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的饑餓曆史》
中國對饑荒並不陌生，這樣說是打了折扣的。
像一八四九年、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以及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的饑荒(前者死了將近一千四百萬人，中間的一次估計死了一千三百萬人，最後的一次死了五百萬人)這些大災難，僅僅是饑餓連續不斷、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死去而不足為奇的一幅慘景中的頂峰——也許用深淵這個詞更合適——而已。
正如經濟學家托尼(在一九三二年的著作中)所說的：“有些地區，農村居民的處境，猶如一個長久站在齊脖子深的水中的人的處境，一個小小的波浪就足以把他淹死。”
《轉載》《今日中國》一九七○年六月出版
【本刊訊】英中了解協會刊物《今日中國》一九七○年六月出版的第二期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和饑餓世界》，摘要如下：
中國對饑荒並不陌生，這樣說是打了折扣的。像一八四九年、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以及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的饑荒(前者死了將近一千四百萬人，中間的一次估計死了一千三百萬人，最後的一次死了五百萬人)這些大災難，僅僅是饑餓連續不斷、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死去而不足為奇的一幅慘景中的頂峰——也許用深淵這個詞更合適——而已。正如經濟學家托尼(在一九三二年的著作中)所說的：“有些地區，農村居民的處境，猶如一個長久站在齊脖子深的水中的人的處境，一個小小的波浪就足以把他淹死。”
舊日中國災荒連年不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發生饑荒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和財富集中在少數地主和擁有土地的高利貸者的手中。
艾德勒把占有土地的大致情況概括為：“大致來說，地主和富農(例如通常請雇工的農民)及其家屬占大約百分之十的農村人口，但是卻擁有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農占農村人口大約百分之二十，大致擁有同樣比例的土地;貧農——其中許多人是沒有土地的雇工——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但是擁有的土地卻隻有百分之十。”
用(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話說：“龐雜的稅收、分配糧食的腐敗方法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的一整套曆史製度——卡爾·奧古斯特·威特福格爾把這種製度描述為‘是亞洲的生產法典’——不斷使無地農民經常債務累累，沒有儲蓄，完全沒有辦法對付像旱災、饑荒和水澇這樣的危機。”
斯諾描繪了一九二八年到三○年大西北饑荒情況時的可怕情景，那時，男人們骨瘦如柴，兒童畸形怪狀，細胳膊，大肚子，婦女撅著屁股，乳房像扁平的口袋一樣搭拉著。他還描繪了城市的情景，有錢人把糧食囤積起來高價賣出，北京和天津堆積著成千上萬噸的小麥和玉米不能運到饑荒的地方，因為控製著鐵路車輛的軍閥們害怕萬一那些糧食被他們的對手搶去會被他們利用。
在這次饑荒期間，投機者用幾個銅板就買走了成千上萬英畝土地，四十萬婦女和兒童也被買賣易手。斯諾描繪了一些人甚至賣掉自己的衣服，光著身子到處流浪的情景。用樹皮、草根、麥秸和土來充饑。
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中度過了一個世紀之後，中國農民把紅軍迎為他們的救星、把毛澤東迎為救世主是不足奇怪的。
新中國建立人民公社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共產黨一九四九年掌權以後，美國報紙開始攻擊共產黨，說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在遭受饑餓。費利克斯·格林已揭露了這些報道，說這些報道是捏造，或者至少是誇張。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經曆了它的曆史上最嚴重的旱災，因而不得不實行嚴格的配給製度。
但是，正如菲茨傑拉德教授所說的：“……甚至對這個政權進行批評的消息最靈通的人也拿不出餓死人的證據。在土改前的時代，在同樣情況下，死掉的人恐怕數以百萬計。
……共產黨人在處理大米和穀物的分配方麵表現出了很有辦法、很通情達理和很有組織才能。該政權不是采用地方供應和地主及糧食掮客囤積的老辦法，而是在全國範圍解決這個問題。”
基思·布坎南教授指出，公社的建立使中國在其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把它的巨大的勞動力調動起來。
全國各地大規模地興修水土保持工程;最明顯的是黃河工程，它的階梯般的一個個的巨大水壩把黃河流域地區的大片被浸蝕的地區連接起來。還開展了大規模的造林工作。
全力開展了消滅損害農作物的害蟲和消滅像瘧疾和鉤蟲這樣的疾病的運動。過去，這些疾病在一年中的關鍵時刻使農民喪失勞動能力，從而使農業生產減產。技術的發展(如使用較好的農具、化肥和各種經過改良的種子)也有助於增加生產。
本文不想詳細論述中國人民成功地消滅了饑餓和為自己建設美好生活所采用的方法的技術方麵的情況。重要的是，從獲得的這一切證據中可以看出，他們在這方麵已經獲得了成功，並且還在繼續獲得成功。
敵視共產主義並且一心一意希望它垮台的人現在已經垂頭喪氣地承認了這一事實。
正如卡羅爾所說的：“(美國的)約瑟夫·艾爾索普之流和其他一些偽善的社論作者們經常幸災樂禍地宣稱中國發生了饑荒，幸運的是，這種饑荒隻不過是他們的想像罷了，但是他們的社論卻經常被那些由親美政府執政且實際上饑荒遍野的國家所拜讀。
遲早真相是會大白的，那時將會給美國人帶來雙倍的不利，首先，因為看到世界上吃得最飽的國家對別國——即使它們是共產黨——挨餓就幸災樂禍是令人作嘔的，其次，因為人們將會發現，由於營養不良而使人民死亡的事並非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他們自己的營壘中——例如中非或南非……今天亞洲誰不知道廣東的農民比印度喀拉拉邦的農民吃得好得多。”新中國的進步使敵人垂頭喪氣，
使亞洲人民情願選擇共產主義
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寫道：“這件事為亞洲所共知，顯然使沃爾特·羅斯托之流的美國決策者們感到驚恐，他們指出，中國施加的一個大威脅是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人可以用中國的進步向亞洲人證明：共產黨的辦法比民主的辦法好，而且快。”
岡納·默達爾描述了中國在用國家全盤計劃的辦法來解決它的問題方而獲得的成功如何迫使其他國家，特別是印度，采取類似的辦法。他援引一位印度作家的話說：“除非急劇改變亞洲這些新的民族主義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經濟狀況並大大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否則將難於避免共產主義思想在人民中傳播的危險。”
這似乎含蓄地承認，如果讓人民作出選擇，人民寧願選擇共產主義而不選擇貧窮。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