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6日，北京，崔健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實習生 蔡星卓 圖
9月30日，北京工人體育場有一場“崔健滾動三十，獻給一無所有的一代人”的演唱會。
今年距離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百名歌星演唱會上演唱《一無所有》，剛好30年。
近一個月，北京公交車站的廣告屏上，經常可以看到崔健的海報。海報上，崔健拿著吉他，攥緊拳頭，低著頭做出向前衝的姿態。他整個身體的顏色，像是從泥淖中鑽出來的。唯有帽子上的一顆紅星，熠熠生輝。這張海報夾雜在一堆五顏六色的廣告中，很容易被忽略。
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忽略廣告屏上美女和小鮮肉的廣告，認真地看一眼旁邊的崔健；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想起一無所有的時代；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還依舊喜歡三十年後的崔健。
演唱會前，澎湃新聞對崔健進行了專訪。
澎湃新聞： “陽光和燈光同時照著我的身體，要麽我選擇孤獨，要麽我選擇墮落”，你做了怎樣的選擇？
崔健：實際上每個人都有三個自我，人有三麵性。人的兩麵性產生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沒有第三者的意識。人無論如何是有理性的，當你有第三麵性的時候你會寬容那兩麵性的任何一麵，甚至那兩麵同時存在的時候你都會寬容。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一個寬容的社會是可以投降的，而不寬容的社會，投降了就是叛徒。其實投降妥協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怎麽在理性的生活中不去妥協，這才是真正的堅強。
所以我覺得人的所謂三麵性的調整，就是一個人變化發展的運動形式，有時候就是個人感情。就像弗洛伊德所說的，人有本我、自我和神我。你經常會發現自己和自己身上的矛盾，這是你自己控製不了的。今天我表現一個理性的，明天我表現一個感性的。但這並不是說明，你永遠都這樣。突然有一天，你表達出的理性的東西跟感性不一樣時，那些跟你有矛盾的人或者跟你有利益關係的人就會說：你在騙我，你怎麽這樣，你當時不是這樣的。
人性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待自己，找到生活中缺少的東西，為了生活中缺少的東西而努力。當這個過程能夠跟大家去分享的時候，自己就會變成一個被關注的人。被關注後你要影響這個社會，讓社會變得不一樣。
實際上，我覺得我們期待明星影響我們的生活結構就是這個意思。但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尋求的不是偶像對他們理性世界的影響，而是感官上的滿足。我們到了21歲後，多摔幾個跟頭的時候，就發現過去所有的偶像都死了。甚至你突然跟他們接近以後，你讓他簽字他都不給你簽，你會覺得他怎麽這樣，很快就會對這個人失望。然後你發現自己所有的時光都虛度了。
我覺得很多人的情感是盲目產生的情感，因為看不見事實，所以情感更深。這些東西都有可能隨著年齡的贈長而變化。
澎湃新聞：所以“要麽我選擇孤獨，要麽我選擇墮落”怎麽解釋呢？
崔健：人的情感，某種程度上是自私、墮落和充盈著欲望的。甚至有人說，懶惰是推動力。因為懶惰，所以要有科技。因為都市人能夠從懶惰中發現智慧，借此推動商業發展和物質文明。所以人的墮落在某種程度上是自己的一部分，當你看向自己的時候，當陽光和燈光同時照進自己的時候，每個人都會發現自己有渴求有欲望。
澎湃新聞：我們需要怎麽做？
崔健：
你一定要將你認為理性的想法付諸行動，這樣才能證明你的價值有效。後來我發現我能做什麽，拍電影，多跟年輕人分享。年輕人要是因為肉不夠鮮，那我沒辦法，但是我的精神鮮活。敢於麵對燈光和陽光，用你的方法去行動。你是一個新聞記者，你是一個攝影師，你是一個酒吧老板，你就能夠改變，你就帶著改變一個人就能改變一個世界的想法，你會非常充實。你會把一件簡單的事兒做得非常精致，這個世界就有希望。
當大部分人尋求穩定、但他沒有任何理念作為精神上的支撐的時候，我覺得文藝會出問題，文化會出問題。如果你不開放文化，不讓年輕人真正地解放思想，這個國家的危機一旦出現，就是不可醫治的。
一個叫魅力頒獎盛典的商業晚會，請過崔健。
晚會的壓軸表演上，台下一群大連的所謂精英人士們，反應冷淡。
崔健說，大家站起來吧。沒有一個人響應。
崔健笑了下，擼了下袖子，繼續唱歌，接下來才是重點：
崔健非常認真地唱著每一個小節，毫不打折地表演完了全部曲目。
——知乎作者babayage
《一無所有》專輯封麵
澎湃新聞：這次演唱會的主題是“一無所有三十年”。你1986年唱的《一無所有》被討論得最多，很多人對它傾注了太多時代感和個人闡釋、個人情感的表達。在討論《一無所有》的時候，是否有過度闡釋？
崔健：我喜歡別人的過度闡釋。甚至有時有人說這歌是你寫的啊？我說對啊。我特別喜歡跟一眼沒認出我的人聊天，他們不會隻看到我的光環而沒看到內在人格，這樣才有平等交流的價值。你帶著光環和別人交流，總有一種作秀的感覺。
《一無所有》的存在，它的光環越大，就越是侵害我個人的輪廓。因為《一無所有》，別人就不在乎我的《紅旗下的蛋》，不在乎我的其他作品。他就覺得你是《一無所有》那人，根本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寫詞的人，不會去問你為什麽這樣寫、為什麽這樣唱歌。
有人讓我參加他們的活動，他們必須讓我唱歌，我不唱歌的話他們就轟我走，說你來幹什麽？我從來沒受過這樣的侮辱。當然，有時出於對音樂的熱愛，我也會逢場作戲唱一兩首。但更多的時候，我會堅持自己的本能，堅決不唱。
我是個人，我不能什麽都去參加。雖然我很享受這個氣氛，但我發現，這些人關注我的人而非作品。後來我發現這是我應該付出的代價。我既然被關注，而且還不想退出火線，我就應該繼續承受。
所以有時候我也隻能說：不好意思我今天想當我自己，不想當一個燈光下的人，如果把你得罪了那就得罪了，如果沒得罪，謝謝你的寬容，送你電影票，如果有機會我有演出的時候再請你。
澎湃新聞：回到《一無所有》，這首歌被推崇和崔健被推崇，是否恰好出現在那個時間節點上？
崔健：我聽很多人那樣說過，後來我在關注很多曆史現象時推翻了這個說法。
人有必然性和偶然性，曆史也一樣，曆史也有情感。當曆史的節點碰上了它喜歡的人，一個時代就會出現；碰上了一個邪惡的人，邪惡就出現了。就像二戰如果沒有希特勒，可能就打不起來。
澎湃新聞：無論鮑勃·迪倫的反戰歌曲、約翰·列儂的《想象》，還是朋客音樂的街頭暴動。所以搖滾是否天生具有反叛性？
崔健：我認為反叛性是人生理的一部分，如果人沒有反叛性的話，這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是一個惡人，或者說是一個偽君子。一個人尋求進步是與生俱來的，就跟長在體內的荷爾蒙一樣。總是循規蹈矩地生活，這世界就沒法發展了。人要不斷地去打破世俗，再去延續一些傳統，這個才是人的價值。人的傳統也是有比較的，不是說所有的過去的都是好的，所以人需要去推陳出新。
澎湃新聞：有人說你拔高了搖滾精神的起點，很多人都被搖滾精神所累，你樹起了一個讓大家望而不可及的標杆。怎麽看待這個說法？
崔健：沒有，我覺得大可不必這樣說。
人的標杆就是給人砸的，你要不去砸它，你樹立它幹嘛？我覺得我沒有特別意識到我做什麽跟這個環境有所謂的敵對關係，我也不怕這個。我會想的是積極的關係，怎樣能讓空間更寬鬆些，讓可以分享的東西更多些。
因為當我聽到一個好的音樂、看到一個好的電影、感受到一種好的戲劇的震撼時，我的第一感受不是嫉妒，而是生命怎麽那麽美好。我能在活著的時候感受到這種美好，就感覺生命真的有意義，覺得自己不應該錯過這個時代，甚至覺得幸虧我媽把我生在這個年代。
但是如果你作品裏沒有努力工作的證明的話，別人是欣賞不了的。如果其中有嫉妒的話，我覺得是一種商業上的矛盾，是市場競爭的矛盾。如果你真和我有競爭關係，那我們就競爭吧，哪怕真刀真槍幹也可以，比賽唄。但是就怕他的原則特別浮動，他沒什麽標準，一會兒要跟我談道德，一會兒說我要過時了。
崔健
澎湃新聞：那麽你怎麽看這個時代裏的所謂“當紅偶像”？
崔健：我覺得年輕人必須要看清，不能盲目，因為現在很多小鮮肉的形象是被中年人和老年人操作出來的。這一點上我覺得年輕人挺無辜的，是市場營銷出來的年輕的偶像，並不是真正的年輕人。
真正的年輕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敢說敢做、敢於摔跟頭的。
澎湃新聞：你身邊像你說的這種敢作敢為的年輕人多嗎？
崔健：我周圍的90後中，敢作敢當敢說話，勇於去塑造、去表達，勇於去思考別人不敢思考的東西，這樣的年輕人多得是。隻不過大家不關注他們。
很多的市場主流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中國儒家文化的，不挑事，不談論政治，免於危機和免於危險的過程中，盡可能地釋放個性。
這些年輕人做到了。他們把肌肉練漂亮點，把發型弄帥一點，舞姿更整齊一點，動作更性感更酷一點，但是他們根本不髒。他們假裝髒，他們做的動作看似特髒，但是內心深處都特別窮。這個髒是能量的一種表達。你要有憤怒你就真的憤怒，但實際上他們的底子是虛的，沒有一點反叛的情結在裏麵。
澎湃新聞：你怎麽看待以道德為標準來看待事情？
崔健：我認為道德的談論本身就是空泛的，實際上大家玩的都是能量。所以說，過於談論道德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談論美學。實際上，這也是中國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現象。
我知道年輕人聽我說這些話會很煩，但是確實是我這個年齡看到的事兒，我要是不說的話我會覺得我似乎沒有年輕過。
澎湃新聞：你覺得人在多少歲之後能夠開始洞悉一些本質性的東西？
崔健：18歲以後。
功名和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將18歲作為劃分的時間點，是因為這個時候，大部分人完成中等教育，開始進入高等教育。他們的判斷力、分析力和記憶力、表達力都已經相對地成係統了，所以這時候你就應該擁有權力了。
但是我們自己的教育係統沒有完成這個公民教育，大家都在躲，躲關鍵的環節，甚至回憶曆史都是一種罪過，粉末似的時尚讓人不思考。我們甚至覺得父母談過的東西都是醜惡的，跟父母隻有感情關係，沒有任何價值統一的立場，沒有一個理性的關聯。
我自己有很多讓人討厭的東西，他們恨得咬牙切齒，他們也希望沒我，他們希望自己能更好，那他們自認倒黴吧，誰讓我出現了。——崔健
澎湃新聞：你覺得理想的搖滾形態是怎樣的？
崔健：我覺得首先要堅持自由創作。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反行業。就像我覺得很多流行音樂人不喜歡我，因為我在搶他們的飯碗。我倡導每一個唱歌的人自己寫歌，自己做音樂，是在破壞一個行業的流水線。
我隻能說搖滾樂應該敢於自己表達自己，自己參與製作，參與混音，參與表演，這樣的話會非常美。我隻是說這麽一個形式而已。但是如果你完全不說真話的話，那種形式就隻是一個軀殼。
澎湃新聞：之前你是學小號的，後來在聽了國外的的旅遊者和學生帶回來的磁帶後，喜歡上了搖滾。後來小號的聲音也在你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跡。不光小號，之前演唱會上還有一個女孩子在旁邊彈古箏。這種看似遊離於搖滾樂所必需的樂器之外的音樂形式的加入，你希望它能給搖滾帶來什麽？
崔健：任何音樂都是圍繞著語言的，我們選擇的很多樂器都跟中國的語言發生關係。這一點，我覺得已經超越了文學性，超越了傳統的民族性，已經變成了非常個人化的一個東西，因為我覺得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群體的、而是個人奮鬥的結果。
過去我們的音樂有群體性，甚至是政治性，但現在音樂越來越變成個人化的東西。所以當中有些民族的元素，千萬別認為它就是民族的代表或者是在弘揚文化，那就等於是又倒退了。它再有民族的因素，那也是個人的表達，因為他的創作語言是中文。
任何一種語言都是一種樂器，當它在音樂中出現的時候，它自然就成為一種音階、一種語速、一種美感。這種美感自然就會和音樂相聯係、搭配起來，就像弗拉明戈音樂就是西班牙語，西班牙語就是那樣。
為什麽搖滾樂大家都喜歡用英語，因為搖滾樂的音色特點，它的節奏特點就是英語，英語本身就變成了一門樂器。當我們用中文樂器的時候，它本身就帶著一種節奏、一種韻律，將樂器揉進來以後，更能抒發個人的情感。
樂器到人手中的時候它就變成人體的一部分。它並不是曆史的一部分，這跟曆史沒有任何關係，它和人體有關係。
澎湃新聞：你怎麽看待搖滾中的愛國主義？
崔健：愛國主義是一個人在環境中的自我意識、自我坐標。人有感情，當你意識到別人要對你進行判斷的時候，當你拿到護照要出去的時候，你自然就會發現你的情感、你的屬性會被歸類。你受到一些歧視或者不公平待遇的時候，自然會誇大你的利益群體。我不認為這是愛國主義，我認為這是一種理性的自我定位，自我坐標吧。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麽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 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你問我還要去何方 我說要上你的路
看不見你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問我在想什麽 我說我要你做主
我感覺你不是鐵 卻像鐵一樣的強和烈
我感覺你身上有血 因為你的手是熱呼呼
我感覺這不是荒野 卻看見這兒的土地已經幹裂
我感覺我要喝點水 可你的嘴將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為我的身體現在已經幹枯
我要永遠這樣陪伴著你 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