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博主按：
文章作者水天長（1933—），1956年以優秀成績從位於蘭
作者此文寫於辛卯（2011）年，文中提及甘肅省、西北師院反右
自1950年起，我父親在西北師院曆史係任教，直到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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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親恩似海師恩難忘——《史林探幽》編後記
水天長
20世紀30年代，我出生於西北黃土高原的綠洲城市——蘭州市的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中，我的父親水梓先生（1884—1973）是清末秀才，也是中國最早的大學——京師法政學堂的首屆畢業生，他在北京曾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活動，並親曆了1911年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但是父親的大半生事業還是立足於為了實現他“教育救國”的理念，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他在地處邊陲、貧困、閉塞、落後的甘肅推行現代教育、文化工作方麵曾經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之中，所以，我和我的弟兄們也都在不同的曆史年代受到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我們的一生中大都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
1952年夏天，我高中畢業後，從小醉心於音樂、美術的我被所在中學保送免試入西北師範學院（今西北師範大學）美術係繼續深造。就在我躊躇滿誌準備去學校報到的前夕，一向慈愛的父親卻對我入高校後的專業選擇，嚴肅地提出了不同意見和建議。我還十分清楚地記得：就在他的書房——“平盧”的書桌前，他對我說：“女孩子也可以選擇一門社會科學專業進行學習，你喜歡音樂、美術可作為業餘愛好就好！”父命難違，記得當時我幾乎是帶著一種賭氣的心態，改報誌願為西北師院曆史係，當我告知父親後，父親竟欣然表示讚許。但是，我改報誌願為曆史係自然就不屬於保送生了，得經過學校正規、嚴格的入學考試後才被錄取到曆史係就讀。有趣的是入學後的一年中，我的名字竟然同時出現在曆史、美術兩係的學籍表及學生點名冊中，在一年之後才由學校教務處予以改正為曆史係。
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是西北地區高校文科各係中師資力量最強的係科之一，以擁有“八大教授”聞名於世。我在校就讀期間這些名師們幾乎全都給我上過課，在課內外給予了我許多學業上的指點。其中如長於校勘、考據及古文解讀的金少英先生（1898—1979年，浙江紹興人）是一個戴著金絲邊近視眼鏡、衣冠楚楚、滿口紹興官話的瘦小老人。同學們在背後偷偷叫他為“紹興師爺”。他給我們班上曆史要籍及選讀課，上課一絲不苟，對學生的學習要求甚為嚴格，下課後多次要去我的課堂筆記查看有無記錄錯誤之處。他為我們選講的《漢書·食貨誌》《史記·平準書》解讀之精細，讓我至今記憶猶新。足跡踏遍歐美各國的許重遠老先生（1896—1966年）是河北饒陽人士。他給我班擔任世界上古史及中古史課程。他早年曾長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讀並擔任研究人員，上個世紀30年代也曾擔任過河北省教育廳廳長。他是我畢業留校任教後的專業指導老師，當年已是須發皆白的高齡老人了。他對學生態度之誠摯、和藹得就像一位老父親一樣，我在專業上有問題求教時，他可從他的書架上排列有序的《大英百科全書》中抽出一本，任意一翻就翻到我所提問題之處，耐心對我作解答之後，總要強調說：“做學問就要能熟練查用工具書，這是學者們的基本功。”老人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至今還在眼前難以忘懷。再如，給我班擔任《世界現代史》課程的是福建福州人薩師炯先生（1913—1967年） （本博主注：此處有錯，薩師炯先生是1973年病故的），他是1950年才回國的英國留學生，是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現代海軍創始人之一薩鎮冰先生的族裔（抗日戰爭時期薩鎮冰先生曾來過蘭州，多次到過父親的花園“煦園”和父親促膝長談）。薩師炯先生滿口難懂的福建話，但其教學時教材組織的內部邏輯性之嚴密、係統性之強是他教學最大特點和優勢，上他的課也使我受益匪淺。薩師炯先生教態嚴肅、不苟言笑，我班同學都有點怕他，但有一次下課後，他竟破例叫住我說：“水天同是你什麽人？他是我叔父薩本棟的留美同學。”我回答是我的大哥後，他嚴肅的臉上竟然露出了罕見的親切笑容，和藹地對我說：“好好學吧，曆史學是一門十分嚴謹、內在係統性、邏輯性極強的學科，不能組織好教材，隻羅列史實，講課的效果還是不會好的。”薩先生這句話使我受益匪淺，至今猶在耳邊。還有，給我班擔任過《中國古代及中古史》的教授有著名的隋唐史專家金寶祥教授及魏晉南北朝史專家王俊傑教授，他們都是專業精湛、有獨到學術見解的名師。教學上也都一絲不苟，但不同的是從教學風格上看，金寶祥先生對學生學習要求之嚴格近於苛求，經常在課堂上點名批評學習或成績差點的同學，而王俊傑先生則是一派和藹可親的長者風度，教學深入淺出，他們的教學都深受同學們的一致好評，我在大學時代有幸受教於這些名師們，真正是畢生難以忘卻的紀念。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這些名師們對我這個好學多問的女生給予了更多耐心指點、熱情的鼓勵和嚴格的要求，包括課外閱讀作讀書筆記、寫心得、寫論文等諸多方麵的指點。我也逐漸由低年級時對這門深奧、冷僻學科的被動學習狀態逐漸由淺入深，到大學三年級以後，我幾乎已沉醉於曆史學這門既古老但極富魅力的冷門學科的廣闊海洋之中不能自拔。回憶大學時代我在蘭州西郊，交通極不方便（夏天進城回家經常乘坐黃河上的羊皮筏子，冬天則隻有坐交通馬車了）。在條件如此艱苦的西北師院的自習教室內，在廣闊校園的綠蔭叢中，高大的白楊樹下，在圖書館書庫及閱覽室內乃至滾滾東流的黃河之濱……到處都留下了我這個“書呆子”的腳印。遇到考試階段，在家裏昏暗的煤油燈或燭光下慈愛的母親高孝芳（1900—1991年）常常陪我讀書到深夜……若幹事實證明當年父親建議我上大學另選一門專業的教誨的確沒有錯。
1956年初夏畢業前夕，我以四年來全部課程均為優秀的成績（體育課隻勉強及格）畢業。按校、係師資培養計劃的規定和要求，再加上諸位名師（主要是金少英、許重遠、薩師炯）的大力推薦，我被留係任教，給許重遠先生擔任助教工作。當年的秋季開學後我已經可以獨立主持世界古代史課程的課堂討論及批改學生作業、試卷等工作。同時遵照係上的安排積極備考東北師大世界古代及中古史專業的研究生，回憶當年此時的心態真可謂信心百倍、大有飄飄然忘乎所以。當時的我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哪裏能覺察到國內政局正在暗潮湧動，醖釀著一場特大的暴風驟雨！
在我的記憶中，1956年的春天，是20世紀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藝術諸各領域都顯得生機盎然、欣欣向榮的一年。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黨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廣開言路的相對寬鬆的政治氛圍。但是，誰也未曾料想到的是1957年的春夏之交，國內政治環境，特別是思想、教育、文化藝術界突然風雲劇變，當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麽》之後，在全國範圍（重點在文化、教育界）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政治運動，各個高等院校自然是這場運動重點中之重點了。
在甘肅省“反右派”運動中，首先是我的父親水梓先生因其在當時的省委書記張仲良主持的“政法座談會”上被點名發言，隨後又被邀請參加了由《光明日報》社召集的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他就執政黨應加強法製建設；廣開言路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寬鬆的學術環境等諸方麵作了許多建言獻策的發言，有誰能料到頃刻之間，他就被打為甘肅省眾多“右派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甘肅日報》還組辦專欄文章、漫畫揭發、批判他的一係列“反黨”言行。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反右派”運動在西北師院開展以後，其鬥爭聲勢之猛烈可居省內高校之最！在曆史係全體教職工大會上，當時的總支書記點名讓我表態和“反動”父親劃清界線，當年年少氣盛不諳世事的我竟然當場發表了一點兒對父親被打為“右派”的不同看法，刹那間我就被加以“為右派父親鳴冤叫屈”、“右派分子的孝子賢孫”、“走白專道路的黑尖子”以及與大字報社“車轟”的牽連等罪名，刹那間我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給以“留校察看”的處分，開始了我一生中漫長的蹉跎歲月……與此同時曾經主張將我留係任教的金、薩、許諸位老師竟也為此事受到牽連和批判。
西北師院當時在校學生和教職工總人數不過千餘人，被打為“右派”的教職工近百人，學生多達300多人，再加上“中右”200多人，合計“右派”及“中右”總數占了學校師生總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如此“輝煌”的戰果位列全省各高校之首。
1957年的秋末，被劃為“右派”的師生們開始以情節輕重受到不同的處分，一些受到最嚴厲處分的師生大都被遣送回原籍或勞改單位開除公職監督勞動或勞動教養（如有一批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者，後來下落不明。我與其他情況和我相似的給予留校察看處分的人，先是在校內勞動，1958年春季，又被遣送酒泉邊灣下放幹部農場勞動，此後兩三年中我們從邊灣農場輾轉於酒泉的園藝農場、長城農場，1959年又到了靠近嘉峪關戈壁灘上的丁家壩農場（今稱酒泉園藝農場）。幾年裏我也由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變成一個會修渠、翻地、推手推車、拉架子車、趕牛車、揹“筏子”（酒泉地區特有的漚幹草泥肥料）等名目繁多農活的好手。記得當時正值“大躍進”年代，我最怕的是無休止的“夜戰”，夜間翻地時我靠在手裏的鐵鍬把上累得幾乎可以睡著……現在想起來幸好那時還年輕，不然……
1959年夏秋之際，河西地區風調雨順莊稼長勢極好，但農村的強勞力大都被抽調去大煉鋼鐵，我目睹沉甸甸的穀穗被壓彎了頭，除了老人婦孺挽個籃子用剪刀剪去少量穀穗外，大量的穀子都倒伏在田裏無人收割。哪裏有什麽“天災”，分明是人禍！“大饑荒”的魔影已步步緊逼，在那個年代河西諸個農場餓死人之眾現已為世人所共知，隻不過當時的“夾邊溝農場”更具有代表性而已！我所在的丁家壩農場餓死的人也甚眾。我當時因饑餓和過度勞累已身患多種疾病，終日掙紮在死亡線上……此時的蘭州食品供應也很貧乏，但是，當年我年過六旬體質很弱但稟性剛烈的老母親，聞知河西農場的情況後，毅然帶上家裏所能帶上的食品、糧票等物，不顧家人的極力勸阻，兩度隻身擠上已經混亂不堪的西去列車，到河西農場看我，母親第二次來丁家壩農場是1960年的冬季，她竟排除種種阻力毅然將命在旦夕的我帶回到蘭州。不然我怕早已是河西農場眾多餓殍中的一員了……這些年來，有很多好心的朋友都反複對我說：“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抬頭往前看！”話是沒有錯，我也極力想以自己各個方麵的努力彌補那些失去的歲月裏應該做的事，但曆史的記憶總是如影相隨揮之不去，這不是想忘記就能忘記的事。
1960年回校以後的十多年間，我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的身份使我依然無法重登講台，隻好長時期在曆史係資料室做資料工作。不久，十年“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曆史係教師總人數和全校各係來比相對較少，但被打為“牛鬼蛇神”的教師人數的比例為全校之最高。紅衛兵小將們將我們集中在係資料室裏“交代問題”。資料室門邊貼上了“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對聯。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已屆高齡的金少英、許重遠、薩師炯諸位老教授當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成天關在資料室裏寫“交代材料”，或在校內參加名目繁多身體又不能勝任的體力勞動。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當日，西北師大將全校數百名“牛鬼蛇神”列隊進行校內大遊鬥，沿途紅衛兵小將們用極殘忍的手段百般淩辱毆打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就在大遊鬥的當晚，我的恩師八十高齡的許重遠老先生不堪受辱在家中自盡身亡。金少英、薩師炯先生也在這十年間抑鬱成疾相繼病故。我年邁的父親久病得不到治療也病故於這個時期。
“文化大革命”後期，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入校。記得有一次係上的一位著名的“左派”教師，在給入校學生作動員報告，要求學生們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時，還不忘把我作為“活靶子”介紹，講我當年因為走“白專道路”而“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難怪那些日子裏，常有學生突然推開資料室的門，用一種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審視我是一個什麽樣“青麵獠牙”的怪物呢！
1976年10月，“四人幫”反黨集團被粉碎，標誌著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全國範圍百廢待新，教育界也恢複了高考招生製度，全社會都在努力營造出一種“尊師重教”的氛圍。西北師大和全國其它高校一樣麵對由於長期的政治運動所帶來的教師隊伍嚴重缺損等等難以彌補的傷痕，百廢待興、艱難起步，受傷最重的曆史係又被重新建係，並恢複了正常招生工作。我自然被命令重操舊業，恢複了正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但是，歲月無情，人生易老。“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我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一個人的一生中能有幾個四十年呢！
為了彌補幾十年間想做而又做不了的事，在以後的歲月裏，我付出了最大的熱情和努力，幾乎將我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學和科研工作中去，總想補回那些荒廢了的歲月。我的勤奮和加倍的努力也受到了校、係兩級領導和廣大師生們的充分肯定，特別是我授過課的學生們，他們對我所講這門冷僻課程的充分認可和學習熱情，給予了我最大的鼓勵。但是，我很明白，有些失去的東西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曆經了人生的若幹跌蕩起伏之後，如今的我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人們都說老人們都是生活在記憶之中的人群，此話不假。回首往事我有過童年時代的歡樂，也有過青年時代的勤奮、努力以及以後長期不堪回首的歲月……現在已至暮年的我雖然本性難移，依然關心世事百態，依然熱愛一切真、善、美的東西，憎恨一切假、惡、醜及違背曆史大潮流的東西，但是畢竟隻能是以一種旁觀者的心態坐觀世事演變，潮起潮落、雲卷雲舒罷了，與其說是一種淡定不如說是一種無奈吧！
最後，我想對父母的在天之靈再一次表示無盡的感恩之情，是你們一次又一次地給了我生命，始終教導、指引我走上雖然曆盡坎坷，但百折不撓，不忘正直做人的人生道路，你們對我恩深似海。我也向青年時代就關心、引導、栽培過我的金少英、許重遠、薩師炯諸位老師的在天之靈以及依然健在的王俊傑老師表示感恩之情，你們對我恩重如山！這本膚淺的小冊子《史林探幽》就算是我對父母、師長、兄弟以及所有朋友及學生們的一點兒微不足道的報答和贈禮吧！本人學識淺陋，文章中的許多觀點乃一孔之見，難免疏漏或謬誤，懇請大家賜正。
水天長
辛卯年深秋於蘭州雁灘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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