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江青講話摘要：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麵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幹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麵的、反麵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我多年來的工作大體上是這樣做的。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麽一點。我們小組是比較民主的，有時候還可以吵架。同誌們有什麽意見，歡迎你們提出來。
主席對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他不象有些人把著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為人，我想同誌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什麽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個幹部，主席總是說什麽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麽好啦！不怎麽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和電報，哪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至於學習，如果說我有一點什麽長處，那就是我學懂了的那一點，我就堅持，就去做。在延安，聽了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那個講話。對那個講話裏頭我領會了的東西，我就去做，當然這篇講話，我不是全部領會了。這幾年我又重新讀了，對我還是那末新鮮。這篇講話強調地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導，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下，同誌們正在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勳。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在座的同誌，大概權是很多的。但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麽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
這十七年來，在文教戰線包下來的幾百萬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就大量地泛濫。這方麵的情況，我們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厲害。雖然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他們交過幾次鋒，但是，都是個別的戰役，沒有象這一次這樣認識深刻。意識形態――文教戰線這個東西，可厲害哪！因為任何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他要奪取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準備的，這一點，過去我就重視不夠!
這十七年來，文藝方麵，也有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反映工農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至於教育，那幾乎全是他們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蘇修的一套。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界，培養出一些小“老藝人”，在教育方麵，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還多了。要是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那誰改得了？攻也攻不動啊！
這十七年來，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象上麵所說的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大家都知道，福建話和北京話差別是很大的。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裏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有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
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麽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係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
將軍們: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係統的工作，不是份內的事，不管；要知道我們不管他們就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麵了。
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
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
兩麵三刀地盡整人啊。
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
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
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
我們現在能夠坐到這兒來開會嗎？
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
在這一方麵，同誌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
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但是，這也不是難事，隻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
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
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音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麽難事。
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
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麻痹人民，腐蝕人民。
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偽裝，很使人討厭。
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摘什麽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陣了。
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誌們今後大力抓文教係統，能不能有一點幫助？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製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鬥、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麵還沒有什麽經驗。
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
我在幾年年前，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著工人織的布，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著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
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誌，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麽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誌：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
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
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
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
但這隻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誌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誌，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麽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陳士榘同誌，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榘同誌：管起來了。）
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誌，少數同誌；太過份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麽？“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麽？自行車、照象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麵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麵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麽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麵，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一本什麽“頓頓的靜河”。誤人子弟嗬，是《靜靜的頓河》。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我說這部書，你隻能當作蘇聯的曆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的材料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為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為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想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的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誌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隻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製。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麽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麽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