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專製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 ZT

大陸居民在長期專製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製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麵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麵對的是一個流氓的製度，那麽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長期的蒙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隻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構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隻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

今天的中國還遠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了六十多年之後，中國今天已經是一個自身充滿巨大矛盾，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是非標準，道德規範等方麵都出現了嚴重問題和混亂的國家。中國很多人缺乏根據基本事實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仆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隻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係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仆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泄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誌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隻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毀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布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裏，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麽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隻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麽後果。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製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麽。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

隻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隻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麽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

在中國大陸，“犧牲”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並不那麽高尚，它的本意隻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公廁木桶的漏水了，怎麽辦？把自己它撈起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裏失散了，怎麽辦？犧牲自己，去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麵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慕容雪村

[兵團農工]

入木三分，非常好的文章。
加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