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上海的女兒心中的歌（續，原創）：家母新翻評彈“蝶戀花”

這是我母親今年的錄音---蘇州評彈調“蝶戀花 答李淑一”，難以想象這是一位古稀之年的江南女子唱的。我們母女倆同唱這首評彈，從小陪著姥爺上書場耳濡目染的她比我那版強太多了----這“蝶戀花”我唱過，太現代了，她是正宗的餘紅仙和徐麗仙的流派啊。哪些地方該唱蔣調、麗調、陳調，條分縷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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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版本見：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637/201610/1400623.html

我的父母都是文革前負笈京滬兩地的大學畢業生，父親還是文革前萬裏挑一的蘇聯製研究生班畢業生。

他們是中國社會裏以胡適先生所言“新思想、舊道德”作為主流價值觀的最後一代傳人，也是曆盡艱辛的共和國長子一代-----我兒時，但凡母親去開家長會，都會有老師或家長好奇我媽媽為什麽比其他孩子的媽媽年長、持重、嚴肅很多。因為我是他倆四十歲上下生的孩子。

懂事後我才知道，由於爸爸從事的工作，媽媽和爸爸實際上自新婚後就兩地分居了近二十年，媽媽為了自己的事業和孩子的教育以及照顧家裏老人們，獨自撐起門戶。

等爸爸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後，那種嚴母慈父的定位迄今在我腦海裏不能抹去。

其實，按我姥姥的說法，母親與姨媽們一樣天性是非常活潑、多才多藝的---我的古典詩詞創作開蒙者就是母親和祖父，媽媽寫得一手精妙的柳體，大學時代能夠自己創作一部交響曲“向秀麗之歌”，並且擔任指揮和配器。母親甚至是能歌善舞的，她少女時代就曾經被選拔保送藝術院校學習歌劇，但她早早就立下誌向要當一名大夫，而且就是婦產科大夫---她後來成為婦產科教授、博士導師。

我繼承了她的職業---不過我不是手術醫生，我是一名外科病理醫生。然而她的藝術才情，我隻學得了皮毛。

例如，我們母女倆同唱這首評彈，從小陪著姥爺上書場耳濡目染的她比我那版強太多了----這“蝶戀花”我唱過，太現代了，她是正宗的餘紅仙和徐麗仙的流派啊。哪些地方該唱蔣調、麗調、陳調，條分縷析。

 

不過我多年記憶裏的母親雖然具備不俗的文藝才華，但卻是非常不苟言笑的。長大後才明白不僅是她與父親組成的特殊家庭狀態，她的軍屬身份使然。更因為姥爺（外公）的遭遇也令她變得沉默寡言。

 

我外公祖籍是河北---他們家族已經五代居住在江南，出仕、經商、辦教育、辦實業，但蘇州本地籍貫的人腦筋很頑固，認死理認定他們還是外鄉人。

後來我外公（姥爺）給他的子女們講，要徹底融入一個地方，最好要能夠學習當地語言之外還應習得當地喜聞樂見的藝術一二種。

外公京胡拉得好，學得一口流利吳儂軟語，除了國劇（京劇）外，最鍾情於蘇州評彈和廣東音樂。

隻可惜這位左翼的愛國銀行家（當年上海及周邊地區罕見的外資大銀行華人總會計師）是耿直BOY，他在建國初及抗美援朝期間捐盡家產，但1957年還是當了右派。

這首“蝶戀花 答李淑一”發布時正是他老人家的右派帽子剛剛被摘掉。他獲準在銀行係統文藝調演上操琴為這首評彈調戲歌伴奏。

他欣喜若狂，馬上在家裏拉著當時還是年輕女學生的媽媽一起排演。

我的童年時代已經是鄧小平主政的改革開放年代，這曲蘇州評彈“蝶戀花 答李淑一”依舊是姥爺與母親這對父女的保留節目。也是由他們教給了我。

現在姥姥姥爺、爺爺奶奶都已經離開我們了，父母也步入了古稀之年---媽媽是教授藝術團老年隊的台柱子，每周還上三次專家門診。爸爸則以他無線電物理學家的特長盡心盡力地為媽媽和她藝術團的“小夥伴”們服務。

在“十一”國慶佳節，遙祝他們健康、開朗、幸福。老人活得滋潤，就是兒女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