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當年曾被扣壓!
作者:05txlr
《讀毛澤東同誌的<黨內通信>有感》使俺想起了一件陳年舊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開會期間,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我將深藏心裏已五年的隱憂疑問,大膽向您反映。
【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畝產數千斤的高產,我省組織參觀團前往取經,我在參觀中發現這些高產是浮誇、虛報,仿學必然造成生產上的巨大損失。於是向參觀團的領導提出,但卻當即遭到批判。參觀後給省委寫報告也不準講調查了解的實情,隻能按公社書記介紹的寫。回省後,我用私人信函向有關領導反映參觀見到的真實情況。瀘州專署的一位副專員曾對我說,“你何不寫信告到毛主席那裏去。”結果,到了一九五九年即有人來追查這位副專員同我的談話。我對此一直想不通,難道不準一個革命幹部向主席反映情況嗎?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麽限製嗎?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瀘縣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當時我迫不及待把這封信向社員宣讀了,社員們無不歡天喜地。接著,我又回本單位向職工讀了。沒想到,不幾天,聽說主席這封信不往生產隊發了,許多生產隊根本不知道主席寫過這封信。我單位支部書記還批評我,說我向社員和職工宣讀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寫這封信的意圖。把主席的信收起來不宣傳的事,在四川不是個別縣、個別單位,幹部對此很不滿,但又不敢說。這裏麵究竟是什麽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從馬建猷信的內容看,他說的“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就是高境先生網友引用的《黨內通信》。
毛主席收到馬建猷的這封信時,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正在北京召開,他當即批示把信轉發給參加會議的同誌:
印發工作會議同誌們。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後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毛 澤 東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
馬建猷的這封信和毛主席的這個批示說明:
1,當時,人民群眾、包括基層幹部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有些人是不讚成的、反對的,甚至是要加以阻撓的;
2,當時,毛主席給基層幹部、包括人民群眾寫信交流想法,有些人是不讚成的、反對的,甚至是要加以扣壓的。
但是,這樣做似乎並沒有割斷毛主席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這隻要看看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了。事實證明,有些人這樣做是十分愚蠢的。
所以,毛主席告誡這些人,“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附1:
給基層幹部的信 (黨內通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注:一)例如去年 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 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注:二)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注:三)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 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懷疑,中年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 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達這種死硬的命令。(注:四)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的幅度,不當 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進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 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就好了。(注:五)
第三 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 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注:六)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 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以解決。(注:七)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注:八)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 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注:九)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注:十)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 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 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 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建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 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地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才 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注:十一)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注:十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注: 十三)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與自己也不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 願”,(注:十四)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注:十五)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注:十六)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於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注:十七)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一)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是“教唆”農民抵製當時的瞎指揮風。當時有些幹部不管實際情況,不問下情,給下麵群眾亂下指示,硬要群眾執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堅決地反對這股瞎指揮風的。不料後來有人硬把這股風派在他身上。
(注:二)
那是反對浮誇風,當時不少幹部吹出畝產一萬斤,三萬斤,十萬斤,十幾萬斤的“衛星”。不過一般是一分麵積的試驗地。大麵積,則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的產量。這一罪名後來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實毛主席一貫地不相信,也反對這種浮誇的。
(注:三)
當時有人搞試驗田,密植程度到了種子撒下去,田裏黃澄澄的一片。並把反對這種做法的人說成“右傾”。看來毛主席是右傾定了。
(注:四)
這也是反對瞎指揮風
(注:五)
這是對幹部的要求,要他們腳踏實地,不要瞎指揮。而且在毛主席看來,究竟密植多少,那時根本沒發決定,誰也沒有發言權。隻有經過幾年試驗才能了解。“因 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是說要因地製宜,深入了解實情,不能憑自己靈機一 動。注意“比較科學”、“實際可行”八個字。
(注:六)
針對當時有人提出“放開肚皮吃飽飯。”而 發。不料後來這一說法也說是毛主席提倡的。還有一個說法,說是柯老提出的。實際情況是,有人提出這一口號,柯老雖未加以徹底否定,也認為片麵,又補了一句 “鼓足幹勁搞生產。”後來這筆爛賬就扣在他的頭上了。真正提出這一口號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們才是反對“放開肚皮吃飽飯。”的,自然隻有罪過才需 要推給別人。(柯老:柯慶施同誌,當時為政治局委員,華東局與上海的書記,一九二零年受李大釗同誌委托,組建CY,是黨內最老資格的成員。不亞於一大代 表。電影《開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寫旅歐支部,對CY卻一筆帶過,隻是讓鄧小平出來說了一句:“我算一個”他是一九二二年才參加CY的。電影《大浪淘沙》 告訴我們,CY僅次於CP,和GCD是兄弟關係,而且這個老弟比大哥年齡還大。後來全部轉為GCD員。毛主席也曾是成員之一。所以他算在1920年入的 黨。)
(注:七)
可見,毛主席並不認為當時糧食問題已經解決。而在五八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於糧食大增產——他們認為已有一萬多億斤。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
(注:八)
明確地說反對說大話,唱高調。——但這不妨礙後來有人仍然硬要把說大話,唱高調歸罪於他。
(注:九)
我們中國1958年有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因此吃飯已經不是大問題的人,現在這又不吃飯的活神仙,嘲笑“土裏刨食”。鄙人是個大俗人,不得不靠土裏刨出的食來活命。不過那些不吃飯的活神仙,似乎消費的糧食和靠糧食喂大的畜產品比我多得多。
(注:十)
有人由於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所以提出以後要少種地,把大批的土地開辟為花園。我在那時就親耳聽到有人說過。當然,我聽說的人都是小角色。就好像現在在我耳邊發出“是毛搞浮誇”的噪音的都是小角色,但決不等於上麵沒有人帶的頭。
(注:十一)
從這兒看到,毛主席根據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的農業機械化水平相當低。不知算是右傾還是算小生產方式?
注意:“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我國的插秧機研究就走過一段彎路。上海研究插秧機時,有人就是不支持。隻有柯老支持。後來樣 機到廣州去試驗成功。這時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績就誰都想要,當初反對的人聽說成功了,馬上下令生產五萬台。可是生產出來的機器不能用,大多報廢。那些人又 縮回去了,這下罪過又必須推給別人,於是說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負責。”六一年就下馬了。六二年,毛澤東提出了可惡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當 初搞插秧機的人就要求平反。後來終於找出原因,當初的樣機是用幹木材造的。成批生產後,用的是濕木料,不久變了形。到了十年浩劫的極左時代,插秧機終於開 始推廣。不過據說已被小日本盜走了,並得到了專利權,我們中國生產反而侵了他們的權。
(注:十二)
再次反對說假話。
(注:十三)
指:水(水利)、肥(肥料)、土(改良土壤)、種(培育優良品種)、密(合理密植)、保(植保)、工(農用工具改革)、管(田間管理)。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八個途徑。
(注:十四)
“一吹、二壓、三許願”:一吹:指吹牛,造誇大的數字。二壓:指逼迫下麵誇大數字。三許願:指以給好處誘使下麵誇大數字。
(注:十五)
有人對毛主席的做法,包括寫和下令傳達《黨內通信》,說是“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毛主席就提出“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不料這在後來成了毛 主席搞浮誇的“證據”。理由就是他說了“幹勁一定要有”。不知是不是改為“幹勁一定不能有,假話一定要講。”就更好些?有人就是這麽做的呢!
(注:十六)
當時那些搞浮誇風、瞎指揮風的人,似乎已經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裏了,唯有自己才最正確。可在毛主席看來,認識水平還很低,“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須再過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而且還是“在某種程度上”。
在現在,事後諸葛亮們也許會在毛主席這篇《黨內通信》中,用放大鏡找出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風等的“根據”來。有什麽辦法呢?在當時毛主席可是最最“右傾保守”的了。
人的認識不能沒有個過程。毛主席意識到自己這一不足。可見不是象有人說的那樣:“隻是到六零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才跟外國領導人說,經濟建設還沒有經驗, 因此目前還沒有什麽長期的設想。”不過到了三屆人大後,毛主席已經有了規劃了,那就是到2000年,分兩步實行四個現代化的規劃,其第一步七十年代已經在 我國實現了。
(注:十七)
在那個時候,有人是要當“大躍進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堅決的促進派。 毛主席也就隻好下定決心當個右傾機會主義者,準備被開除黨籍了。後來忽然認為大躍進失敗了,那就趕快把責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躍進不是他發動的嗎?於是浮 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這個屎盆子必須趕快扣在他的頭上。不由分說。
這有人肯定存在,是誰,我可不能亂說。不過文化革命中說是劉少奇。當然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錯案,決不可以相信。
至於柯老的對立麵就不提也罷。誰有資格能與他抬杠呢?
附2:
黨內通信[1]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各部委黨委或黨組書記,各市委書記,省(自治區)委書記:
上海幾個縣的材料[2]可閱。
城市,無論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財政金融貿易事業,教育事業及其
他事業,凡屬大政方針的製定和執行,一定要征求基層幹部(支部書記,車
間主任,工段長),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等人的意見。一定要有他們占壓倒多
數的人到會發表意見,對立麵才能樹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運
動才能展開。總支書記、廠礦黨委書記,城市區委書記,市委市府所屬各機
關負責人和黨組書記,中央一級的司局長同誌們,我們對於這些人的話,切
記不可過分相信。他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上麵的指
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他們在許多問題
上,僅僅相信他們自己,不相信群眾,根本無所謂群眾路線。有鑒於此,爾
後每年一定要召開兩次五級,或者六級,或者七級的幹部大會,每次會期十
天,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幹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他們的僵化頭腦
才能鬆動,他們才有可能進步,否則是毫無辦法的。聽他們的話多了,我們
也會同化,犯錯誤,情況不明,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
每年這樣的大會開兩次,對於我們也極有益處,可以使我們明了情況,改正
錯誤。這裏說的是城市問題,鄉村問題同樣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經大體
說過了。
毛 澤 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釋
〔1〕 這是毛澤東關於城市各項事業每年要召開兩次五級或者六級、
七級幹部大會問題給中央各部委黨委或黨組書記、各市委書記和省(自治區)
委書記的一封信,題目是毛澤東擬的。
〔2〕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一九五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報送的兩個報告。一個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魏文伯三月
二十六日關於南匯、川沙兩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的報告。其中說,南匯、川
沙兩縣的五級幹部會議大體分三階段進行:第一段大鳴大放,揭露問題,分
析原因,提高認識;第二段討論管理體製、政策和具體貫徹執行問題;第三
段組織一次生產大高潮。目前兩縣會議都在討論管理體製和政策問題,同時
又向會外群眾作了廣播。事實證明,召開一竿子到底的會議,把政策交給群
眾,是最容易見效的。另一個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農村工作部部長馬
萬傑關於上海縣和七一公社幹部會議情況的報告。其中說,這裏的會議,在
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講話以後,來勢很猛,時間隻有一天半到兩天半,放的
東西直接、具體,放過以後,心平氣和。群眾的動態一是擔心再變,二是顧
慮下麵的幹部能不能貫徹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關心工資問題。目前出勤
的多了,幹群關係也有變化,群眾把幹部當知心人了。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月)第167-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