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轉載]紅旗下的老外對毛澤東時代的評說
這是一段風趣的視頻，
附：
紅色中國http://www.fumuqin.com/InfoFiles/011003/121234-61521.html
陽和平：永遠懷念毛澤東時代
注：陽和平同誌是來自美國的國際友人寒春陽早之子，現在中國某大學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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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他覺得如果那樣做，自己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
去年見陽和平，趕上他住在沙河農場的最後一個夏天。沙河農場是寒春、陽早夫婦一手設計的，一家人在這裏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兩位老人先後去世，這個農場也麵臨著被拆遷的命運。
一年以後，陽和平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他已經不住在沙河農場，搬到了任教的大學附近，租房住。
在中國媒體上，美國人寒春和陽早常常被描述為高尚的人，偉大的戰士，放棄優越條件來到中國。但陽和平覺得不是那麽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國找出路來的，對他們來說，到中國來是一次解放。”
平時，陽和平不看電視，因為“電視沒法看，新聞沒法看”，偶爾看看連續劇，像《井崗山》《長征》《恰同學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劇，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親的故事，陽和平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人講述過多少次了。那是一對美國人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到中國來尋求出路，並結為連理，留在這裏繼續奉獻的故事。寒春和陽早共孕育了三個子女，其中陽和平是長子。
母親當年為什麽來中國?陽和平覺得，對於當時的母親寒春而言，中國是唯一的出路——一個1921年起就曾在美國搞核物理方麵進行鑽研的科學家(與楊振寧同學)，發現自己不管搞什麽研究，最後都會被軍方利用，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須放棄。
1948年，寒春來到中國，經宋慶齡安排到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在瓦窯堡的一個窯洞裏結了婚。自此，夫婦二人一生與農場和養牛結下不解之緣：改造進口的蘇聯農具，利用風車設計擠奶設備，研製彈性無毒橡膠，甚至七十多歲從頭開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農場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種……
2003年，陽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別世界。他們在中國相遇，也在這個國家告別。母親的追思會上，與許多在場參與者的情緒激昂相比，陽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靜和理性。他的發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號”，“中國人老覺得她們多偉大，放棄了很多，其實沒放棄什麽，他們的一生非常幸福，幹自己喜歡幹的事，而這個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現在，陽和平兄妹三人都認為，“父母那一輩真幸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不為個人的小圈子著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裏，投入到中國的生產建設裏，可是現在的大環境沒了。”
懷念那個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發的時候，陽和平剛剛十幾歲，正是世界觀形成的時候。像那個時代大多數年輕人一樣，那場運動對他的影響“非常厲害”。特別是後期對馬列原著的通讀，令他至今難以忘懷。
1969年，陽和平到北京紅星工廠。第一年還跟其他工人一樣，學習生活都在一塊兒，但是後來便開始“裏外有別”了，不讓外國人參加學習。有一次，上麵組織學習六篇馬列原著。組長說，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討論你可以不參加了。陽和平說我想參加。“不，你可以不參加。”組長說。陽和平氣壞了，賭了一股氣，不讓參加那就自己讀，花了好幾年的工夫，他讀完了馬列原著。正是這套論著，對他後來的世界觀形成起到極為關鍵作用，甚至後來的美國之行，這本書在他的身體裏複蘇，並漸漸得到印證。
在陽和平看來，他所在的沙河鎮拆遷是一個具體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開發商要把沙河地區給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給趕走，趕走了就得政府出麵，上麵的街道都寫的是‘以人為本’，是以開發商的人為本呢，還是以當民的人為本?”
采訪中，陽和平有過幾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淚，是在說到“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澤東時代，他懷念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77年，他待在曾經的光華工廠3個月。後來有很長時間，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為什麽老懷念在光華的生活，現在總結出來了，就是因為“那個時代工廠裏一個平等的關係”。再後來，置身美國多年，他也沒有找到那種平等感。當然，那種關係隻屬於過去的時代，隻屬於當年的光華工廠，隻存在於陽和平的記憶裏。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麵對今天社會的種種拜金、信仰虛無現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學了馬列主義，他懂得“曆史長河”到底是怎樣的時間概念。陽和平一直記得父親陽早曾說，革命鬥爭要有曆史感，要有鬥爭感，要有幽默感。因為父母也是這麽過來的，在中國那麽長時間，他們也並非一帆風順，“就是鬥爭，各種各樣的鬥爭，人活著，社會裏就有鬥爭，但是你懂得這個曆史趨勢，懂得鬥爭的根在什麽地方，你把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這東西是暫時的。”
陽和平說，母親人生的最後幾年過得很悲觀，對於中國後來發生的變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訴母親，眼前有些東西是暫時的。
今天一些社會現象讓人憤怒
與父母一生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相比，陽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艱困。
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對於眼前的一切，陽和平產生了困惑：市場經濟到底什麽東西?那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八十年代初，陽和平覺得這話是對的，但腦子深處“馬列主義的東西和主流經濟思想老打架，特別混亂”。二十年以後，陽和平覺得自己才弄懂“有些東西為什麽是錯的”。
21歲那年，陽和平去了美國，一邊做工人，一邊念書，花了七年時間才畢業。1988年又開始讀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憑。
在美國的幾十年，陽和平完全有機會躋身中產階層，但他不認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們總以為有車有房好像就是奮鬥目標，你到美國後車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樣受壓迫，這是一個生活水平的問題，不是地位的問題。人的地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物質是兩個概念。”
當年之所以選擇“去”美國，陽和平說是因為好奇。但到了美國，他卻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間他在私人公司當白領，但同時他還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時跟唐人街裏的偷渡者保持聯係。與好幾個群體同時接觸，就好像同時生活在好幾個世界裏。
就是在那時，他經曆了信仰危機，曾經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卻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駁，隻是一步步退，好像打敗仗。到最後，有一個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國是帝國主義。“這是不可否認的東西，所以從這兒就開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來，哪些東西是真的，哪些東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麵理解的，對社會主義，對馬列主義，對毛主席，慢慢才有一個新的思路。”
陽和平並不否認，今天的中國有時很讓他憤怒，“黑煤窯、黑磚窯，還有強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特別多。”
但憤怒歸憤怒，人到中年，陽和平還是回到了中國。
陽和平說，他回來不是找出路，而是因為“在美國三十多年，想跟他們玩玩同化，同化不了”。這才是特別難的，表層上同化了，實質上不行，他們喜歡看的電視，他們喜歡開的玩笑，他卻覺得沒意思，尤其是“美帝國主義”那套，陽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國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沒有條件——孩子小，跟愛人沒離婚，到中國參觀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碼事。後來孩子大了，也離婚了，他就又開始考慮是否回中國了。對他打擊最大的，還是九十年代美國發動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明明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卻還像伸張正義似的……美國人自己不太會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國家把帝國主義打敗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國人民。”
在美國有什麽意義呢?陽和平問自己，“我所關心的東西，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這方麵的人呢?還是得到中國來，這裏畢竟還有大批研究馬列主義、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專家，好多老革命還活著呢，起碼跟人家談談，過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陽和平說，他現在沒有去美國的願望，連去參觀的願望都沒有。
在美國很孤獨，到中國就不會
在中國，陽和平得以謀生的是一份大學裏的教職，雖然也有頭銜，但是合同工，兩年一聘。
陽和平不討厭這份工作，“所以有的時候領導讓我做什麽事，比較違心的，我是一點辦法沒有。”也不是沒有辦法謀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變”。就像深諳中國其他問題一樣，教育行政化和學術腐敗問題，陽和平也並不陌生，所以對於單位政治，他的原則是不懂、不參與、不了解，也不感興趣。
昔日的大環境沒有了，對過去時代的懷念也知音者乏，陽和平卻在“研究毛澤東時代政治和經濟”課題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麽了不起，尤其是與父母相比，他也不認為講自己的故事，出一本傳記有什麽意義，他的趣味在於寫“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感悟和思考，他決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國後的整個三十年。
在中國，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變成“資本主義的”，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如果那樣做，他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陽和平相信，隻有立場穩定了，事情才好辦。
如今陽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又不是工人。”這種四不像體現在身份認知上便頗為複雜：對美帝國主義特別仇恨，但是又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對中國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義。
陽和平說，在美國他會覺得很孤獨，到中國來就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