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罌粟花全國遍地盛開!

民國時期的罌粟花全國遍地盛開!

 

 

民國時期的罌粟花全國遍地盛開!  民國時期的毒品貿易包括罌粟種殖毒品交易吸毒者的數量等問題遠比清朝政府更加嚴重!  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到數以萬計遍布全國各地的鄉村小鎮以及邊陲小鎮等隨處可見的煙館,   鄉村山溝大片的土地上盛開著罌粟花,   民國政府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   軍閥官商作為軍費的來源和財富的收入, 各個外國租界內的外國人和民國政府黑社會財團爭做著毒品貿易。而民國時期的窮山溝延安以及被趕盡追殺,   被國民黨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中國共產黨員們躲在了延安這個窮地方,   為了生存和外界是否做了"毒品貿易”有那麽重要嗎!   而整個民國時期從政府官商,   軍閥財團,  白道黑道以及外國商人等都在做著"毒品貿易”有些人為何避而不談!  而偏偏要追殺延安的中國共產黨!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執政後用了幾年時間在全中國幾億人中全部消滅了一切毒品種植,  交易和吸食的驚天事跡,   有些人怎麽假裝視而不見或是再來說謊造謠汙蔑真正的中國共產黨!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則徐在虎門當眾銷毀了英美煙販交出的鴉片237萬斤。後來聯合國將虎門硝煙結束的第二天定為了國際禁毒日。

鴉片問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民國時代鴉片問題的嚴重性，比林則徐在世時猶有過之。

在林則徐逝世以後，鴉片問題十分嚴重，不僅紅土、清膏（均是鴉片）源源輸入，而且國產煙土（也是鴉片的別名）充斥市場。毒品泛濫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暗中販毒。

帝國主義利用在中國的租界特權和內河航行特權，將製毒、販毒的機關布滿中國。上海是他們公開推銷鴉片的主要基地。

英國怡和洋行，壟斷上海鴉片貿易達30年之久。銷售範圍包括長江流域各區，銷售總量，共計約100萬箱（每箱1000 兩）。其後，沙遜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繼成為英國在上海銷售鴉片的主要據點。

沙遜、哈同等洋行銷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鴉片），一般分兩種。一種叫“大土”，潮州人稱“公班”，每顆重3磅，用煙葉包裹，黃黑色，形狀像足球。質地較軟，主要供貴族、官僚吸用。民國初年，每兩價格高達光洋3—4元。另一種叫“小土”，潮州人稱“加爾加答”（加爾各答的訛音。因產於印度加爾各答故得名）。每顆重1磅，黃黑色，質地較大土堅硬，質量亦稍次。價錢最高時每兩2元。

英國在上海獨占鴉片市場，引起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等國聯合抗議，並在報刊上揭發英國在上海租界公開販賣鴉片，還告到國際禁毒會。英國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煙。土行、煙館隨即將招牌全部收起，門口站崗保護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還不時派出巡捕，進行突擊搜查。似乎禁煙是認真的，成效是顯著的。其實這些都是在演戲，為了掩人耳目和宣傳的需要。煙館招牌收起，營業照舊，站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巡捕的突擊搜查，事先都曾“知會”。

對英國在上海公開販賣鴉片提出強烈抗議的美、法、日等國，其實也是窮凶極惡的販毒者。日本看準機會，從伊朗運來大批波斯鴉片。這種鴉片用紅紙包裹，呈長方形，稱為“紅土”。每塊重1磅，價格低於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會便血。紅土因為毒性大在上海競爭不過印土，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大幅度降低紅土價格，印土“公班”每兩售三四元，紅土僅售三四角。日本人還到內地開辟市場，東北全部、華北一部的鴉片貿易，都被日本人壟斷。大連是他們販賣鴉片的大本營。長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銷鴉片的範圍。印土終於競爭不過紅土，逐漸進入衰落階段。

見到英、日在中國販賣鴉片攫取了巨額錢財，法國的一些毒販也紅了眼，便以安南（越南）為基地，將鴉片轉運至廣州灣（湛江市）、香港、澳門、上海等地。

在中國的鴉片市場上，美國的毒販是後來者。它卻利用科技優勢，來跟把持中國鴉片市場的英、法、日帝國主義角逐。美國的販毒製造和販賣毒性更大、獲利更多的嗎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嗎啡是鴉片中的主要生物堿，鴉片中約含嗎啡10%。海洛英是嗎啡的衍生物。這兩種毒品，便於吸用，為煙民們、尤其是上層煙民所喜好。美國的販毒者就是用它們打破了英、法、日對中國鴉片市場的壟斷，並且“後來居上”。

日本帝國主義從美國製造嗎啡、海洛英得到啟發，用嗎啡加糖精，製成“紅丸”，推銷於東北各地。大連是紅丸製造中心，後運進上海，銷售到長江流域。抗戰時期，日偽占領區的紅丸泛濫成災。

在民國時代，中國毒品泛濫，幾乎有不可收拾之勢，中國民族深受其害。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短短的幾年內，禁絕了毒品，徹底打贏了禁毒戰爭，創造了人間奇跡。

中華民國時期全中國從大小城市到邊陲小鎮到處都有毒品市場,   鴉片交易占貿易額的2/3左右!

雲南這個人口僅一千多的小城鎮裏，開設煙館的有八家、熬賣熟煙的有兩家。抗日戰爭之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鴉片公開上市交易，每逢趕街天，擺攤做鴉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場上的鴉片交易占整個商業貿易額的三分之二左右，一兩鴉片值銀元十元。”

早在新石器時代，在小亞細亞及地中海東部山區就發現了野生罌粟，青銅時代後期（約公元前1500年）傳入埃及，公元初傳入印度，六、七世紀傳入中國。早期，人們把罌粟視為一種治療疾病的藥品，隻進行少量的種植與生產。作為一種藥品，它被曆代名醫日益認識並逐漸推廣，但在具有醫療使用價值的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麻醉、積蓄毒素乃至造成依賴的作用。

讓我們重溫一下史籍關於鴉片的記載：“鴉片由罌粟之汁液提煉製成，原來產於小亞細亞一帶、印度等地。17、18世紀時，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把鴉片從土耳其運到中國，數量不多。1757年英國占領印度鴉片產地孟加拉以後，輸入中國的鴉片逐漸增加……1838年至1839年，由印度孟加拉輸往中國的鴉片就達14642箱……”

大量鴉片輸入中國，1821年至1840年，中國白銀外流有一億兩以上，每年平均流出白銀500萬兩，相當於清朝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0%。鴉片摧殘了人們的精神和體質，造成社會生產力的萎縮，嚴重地阻礙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

鴻勝寺卿黃爵滋在1838年6月2日的《嚴塞漏厄以培國本折》中說道：“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著名的禁煙大臣林則徐也憂心忡忡地說過：“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響之銀。”他們的擔心不幸成為了現實，腐朽的清王朝屈服於西方殖民者的炮艦外交，一次次地在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上簽字，驅使中國人民走入苦難的深淵。

到了民國時代，雖然也明文規定並煞有介事般地禁煙，但收效甚微。一是政權腐敗，導致許多機構形同虛設；二是地區經濟不發達，缺醫少藥又加上愚昧，精神無聊，因而把鴉片當成尋求精神解脫、刺激麻痹神經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可以從雲南幾本縣誌的記載中找到類似的例證：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185頁中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江城種植罌粟從未間斷過，但鴉片的主要來源是通過走私，從越南、老撾輸入，大量運銷內地。有關資料表明，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國殖民主義者在越南、老撾發動農民種植鴉片，並設立經營鴉片的公司，發動收買中國邊境奸商，成群結夥，聚集槍支，武裝護送，大量販運鴉片入境。走私最盛時期，每年取道江城輸入鴉片約5萬兩以上。曆任縣長和軍警頭目多以緝獲煙土而大發其財。在官吏、軍警、土豪、商人、農民等各階層中，吸食鴉片者甚為普遍。江城勳烈街過去是有名的煙資市場。縣城的十多家大小商店幾乎都以做鴉片買賣為主。據民國三十三年一月的統計，這個人口僅一千多的小城鎮裏，開設煙館的有八家、熬賣熟煙的有兩家。抗日戰爭之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鴉片公開上市交易，每逢趕街天，擺攤做鴉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場上的鴉片交易占整個商業貿易額的三分之二左右，一兩鴉片值銀元十元。”

這樣的記載還遠不止江城一地，位於雲貴交界處的富源縣與大理州的巍山縣，也都有有關鴉片的類似記錄：“民國的縣、鄉長借銷售戒煙膏而賺錢，而此煙膏根本不能戒斷大煙痛。有權勢者以吸食煙毒為榮，一杆大煙價值二千多銀元。”

富源縣誌載：“富源縣種植鴉片，販賣毒品曆史悠久，廣大群眾深受其害。民國時期，當局雖有禁止，實為明禁暗不禁，種植、販賣活動較為突出，且大部分毒品均握在官吏、地霸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雲南省人民政府發布禁煙的指示。富源縣堅決貫徹執行。從當年七月開始開展禁煙禁毒工作……經過這三次集中查禁和經常性工作，煙毒活動基本上得到禁止。'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社會主義法製遭到破壞，少數人的吸毒、販毒活動有所抬頭，民間私種罌粟現象，在極個別邊遠結合部山區時有發生。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由於國外毒品滲透，販毒活動又死灰複燃。”

容易被忽視或遺忘的是西方殖民主義列強也在其他國家播撒罌粟種子，利用“西南絲綢之路”向中國西南邊疆乃至廣大的內地推銷毒品，使得“禍水北流”。他們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擴大東南亞等國與中國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而是要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摧殘中國人民的體質和意誌。

英國自1852年第二次攻占緬甸後，就誘迫緬甸人民大規模種植罌粟，並把種植（罌粟）的技術和加工（鴉片）、吸食方法傳入緬甸。緬甸東北部的撣邦、克欽邦和克耶邦，由於其優越的自然環境，一躍而成為罌粟（鴉片）生產的基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國殖民者就這樣主宰了緬甸的毒品生產、加工與販運銷售，建立了中南半島上的第一個“鴉片三國”。此後的大麻、古柯與麻黃等毒品作物也在緬甸生長、繁殖，加工成各種毒品販銷。很快，也波及到了老撾一側，南塔、波喬（原名會曬）這兩個省的苗、瑤、拉祜及哈尼等山地民族也引種罌粟，將它的提取物（即鴉片）作為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

1893年法國入侵並占領老撾後，大規模的種植與貿易才開始興起。法國殖民者是緊跟英國之後傳播毒種的第二個元凶。它在吞並老撾之後，很快就把老撾北部（北緯18°以上地區）作為基地，派遣專家和技術人員到南塔、川擴、豐沙裏、桑怒以及琅勃拉等省的山民聚居區傳授技術、發放罌粟種子；從“金三角”地區遷徙而來的苗、瑤等族山民也帶去大量罌粟種子和耕作技術，這樣，老撾就成為繼緬甸之後出現的第二個毒品生產國，無論是種植麵積還是產量，都居第二位。

英國殖民者勾結上司頭人，既收取當地居民鴉片生產與銷售費，又收取外來商人的經營稅與保護稅。法國殖民者則更有過之，不但有按株數征收的株稅，還有按出售數量征收的銷售稅、手續費（規定煙農必須向法國設於各地的收購站出售）。據統計，法國在老撾實行的稅目高達100多種，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掠奪印度支那的財富，一半以上都來自鴉片貿易。

泰國北部山區也是“金三角”的一部分，清萊與清邁兩省就在範圍之內。這裏的毒種也是由英國殖民者傳播與發展起來的。在這裏最先進行收購與販銷毒品的也是英國商人。1955年前，泰國的毒品販銷、罌粟種植與鴉片生產都是合法的，由於邊界地區山民不受國界約束，加上國民黨殘部與鄰近各國販毒集團的活動，泰北地區毒品的種植和加工，出現繁榮景象。50-6O年代鴉片最高年產量曾達到180噸，位居東南亞第三。7O年代起，在聯合國的資助下組建了國際肅毒組織，泰國政府也實施了大規模的緝毒行動，還實施了毒品作物的控製和改植計劃。泰國已成為“全球掃毒戰略試點國家”與“國際肅毒運動的主要對象國”之一。

1954年法國勢力撤出老撾後，美國新殖民者填補了空缺，在軍事援助顧問團與中央情報局的直接插手下，收買苗族武裝團夥，建立“特種部隊”，裝備先進的武器與直升飛機，用於毒品販運。還縱容王國政府軍隊進行毒品收購、販運、加工與銷售活動。在老撾、越南的部分美國軍人也變成了毒品的吸食者與走私犯。可以看出：無論是老殖民者還是新殖民者，無一不是傳播、擴散毒種的“毒販子”。

毒品肆虐全球，在全世界範圍內泛濫，已經成為各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沙特《中東報》刊登的一篇文章說：“販毒和吸毒問題是世界性的瘟疫，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逃脫。”

中國是世界上禁毒最堅決的國家之一，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吸毒者約為200O萬，以當時人口總數為5億計，平均每2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癮君子。解放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人民政府的重視，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隻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就在全國範圍內禁絕了毒品的犯罪活動，1958年成為舉世聞名的“無毒國”。可是，自從改革開放後，沉渣泛起，目前，海洛因仍是中國消費的主流毒品，全國現有海洛因吸食人員70萬，占吸毒人員總數的78.3%。其中，35歲以下青少年、農民和無業閑散人員分別占69.3%、30%和51.7%。濫用海洛因等傳統毒品人數趨於穩定，連續三年基本保持在70萬左右。但濫用新型毒品問題正呈不斷擴大蔓延之勢。遼寧、吉林、黑龍江吸食新型毒品人數已超過傳統毒品人數，歌舞娛樂場所已成為新型毒品蔓延的溫床。濫用新型毒品種類增多，冰毒、搖頭丸、氯胺酮及安鈉咖、三唑侖等在部分地區均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消費市場。

根據有關專家的估算，如果按每個吸毒者年消耗量12O克（即日吸量為O.3克）計算，全國年毒品消耗量可能已突破百噸大關，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精製毒品海洛因。以最保守的價格來估算，癮君子每年消費高達千億元以上，更不用說由於販毒吸毒所引發的各種犯罪案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與對社會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及影響。

有粗略的統計數字表明：全世界的“癮君子”共約600O萬人（包括隱性吸毒人員在內則在2億人以上），其中至少有500萬人注射毒品。毒品的影響力幾乎無處不在，它滲透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人民生活等社會各個領域和階層，已成為影響世界各國健康發展的一個毒瘤。

民國時期禁毒但收效甚微。蔣介石上台後，初期盡管宣布過禁止毒品，還頒布了《禁煙法》，但由於政府腐敗無能，難以拒絕毒品貿易帶來的巨大財稅收入，相關立法多不能有效執行。民國禁毒，雖聲勢浩大，結果卻是勞民傷財，收效甚微。

1987年6月，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由138個國家的3000多名代表參加的麻醉品濫用和非法販運問題部長級會議，並將虎門銷煙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為“國際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國對毒品問題的重視。

說起中國曆史上的禁毒，最廣為人知的自然是林則徐的虎門銷煙。1839年6月3日，廣東虎門，欽差大臣林則徐指揮數百名役夫抬起一筐筐收繳的鴉片，轟的一聲倒入兩個生石灰池，不一會兒，池裏就咕嘟咕嘟冒出水泡，許久，又漸漸歸於沉寂。站在銷煙池邊、心滿意足觀看這一幕的林老先生並不知道，他這一倒，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和大清王朝的命運，也將“禁煙”一詞寫進了日後的中國曆史和世界史，時不時畫下重重幾筆。

明朝時期,   崇禎、皇太極先後發文禁煙。今天我們隻知道禁鴉片是“禁毒”，殊不知，在古代中國人眼中，煙草和鴉片一樣，都叫“煙”，都算毒品。若這樣論，中國的禁毒大業，早在林則徐之前就開始了。

明代，煙草經由呂宋（今菲律賓）、越南、朝鮮三條路線傳入中國，最初被當作草藥而流行於軍隊中。很快，這種“煙癮”就由軍中蔓延到民間。至明末，煙草已經在民間被大範圍吸食，相關的種植、販賣產業也發達起來。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吃煙的危害，社會上還流傳一種說法，說永樂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後代，京城又是“燕京”，“煙”字諧音“燕”，“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後、攻破燕京之義，坊間甚至傳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煙”的童謠，這不能不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恐懼。因此，崇禎皇帝兩度發布“紅頭文件”，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官府機構內吸煙，私藏或出售煙草都有可能被處死。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煙。不幸的是，崇禎禁煙的效果並不明顯，很快，大明王朝就壽終正寢了，似乎是“明亡於煙”讖言的應驗。既然“煙”戰勝了“明”，禁煙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明末內地的“煙癮”也傳播到了明朝的對頭——滿洲境內，八旗子弟紛紛效仿明人吸煙，“癮君子”遍布軍營內外。這樣的勢頭讓滿洲的領導者皇太極著了急。就在崇禎皇帝首次下令禁煙的同一年，後金戶部也發布了禁煙告示，明文規定不許栽種、買賣、吃食煙草，違者重罰。在告示頒布的兩個月內，後金政府尚能嚴格執行。據記載，當時刑部審理的涉煙案件達60餘起，被處罰的有數百人，短時間內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同崇禎禁煙一樣，皇太極的禁令最終也抵擋不住民眾吸煙的熱情，不久，後金朝廷就主動撤銷禁煙令，允許民眾自種自吸，隻要不去朝鮮購買即可。

滿清入關,  林則徐發明“禁煙丸”，力諫道光禁煙。滿清入關後，又有幾位皇帝發布過禁煙令，可惜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煙草在中國大地上屢禁不絕。清中期以後，它的升級2.0版本——鴉片開始在中國泛濫。這個玩意兒自打打入中國市場後，立馬就取代了煙草的地位，因為它又叫“鴉片煙”、“大煙”，甚至搶了“煙”一詞的冠名權。在這之後，所謂“禁煙”、“煙癮”、“煙販”、“煙民”之“煙”，很多時候都直接指鴉片了。這種新型的“煙”像瘟疫一樣，迅速在中國各地蔓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視這一問題。

說到這兒，就繞不開剛才提到的林則徐老先生。他可是中國禁鴉片的先驅，虎門壯舉人盡皆知。其實，林則徐禁鴉片煙的努力，早在虎門銷煙之前就付諸實踐了。他在湖廣總督任上，曾雷厲風行地推行過一些措施，設立禁煙局，沒收鴉片和煙具，還發明了“禁煙丸”，並拿出自己的俸祿用以配製，強迫吸食鴉片者服用。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收到了一定效果，據說當時有老年婦女在路旁叩謝，稱其丈夫久患煙癮，健康惡化，在服了禁煙丸後斷絕鴉片，身體逐漸恢複。

當時，朝廷內部對鴉片煙害有“禁”、“弛”兩種意見，道光皇帝對該聽誰的一直猶豫不決。在地方禁煙初見成效、並得到人民擁護的林則徐見此，毅然上書，痛陳鴉片禍害，要求朝廷下令嚴禁，還根據自己的經驗，向道光上呈了四道戒煙方，都是用常見中草藥如當歸、黃柏、川貝、南瓜花等就可以配製的，據說十分實用。這封奏章言辭懇切，曆數鴉片給社會帶來的災難，說若聽任此毒，“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或許是這句話戳中了道光的痛點，他拿起禦筆，懷著沉痛的心情和堅毅的決心，在林則徐的奏章上畫了一個紅圈，並任命其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主持禁煙。隨後，就有了眾所周知的虎門銷煙。

遺憾的是，林則徐的禁毒成果很快就隨著鴉片戰爭清廷的戰敗煙消雲散。《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對西方列強一步步妥協，鴉片繼續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比之於戰爭前，鴉片吸食現象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有識之士也紛紛就此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如著名的洋務派大臣左宗棠、李鴻章分別提出加重對鴉片征稅、廣種罌粟以抵製進口鴉片；中國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燾受英國啟發，建議用疏導的方法，先教化士紳再派士紳勸諭民眾戒毒；大思想家、翻譯家嚴複則要求設立戒鴉片煙會幫助戒毒，並在報上刊登戒煙歌文，使民眾認識吸食鴉片的危害。但無奈朝廷迫於外國壓力，不敢采取強硬手段，這些禁毒努力大多半途而廢，沒有一個人能夠成功挽救神州大地上越來越多人滑向毒品深淵的命運。

太平天國,   洪秀全親作“禁煙歌”。

清代中後期，禁鴉片的話題隔三差五就會被提出來，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也一直在不斷思考，試圖解決日益嚴重的毒品問題。然而這些努力，似乎從來沒有起過作用，相反，鴉片之毒卻日甚一日，禁毒工作陷入了愈禁愈烈的怪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偏居東南一隅的太平天國，它的禁毒卻收效卓著，一度使江浙地區成為煙霧繚繞的中華大地上的一片“無毒區”。

早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領導人洪秀全就在家鄉編作《原道救世歌》，並積極推廣傳唱，其中就有“他若自驅陷阱者，煉食洋煙最癲狂，如今多少英雄漢，多被煙槍自打傷”的歌詞。他還作打油詩，勸人們勿染鴉片：“煙槍即銃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起義後，為保證軍隊的紀律和戰鬥力，洪秀全頒布了許多文件，嚴禁太平軍吸食鴉片，違者斬殺無赦，販賣者和知情不報者與之同罪。定都天京（今南京）後，太平軍對天京境內的民眾一一審查，看到麵色不佳者就要詢問其是否抽鴉片，還要檢查手指，手指發黃者都會被隔離關押，觀察他們是否有鴉片上癮的症狀。最後確定吸食鴉片的人，必須強製戒毒，一個月後犯者戴枷三個星期，兩個月後仍犯者戴枷七個星期，三個月後還不改的直接處死。當時，丞相陳桂堂的部下檢舉他吸食鴉片，洪秀全查實之後，毫不猶豫將丞相處以極刑，以儆效尤。此外，太平軍還四處設置關卡，仔細搜查過往貨物，若被查出煙具，無論大小，都重加譴責。嚴厲的禁毒政策令當時在此地區的所有煙民和從事鴉片種植、販賣的人都聞風喪膽。

不僅靠嚴刑峻法營造禁毒氛圍，太平天國還十分注重宣傳教育工作。據時人筆記記載，太平軍所到之處，均在全體軍民中勸吸鴉片者禁煙，“先以妻子衣食為喻，繼以精神血氣父母遺體為喻，長篇累牘，苦口婆心”。這些努力一度使鴉片在太平天國統治區內幾乎禁絕。盡管鴉片的價格一跌再跌，仍沒有人來購買。1862年，寧波一位外國商人在寫給香港銀行的信中抱怨道，過去兩周一箱鴉片都沒有賣出去，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

可惜的是，太平天國禁毒鬥爭的勝利果實並沒有維持多久。一些奸詐的鴉片商為了維持利潤，往往會雇傭一些有經驗、熟悉線路的經紀人，躲開太平軍的關卡，在各地暗中進行鴉片貿易。到了後期，太平天國內亂頻發，再加上戰爭頻仍，政權不保，更無暇顧及鴉片問題，甚至有的領導人和軍隊將領都開始吸食鴉片。等到清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政權覆亡後，江浙地區的禁毒勝果也自然而然付諸東流，鴉片又重新在這片土地上肆虐風行。

清朝末年,  袁世凱促成《中英禁煙協議》。

清朝末年，為挽救統治危機，朝廷掀起一場規模浩大的社會改良運動，鴉片問題作為很久以來整個社會難以根治的痼疾，自然也是這場改革的關注重點。同之前數次禁毒截然不同的是，這場轟轟烈烈的清末禁毒不再僅僅是中國自己單打獨鬥，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

西方國家最初縱容鴉片大規模流入中國，是出於扭轉貿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彼時的西方列強是不會允許中國政府禁毒成功的。但這種靠毒害他國人民賺錢的行為，也一直受到良知人士的譴責。尤其是英美傳教士，他們認為鴉片貿易是對弘揚主的恩惠這一偉大事業的玷汙，一直致力於宣傳禁鴉片煙。19世紀末以來，這種反對的聲音日益強大。1890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大會宣告成立“外國傳教士禁煙聯合會”，號召全世界傳教士祈禱終結罪惡的鴉片貿易。1891年，傳教士創辦的《教務雜誌》收集了有關鴉片在中國流毒的資料與圖片，將它們發回國內，引起西方社會對中國鴉片貿易的極度反感。在這些宣傳帶來的強大輿論壓力下，1906年，反對鴉片貿易的自由黨終於在英國議會選舉中獲勝，並很快通過議案，要求英國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終止不光彩的鴉片貿易。

第二年，中英達成《中英禁煙協議》，規定從1908年開始，逐年遞減出口中國的鴉片數量，十年後減為零。雖然已經有議會的指示，但由於鴉片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英國政府實際上非常舍不得丟掉這塊肥肉，故談判過程十分艱難。而這場斡旋的“功臣”，竟然是在曆史上名聲一直不大好的袁世凱。他派多位人士出馬遊說，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終於迫使英國政府讓步。後來，在禁煙協議之外，英國總領事還表示願意限期關閉英國政府開辦的煙館，並禁止在租界內建立新煙館，以幫助中國禁絕鴉片。

在資本主義老大哥英國的帶動下，其他國家也紛紛響應，聲援中國禁毒。奧地利租界工作人員向煙民發放禁煙藥丸，並開辦診所，為因戒煙而染病的人義務治療。美國發起召開由美、英、日、德、俄、意等西方列強和中國共同參與的國際鴉片會議和萬國禁煙大會，為中國禁煙工作營造有利的國際氛圍。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同清政府的其他“新政”一樣，此時的禁毒運動在給中國社會帶來暗夜中的一絲光明之後，又迅速歸於沉寂。社會上的鴉片問題還沒來得及得到改善，清王朝就走到了曆史的終點。

民國“新生活”,   蔣介石宣稱“二年禁毒，六年禁煙”。

清朝覆亡後，清政府推行的禁毒政策隨即喪失了權威性，得之不易的些許禁毒成果很快也打了水漂。民國初年，雖然政府也在繼續提倡戒吸毒品，但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各個政權光顧著打仗了，哪還有工夫禁毒。蔣介石上台後，初期盡管宣布過禁止毒品，還頒布了《禁煙法》，但由於政府腐敗無能忙於內戰，難以拒絕毒品貿易帶來的巨大財稅收入，相關立法多不能有效執行。民國禁毒，雖聲勢浩大，結果卻是勞民傷財，收效甚微。

這時的煙民，早已脫離了隻吸食鴉片的“初級階段”，嗎啡、大麻、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換來一具具越來越蒼白瘦削的軀殼。曆經百餘年的毒害，普通民眾對鴉片等毒品日益痛恨，南京國民政府的“寓禁於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包，引起民眾的不滿，社會上要求嚴厲禁毒的呼聲因而越發強烈。1934年，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之際，發起“新生活”運動，宣稱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煙”。

之前的禁煙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百姓往往並不感冒。這場“新生活”運動卻不同，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如火如荼的民間宣傳和運動。各省紛紛成立禁煙會，設立“禁煙日”，各地的報紙、雜誌、廣播也輪番刊登、播出禁煙禁毒的文章和廣告。汽車、火車、輪船上還常常懸掛禁毒標語，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趕快自動戒絕，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給政府捉到了一律槍斃！”等等，當時的人們也能寫出這麽雷人的話，想想也是醉了呢。許多市民自發上街遊行，到廣場演出禁毒話劇。上海的禁煙宣傳隊為了引起注意，還專門在晚上提燈“掃街”，宣傳吸食毒品的危害。當時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華大地，不少人在宣傳中把日本侵華和民族危難歸結為煙毒泛濫，“煙毒一日不解決，國家必一日不可救藥”等慷慨激昂的口號響徹全國。

這場大張旗鼓、興師動眾的禁煙禁毒運動，最初確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社會麵貌也為之煥然一新。但全麵抗戰爆發後，日本在占領區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鴉片這個大毒瘤方得以掃除，過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髏”的現象才終於成為曆史。

民國時期有關鴉片的情況,  上個世紀30年代，日本人也參與中國的鴉片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1932年，日本憲兵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妓院。在整個長江流域，這個曾經是英國獨占鼇頭的地方，日本企業家控製了棉紡廠、鋼鐵廠、鐵路、造紙廠、電廠和銀行。日本的汽動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國內陸地區連接起來，而且隨時可把這些港口變為軍港，這使得法國人感到緊張，他們決定加強對法租界的控製，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遷出去。杜月笙又一次顯示了其才能。他與國民政府達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書麵上的協議，麻醉品由國民政府獨家控製。但這隻是一個托詞，杜月笙仍然全麵控製著毒品交易，隻是現在他是與蔣介石而不再與法國分享毒品利潤，國民政府還向其頒發了“營業執照”，這使得國民黨能夠假裝自己正在進行大力打擊鴉片的運動，那些未經“授權”的毒品交易——實際上是杜月笙的競爭對手，受到了鎮壓。緝毒局把大量沒收的鴉片交給青幫，用來提煉海洛因和嗎啡，毒品交易的利潤通過農民銀行支付給蔣介石，農民銀行為杜月笙所有（被戲稱為“鴉片農民銀行”），蔣介石用這筆錢的一部分提高他的軍隊現代化水平，這使得日本很生氣。

日本開始通過大量走私進口毒品來破壞國民黨的鴉片壟斷。從滿洲來的大量廉價毒品是使中國人喪失意誌的最好方法。它們包括帶有海洛因的香煙和銷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劑，這些片劑在勞工中很受歡迎。這使得國民黨和青幫感到不安，日本在滿洲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種植鴉片，同時還從伊朗用船進口鴉片。這些鴉片在天津和台灣的日本工廠裏被加工成嗎啡和海洛因。根據美國緝毒局的資料，日本憲兵、黑社會和財閥相互勾結，使他們在中國的毒品交易利潤最大化。大部分毒品都是從台灣走私進入大陸的，他們用機動船把鴉片、嗎啡、海洛因運到中國大陸的日本租界，儲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倉庫裏。如同其他商品一樣，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權。因此，這些設備和雇員不會受到中國警察和司法的幹預。朝鮮是另一個日 本加工毒品的地點。漢城一家由日本軍隊管理的工廠，1938至1939年間，生產了2600公斤海洛因。當時日本在滿洲、朝鮮、台灣以及在中國內地各個城市的日本租界裏擁有數百家這樣的工廠，如漢口，有3家這樣的工廠日夜不停地生產海洛因。在太平洋戰爭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產並銷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東亞最大的毒品銷售中心。日本一直隱瞞其毒品銷售，直到1934年，鴉片顧問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時，才聽到美國代表團指責日本操縱著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貿易。

日本銷售的毒品很便宜，與其他毒品的差價很大，以至在20世紀30年代一個時期，蔣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員從日本人那裏購買毒品，加價後，在完全由國民黨控製的地區銷售這些毒品。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蔣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購買者，而且是從他死敵日本人那裏購買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評論說，政治之爭落到“中國和日本對中國毒品交易的控製權的競爭上”。對日本來說，在軍事進攻前，這是削弱中國抵抗力最簡單的方法。

 桂係要角黃紹弘說，幾十年軍閥混戰，要說哪一場戰爭背後沒有鴉片的，那是不可能的。

先說最純潔的護國戰爭吧。那蔡鍔本人的政治理想的純潔性是不用質疑的，因為他患當時不治的肺結核晚期，還不在北京養病，溜出來玩命，當然不是為了私利。但是護國戰爭經濟上的意義就是為打通質量最好的雲南鴉片（雲煙）向廣西和四川的出口渠道壁壘。不但護國軍的軍餉是鴉片，軍官攜帶大量鴉片，還有無數鴉片商人帶貨隨軍，挑夫比士兵不少。整個一個鴉片的洪流！

 護國戰爭的結果，滇軍攜帶大量鴉片進入川、桂，而且之後雲煙進入這兩省的進口稅降低，價格猛跌，兩省煙民歡呼確躍：民國萬歲！滇軍聲勢大鎮。但是後來兩地人民覺醒，自己開始種植經營鴉片，滇軍在中國近代史就無聲息了。四川的鴉片因為被武漢方麵收取很高的入口稅，所以川省勢力不彰。再說廣西，滇軍攜大量鴉片決心打通廣西、廣東入海口。在廣西和李白決戰，相持中，桂係糧餉斷絕，麵臨崩潰。可滇軍一些軍官和商人等不及戰爭結果，買通桂軍下級軍官偷渡，被白崇禧截獲，立即向全軍宣布：獲得敵人大量鴉片，軍餉無憂。“望鴉片止渴”的桂軍大勝。從此桂係勢力大張，一直控製廣州鴉片出海口。活躍於中國政壇。

鴉片生產國產化以後，雖然清廷十八行省罌粟花到處盛開，處處都生產鴉片，但是還是有兩大鴉片主要生產地區，即雲貴川為主的西南地區和陝甘為主的西北地區。這兩大地區的鴉片質量較高，深受癮君子的歡迎；產量較高，除滿足本省區吸食外，還大量運銷外地。

  從大的方麵來看，當時國內鴉片煙毒長途販運主要有三條路線：一是西北鴉片(甘肅、寧夏、山西、陝西)東運，在華北、京津一帶大量銷售；二是西南地區鴉片(雲貴川)經長江順流而下，匯總於武漢、上海，分銷於華中、華東各地；三是雲貴川的鴉片，經湖南，進入華中地區。1927 年國民黨建立政府後，“四川劉湘、楊森，貴州尤國林、王家烈，湖南魯滌平、何鍵等大批販毒， 一船煙毒裝下長江，一船槍械帶回上去。還有甘肅、寧夏的馬福祥、馬鴻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經常有大批煙土東運”(蕭覺天：《蔣介石禁煙的內幕》，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可以說，鴉片生產國產化以前，煙毒的運輸路線是由東南沿海進入中國，再轉運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國各地；鴉片生產國產化以後，除了鴉片遍地種植、生產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的煙毒販運路線。

  1933年蔣介石設立禁煙督察外，實行所謂“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的計劃，但到了下麵便成了官賣官營。規定隻許鴉片公運，不許私運；公運鴉片(即特貨)都由蔣介石武漢軍事委員會行營發給印花、由督察處粘貼，對運輸路線作了具體規定：

  (一)川貨運鄂，大部分集中於四川萬縣，經宜昌以達漢口，過去通常以四川省辦事處派員押運所發聯運單，及在萬縣開船時所發電報為憑。偶爾有少數由宣漢、 開縣、南壩場等處，經核桃園、竹山、房縣以達老河口。以後各特商(即鴉片販子)在宣漢、開縣等處采辦特貨，應飭向四川辦事處申請派員押運，並仿照川、鄂聯 運辦法填發運單。川貨公運入鄂路線隻以宜昌、老河口兩處為限。

  (二)滇貨在滇集中於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經重慶轉鄂，一路由貴陽經洪江轉鄂。又 黔貨集中於安順、貴陽兩處，一路由赤水經重慶轉鄂，一路由下司經洪江轉鄂。滇黔貨經湘轉鄂者，在湘按鄂湘統征分撥辦法納稅，運漢再行補足統稅；又經川轉鄂者，除已納川稅外，入鄂按照統稅稅率繳納。又滇貨經由百色轉衡川一線，予以取消。以後滇、黔貨一律由川之重慶運宜昌轉漢，及湘之洪江轉漢為公運路線。

  (三)陝甘西貨產於甘肅者，集中於蘭州、平涼，產生陝西省集中於西安、潼關。此項西貨，北出晉綏，南出豫鄂皖，以前運輸路線漫無限製，以後自陝甘聯運，實行以潼關為匯萃征稅地區，以蘭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關的鐵路為公運路線，並由陝甘兩省禁煙機關派員押運。

  (四)西峽口設有收稅機關，征收本產貨特稅。該處地界陝、豫、鄂三省邊區，素多私販，一由川之宣漢、開縣，南壩場等產地經萬源、大竹河入陝之安康、商 州、商南以運西峽口，一由川之宣漢等產地東行入鄂，經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鄖西)以轉西峽口(蕭覺天：《蔣介石禁煙的內幕》，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蔣介石的四大銀行之一農民銀行，其主要業務就是收取鴉片稅。

 農民銀行大規模從事鴉片販賣活動。早在1932年10月，蔣介石為搜括資金，提出“寓禁於征”，指令兩湖的禁煙機構改組為軍事委員會禁煙督察處，專征煙稅，將所得稅收，統統以“特稅”科目存入農民銀行，由蔣介石隨意支取。此後，蔣介石進一步指使農民銀行直接進行鴉片買賣，辦理豫、鄂、皖、贛、閩、湘、蘇、浙、陝、 甘10省的鴉片生意，並將經營特貨買賣所獲盈餘全部歸入該行純益。

 這就是民國時期當時的曆史現狀。這就是清末鴉片從海外傳入中國後，中國不但有大量人吸食，西北、西南和東北也廣泛地種植。與此同時，鴉片相當於“硬通貨”充當軍餉。

民國時期的延安能置身度外嗎!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特區》為了生存,  對於"鴉片生意"的是與否己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除了"鴉片生意”外,   《延安特區》有別於民國其他地區的是===這是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民國時期的延安建立的《延安特區》後向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自豪地宣稱:    

在這裏:     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下表為歷年毒品輸入數量以及自產數量，貌似民國時期的數量較清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