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師院教師踴躍揭露內部矛盾
趙吉惠
蘭市訊 中共西北師範學院委員會與院長辦公室於5月18日、21日連續兩次召開了教師分組座談會，認真揭露學校內部的各種矛盾，並對學校工作中存在的缺點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王明昭說：領導上有四怕，應讓風刮到，雨下透
教育係王明昭教授發言說：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領導上還有顧慮。目前具體表現為四怕：第一，怕搞過火了。徐院長在一次教職員大會上講話時強調要“和風細雨”，不要搞過火，但是卻把“嚴肅認真”給丟掉了。第二，怕沒有真理。這顯然是低估了群眾的覺悟水平。第三，怕開大會。領導上強調開小會，不教開大會，其實我們從報紙上看到北京大學主要要開大會。第四，怕失掉威信，將來不好做工作。我看領導上這些顧慮都是不必要的，我認為目前的關鍵在於如何“放”，應讓“風刮到，雨下透”。許多教師在發言中認為目前的主要顧慮是，擔心把矛盾“放”出來“鳴”出來之後，能不能解決問題。大家希望領導上“不要怕”，應通過這次揭露矛盾，達到適當的處理與解決矛盾，改進學校的工作，把師範學院辦得更好。
龔澤銑說：師院普遍存在三個主義。
曆史係龔澤銑副教授說：過去開會發言多是歌功頌德，今天開會就要吹毛求疵。三個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師院普遍存在，滿院飛。一個人入黨後就另眼看待，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留助教過多地考慮政治條件，結果把真正的優秀學生分配到外麵，如曆史係曾有一個學習最好的畢業生分到內蒙去教語文(旁邊有位先生補充道：還教體育)。地理係派出的留蘇學生學習成績不好，這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薩師炯說：師院辦的脫離了方向，既不西北，又不師範，也非學院。
曆史係主任薩師炯教授發言中說師院存在著三個主要問題：第一是黨的宗派主義。他認為這是產生主要矛盾的根源。由於宗派主義的存在，許多問題都被封鎖起來了。留助教、派留學生多是黨員，教師出外學習、進修也是黨員，政治課派研究生也準備讓某位黨員科長的愛人去(後來因生產沒去)，工資改革中，有的黨員連升好幾級，非黨員長期不動。第二是學校領導作風有問題。領導上待人不誠懇，不接受群眾意見，喜歡聽好的，怕承認錯誤。第三是學校的方向不明確。師院是處在西北地區的一所高等師範學校，可是事實上我們辦得脫離了這個方向，形成“既不西北，又不師範，也非學院”的局麵。我們學校往往是用一些生活問題的處理代替科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用行政命令代替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學術研究空氣很不濃厚。他說這三個問題是師院矛盾的主要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派主義。學校的缺點為什麽不能改呢?因為學校不願吸取經驗教訓，有一位先生說的好，就是領導上背上了包袱，認為這幾年來學校辦的還不錯，隻看到了成績，沒有看到缺點，把大家的辛勤勞動攬到了自己身上，缺乏群眾觀點。
南國農說：有聖人風，各種報告中經常采用的公式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缺點是次要的、個別的。”
教育係南國農教授說：幾年來師院一直存在著三股歪風，這是形成主要矛盾的因素。第一股歪風是特權風。這是某些黨員形成的風，在某些方麵表現的特別突出，如使用公共器材(電影機、照像機、摩托車)某些黨員有特權，可以私人借用，而一般人是沒分的。有一次，實習指導委員會要借用一下照像機，主管部門就說是“製度問題”，而黨員可以拿到青海去旅行，結果摔壞了，損失了二千多元。其次表現在提拔幹部上，黨員提拔的快，非黨員幹了十多年也不提拔，有的雖然被提拔了，也是一些經常圍著領導上轉的人，所以群眾很不滿意，形成“領導所愛，群眾所憎”。第二股歪風是粗暴風。一位黨員負責幹部來校後，把學校變成了兵營，對教師隨便張口教訓，常常用“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度對待教師，使很多人感到害怕和不安。其次，學校領導對一些教學上有點問題的人，也不耐心幫助，而是加以粗暴的打擊，不是降職降薪，就是停止工作，打入冷宮，或是來個“調轉”，使人感到“世態冷涼”，缺乏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第三股歪風是聖人風。某些黨員把自己看成是聖人，認為自己工作中沒有一點缺點或錯誤，各種報告中經常采用的公式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缺點是次要的、個別的。”經過反複的解釋，似乎感覺不到有什麽缺點了。
王碩如說：師院的黨與非黨之間橫著一堵又高又厚的牆，統戰工作是“統上而不統下”。
曆史係王碩如教授在談到師院的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時指出：過去不好，現在好一些了，但是民主黨派在學校究竟發生了那些作用呢?我看除傳達、保證外沒發揮什麽作用。師院的民主黨派還沒有獨立地位，像小孩一樣。師院的黨的統戰工作是“統上不統下”，對民主黨派的下層人士看不上，不找他們商量問題，討論工作。王碩如教授在揭露了學校的許多矛盾之後，又著重地分析了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他認為這些矛盾主要是宗派主義造成的。由於有了宗派主義，因而在黨群之間便築起了一堵牆，這堵牆又高又厚，所以領導上對被領導者有成見，不能一視同仁。領導上認為某某先生“行”就一步登上天，認為某某先生“不行”便被打入冷宮，使人精神痛苦。領導上不了解知識分子的特點，即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而不可辱”。
張文熊說：學校對老年知識分子是“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
中語係講師張文熊說：師院黨的領導同誌對群眾批評過嚴，而自我批評很不夠，對黨員不公開批評，這不是宗派主義是什麽呢?他在談到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時指出，解放後有些學校對老教師不重視，而在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的問題報告後，又對青年知識分子不夠重視了，現在對老年知識分子批評少了，其實是有意見而不提，采取所謂“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許多先生在發言中提到，非黨教師和黨員特別是負責黨員交不上朋友，互不了解，因而黨與非黨的關係越來越有距離。
郭士豪分析矛盾根源，提出四點建議。
教育係郭士豪副教授在揭露了黨與非黨之間的矛盾後，指出了黨與非黨關係不好、黨員脫離群眾，是由於以下原因造成的：(1)工作方法不好，黨的工作過於神密化，如黨委會成立時，可以廣泛吸收群眾參加，而我們學校隻請了一少部分黨外人士，又如處理黨員的問題也不公開。有的領導偏聽偏信，片麵聽匯報，因而使黨與群眾之間有距離。(2)思想認識上沒把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區別開，因而對一些問題處理的很不當。(3)黨對知識分子的估計不夠全麵，對知識分子估計的過低。最後，郭士豪還提出了幾點改進黨與非黨關係的意見。他認為：(1)省委應派人對學校的整風運動進行領導，搞好這次整風，解決各種矛盾。(2)有些問題應向群眾公開，特別是對黨員的批評處理問題更應使群眾知道。(3)加強黨對黨員與群眾的思想教育工作。(4)希望黨委會多有幾名專職的黨委委員。
傅恒書說：非黨幹部有職有責無權，黨團代替了行政。
中語係主任傅恒書教授在發言中談到了三個問題。第一是黨與非黨的關係問題。他說黨與非黨知識分子接觸中存在著兩怕。黨員怕知識分子複雜，說話不方便。黨外知識分子怕一句話說不對頭，來個運動再整一下。因此就形成了一堵牆，這堵牆越築越高、越壘越厚。第二是非黨幹部的有職有責有權問題。非黨幹部有了職，也盡了責(出了問題還要負責)，就是無權。我是擔任係領導工作的，但對有些事情沒權過問，使我很苦惱，一年前關於畢業生分配、留助教、學生休學、退學等事情的處理，有些是我不知道的，也不和我聯係。第三是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領導上強調係裏要全麵負責，但是工作有困難，黨團代替了行政，使行政被動，工作不安。黨團員犯錯誤由組織個別處理，不通過行政，好像有“治外法權”。學生工作除了學生科之外，又插入了個團委會，我校團委會變成了獨立王國，團幹涉行政的情況，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碰到。
楊少鬆說：肅反工作中存在著三個壞主義。
許多教師談到了師院的肅反問題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有問題。教育係楊少鬆教授說：師院的肅反工作中存在著三個壞主義，在確定肅反重點上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在善後工作的處理上有宗派主義。某位負責領導工作的黨員幹部在肅反中犯了錯誤，不但沒給處分，反而提了級。這不是宗派主義是什麽?王明昭教授補充道：師院肅反工作中，領導上錯誤的運用了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公式，犯了主觀主義。許多先生都指出某位負責肅反工作的黨員在肅反中態度非常粗暴，在未定案之前，先給人扣上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有的甚至在報告中說出一些威脅人的話，使好些人都害起怕來，日夜不安。
來源：《甘肅日報》1957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