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日本著名漢學家池田溫的《中國古代籍賬研究》,是研究中國古代戶籍製度的名作,自上世紀70年代末出版以來,頗有影響。
基本信息
作者:(日)池田溫著,龔澤銑譯
ISBN:10位[7101036384]13位[9787101036381]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07-1-1
定價:¥96.00元
內容提要
1984年,中華書局曾出版了龔澤銑先生的漢譯本,但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譯本隻保留了反映池田溫個人研究成果的“概觀”部分,而對占全書過半的錄文部分,則未能收入。這對於以資料豐富翔實見長的本書,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本書的利用價值。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方便學術界對本書的使用,現徵得池田溫先生同意,將龔澤銑先生的漢譯本再次印行,除按常規予以修訂外,還補入了當年未能收入的全部錄文與圖版部分。
目錄
譯者序言
著者序言
序
概觀
序章
一中國史的特征與籍賬
二古代籍賬的發現與研究
第一章古代籍賬製度的形成
一籍賬的源流
二戰國·秦代的戶籍
三漢代的簿籍
第二章古代籍賬製度的變質
一魏晉南朝的戶籍
戶籍與身分製
戶籍的巧偽
二十六國時代的戶籍
三北朝時代的籍帳
三長製與造籍
西魏的籍賬
東魏·北齊的籍帳
第三章古代籍帳製度的完成與崩潰
一 隋代籍帳的完備
二 唐代的造籍
造籍規定
手實與手實計帳
戶籍的外形與書式
貌定與定戶
造籍年次
特別身分籍
計帳
三 開元敦煌籍中所出現的檢括的痕跡
武周、開元初年籍帳的鬆弛
開元十年草稿中所見到的檢括和征兵
見於開元四年籍抄錄中的檢括
宇文融括戶政策的一麵
四 天實敦煌籍中所出現的偽濫傾向
每戶口數的增大
男女數的不均衡
偽籍的原因
五 敦煌差科簿的奱遷——丁中掌握的鬆弛
差科簿研究史
文書原形
文書的年代
差科簿的登錄對象
破除與見在
差科簿的編製手續
年齡分布與老小登簿
差科簿中出現的經鄉間的差異
差科的特質
大曆差科簿的形骸化
六 安史亂後籍帳的荒發傾向——以大曆四年敦煌手實為線索
大曆手貫的外形
登載戶口的激減
田土登錄的名目化
與全國統計的關聯
錄文與插圖
錄文目次
插圖目次
錄文說明
錄文凡例
籍帳·差科簿
敦煌籍帳
吐魯番籍帳
(一)漢字繁體版著者序言
中譯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著者序言
(一九八二年五月)
這次幸賴西北師範學院龔澤銑先生不辭辛勞,譯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的中文本,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欣悉之餘,深有所感。
在東亞,中國是最早開放文明燦爛之花的古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受其先進文明的影響,約遲了兩千年纔形成國家,在攝取隋唐的文物製度後,而使自己的法製和文化得到發達。看一看近代以前的日本歷史文化,中國的影響無論在任何領域,直接間接都很顯著。
東海的島國日本,遭受外敵入侵的情形極少,國內的社會變動也比較小,因此,古代以來,在寺院、神社和公卿、大名等的故家中,往昔的文化遺物和文書遺存得很多。如在奈良的東京大寺正倉院,就保存有八世紀的文書類(正倉院文書)約一萬件,其中包括著大寶二年(公元七〇二年)禦野、築前國等的戶籍和養老五年(公元七二一年)下總國戶籍、神龜三年(公元七二六年)山背國計帳歷名、天平五年(公元七三三年)右京計帳手實等等,這些即便在日本的古文書中,也是屬於最古的一類,而特別受到重視。二十世紀初,《大日本文書(編年文書)》,以活字版刊行以來,由此纔得以探討日本古代家族的實際狀況,及其進而通過鄉裏製度以掌握人民的實情,而儲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吾人對於中國敦煌和吐魯番所發現,以唐代為主的古代籍類,寄與殷切的關心者,首先是可以在其中發現日本正倉院籍帳的直接的模式。
同時,甚至於可在其社會經濟的基礎中,深究中國的歷史,以期得知近乎和田土所有或者公課征收與勞役差發的實情,對此説來,敦煌等處的籍帳殘卷乃是極爲重要的根本史料。以整體看,遺存籍帳的地域局限於西陲,又在作統計研究時,雖然每每因數量的貧乏感到困難,但拙著之所以取古代籍帳為對象而試作概論和分析,也無非是因認定了其資料價值的重要性。
幸而在以吐魯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所發掘出來的古文書(現以唐長儒教授為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全十冊正刊行中,關於唐代籍帳類收錄於其第四冊以下諸冊)中,唐代的籍帳類有相當多的數量,今後期待著新資料的發現,可能使將來的研究更加得到充實吧。
拙著刊行後,欣得礰波護(東洋史研究三九—— 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會經濟史學四六——二,一九八〇年)、佐竹靖彥(史學雜誌九〇——七,一九八一年)諸氏懇切的批評,特別是佐竹氏訂正了拙著不完備和錯誤之點不少。又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亦訂正了關於吐魯番文書的錄文多數的誤漏,一九八一年末,本人訪問該研究室時親蒙指教。希望以後再版時盡可能地採用這些訂補,曾將正誤表寄與譯者G先生,在譯本中,可能已訂正了拙著的若幹錯誤。
在中國,注意於古代籍帳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別是宋家鈺氏的“唐代的手實、戶籍與籍帳”(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六)中,在充分利用了日本的史料以後,關於唐製與日本的製度之差異,也提出了批判拙著論述的見解,於今後研究的深化與以有益的啓示。在促進這方麵的研究,譯本如能有一點裨益,則是極感欣慰的。
聯想起來,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後,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寄贈甘肅師範大學(現名西北師範學院)歷史係一本時,該係陳守忠先生曾惠賜華翰雲:
我係研究隋唐史的同誌,苦於唐代籍帳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圖書館拍製膠卷,而恰在此時,貴所這部巨著寄到,真可謂雪中送炭,我們非常高興,至於池田先生論述,我們正著手翻譯。
這是多麽令人銘記難忘的一封信。對於距離作為拙著研究對象的籍帳當地很近的蘭州的史學工作者,將存在國外的資料,以易解的狀態提供出來,如果在促進其研究工作上有用的話,則誠然不能不說是拙著有其刊行的效果。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參加了以秋山和先生為團長的訪華團,於參觀莫高窟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葦湘先生特意以流暢筆法揮毫題詩一首,相贈作爲紀念:
殘篇斷簡理遺書,隋唐盛業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無限,籍帳男女呼欲出。
遠離日本數千公裏之遙,位於東亞內陸乾燥地帶的綠洲都市敦煌,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到達的絕域,所謂非探險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經是一種常識,但此次卻容易地親臨該處,得以接觸前人的文化遺產,這真是夢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爲可能者,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化行政的進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為首多數熱情協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還有日中友好關係得到確立,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時至今日,訪問敦煌和吐魯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後也還會更增加吧。來到石窟中藏經洞內,得見到尚存的籍帳殘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讓人有非常親切之感。
譯者龔先生據聞戰前曾留學東京大學,受業於中村孝也教授等諸先生。這樣看來,東京大學與西北師範學院的因緣原屬不淺。以拙著的譯出爲契機,日中兩國的史學工作者的聯繫將更其密切,衷心祝願能成爲今後兩國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佔拙著過半的錄文部分因印刷技術上的關係,不包括在譯文之中,但對於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錄文無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將來用某種方式以解決這一困難。
今當譯書完成之際,譯者龔先生固不待言,對於曾經給與大力協助的陳守忠先生和西北師範學院歷史係諸位,以及為實現譯書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顧的東京大學當局和東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與大野盛雄新舊兩所長,亦一倂特表感謝。
池田溫
一九八二年五月於東京
(二 )漢字簡體版
中譯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著者序言
(一九八二年五月)
這次幸賴西北師範學院龔澤銑先生不辭辛勞,譯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的中文本,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欣悉之餘,深有所感。
在東亞,中國是最早開放文明燦爛之花的古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受其先進文明的影響,約遲了兩千年才形成國家,在攝取隋唐的文物製度之後,而使自己的法製和文化得到發達。看一看近代以前的日本曆史文化,中國的影響無論在任何領域,直接間接都很顯著。
東海的島國日本,遭受外敵入侵的情形極少,國內的社會變動也比較小,因此,古代以來,在寺院、神社和公卿、大名等的故家中,往昔的文化遺物和文書遺存得很多。如在奈良的東京大寺正倉院,就保存有八世紀的文書類(正倉院文書)約一萬件,其中包括著大寶二年(公元七〇二年)禦野國、築前國等的戶籍和養老五年(公元七二一年)下總國戶籍、神龜三年(公元七二六年)山背國計帳歷名、天平五年(公元七三三年)右京計帳手實等等,這些即便在日本的古文書中,也是屬於最古的一類,而特別受到重視。二十世紀初,《大日本文書(編年文書)》,以活字版刊行以來,由此才得以探討日本古代家族的實際狀況,及其進而通過鄉裏製度以掌握人民的實情,而儲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吾人對於中國敦煌和吐魯番所發現,以唐代為主的古代籍類,寄與殷切的關心者,首先是可以在其中發現日本正倉院籍帳的直接的模式。
同時,甚至於可在其社會經濟的基礎中,深究中國的曆史,以期得知近乎和田土所有或者公課征收與勞役差發的實情,對此說來,敦煌等處的籍帳殘卷乃是極為重要的根本史料。以整體看,遺存籍帳的地域局限於西陲,又在作統計研究時,雖然每每因數量的貧乏感到困難,但拙著之所以取古代籍帳為對象而試作概論和分析,也無非是因認定了其資料價值的重要性。
幸而在以吐魯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所發掘出來的古文書(現以唐長儒教授為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全十冊正刊行中,關於唐代籍帳類收錄於其第四冊以下諸冊)中,唐代的籍帳類有相當多的數量,今後期待著新資料的發現,可能使將來的研究更加得到充實吧。
拙著刊行後,欣得礰波滬(東洋史研究三九—— 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會經濟史學四六——二,一九八〇年)、佐竹靖彥(史學雜誌九〇——七,一九八一年)諸氏懇切的批評,特別是佐竹氏訂正了拙著不完備和錯誤之點不少。又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亦訂正了關於吐魯番文書的錄文多數的誤漏,一九八一年末,本人訪問該研究室時親蒙指教。希望以後再版時盡可能地采用這些訂補,曾將正誤表寄與譯者龔先生,在譯本中,可能已訂正了拙著的若幹錯誤。
在中國,注意於古代籍帳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別是宋家鈺氏的“唐代的手實、戶籍與籍帳”(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六)中,在充分利用了日本的史料以後,關於唐製與日本的製度之差異,也提出了批判拙著論述的見解,於今後研究的深化與以有益的啟示。在促進這方麵的研究,譯本如能有一點裨益,則是極感欣慰的。
聯想起來,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後,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寄贈甘肅師範大學(現名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一本時,該係陳守忠先生曾惠賜華翰雲:
我係研究隋唐史的同誌,苦於唐代籍帳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圖書館拍製膠卷,而恰在此時,貴所這部巨著寄到,真可謂雪中送炭,我們非常高興,至於池田先生論述,我們正著手翻譯。
這是多麽令人銘記難忘的一封信。對於距離作為拙著研究對象的籍帳當地很近的蘭州的史學工作者,將存在國外的資料,以易解的狀態提供出來,如果在促進其研究工作上有用的話,則誠然不能不說是拙著有其刊行的效果。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參加了以秋山和先生為團長的訪華團,於參觀莫高窟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葦湘先生特意以流暢筆法揮毫題詩一首,相贈作為紀念:
殘篇斷簡理遺書,隋唐盛業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無限,籍帳男女呼欲出。
遠離日本數千公裏之遙,位於東亞內陸幹燥地帶的綠洲都市敦煌,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到達的絕域,所謂非探險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經是一種常識,但此次卻容易地親臨該處,得以接觸前人的文化遺產,這真是夢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為可能者,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化行政的進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為首多數熱情協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還有日中友好關係得到確立,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時至今日,訪問敦煌和吐魯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後也還會更增加吧。來到石窟中藏經洞內,得見到尚存的籍帳殘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讓人有非常親切之感。
譯者龔先生據聞戰前曾留學東京大學,受業於中村孝也教授等諸先生。這樣看來,東京大學與西北師範學院的因緣原屬不淺。以拙著的譯出為契機,日中兩國的史學工作者的聯係將更其密切,衷心祝願能成為今後兩國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占拙著過半的錄文部分因印刷技術上的關係,不包括在譯文之中,但對於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錄文無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將來用某種方式以解決這一困難。
今當譯書完成之際,譯者龔先生固不待言,對於曾經給與大力協助的陳守忠先生和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諸位,以及為實現譯書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顧的東京大學當局和東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與大野盛雄新舊兩所長,亦一並特表感謝。
池田溫
一九八二年五月於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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