須剪斷布片之間的線，然後才能將布片分開。我們同樣創新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布片會自動疊放在一起，工人隻需要用手拿著布，將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廣泛使用這種機器，實習時間將大大縮短——用舊的腳踏機器實習時間是半年——勞動強度也會大大降低。

“我們一直在尋找新的途徑以減少浪費。這些技術創新是工業發展的主要途徑。我們的方法要求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製造出大機器。用二至五年的時間去發展好的機器是非常重要的。而關鍵就是要讓工人主動去創新，工人階級必須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針織總廠和許多其他針織工廠，群眾的主動創新有時達到了很高的技術層次。這些創新往往在當地產生，但中國的工廠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一個工廠的創新會在工人管理小組的推動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廠。

該小組將在討論會上匯報自己的工作，所有相關工人或班組都會參加。小組將聽取批評，對每個工人的意見都給予充分的重視。程序與生產計劃的製定過程是相同的。如果參與討論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組討論，以便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一個革委會成員強調，在沒有首先經過工人討論的情況下作出的任何決策，無論是哪個級別做出的決策，都是不允許的。他又補充說：“如果允許領導幹部自己決策，即使新幹部最終也會走上老路。”

管理小組的成員還會參加適當級別的黨支部會——班組的、車間的或工廠的。（黨也有自己的會議，討論具體問題）。這些會議都是在工廠裏進行。管理小組也有自己的小組會：廠級每月一次，車間級每兩周一次，班組則每天都有。每日例會處理白天產生的問題，每晚都會做出一張平衡表。處理的問題可能涉及幹群關係，政治問題，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遷、個人和家庭問題，等等）。工廠或車間管理者不出席會議，以促進勞動者的積極性，並防止工人管理小組卷入行政小團體。

工人管理小組組織了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著作的學校。他們幫助黨委、革命委員會解決思想政治問題，發揮監督和激勵作用。因為這些管理小組是群眾性團體，他們必須遵循黨的領導，黨在決定他們的思想傾向方麵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黨和工人管理小組間的發生的問題通過討論解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而不是行政管理。黨委和支部的領導作用通過參與工人管理小組日常會議得以體現，這樣的話決策施行的對象可以就參與討論，表達意見；未經群眾充分協商作出的決定是不恰當的。不過，在車間或班組層次做出的決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組的代表，而是由黨支書或車間行政管理小組的代表來傳達。

“擴大工人管理小組的活動，”聶同誌解釋說，“有這麽幾個好處：它使職工充分體現他們的積極性，發揚他們的聰明才智，取得集體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經驗，培養低層幹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說，我們的政策是大眾的政策，民主的政策。管理，不是少數人關注的問題，而必須讓大家參與。工人管理小組的活動反映了執行這一口號的需要。人人都要參與思想政治工作。”[7]

1971年夏天進行此研究時，工人管理小組仍處於形成過程中。正如聶同誌解釋的：“我們仍處於試驗階段。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鞍鋼憲法。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至於具體方法，我們會看……”

行使針織總廠的工人管理小組職責的類似組織在其他工廠也有，不過名稱不同。他們有時受職工代表大會領導。這個機構發揮了同舊工會相似的作用。舊工會在文革中逐漸銷聲匿跡，因為它們沒有真正代表人民群眾，淪為官僚機構，其領導成員已成為管理階層，不再提出批評意見。因此，工會的幹部非但沒有了解工人的不滿，發揮自己的作用幫助革命；反而是設法潑冷水或通過分裂工人階級來緩解工人的不滿。在文革前，“官僚作風”感染大多數群眾團體——青年團、婦女會等——其活動已幾乎完全中斷，至少是沒有全國性的活動了。重組這些組織以及重新定義他們能夠恢複功能的條件，都成了正在廣泛討論的主題。

不同於前工會領袖，工人管理小組的成員以及常委委員都是全職的工人。因此他們不太可能脫離工人、同修正主義路線的工廠管理方法站到一邊。

這些評論並不意味著成立工人管理小組或職工代表會議是反對“經濟主義”和修正主義、反對背離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總方向的“絕對保證”。這些機構也可能屈服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因而無法推動思想革命化進程。這也正是為什麽這些團體以及其他群眾組織，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對其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因為並不能保證工人管理小組和其他群眾團體的革命思想性，群眾組織思想不斷革命化的問題是長期的任務。

針織總廠是這樣處理這些問題的。以下幾點值得強調：需要進一步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組成員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組成員需要繼續從事生產，經常接受群眾的批評；最重要的是，這些工人支配的小組要接受黨委的領導。群眾長期行使管理權的需要是強調的最多的問題之一。

“在工人管理小組內，經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風運動，無論在工廠還是車間層次上。工人總是有批評意見——勞動人民總是有很多要說的。要大力整頓和經常運動來改變工作作風，以便迅速糾正錯誤。工人有時會表達嚴厲的批評，當他們批評有道理，就接受；批評並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傾聽；即使沒有依據，也要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這意味著，實際上，當群眾確信對工人管理小組成員的批評能夠促使其改正時，他們將毫不猶豫地表達意見。工人管理小組成為了這樣一種組織形式，它使職工能夠通過有效的做法來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並能按照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來監督領導幹部。

2. 紅衛兵

準確的說，紅衛兵不是群眾組織；他們代表了一種個人參與管理的形式。在針織總工廠，紅衛兵開始於1968年年底，在工人管理小組成立之前。[8]

紅衛兵由個別選舉產生，沒有候選人名單。由每個職工來討論候選人，對候選人的思想境界給予充分考慮。

“一位在思想上落後的同誌不能成為紅衛兵。紅衛兵的一個基本功能是傳播毛主席的思想，了解群眾的想法。如果思想上落後，怎樣能幫助別人？”

紅衛兵不是有定期會晤的固定團體。事實上，它們並沒有組織；其對職工的職責隻是個人行為。紅衛兵在思想政治上的工作更廣泛，因為其成員多於工人管理小組。後者通常都必須是紅衛兵，而不是相反。

紅衛兵和工人管理小組的活動息息相關。紅衛兵實際上起到監督其他組織的作用：他們記錄工人對工人管理小組、革委會、黨委工作成效的批評和意見。這些活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這些組織脫離群眾。紅衛兵推進了工廠的思想革命化，協助各工作小組的領導，並在分析群眾思想、反修防修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工人管理小組和紅衛兵在推進思想革命化方麵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麵將提供他們在針織總廠活動的一些實例。

第一個例子是一個年輕的車間代表，他忙於生產，不考慮所有其他問題。工人不滿他的態度，譴責他不搞政治掛帥。車間的各班組開會討論此事並決定批評他。通過公開演講，工人管理小組的一位成員根據小組的討論意見對他進行了批評。這個代表的第一反應是抵製批評——他感到丟臉並對公開批評感到不滿。

“工人曾告訴他，大家對他私下有討論，但他充耳不聞，因此有必要把事情公開。紅衛兵和工人管理小組審查了他的全部。從‘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開始，大家對他進行了耐心細致的批評教育，提高他的政治覺悟並促使他接受批評改正錯誤。”

第二個例子是一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工人管理小組認為這個同誌的態度不對。在向他提出批評之前，小組同車間的工人繼續了商談，總結了他的問題。討論的結果生動的刻畫出這個幹部的“四張臉”：(1)被稱讚時是笑臉；(2)被批評時怕丟臉；(3)麵對困難時愁眉苦臉；(4)麵對群眾是朝天臉。這個總結與上百條特定的批評意見放在一起。

這名幹部開始時很沮喪，也沒有抓住批評內容的重點。最後——討論可能持續了好幾天——他說不該對被指責的缺點負責，因為他的臉是從他媽那裏遺傳下來的。工人們向他解釋，批評的不是他的長相而是他的世界觀。他必須認識到他的工作方式必須改進。每一條批評意見都進行了仔細的討論，這個同誌逐漸地改善了他同群眾的關係。工人們誇他：“他的‘四張臉’變成了‘四個鬥爭’：麵對表揚，他同驕傲作鬥爭；麵對批評，他同不滿作鬥爭；麵對困難，他同灰心作鬥爭；當他的領導方式使他脫離群眾時，他同官僚主義作鬥爭。”

工人們通過大字報批評幹部，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攻擊某個官員，或引用授權提供的證據。批評都是有組織的，從來沒有個人自發的，而是根據集體對所針對的幹部的作出的總體評價。批評針對的具體內容是參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作出的。幹部可以被公開批評，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由群眾集體討論這樣做是否必要。另一方麵，工人不應該被公開批評，而通常是在家庭成員在場的情況下私下批評。這樣的做法不至於將工人置於不快的境況。

3. 革委會

革命委員會是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機關，負責政策執行。革命委員會在一些工廠產生於同修正主義管理方式的鬥爭期間，當時工廠黨委已經癱瘓。他們最初隻是臨時機構，但他們的臨時性質在其後幾乎從未被提及。不過近來又較頻繁的提及了。該廠革委會的副主任解釋了革委會的工作：

“有時我們陷入了管理的細節而忽視了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在我們的革命委員會開始運作時，我們常小題大做，把時間都花在通過電話來發號施令上。群眾告訴我們，這是行不通的。在隨後的討論中群眾代表對我說，思想政治工作要先行。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從此，我改變作風，更加注重工廠的全局狀況。”

革命委員會負責協調工廠間的關係，以及工廠和計劃處的關係。它對根據總體政治決定來製定的計劃的執行進行監督（參見第二節）。文革中取消了廠長的職位。現擔任管理職務的是革委會主任和副主任；革委會主任則對更高的部門負責。革委會主任在計劃及與其他廠事務（例如交付日期）方麵有決定權，但這些決定必須在征詢工人意見後作出。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稱之為“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例子。

革命委員會是民選的機構；其組成人數由職工自己決定。他們製定候選人名單，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縮小候選人的人數。工廠工人隨即進行最後表決。在我訪問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大部分委員都產業工人，他們不脫產，工資不變。

針織總廠的革命委員會有21名成員。它基於群眾、幹部、解放軍的三結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結合。在21人中隻包括兩名女委員。這個婦女代表名額不足的問題是過去遺留下的，委員們說：“我們在下屆選舉時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毛主席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

革命委員會還通過了關於新錄用職工的方案，雖然職工調到另一個廠很少，但工廠不僅僅是生產單位，還是一個集體生活的中心。與蘇聯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冊或者強製個人就業記錄在中國並不存在。革命委員會和生產小組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小組這兩個機關行政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組提交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分析了上一階段麵臨的困難和問題。工人管理小組審查季度報告，在同工人討論後提出批評和建議。

4. 黨委會

根據中國共產黨九大的決定，成立了新的黨委。針織總廠提供了典型的例子，說明新黨的委員會是如何應運而生的。

工廠在1966年到1969年沒有黨委。在此期間，革命的重點是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幹部，創造有利於老委員自我改造的條件。廣大人民群眾被動員起來參加整黨建黨運動。這項偉大的運動的同時也伴隨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從而培養出新的革命幹部隊伍。

整黨建黨的目的是要區別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偽裝的敵人。為此，工人們就領導的做法、錯誤和世界觀等展開了廣泛的辯論和批評。這一進程貫穿整個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了各種群眾組織參加，有些組織雖然聲稱遵循毛澤東思想，但實際上追隨了相反的路線。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關鍵階段是“大聯合”，即把各種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的嚐試。在許多工廠這一努力失敗了，而後解放軍也參與進來並給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聯合終於完成了。下一階段的任務是三結合——建立一個由群眾代表、通過群眾考驗的幹部和解放軍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作為的革命核心。

這樣的全國範圍的整黨建黨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進行，黨指明正確的做法，而中央的《紅旗》理論月刊則發表具體實例和總指示。這些指示基本上是根據對形勢的總體評價和工人的調查工作做出的。這些調查的目的是評估先前每個黨員的做法，經常在幹部們曾居住或工作的農村和工廠展開。[9]

使幹部接受群眾的批評改變了他們同群眾的關係。選舉新的委員會，是在黨在各個領域都整頓之後展開的。在準備選舉的過程中，由人民群眾來決定委員會的組成人數（因廠而異）和確定候選人名單。在針織總廠，候選人名單上有40人，最後27名當選。

工人們通過深入的討論，指定了最稱職的27人組成新黨委。這些討論以及整理工人對候選人意見的工作，由三結合機構的核心來組織。這一過程由民主討論，意見集中（通過會議建立共識）和與群眾再討論等連續階段組成。這就是“四討論三集中”。最後一次集中後，由全體黨員選舉黨委委員。隻有黨員可以投票。

確立選舉名單，不僅考慮到候選人的人品，也基於某些特定標準，比如必須包括來自工廠各部門的代表、各車間黨支部代表和工人的代表——在文革前並非如此——而且必須堅持的老中青三結合。在針織總廠，黨委還遇到了婦女代表的問題。婦女參加黨委的要求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該委員會隻包括五名女委員，雖然婦女占工廠人數的60%。黨委對此事作了自我批評，並將要進行相應的變動。這一問題在中央的決議中也提及了。

針織總廠的領導體製和管理體製，與大多數工廠類似，可歸納如下：

黨委是政治領導，並得到革委會和工人管理小組的支持。革委會有來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組的成員隻有工人。除了黨的委員會實施全麵領導，黨在車間和班組兩級還有黨支部。每個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執行黨委所確定的革命路線。工廠的管理，是革命委員會的責任，因而可以看作政治路線的執行的一個特殊方麵。

黨委與革委會的職責經常有重疊。例如，對上海工廠的不完全調查表明，70%的黨委委員同時是革委會委員，49%的革委會委員同時是黨委委員。在針織總廠，黨委的領導人也是革委會的領導人——革委會的副主任是黨委的副書記，而黨委書記也是革委會主任。

工人管理小組協助黨委和革委會的工作。他們在群眾和領導人以及管理者之間起到調解人的作用。他們也監督黨委、革委會和管理機構以及黨的幹部的活動。

一般而言，文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顯著的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對這些變化的仔細研究在1971年夏天前還沒有完成。對上海市1119個工廠的不完全考察在這方麵給出了一些結果。上海市共1070萬人，其中580萬人生活在市中心。在整黨後，原來的領導人隻占工廠的4532個黨委委員中的37%。（整黨不同於清黨在於它改變黨的職責而不是清除黨員。）絕大多數新黨委委員是黨齡較長的幹部。

中國人強調在文化革命前黨委中隻有很少的工人的事實。大部分新幹部是從文化革命的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或是以前的普通群眾。

黨委的變革並不意味著那些離職者被當作壞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如今取得了新的職位，他們從黨委的離開的原因是為了革新黨委和吸收年輕幹部。在所調查的工廠中，年輕的黨委委員占10%。“年輕黨員”表示年齡低於30歲的黨員或任意年齡的新黨員。

在黨委成員中很少有開除出黨的，在所調查的1119個工廠中隻有1.2%的原黨委委員受到批判。在這裏沒有使用法律製裁——犯嚴重錯誤的幹部被解職，隻是不勝任而沒有犯嚴重錯誤的幹部被要求退出黨委。那些沒有犯嚴重錯誤但是被群眾認為不適合工作的幹部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要求接受再教育，或者回到基層，或者參加“五七幹校”。五七幹校是由幹部組成的新的生產單位。幹校中沒有等級劃分。它們由第一批來的人建立，人們從頭開始建設一切。幹部們工作很努力。第一批人必須建房，平整土地，挖井。他們通常缺少必要的經驗，並從附近的人民公社的農民那裏尋求谘詢。當幹校建好後，就可以增建車間甚至小的工廠了。每天幹部們從事生產勞動（通常在上午）和對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討論。五七幹校促進了意識形態的革命化，這對於幹部（如通常不參與生產的行政職員）是尤其重要的。

通過體力勞動對幹部進行再教育在文化革命前就開始實踐了，但是五七幹校增加了新的內容：除了體力勞動，還包括集中的意識形態工作。這兩項活動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再教育被看作是光榮的。再教育的期限是不確定的。參加五七幹校不是強製的，必須由幹部自己要求提出。所有的幹部，即使是沒有犯錯誤的幹部，也可以請求參加幹校，隻要他的黨委認為其離開是正當的，並不會影響生產。這些申請也要向群眾谘詢。幹部必須得到工廠和地區黨委、五七幹校工人和革委會的同意。這個過程可能持續半年到一兩年。如有需要，幹部可以被要求離開幹校。

權力機構所經曆的變革沒能在統計的意義上充分評估其深度。其中不可忽略的眾多成員接受了群眾批判，並引起了他們的自我批評，轉變了他們的世界觀。這裏和在別處一樣，都努力運用毛澤東的教導：“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中，每個人都要重新塑造。”這個要求也適用於年輕和不成熟的幹部。

隻有意識到1966年以來的變化的範圍，才能理解管理中的深刻轉變。文化革命中出現的新的組織形式並不成熟。它們產生於持續多年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和團結群眾的巨大的意識形態努力。即使在這些條件下，組織的新形式也沒有輕易的發展起來。

比如，工人管理小組以及其他工人代表形式的生命力仍在討論中。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同樣的關注：如何發展能夠最大程度上使群眾參與工廠運行並感受到自己的分量的組織結構。這使得通過簡化工廠內的整個關係網來削弱管理機構成為可能。這裏很多問題都在解決中。

在當前的討論中受到很大關注的一個問題是群眾組織和群眾之間產生隔閡的可能性。確實有這種工人管理小組的成員或當選的官員最終脫離群眾的危險性。在這種關係中需要強調很多想法：工人管理小組和類似機構的成員必須不斷提高意識形態水平；他們必須處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運動的前列；他們必須參與生產勞動；他們的活動必須接受群眾的批判。曾經取得群眾信任的幹部並不能保證永遠執行正確路線。因此對他們的活動必須經常進行檢查，工人管理小組和革委會的成員可以應工人們的要求而撤銷。最重要的檢驗是從“下邊”來的，但是必須有從“上邊”（黨委）來的政治檢驗的補充。

因此，群眾組織的意識形態革命化的問題永遠存在。中國人不承認任何這樣的錯誤認識：某種奇妙的組織形式能夠避免向資本主義方向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