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個《延安日記》隻能又在說謊!
民國時期的延安己經是過去式了, 當年被國民黨宣傳為共匪, 共產共妻.......的謊言早就不攻自破了。相反民國時期的延安成為當時進步的革命年青人向往的地方, 多少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衝破國統區重重障礙轉輾數月和數地來到了延安, 其中也有外國人, 他們中有很多的人有日記, 有回憶錄.......有些人視而不見, 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偏偏對一個前蘇聯人在中蘇交惡時出版的《延安日記》感興趣, 無非有些人看見了書中有關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似是而非的"毒品貿易”, "性", "愛".......可以抓到了能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毛澤東的武器了。
可笑的是民國時期全中國從國民黨政府高層到全國各地都有"毒品貿易”, 延安地區地處窮山溝有些人搞些根本無法同政府外國人大城市官商相比, 而且在延安地區還有一部分人是反對了。中國共產黨被國民黨追殺圍堵中為了生存為何不可。而 "性", "愛".......那一個人群中不存在, 相比較大城市和民國其他地區, 在延安在這裏: 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而對於那些真實描述延安時期的著作, 回憶錄.........假裝看不見, 這不是別有用心又是什麽。當今的中國執政黨己被修正主義走資派掌權, 也己完全國民黨化了, 所以對於那些偽造說謊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早己置致不理。但是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得到了當時延安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那時候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幹部們沒有維安費和保安人員, 他們和當地老百姓吃住一樣。更重要的是建立新中國後沒有幾年就全部消滅了黃賭毒妓女, 成為一個無毒品國, 無妓女國, 無賭錢國, 無黑社會無黑幫社會的大國。幾億人口, 960萬平方公裏, 全國大大小小幾千座城市, 成千上萬的鄉村小鎮, 邊陲小鎮, 農村山溝沒有種植罌粟花的, 沒有毒品貿易的, 沒有開煙館的, 沒有妓院賭場的......怎麽不去研究研究, 怎麽不願去宣傳宣傳! 不是別有用心地反對而反對, 還能說是為了中國人民嗎! 偽造個《延安日記》隻能又在說謊!
《轉載》蘇聯檔案證明《延安日記》中 指責中共、毛澤東的部分是偽造的!
來源: 察網
作者: 王小寧
【摘要】在蘇聯有關中共、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中,在弗拉基米洛夫報告的文卷檔案中根本沒有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這說明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中有關指責中共、毛澤東的部分是由編撰者尤裏·弗拉索夫等人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後加進去的,是偽造的。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被國際反華、反共政治勢力,被中國的反共反毛分子用作攻擊、誣蔑中共、毛澤東的有力武器,欺騙了廣大民眾,流毒甚廣。該書內容甚至多次被中共黨內人士、黨史工作者所引用,被刊載在公開出版的刊物、書籍中,被誤認為已被中共認可。反共反毛分子大肆宣揚該書“不僅蘇聯和歐美學者當作研究共產國際與蘇聯同中共關係的第一手數據,包括港台在內的中國學者的論文和專著中,也經常能看到引用此書的觀點或材料。”由此可見《延安日記》一書危害極大。
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黨史研究部門完全有必要站出來消除其惡劣影響。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應派員赴俄羅斯,查清《延安日記》真相,將真實的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與出版的《延安日記》進行對比,揭露其偽造內容。這是對嚴重的要抹黑中共、打倒中共的逆流進行有力地打擊。但是,至今為止,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黨史研究部門甚至連個表態都沒有,任由抹黑中共、打倒中共的逆流對中共政權進行衝擊。與抹黑中共、打倒中共的逆流的殊死鬥爭,竟然是由民間的革命群眾,愛國、正直、公正人士擔當。這種情況確實令人無法理解。
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一書,被反共反毛分子所津津樂道,廣泛傳播、宣揚。其中指責中共、毛澤東部分的真實性一直被人懷疑。
弗拉基米洛夫1958年逝世,蘇聯1973年出版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俄文版(俄文版書名《中國特區(1942—1945)》)。1975年美國出此書的英文版, 1976年台灣出版此書的中文版。1980年北京現代史資料編刊社在國內出版《延安日記》。此書一看就有明顯的嚴重問題,略慬中共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多處違背曆史和漏洞的地方,考慮此書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政治背景,都會對書中對中共、毛澤東的指責有懷疑。但是,《延安日記》在國內出版時,出版者對本書沒有做任何說明、提示、揭露、反駁,這清楚地表明了出版者所持的反共反毛政治立場。
反共反毛分子為了要讀者相信《延安日記》的真實性,可貴性、唯一性。他們編造說:“由於中共在1946年12月下旬蔣介石揚言進攻延安時,將同‘遠方’(即共產國際)通訊往來的電稿材料全部毀掉。”這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很重視對曆史檔案的保留,連紅軍時期、長征中的電文都保留了下來。怎麽可能毀掉了非常重要的中共與共產國際通訊往來的電稿材料呢?官方應該考慮把幾十年的前全部檔案解密、公開,以使編造的政治謊言政治謠言無處藏身,原形畢露。他們說:“前蘇聯將共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共關係的檔案尚未完全解密。”蘇聯解體後,共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共關係的檔案已經完全解密公開,但是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延安日記》中對中共、毛澤東指責內容的真實性。
反共反毛分子確實是太擔心讀者懷疑《延安日記》一書的真實性了,他們說:“至於蘇共弗氏,他是中共盟友,更不會隨意給毛潑髒水。為了防止讀者對他的記載懷疑 其真實性,他特地在《日記》中鄭重聲明:‘我必須隻把真實的事說出來。我決不對自己說假話,我的責任是寫出真話,我對成千成萬在與法西斯鬥爭中死亡的人負有這個責任。’他的真誠的表白,使人們不能不對他的記載為之信服。” 蘇共的弗拉基米洛夫是中共的盟友,他是不會在日記中給中共、毛澤東潑髒水的。但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確實給中共、毛澤東潑了髒水,說明這部分不是出於弗拉基米洛夫之手。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不是寫給將來出版給讀者看的,所以沒有必要在日記中對其真實性進行表白、發誓。而在《延安日記》中卻有弗拉基米洛夫這種表白、發誓。很顯然,這些是後來的編撰者加進去的,以這種表白、發誓,證明其真實性。
我在前不久所寫的《介紹一篇有力批駁<炎黃春秋>汙蔑八路軍在陝北大規模種植鴉片的文章》一文中提到《延安日記》一書。我寫道:“在言兼的文章中提蘇軍情報部情報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並指出,《延安日記》是在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當時中蘇決裂,甚至兵戎相見,中蘇相互視對方為最大的敵人。該書的實際編撰者尤裏·弗拉索夫在後來也承認,這部《延安日記》是一部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編撰的作品。文章指出《延安日記》的內容與史實的矛盾實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陝北向毛澤東直接質問鴉片問題,鄧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記的日期為1942年8月2日,但此時鄧小平早已被任命為中共太行分局書記、129師政委,他應該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延安。另外,像359旅在大生產運動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灣收獲鴉片、鴉片加工總廠設在國民黨嚴密控製的湖南茶陵……之類的錯誤,那就更多。”
說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有很多偽造,可以舉出太多的例子了。我前兩天又一次翻閱此書,就發現它有多處硬傷。作為蘇共派往中共中央的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應該對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重要幹部情況非常了解,但《延安日記》中卻出現多處錯誤。
1、1942年5月13日的日記中說:“毛澤東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中央主席。”1942年11月14日的日記中說:“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安排聽他話的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42年8月13日的日記中說:“張聞天作為總書記,從職務上說,是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工作的副手。”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靠後,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之前,中共中央沒有設中共中央主席的職位,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遵義會議之後,張聞天當選為中共中央總負責(總書記)。毛澤東取代張聞天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在1938年,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此後張聞天不再是總書記。毛澤東被稱為主席,是指在紅軍時代,他曾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或後來擔任的軍委主席。這些情況,中共的中、高層都知道,共產國際更應該知道得清清楚楚,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不會不知道,所以他根本不會在日記中出現這樣的嚴重錯誤。《延安日記》出現這樣的錯誤,是由於改編者尤裏·弗拉索夫不了解中共曆史。他參照了1956年中共八大以後的職務安排,總書記是在中共中央主席領導之下,並把這些內容加入了的《延安日記》。
2、1942年5月12日的日記中說:“任弼時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任弼時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是在1943年3月,在此之前任弼時從來沒有擔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弗拉基米洛夫難道是未卜先知?
3、1942年8月5日的日記中說:“彭真在1942年春天陪同劉少奇從新四軍那裏來到延安。”1945年3月25日的日記中說:“彭真依靠劉少奇來到了延安。”彭真是1941年5月奉中央指示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誌匯報晉察冀邊區的工作,此後,留在延安黨中央工作。他並不是1942年春天陪同劉少奇從新四軍來的延安。當時劉少奇還未到中央工作,所以他不可能依靠劉少奇來到延安。
4、1942年9月2日的日記中說:“楊尚昆是王明的擁護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1934 年),現任中央委員會統戰部負責人。”楊尚昆1941年底回到延安,中央分配他擔任政策委員會的委員;1942 年又參加中央調查研究局黨務研究室的工作。1943年在中央書記處下麵設組織和宣傳兩個委員會和中央研究局 。楊尚昆任委員會委員、秘書,中央研究局副局長。楊尚昆沒有擔任過中央統戰部負責人。
5、1942 年10月21日的日記中說:“劉少奇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一個不引人注目的新四軍政委,而今成了僅次毛澤東的二號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實際貫徹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員和高級軍官現在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劉少奇1942年12月30日才到延安,他後來在中央地位提高,起多大作用,應該是在到延安以後的事情。《延安日記》在2個月前就已預知劉少奇起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隻能說明,此段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在30年後,被編撰者加進去的。
6、1942 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說:“林楓(譯音)是 120 步兵師的政委。”120師政委是關向應,關向應1946年才去世。林楓從來沒有擔任120師政委,他當時擔任的是晉綏軍區政委,是關向應的副手。
7、1942 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說:“李克農是與劉少奇同時來到延安的,那是在 1942 年,而不是 1941 年,像以前聽說的那樣。”李克農是1941年2月,從國統區奉命撤回延安,3月,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不是1942年12月跟隨劉少奇從新四軍來到延安。
8、1943年7月3日的日記中說:“林彪是115步兵師的前師長。他去過蘇聯好幾次,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專家,現正參與起草一項軍事改革方案。”林彪是1943年7月16日隨周恩來由重慶抵達延安,在這以後被中央安排在中央黨校研究軍事問題。《延安日記》在林彪回到延安前13天,就知道林彪後來的工作安排,又是一個未卜先知。
真實的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寫日記時不會出現這些錯誤,作為蘇共情報人員,他和他的小組,對中共高層情況應該了如指掌,如果有變化會立即向蘇共報告。《延安日記》是在30年以後出版的。當時中蘇之間已經成了最大敵人,蘇共為了達到誣蔑、攻擊、抹黑中共的目的,要求進行編撰者進行造假,加入大量真假史料。由於編撰者對中共曆史情況不了解,對中共的認識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認識。他們隻是看了大量真假史料,並在把這些真假史料編進去,又把蘇共方麵多年後對中共領導人、重要幹部的惡評加進去,因此細節經常會被忽略、搞錯,特別是時間和當時的職務方麵。在編撰時,會忽略時間節點,把後來發生的事實寫在前麵,給人未卜先知的感覺。還有,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中共方麵對他們嚴密監視,中共領導人對他們非常冷淡,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蘇共情報人員怎麽知道那麽多中共內部的機密和大量細節呢?日記一般都寫得簡單、概括,有的隻有自己能慬。讀過《延安日記》的人都會感到它已不像是一部日記,而像一部史實記錄。這說明它被後人重新編撰、補充,改寫。
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被派往中國,長駐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的公開身份是塔斯社記者,實際身份是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蘇共情報部門的情報員。他有一部電台,可以隨時、直接與蘇聯情報部門聯係,報告中共和中國的情況。他的報告肯定要被收入蘇聯曆史檔案。蘇聯解體後,蘇聯曆史檔案全部公開。為了研究中國、中共有關曆史,很多中國曆史研究機構和曆史學家都去俄羅斯查閱有關曆史檔案。但是從來沒有人在蘇聯曆史檔案中發現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所記載的攻擊中共、毛澤東的內容。
近年,有一個叫潘佐夫(AlexanderV.Pantsov)的俄羅斯曆史學家根據新解密的蘇聯時期的曆史檔案寫了《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潘佐夫主要查閱了“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他說,這是世界關於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麵的文檔,裏麵有大量關於中共活動的檔案,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文檔,共產國際和蘇共給中國的指示,列寧、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中共和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等。潘佐夫接受BBC中文網采訪時特別提到了其中有多達15卷關於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他還稱,他是第一位接觸這些檔案的學者。
潘佐夫在檔案中應該看到了全部蘇聯情報人員弗拉基米洛夫給蘇共的報告。潘佐夫在他的書中引用了弗拉基米洛夫的報告。書中寫道: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在延安機場上,弗拉基米洛夫注意到,毛還親吻了江青的嘴唇,這在大庭廣眾之下還是第一次,而且做得十分大方。弗拉基米洛夫還向蘇共報告了毛澤東與兒子毛岸英發生爭吵的事。蘇聯情報官員在他們的報告中寫道:“在一些純屬臆想的問題上,父子間的不和迅速增加。”這說明潘佐夫在蘇聯曆史檔案中看到過弗拉基米洛夫給蘇共的所有報告,並將他認為有價值的內容寫入自己的書中。但是潘佐夫在檔案中並沒有看到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指責中共、毛澤東的內容。如果有,潘佐夫為什麽不寫進《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呢。潘佐夫是一個已經跑到美國去的俄羅斯曆史學家,對中共、毛澤東並不友好,他在《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講了中共、毛澤東很多壞話,受到了中國的反共反毛分子的讚揚。他如果看到弗拉基米洛夫報告中那些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不會不寫進書中。沒有寫,說明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報告中根本沒有這些內容。
有人可能會說,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所寫的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是存在的,但弗拉基米洛夫沒有向蘇共報告。弗拉基米洛夫絕對不會將這些非常重要的有關中共、毛澤東的情報隱瞞,不向蘇共報告。弗拉基米洛夫不敢這樣做,因為駐延安的蘇共人員是一個小組,他這樣做會被其他人向蘇共揭發。弗拉基米洛夫輕則要被撤職,重則要被判刑。
在蘇聯有關中共、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中,在弗拉基米洛夫報告的文卷檔案中根本沒有對中共、毛澤東指責的內容。這說明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中有關指責中共、毛澤東的部分是由編撰者尤裏·弗拉索夫等人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後加進去的,是偽造的。
弗拉基米洛夫(中國名字曰孫平)的《延安日記》是上個世紀蘇聯的觀察員的一本類似回憶錄的 作品,在它出版後一度成為人們研究延安時期中共內幕活動的一項文獻參考資料,特別是近年來這本書更加受到黨史研究者的關注,互聯網上的一些人很以擁有此書 或者通讀此書為榮,四處宣講、言必稱之。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這本喧囂一時的《日記》係出偽造,偽造者就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和蘇共中央國際部。
實際上從《日記》出版那天起,中共正牌黨史研究者就沒有斷了對它的質疑,很多黨史專家和研究論者紛紛撰文指責這本日記的荒誕和無知,任弼時的秘書師哲曾經指出 “孫平,一個老黨員,怎麽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隻有偽君子、兩麵派、沒有良心的人才寫得出。”(師哲著《在曆史巨人身邊》)《延安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高向遠著文《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記”》認為“此書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當年的著述,它的嚴肅性和真實性 就值得懷疑。”但是,類似這樣的指責因為隻是立足中共自己的立場,越到近期越是容易引起一部分人心中的逆反心理的泡沫,在當今這個“言必稱希臘”的時代 中,似乎美國人、日本人甚至香港人、台灣人說的都要比我們中國人自己說的動聽,那麽,好吧,就讓我們看看原偽造者是怎麽陳述這麽一本《日記》的出台真相的吧。
事實上,早在弗拉基米洛夫日記出台後的幾年中,國際上就已經有一些比較了解中共曆史的外國人士表達了對這本日記的異議,美國人約翰·謝偉思就曾經在同貝爾納 德·格維茨曼的談話中指出這本日記是“主要是為反華而偽造的”,這番談話載於《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76年2月13日。此外,《東歐》雜誌1991年第一期發表的Peter M.Kuhfus的文章《重新看待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一文也對日記提出了較於當初一邊倒的不同看法。然而,在蘇聯解體之前、在蘇聯有關檔案解密之前,這些個異議還不能受到冷戰氣氛的敬畏,相反準備群毆中共的國際反華勢力對日記的吹捧也達到頂峰。1990年作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尤裏·弗拉索夫開始道出這 本日記的偽造的前後工作中的點滴,他在《論據與事實》雜誌1990年第18期撰文《關於父親的真相》,和在雜誌《遠東問題》1990年第六期、1991年 第一期的文章《關於父親的故事》中對《延安日記》炮製的全過程做了追憶。適時,蘇聯的政治空氣早就對這些東西開始淡化,而取證類似的史料也不再是什麽難上 加難的事情。作為弗拉基米洛夫日記的主要編造者的尤裏·弗拉索夫,他說,這本日記的另一個編撰者或者說指導者就是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副部長奧列格·拉赫 曼寧(一作蘇共中央國際部)。日記的資料來源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麵。1.弗拉基米洛夫用密碼發給莫斯科的無線電電報。2.蘇聯情報部門提供的其他信息資 料。3.和弗拉基米洛夫一起住在延安的另外兩個人的提供的信息資料。4.弗拉基米洛夫在1948年到1953年和尤裏·弗拉索夫的談話。
從上述四個來源我們可以看到,弗拉基米洛夫本人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果說這些個資料都是來自於弗拉基米洛夫一人所為然後再以日記體的形式出版或許可以理解,但是,事實情況並非如此。尤裏·弗拉索夫披露的一些史實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的39號全宗、1號目錄、31號案卷中的電報來往中得到了足夠的證實。(也就是人們一直懸疑的弗拉基米洛夫之死的謎團)而參閱過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的德國著名學者、德國聯邦東方學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兼亞洲部主任的迪特·海茵茨希博士也在他的專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曆程》中對於弗拉索夫取證的原始資料給予肯定。尤裏·弗拉索夫承認,這本日記形成的過 程中受到了拉赫曼寧來自蘇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加入了相當部分的杜撰和修飾,對於弗拉索夫的坦誠的披露當時蘇聯黨史學界就有積極的回應,著名漢學家康斯坦 丁·謝維列夫、傑柳辛等人都曾以訪談或者撰文的方式詳細的談了這樣一個過程,其中傑柳辛的《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過去》發表在《論據與事實》1990年第五期。
上麵我提到的關於弗拉基米洛夫日記的資料的四個來源除了尤裏·弗拉索夫的提供披露外,德國學者迪特也在他的書中給予交待,(該書32頁)這本《中蘇走向聯盟 的艱難曆程》是新華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發行的,此書屬於內部發行,在書的扉頁上明確寫著這樣一行小字說明(內部發行,限省部級以上),但是,這本書在我們香港的辦事機構的內部圖書館中就可以借閱到,看來並非難事,如果有興趣對這本日記的偽造與否做進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看,這本書從29頁到 36頁都在集中介紹這本日記的真偽,迪特認為“隻有通過其他材料或證據證實後,或者從總的曆史關係看是可信的,書中的有關陳述才能被使用。”(該書33 頁),我們認為迪特的這個觀點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該書由張文武、李丹琳等同誌編譯,文字通俗、閱讀起來不比其他外著那麽生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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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對如今的中國無官不貪,官員個個富可敵國。他們使中國的“三公”消費占的國家預算比例世界第一。他們使中國人民如今處於世界上最低最賤最摻的境地工作時間最長、工資最低、工作環境最惡劣、飯碗福利最沒有保證、前途最渺茫、不準罷工、不準組織工會、不準上訪、不準請願、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沒人替他們說話,還要忍受拖欠工資、物價飛漲、假冒偽劣商品毒害、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飽受封建把頭黑社會欺淩等無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層層壓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沒有任何保障。
有些人對如今的中國社會貧富極端分化,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社會公德全麵崩潰,社會治安空前惡化,到處是冷酷無情,到處是爾虞我詐,到處是荒淫無恥,假冒偽劣泛濫成災,環境汙染登峰造極。“維穩高於一切”、“維穩預算超過國防預算”、“全力打黑”變“全力維穩防群體性事件”、“嚴禁上訪”、封殺網站、媒體動不動一概噤聲、“莫談國事”、“隻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穩定”、強迫拆遷、暴力劫訪、滿街警察紅袖標,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警車、摩托、裝甲車林立、藏貓貓死、俯臥撐死、鞋帶上吊死、洗臉死、發瘋死、激動死、喝水死、睡覺姿勢不對死、自行從高處墜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殺、被漲薪、被幸福、被就業、被中產、被增長、被車禍、被代表、被自願、被和諧…… 不去研究研究關心關心, 對半個多世紀前的延安時期一些個別醜事如此感興趣不就是為反對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否定毛澤東嗎! 幾隻蒼蠅嗡嗡叫不作奇, 全中國的老百姓的眼晴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