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滄桑濟民生——幾位民族地區赤腳醫生的昨天和今天
張寧/文盧維前/圖 《今日民族》雜誌 2002/10
如今40歲以上的中國人，大都還記得頭戴草帽、肩背藥箱、
卷起褲腿、打著赤腳的農民醫生形象，
記得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赤腳醫生”這一新生事物。這 篇文章將向讀者介紹黃培貴、畢賢美、
芝麥等幾位少數民族赤腳醫生，以及陳朝炳、
石青等幾位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漢族赤腳醫生。
他們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文化環 境裏，悉心嗬護生命與健康的同時，
也在潤物細無聲地傳播著人類的健康與文明。
黃培貴更記得的是他如何進一步成了少數民族地方不多見的男性接生員 雲南省廣南縣的一個山坳裏，有個叫做壩美的壯族小村子。“壩美”
是壯語，意思是有圩埂的田園，隱蔽的田園。
這個地名告訴我們，進壩美很不容易。今年!月，
我從縣城乘西西公路（雲南西疇至廣西西林）中巴車，
北行46公裏，到八達鄉發利村公所，下車沿河步行1公 裏，即到壩美村出水洞口。再改乘小木船逆水而上，在黑暗中，
穿過約一公裏長的石灰岩溶洞，來到溶洞另一端洞口，眼前一亮，
下船上岸，壩美村便展現在眼前 了。
一眼望去，小小壩美，山環水繞，麵積約30平方公裏，
如山坳裏的一顆明珠，袖珍而且秀美。四周山勢屬喀斯特地貌，
山崖綿延陡 立，陂陀逶迤連綿。正值陽春三月，四山雜木、野藤、
百花應有盡有，青、黛、綠、翠、紫交相輝映，顯得鍾靈毓秀。
壩美河自北而南蜿蜒流過田疇地隴，清澈明 亮，如銀色的飄帶。沿岸翠柳成行，水車轉動，白鵝、
麻鴨在水中覓食，黃牛在地裏吃草。
大田裏青綠色的油菜莢子鼓囊囊的，好像就要炸裂開來，
已經有人在田裏 割打早熟的菜籽了。遠遠的，壩美村偎依在西麵山崖腳下，
農舍依山而建，沿水而築，高低錯落，幾株碩大的榕樹點綴其間。
這如詩如畫的田園風光，醉得人仿佛走 進了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享受著與世無爭的平靜與祥和。
世代生活在這裏的壯族沙支係黎、黃兩姓族人，
沿襲著祖宗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以務農為本分，勤勞，善良，
熱情好客，世風純樸。老人們都說，
早年兩家祖上從廣西逃難來這裏安家，如今，
壩美已是一個有119戶、607人的小村子。
壩美的特殊地理環境限製了老百姓與外界的交往，雖然封閉些，
但也有好處，那就是病少，尤其是疑難雜症少，怪病少，
人的壽命也比較長。就拿赤腳醫生黃培貴 家來說吧，他祖父活到87歲，祖母活到96歲，父親活到84歲，
該算長壽的了。盡管壩美人長壽，但人總是會生病的，
生病就要求醫，壩美不能沒有醫生。
壩美人很幸運，他們有兩位赤腳醫生，
其中一位就是上麵提到的黃培貴。因為有這兩位赤腳醫生，
村民們看病就不必跋山涉水走遠道了，婦女生孩子也有了保障。
今年55歲的黃培貴，一身自織自染自縫的壯族靛藍衣裝，
頭上纏著包頭，神情敦厚，因為行醫頗懂養生之道，身體十分健壯。
談起自己的經曆，他不無遺憾地對 我說：“是黨和政府把我培養成赤腳醫生的，
如果1982年我不申請退職回家，
後來說不定是鄉衛生院的醫生了，醫道也會更高……”
但他還是很自豪地回憶起過 去：
“1964年高小剛畢業，我就被選派到公社衛生院培訓了兩個月，
學習農村常見病多發病的預防和治療，學習注射和針灸。培訓結 束後，每個學員領到一個藥箱，回村當生產隊的衛生員。藥箱裏，
有一盒注射器，兩把棉球鉗，有奎寧、磺胺、複方氨基比林、
安痛定、安乃近、土黴素、四環素、 ABC等口服藥，青黴素、氯黴素等針劑，
此外還有一些外傷包紮藥。我每天背藥箱下田，邊勞動邊看病，
早晚有人來叫，也上門服務，一年看病達600餘人次。 一般的疾病我都能治，還會做皮試打青黴素，打吊針。
社員看病全免費，藥用完了我就上公社衛生院去領。”
衛生員是半農半醫，每天固定拿2個工分的誤工補貼。那時，
一個男勞力幹一天活兒可得10個工分，值5毛7分錢，
買一斤大米1毛3分8，2個工分正好值1斤米。
他又說：“1972年，公社調我到大隊合作醫療站當赤腳醫生。
整個醫療站就我一個人，要管8個生產隊的醫療預防工作。
除常規門診外，要走村串寨發放麻疹、霍亂、小兒麻痹等預防藥，
還要管牲畜的防疫，每年春秋兩次下隊打豬瘟、豬肺疫、牛出敗、
氣腫疽、炭疽病等預防針。”
這段時間，縣醫院深入到大隊舉辦中草藥培訓班，講痢疾、腸炎、
肺炎、心髒病和骨折的治療，共培訓了9天，
來學習的赤腳醫生不少。此後，黃培貴就經常上山 采藥，同時又主動向附近的壯族、
苗族傳統草醫學習婦科病的用藥和婦科補藥。
他更記得他如何進一步成了少數民族地方不多見的男性接生員：
“1975年，公社又派我到縣衛校理論提高班培訓了半年，
回大隊後，我增加了產前檢查和新法接生服務。我曾經檢查出2個‘
橫位’，告訴產婦到公社衛生院 去分娩，避免了危險。我自己先後處理了10個胎盤剝離，
沒一個出問題。從那時到現在，我一共接生了100多個娃娃，
有些我接生的娃娃，長大結婚，生兒育 女，還是我接生的。”
合作醫療的經費來自各生產隊。每年分紅時，
大隊從生產隊集體提留中按每人每年5毛錢的標準收取合作醫療費， 由合作醫療站具體管理，主要用來買藥械。
醫療站一個生產隊一個本子，社員看病記賬，完全免費。
黃培貴則按規定從合作醫療款中提取20%作報酬，一年大概是 (300元左右，同時，還參加生產隊分口糧和其他實物。
合作醫療免費看病持續了5年，終因各生產隊經濟發展不平衡，
不少生產隊再 也交不起合作醫療費而終止。從1977年起，
大隊合作醫療站開始收費。那時，
先用原來合作醫療的剩餘資金作墊本買藥，社員看病完全自費，
醫療站又用醫療業 務收入作周轉資金，再去買藥。這樣，又維持了幾年。
當時看一次病一般幾毛錢就夠了，最多時也不過一塊多錢。
合作醫療費收不上來，黃培貴的報酬也無從提取，
但可以獲得藥費的批發價和零售價間的差額，再加上掛號、注射、
外傷包紮等勞務費，算下來跟過去差不多。
1979年，黃培貴被評為廣南縣衛生先進工作者，
出席了表彰大會，獎品是一個保健箱，
內裝100多元錢的醫療藥械。
這個保健箱他至今還十分珍惜地保留著。
1982年搞土地承包到戶時，他申請回家務農，直到現在。
他沒開診所，村裏有人生病來找，他就看病給藥，有時也打針，
但更多的是用中草藥治病。因為治療 效果不錯，有時，外村甚至廣西的疑難病患者也來上門求醫。
中草藥都是他自己采來的，壩美周圍山上中、草藥資源十分豐富，
每年3-4月、7-8月是采集中、 草藥的好時光，他都要背著背兜去采藥。一副草藥幾元、
十幾元到幾十元不等，治心髒病、乙肝、骨折的藥最貴。
他也買一些常用的西藥，包括針水、眼藥水等，治 些常見小病。他還擔任村裏的接生員，接生一個娃娃12-
36元不等。他自己從不講價，由人給，要是人家沒錢，
說幾句好話也就算了。在壩美，錢的價值遠遠低 於壯家助人為樂的傳統價值，況且，人與人之間不是沾親帶戚，
就是左鄰右舍，不給點麵子不行。
黃培貴的赤腳醫生經曆在少數民族地區 很有代表性。他經過多次培訓，在生產隊當了7年衛生員，
在大隊當了9年赤腳醫生，1982年回家後自己行醫，
成為民間醫生。比較下來，他覺得免費合作醫療 問題多。首先是各隊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窮隊多，富隊少，而且，
所謂“富”也是相對的，隻是勉強能擠出一點集體提留罷了。
更主要的是，土地承包到戶後，集體 經濟沒有了，提留也就談不上。沒有經濟基礎，
搞什麽免費合作醫療？其次，不生病的人要替別人交醫藥費，
沒有積極性。這不，免費合作醫療搞了5年就搞不下去 了。所以，他認為看病改為收費就是好。
現在，他雖已沒有“赤腳醫生”的頭銜，但仍有“赤腳醫生”
的醫術、功能和信譽，仍在為自己的父老鄉親解除病痛。
一個曾經被稱作“老娘婆”、孕婦見著就繞開走的接生員，從19歲開始到65歲，在鄉村行醫，她至今仍記得宣傳新法接生的艱難 今年7月的一天，大雨滂沱，
但我還是按原定計劃去采訪白族赤腳醫生畢賢美母女。
我從昆明西郊黃土坡客運站乘中巴車，經普吉沿山區公路蜿蜒而上，
行15公裏即到達西山區沙朗白族鄉。東村就在鄉政府附近，
我很快就找到母女倆所在的村衛生室。
如今的畢賢美已是65歲的老媽媽了，但想起當年（
1955年19歲時）
她剛高小畢業就被選送到省紅會醫院接生員培訓班學習的情景，
仍是記憶猶新：
“和我一起參加學習的有100多人，都是昆明地區農村學員。
培訓時間是半年，結束後各回各的老家。
我回來先在西山區接生站實習了一年，
就被分配到沙朗大村接生站當接生員，
區接生站有2位醫生正在大村蹲點，幫助推廣新法接生。”
那時，推廣新法接生真不容易。白族婦女自生自接慣了，
臨產還不能讓人知道，認為知道的人多了，會拉長產程，於是，
一些產婦甚至自個兒抱堆穀草放到畜圈裏 去生。人們也不知道講究衛生，
剪臍帶是用沒消過毒的破碗片或者剪刀，
嬰兒患臍帶破傷風致死的不少。
最典型的是村裏已經過世的張吉老奶，她生過13個娃娃， 不是死於臍帶破傷風，就是死於“爛衣瘡”，一個也沒養活。
老兩口最終是以五保戶的身分度過晚年的。所以，有句民謠說：“
生三千，死八百，小雞小豬一半都落 不得”，真實地反映了過去婦女生育的情況。
但是，積習成癖，很難改變。
畢大媽至今仍記得宣傳新法接生的艱難：“那時我們向孕婦宣 傳新法接生，她們背地裏叫我們‘老娘婆’，
遠遠地見著我們就繞開走，不理我們，說是跟我們講話就要難產。
這樣，我們白天就做不成工作，隻能晚上‘家訪’。 但宣傳歸宣傳，聽歸聽，臨產她還是自己悄悄生了。有一次，
一個產婦碰到難產，娃娃的頭前一天下午5點就出來了，
拖到第二天早上雞叫頭遍肩還沒下來，這才來 叫我，我去一看，是羊水沒破，就用鉗子往嬰兒脖頸處一戳，
羊水破了，娃娃下來了。經過這件事，來叫我接生的人就多了。
老百姓就是這樣，空談為虛，眼見為 實。
此後，我就忙得不可開交了。記得有一次，我剛生過娃娃3天，
半夜三更的，有人來叫去解救一個因胎盤不下暈倒的產婦。我顧不得 自己的身子，丟下嬰兒就上路了，
記得過大河時是產婦的丈夫把我背過去的。當然，我救下了兩條命。
以後，我還檢查出一個胎兒腦積水患者，我怎麽也摸不著胎兒 的頭，就趕緊把產婦送到工人醫院，
醫生為她行穿刺手術生下了娃娃。
好在我們沙朗壩子離昆明不過十多裏路，送大醫院不算太困難啊。”
“1970年以前，還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婦女一個接著一個生，
可把我忙壞了，我常常背著自己的娃娃，挎著藥箱，提著燈籠，
去人家家裏接生，記得有一次忙 了一夜，接生了7個娃娃，回到家已經天亮了。那時真得任勞任怨，
大隊就那麽幾個有點文化的人，有的生產隊連記分員也找不到，
你不幹誰幹？那時的人就這麽單 純！”
畢賢美初當接生員時，是專職的，管理區（現在的鄉政府）
每月發給她15元補貼。3年後村接生站停辦，她回家參加生產。 1960年，沙朗管理區衛生所成立，又把她吸收進去搞接生。
1966年，毛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6•
26”指示下達後，來自昆明市 人民醫院的2位醫生充實到衛生所，領導又叫畢賢美回家參加生產。
過了2年，也就是1968年，全國農村搞合作醫療，
畢賢美被推選為東村大隊衛生室赤腳醫 生。衛生室有5個赤腳醫生，除畢賢美以外都是男的。
合作醫療費由社員自己交，起初，
各生產隊按每人每年5角收繳合作醫療費，後來逐年有所提高，1.
5元、 2元都收過。醫療站有了錢，就到區醫藥公司批發站買藥。
但社員交來的錢哪裏夠用？沒錢買藥了，醫療站就搞中草藥，
往往是畢賢美留守在家應付門診，其他4個 男的上山去挖中草藥，挖回來洗幹淨舂細，社員來看病，
就給他們這些自製中草藥，有時還用來熬大鍋藥，
分發到各生產隊預防流行病，據說效果都不錯，挺受群眾 歡迎。大隊還分給醫療站一丘田種植黨參、小紅參、臭參、黃岑、
茯苓等中草藥。可惜管理不善，始終沒種成。那時，
要是沒有中草藥，免費醫療根本就堅持不住， 所以，中草藥對維持合作醫療是立了大功的。沙朗山上都是寶，
柴胡、杜仲、防風、香樟木、桉葉、生薑……多的是，就是現在，
大隊幹部一說要熬大鍋藥，派2個 懂藥的民兵上山去挖就是，不愁沒有。
1980年，合作醫療站辦不下去了，可婦女還是要生娃娃，於是，
大隊叫畢賢美回家，在家裏搞 接生，規定接生一個收費25元錢。1987年，
辦事處蓋了新房子，重建衛生室，聘畢賢美母女當鄉村醫生，
同時還給了一間鋪麵做接生站，規定每接生一個娃娃 收150元。1997-1998年，畢賢美母女由大隊發給報酬，
每人每月85塊錢。1999年起到現在，
村委會把東村衛生室承包給母女倆，每人每月發給 150元補貼，要求做好全村的疫情監測和預防工作，
醫療業務則自負盈虧。去年起，大隊衛生室按規定終止了接生業務，
畢賢美也辦了退休。她不無感慨地總結自 己的一生：
“我從1956年起村接生站到鄉衛生院，再到大隊合作醫療站，
再到村衛生室，中間好幾次回家務農，可說幾上幾下，
幹了45年接生員、赤腳醫生、鄉村醫生，
一共接生了2000多個娃娃。麻煩苦惱都不少，不過還是值得的，
特別欣慰的是女兒做了自己的接班人！”
畢賢美的女兒張麗萍讀高中時就跟媽媽學醫，會配藥，會打針，
1979年高中畢業後，
參加西山區舉辦的赤腳醫生培訓班學習了兩次，每次3個月，
學習結束後 又在區保健所實習了半年，獲得赤腳醫生證書，
回來後即被聘為東村大隊合作醫療站赤腳醫生。以後，
張麗萍又多次參加培訓，獲得多種證書。現在，東村衛生所就 由她管理，每月除150元的防保工作補助外，
營業額在3000元左右，純收入600元左右，
農忙時還得種田種地，總的說來，維持生計不成問題。
三十九年前，因為貧困，14歲的景頗族小姑娘芝麥不得不輟學在家，國家在農村大力推廣新法接生的舉措，使她得到多次培訓的機會，由此，她當了半輩子接生員，新法摻和土法，她用雙手捧出82個景頗娃娃 景頗族接生員芝麥是新中國的同齡人，
但家鄉地處邊境民族貧困地區，生活困難，
所以隻讀到小學四年級就輟學了。那是1963年，她正好14歲。
說起輟學這 事，芝麥說，是她媽做的主。她媽說，女人隻要會織筒帕、
筒裙可以嫁人就行了，讀什麽書？景頗族有句老話：“
女人不會織筒裙不嫁人，男人不背長刀不出門”， 她媽就是這觀念。家裏的錢她媽管，所以，
盡管她爹還想讓她讀也沒辦法。
“第二年，我15歲時，
經推薦參加了縣防疫站組織的接生員培訓班。
參加培訓班的有50多人，男女都有。我15歲，
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記得當時學習的 內容有醫療保健，講到女人的生理結構時，我害羞得把頭背過去，
不敢看黑板。有個男學員甚至用雙手蒙住眼睛，偷偷透過指縫看。
當然，後來大家都不害羞了，又 一起學習在洋絲瓜上打針。這次培訓一共15天，除了聽課，
還到醫院去實習。第一次給醫生當助手，我怕死了，雙手抖個不停，
臉上也直淌汗，但後來就不怕了， 還在醫生的指導下，親手接生了2個嬰兒。”
回村後，說也碰巧，芝麥開張就為自己的嫂嫂接生，是順產，
開了個好頭，她膽子也大起來 了。但要讓所有景頗族婦女都接受新法接生並不容易。
她去動員孕婦做產前檢查，人家就說：“你們檢查摸肚子，
肚子裏的娃娃就要不得了！”她主動上門接生，主 人家便推說：“肚子不疼，肚子不疼，你先回去，等疼了再去叫你。
”等她走了，人家就自己照老辦法生了。但芝麥沒泄氣，
耐心地給產婦講新法接生的好處，講通 一個檢查一個。胎位正，就自己進行接生；胎位不正，
就送產婦去鄉醫院或縣醫院，基本上沒出過什麽事故。於是，
人們漸漸信任這個小姑娘接生員了。
當時，芝麥每年都有機會參加一次培訓，每次培訓10來天，
有時長達1個月，次次都有提高。這樣幹了4年，1968年，
她又被派到縣醫院婦產科進修了2個 月，學到不少婦產科知識，回村後，居然摸出一個孕婦有葡萄胎，
並送到縣醫院做了切除手術。回憶起往昔的經曆，芝麥自豪地說：
“1970年，有個產婦生第4胎，坐在小凳上，
雙膝跪在地下鋪著的破布上，拉著籬笆牆掙，怎麽也掙不下來，
我和寨子裏的一個昆明知青一起去幫忙，叫她睡下 來生，她就是不肯，最後，我們倆一個抱著她的上身，
一個抬著她的腿，娃娃才‘嘣咚’一聲掉到地上，滿臉紫黑，
也不會哭，我趕忙拍他屁股，還不哭，我又拿酒 精給他擦胸，還不哭，最後，我用紗布墊著，
嘴對嘴為他做人工呼吸，娃娃才哭出來了。那次真險啊，
要是我們不在，產婦生下這不會哭的娃娃，以為是死嬰，就扔 了。過去，舊法接生，不知扔了多少不會哭的娃娃啊！
5年前，我還碰到一個‘臀位’，娃娃屁股先出來了，
我趕緊用手推進去，再把腳拉出來，讓他倒著出來，結果，
母子都平安。
就這樣，有時順順利利，有時磕磕碰碰，新法摻和著土法，
我一共接生了82個娃娃，個個都登記在冊，可惜都丟了。
現在想起來，辛辛苦苦做資料，卻不善於保存，是很大的失誤。”
這種自豪，當然蘊含著許多的辛勞與犧牲：
“過去，接生一個娃娃少則幾小時，多則半天，
有一次守了3天3夜才生下來，累得我大病了一場，
家裏的活耽誤了好幾天不說，娃娃他爹怨我不顧家，還跟我吵 架！說真的，當接生員一要年輕，二還要有點雷鋒精神，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字字落在實處，不說隨叫隨到，
丟了手裏的活或丟下飯碗立馬就走，不說又是血又是 屎尿，臭得沒法忍受，就說辛苦一場也該得點報酬吧。
我嫁到芒弄寨以後，最初接生一個娃娃衛生院補助1元錢，後來，
生產隊給記10個工分，跟出一天工一樣， 我覺得還過得去，因為那時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80年代以後，
土地都由各家各戶承包，各苦各的，集體經濟沒有了，
衛生院叫我們自己收接生費，一次5元錢， 但我一次也沒收過。同村人又多沾親帶戚，還有些困難家庭，
家裏沒有米，沒有油，連產婦買雞蛋吃的錢也沒有，
我能收他們的錢嗎？”
現在，芝麥老了，眼睛不好了，體力也不濟，難得再去幫人接生，
但有人來叫她還是去幫忙的，今年她就接生過1個。不過，
芝麥在村裏培養了一個接生員，今年寨 子裏有4個娃娃出生，其中3個都是這個接生員接生的。
人們不是不願到衛生院去生，而是沒有錢。
到衛生院生娃娃要200塊錢，在家生最多請接生員吃頓飯。一 比較就清楚了。沒辦法，景頗族太窮了！
正因為這樣，景頗族村寨更需要接生員，更需要醫生。
但國家不可能村村辦衛生院，也不可能村村派醫生。
芝麥一直在想把自己的知識用起來，辦一個小小的民間診所，
但由於缺乏資金和合夥人，這事兒就擱下來了，
成為她心裏的一個夢。
景頗族流傳著一個種藥和殺牲祭鬼的傳說：很古很古的時候，
景頗人就栽種著各種各樣的草藥，人一生病就去采藥吃，一吃就好。
動物沒有藥吃，病一個，死一 個。於是，動物向景頗人請教：為什麽人生病會好，
我們生病就會死呢？景頗人回答：我們種藥吃藥，當然不會死。
動物聽了，記在心裏。有一天，雞病了，便去啄 吃人種的藥，病真的好了。後來，豬病了，牛病了……
都去吃人種的藥，藥隻剩下一點根了，人趕快把它挖回放在火架上，
又被生病的老鼠偷吃了一半，人隻好把那 剩下的根藏到河裏去，誰知生病的魚一口就把它吞到肚子裏了。
沒了藥，人生病了就去找動物要藥。雞、豬、牛……說：“
藥已經吃了，賠不出來，你們人生病就殺 我們祭鬼吧。”從此，景頗人一生病就殺牲祭鬼，殺什麽“牲”
要請“董薩”打卦，看病人觸犯了什麽鬼，這個鬼要什麽祭品。
按照這種傳說，產婦碰到難產，便是難產鬼“恩旦南”作祟，
要請祭師“董薩”殺牛祭鬼，嚴重的，還要請全寨青年來產家坐守，
甚至集體鳴槍、大喊大叫、打破壇壇罐罐來驅鬼。然而，牛殺了，
槍打了，壇壇罐罐摔破了，產婦和胎兒還是沒能救回來。
這樣慘痛的曆史再也不會重演了，因為有了新法接生，
因為有了芝麥這樣的醫生！
在景頗族的傳統健康文化中，鬼魂被認為是人體致病的根源，因此，人們一旦生病就請祭師“董薩”打卦，殺牲祭鬼。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給人們帶來新的健康文化，現在，人們生病求助於現代醫術已成慣例，於是陳朝炳在他的班嶺衛生室裏擬定了《責任方針》 陳朝炳是梁河縣人，
1964年便舉家遷來瑞麗縣戶育公社班嶺大隊第四生產隊落戶。
班嶺大隊方圓41平方公裏，隔著南碗河，與緬甸相望，
民族跨境而居，通 婚互市，往來頻繁。所轄4個生產隊，分散在高低錯落的山腰地角，
交通極為不便。班嶺是一個以景頗族為主體的多民族雜居山區，
全村1248人。曆史上這裏缺 醫少藥，居民主要靠一些民間草醫藥來與疾病作鬥爭。
這些散布在民間的草醫，不少身兼巫師，搞“神藥兩解”。
陳朝炳一家剛到班嶺 時，水土不服，常常生病。陳朝炳自小就喜歡看醫書，
也跟民間草醫學習，懂得一些草藥知識，就給家裏人看病找藥。
也因為有點中西醫知識，1966年任生產隊 長時，他在照顧家人的同時，也為村民看病打針。
針藥都是自己拿錢買，村民來看病，他按原價收藥費，若是草藥，
他一分錢也不收。縣裏（瑞麗）發現他是這方麵 的人才，就動員他放棄生產隊長的職務，來當醫生，
當然他欣然同意了。
1970年他參加了兩次縣裏舉辦的赤腳醫生培訓班，
又在縣醫院進修了3個月，最後通過 了赤腳醫生資格考試。這段經曆的回憶是頗有感慨的：
“
1975年縣裏正式任命我為班嶺大隊合作醫療衛生室的赤腳醫生。
由於村民居 住極為分散，為方便大家看病，大隊衛生室便建蓋在第一、三、
四生產隊中間的一片荒山坡上。
除了用圍牆圍起來的兩幢4開間的房子外，周圍什麽都沒有。我自己 動手製作桌椅板凳、藥櫃和病床，自己開路挖溝，
衛生室才有了通往四山的小路。
開始時，衛生室就我一個人，後來又增加了一個人。我 們要管4個生產隊，除了在衛生室坐診外，有人來叫也得出診，
最遠的要走4小時山路才到患者家裏。如果碰上下大雨，
途中毫無遮攔，全身透濕，常常引起感冒發 熱。最頭疼的是趕夜路，沒有月亮的晚上伸手不見五指，
盡管身上帶著槍，多少還是有點擔心，好在我一次也沒碰著野獸啊。
同時，我們還要到各生產隊做噴灑藥物 等預防工作。”
初到衛生室，陳朝炳又當醫生又當護士，!張病床住滿了，
就忙得下午4、5點才吃得上早飯，家裏的農活就更顧不上 了。當年，陳朝炳深感自己的醫學知識不夠，又沒什麽醫療儀器，
全靠經驗，碰到問題，就隻有晚上翻書來“求救”。那時，
他就怕死人，連睡著覺都會被嚇醒，當 然，後來經驗豐富了，擔心就少些。陳朝炳還學會了治骨折，
自己上山采藥，醫好了20多個骨折病人。若是疑難雜症，治不了，
他就開轉院單，讓病人到縣醫院去 治。總之，自從陳朝炳上任以後，
班嶺人抬著擔架到縣醫院看病的情況減少了許多。
作為赤腳醫生，陳朝炳還搞計劃生育和新法接生，
他先後接生了100多個嬰兒，並從派出所借來戶口登記表，
挨家挨戶做好花名冊，登記新生兒，所以，他的人口資料最齊全，
不僅可據此發放各種預防藥，連人口普查也從這裏拿資料。
1973年，班嶺暴發瘧疾，死了幾個人，
正好昆明一所大醫院派下來的醫療隊在這裏，他們發了一篇文章，
說班嶺是“瘧疾根據地”，是“擺子窩”，由此班嶺 在全省出了名。陳朝炳和另一名赤腳醫生協助醫療隊，
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分別到各生產隊去發藥。經過幾年的努力，
終於把班嶺的瘧疾發病率控製在5‰以下。由 於成績顯著，
1986陳朝炳光榮地出席了雲南省先進鄉村醫生表彰會。
當時，赤腳醫生的報酬有兩個來源，一是生產隊公益金的 20%，一是政府補貼，加起來大概300來元。
這點錢難以維持生計。另一方麵，
社員每人每年隻交2元合作醫療費，看病拿藥都免費，
自覺的人一年都不來看一 次病，不自覺的人下田碰破了點皮也來找醫生。因此，
藥費大大超支。在這樣的情況下，
全縣的大隊衛生室差不多都要關門了。
1985年，國家有新政策，縣衛生局把班嶺衛生室承包給陳朝炳，
藥以15%的差價歸個人收入。緊接著，
大隊衛生室都承包給了個人，社員看病也全都改為自費。陳朝炳說：
“社員交2元參加合作醫療時，社員看病一次，藥費最低是毛，
最多是3元。治好一個瘧疾病人大約要30元。當時住院都不收費，
隻是記賬，年底時，我寫報告 到縣醫院，均可免。1985年由我承包衛生室後，
開一次藥大多是1-2元，包紮一個小傷口5分錢，
來住院的病人交不起錢，我寫報告給民政局，可以到那裏報 銷醫藥費。”
我這次拜訪陳朝炳時，他已是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了。
赤腳醫生的滄桑甘苦，都包含在他的幾句話裏：
“1994年，我辦了退休，就這樣，我以赤腳醫生上任，
以鄉村醫生退休，在班嶺幹了18年。現在，我退休在家閑著。
我沒有退休金，也沒甚麽補助，但我還 有田有地，和孩子們住在一起，吃穿基本沒問題。
有時有人跌傷也來找我治，多少有一點收入，但為數不多。”
他還極其認真地把當年擬定的班嶺衛生室的《責任方 針》一字一句念給我聽，
我深深感到這位獻身邊疆民族地區合作醫療事業的老人是多麽珍惜他
的赤腳醫生生涯啊！讓我們就用他的《責任方針》來結束對他的介紹 吧：
“醫生群眾心連心，防病治病一家人。小病不出門，大病不出村。
疑難雜症盡力治，骨碎筋斷可複位。班嶺地方瘧疾多，
定期給群眾口服大鍋藥。預防根治一起抓，滅蚊噴灑不放塌。
新法接生是關鍵，計劃免疫做到家”。
昆明知青石青沒有回城，他娶傣族姑娘為妻，紮根邊疆，與“惡瘴”瘧疾長期奮戰，他付出很多很多。
讓我們從搶救一個知青生命的故事開始——— 32年前一個初秋的中午，
幹活回來的一夥知青正饑腸轆轆準備吃飯，
其中一個知青突然倒在地上，劇烈嘔吐、抽搐起來，
一下就不省人事了。嚇懵了的年輕人不 知誰喊了一聲“還不快去大隊找醫生！”
這才有人往大隊合作醫療站跑。醫生請來了，診斷為惡性瘧疾，
但手裏沒有這方麵的藥。正巧昆明巡回醫療隊就駐紮在山下 村子裏，於是有人又到山下去請醫療隊的醫生。
人們在赤腳醫生的指點下，砍下樹枝和藤條，紮了一付擔架，
鋪上包穀秸稈和棉絮，然後把昏迷不醒的病人捆在上 麵，牛拖人拽地爬上崎嶇泥濘的山坡，好不容易才弄到大隊醫療站。
昆明醫生提著藥箱來了，但她的藥仍治不了惡性瘧疾，
於是再次派人到鄰近的公社衛生院去取。 取藥的人來回走了6個小時，半夜才到，病人服了藥，仍不大見好，
於是，瑞麗縣知青辦決定連夜派汽車，接病人到縣醫院搶救。
大隊不通公路，人們趕緊七手八腳 收拾擔架，點上馬燈，走了1個多小時泥濘山路，
冒雨把病人抬到山下公路邊的汽車裏。
縣醫院的藥仍不足以治療這麽嚴重的病，又向保山醫院要藥，
這才把已經入 腦的瘧原蟲殺死。病人入院3天後終於蘇醒了……
一個19歲的知青得救了，但邊疆瘧疾猖獗、缺醫少藥、交通不便、
生活貧困的狀況深深地刻在昆明知青石青的心中，難以磨滅。
他決心投身“抗瘧”隊伍，成為生產隊的一名赤腳醫生。
當然，並非每一個想當赤腳醫生的人都能如願以償。不過，
石青碰到一個難得的機會：“毛主席‘6•26’指示發出後，
縣醫院醫生下基層。一位醫生被分配到 我插隊的姐東大隊衛生室，他讓我到各生產隊挨家挨戶發瘧疾藥。
這工作要求很嚴，必須將藥發到患者手上，看著他吃下去。
由於社員白天勞動，隻有晚上去發，一 個患者要服幾次藥，所以我每家都得去幾次，一幹就是半年。
那位醫生見我幹得認真，問我願不願意當醫生，我說願意，
他就發給我一本《赤腳醫生手冊》，幫我參 加了一個星期的培訓。我回到自己所在的廣允生產隊，
就當上了赤腳醫生。”
“抗瘧”一直是瑞麗市衛生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1950年以前，
瑞麗是有名的“瘴癘之鄉”、“超高瘧區”，發病率高達40%。
民諺說：“栽秧忙，病上 床；穀子黃，悶頭擺子似虎狼”；“要到猛卯壩（
原瑞麗縣城所在地），先把老婆嫁”。由於缺醫少藥，
也由於宗教迷信，當地老百姓有病不治，也得不到治療，他 們認為患病是惡鬼附身，於是殺豬宰牛，念經攆鬼，結果往往因“
瘧”致死。1950年後，衛生部門組織專業抗瘧隊，
年年深入村寨落實防治措施。原西南衛生隊 醫生李文琪講起當年的情形說：“1954年以前，
這裏是全民免費醫療，送醫送藥上門，住院治療，連吃飯都是免費。
我們下鄉普查瘧疾，抽血化驗。有人滿是瘧 原蟲，拿給他看，告訴他入腦就要死人，動員他吃藥打針，
他就是不治。他有顧慮：一是怕以後來收錢，二是擔心藥有毒，
於是見醫生來就走人，給他免費治病還找 不到人！”可見“抗虐”工作起步之艱難。
而石青呢，正是在這種艱苦的抗瘧工作中，
成長為一名真正的赤腳醫生。1972年，石青被 推薦到瑞麗縣衛校學習。1973年，班嶺大隊暴發瘧疾，
老百姓病倒了一半，幾乎所有勞動力都不能下地。當時，
石青正在縣醫院實習，衛生局長見他辦事踏實， 便帶著他到班嶺大隊搶救病人。老局長負責診斷處方，
石青負責配藥打針，日以繼夜整整幹了半個月，終於製服平息了“
惡瘴”，石青也在抗瘧第一線得到了鍛煉。
1974年，石青從衛校畢業，被分配到弄島鄉衛生院當醫生，
一幹就是15年。他在那裏工作，在那裏戀愛，在那裏成家，
與一位傣族姑娘結為伉儷，整個融入到當地傣族群眾之中，
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
說起他的戀愛，還真有點傳奇性，
得從他當赤腳醫生時救人一命講起：
“30多年前，廣允村村長家的第5個孩子出生不到一個月，
這小姑娘不吃不哭，瘦得跟隻貓一樣，大人以為一定活不成了，
準備按當地習慣把她埋了，坑都挖好 了。我去到她家，把她捧起來一看，真是皮包骨頭，氣都快沒了。
我估計是嚴重營養不良，首先要讓她‘吃’，
於是到大隊醫療站領來維生素AD和維生素B1注射 液，每天給她注射。幾天之後，這孩子能哭了，也吃奶了。
我繼續給她治了1個月，孩子長肉了，哭聲更大了——
一個幾乎要被扔掉的孩子得救了！全家老小高興得 不得了！現在，這小姑娘已經長大成人，而且成家立業了。”
嬰兒救活了，傣族群眾奔走相告，到處傳頌著這位“神醫”的事跡，
石青因此得到人們的愛戴和信賴，
其中就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那位純樸、善良而又漂亮的傣族姑娘。
有了這個基礎，後來在弄島衛生院，石青更“神”了。
那個時候，傣族老百姓生病並不忙著送醫院，而是念經驅鬼，直到“
驅鬼”無用，病入膏肓，才把病人抬到醫院來，所以，
有的病人已是無可挽救的了。傣族人很 善良，病人死了，家屬認為這是命中注定的事，不會去怪醫生。
石青曾遇到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麵：“有一天半夜1點多了，
抬來一個瀕危病人，幾十個火把把衛 生院照得通明，家屬就等我一句話：‘還能活多少時辰？’我一看，
是嚴重腦溢血，而且溢血還在繼續，肯定沒救了，就回答：‘3、
4個小時。’他們相信我的估 計，把病人抬回去了，因為傣族認為人死在外麵會變野鬼，所以，
死也要死在家裏。果然，天亮前，那個病人就去世了。”
能準確估計病 人存活的時間，在老百姓看來是了不起的醫生才做得到的，當然，
若能起死回生，就更了不起了。石青就治好了一個得肺心病、
嚴重缺氧的傣族老太太。當時，家裏 人把這老太太抬到衛生院來，也就是想讓石青確定一下她能不能活。
石青為她治療了一天，不見起色，一些家屬絕望了，不聽招呼，
硬把病人抬回去等死。不料經過 石青這一治，第二天，病人沒死，反好起來了。於是，
家屬又很不好意思地再次把病人抬回來。石青毫不計較，
精心治療了20多天。結果，老太太痊愈出院了，據 說又活了7年才去世。
每治好一個病人，對石青來說都是一次人生價值的體現：“
在這缺醫少藥的地方，你隻要懂一點技術，就能救活一 條命！人生的價值在這裏能體現得如此具體，如此完美，如此輝煌，
大概是我留連瑞麗不忍離去的根本原因。我想，
一個醫生實際是操縱著人的生命權，患者的生 死，往往就決定於醫生的一念之間。所以，
我認真地對待每一個病人，半夜敲門半夜出診，也毫無怨言。”
後來，幾經調動和升遷，石青 擔任了瑞麗市衛生局副局長。他不僅繼續抓抗瘧工作，
而且在省政府的支持下，與省衛生防疫站以及外國專家合作，
不僅抓治病，更積極開展各種防病宣傳教育工 作，為瑞麗地區各族群眾的健康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現在，
石青即將退休了，但他並不滿足於過去的成績，
他正在考慮退休以後，如何利用寶貴的閑餘時間，從社會 醫學的角度，再為瑞麗的群眾保健做出新的貢獻。
•背景資料•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建 立，還得從人民公社的醫療製度說起。1960年，
中共中央下達了一份有關文件，指出：“關於人民公社的醫療製度，
……根據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群眾的覺悟 等實際情況，以實行人民公社社員集體保健醫療製度為宜”。“
合作醫療”，“其主要特點是：①社員每年交納一定的保健費；②
看病時隻交藥費或掛號費；③另由 公社、大隊的公益金中補助一部分”。“實行這種製度，
對於開展衛生預防，
保證社員有病能及時治療和鞏固公社醫療衛生組織，都較為有利”。
實際上，這份文件 下達之前，不少農村地區已經在嚐試這樣做了。當然，此後，
合作醫療便有鋪開之勢，但其取得迅猛發展的真正契機是，
毛澤東同 誌在1968年親自批示推廣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
驗：“合作醫療好”！此後，
以人民公社大隊為基本單位的合作醫療點便像雨後春筍般在全國農 村湧現出來。1978年，“合作醫療”更被納入五屆人大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據此，
1979年衛生部等國家機構公布的《農村醫療章程（試行草 案）》第二條更宣布：“根據憲法的規定，國家積極支持、
發展合作醫療事業，
使醫療衛生工作更好地為保護人民公社社員身體健康，
發展農業服務”，直接把合作 醫療當作國家的一項事業來支持和發展。
至於“赤腳醫生”形象，就得從電影《春苗》的女主人翁“春苗”
去尋求其來龍去脈。1966年初，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
的成長看醫學教學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真實地寫出
上海市 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衛生院赤腳醫生王桂珍為老百姓搞醫療服務的先
進事跡。毛澤東同誌看過這篇報告後，於同年6月26日批示：“
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 村去”。1970年初，
上海電影製片廠開始醞釀把赤腳醫生的先進形象搬上銀幕，接著，
創作人員即深入江鎮體驗生活，以王桂珍為原型寫出話劇《
赤腳醫生》腳 本，於1972年在上海公演，以後又改編為電影《春苗》，
於1975年在全國上映，引起轟動效應。於是，頭戴草帽，
身背藥箱，卷起褲腿，打著赤腳的赤腳醫 生形象風靡一時，成為當時最具影響的“新生事物”之一。
在當時的條件下，赤腳醫生亦農亦醫，是農民真正養得起、留得住、
用得上的“醫生”。實際上，
以赤腳醫生為代表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
其本質也就是通過互濟互助來共同抵禦疾病風險，用最簡便、
有效的方式解決了當時農村人口的初級醫療衛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