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逆差不是中美貿易衝突的真正根源

中美關係已經從合作為主的互利關係發生顯著轉變，衝突成分日益加劇。盡管“貿易戰”在公眾視線中占據前台，但中美衝突絕不僅限於貿易衝突，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國際秩序的全麵衝突。這種背景下，貿易衝突容易摻雜其它成分，使得問題複雜化。

盡管特朗普對中國的“敵意”由來已久（見《更多證據：特朗普鎖定中國為頭號敵手》），但中美衝突的大格局是日積月累所致，不是特朗普一屆政府所為，也不是換個總統就能避免的。當然執政者的具體應對和政策選擇直接影響了近期衝突的演進過程。

本文僅局限於貿易衝突本身，試圖解剖貿易衝突的本質，討論最近雙方博弈的得失。

如果看特朗普的長期言論，中美貿易問題主要是（貨物）貿易逆差問題。這不僅反映在他的競選講演，他的推特推文，也反映在白宮政策（見：Here's What the U.S., China Demanded of Each Other on Trade）。特朗普對貿易逆差的關注絕不局限於中國，他對日本德國兩個出口大國，甚至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放過。因此毫不誇張地說，在特朗普的眼裏，（貨物）貿易逆差和貿易問題是等價的，解決貿易問題就是要削減貿易逆差，手段就是加征進口關稅。

事實上，貿易逆差僅僅是貿易不平衡的表象，背後根源可以千差萬別，和貿易公平與否沒有必然因果關係。我們可以做個假想實驗，假想一個落後國家和一個發達國家做生意， 這個發達國家對落後國家的產品沒有什麽興趣，但落後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產品充滿興趣。這對貿易夥伴無疑存在明顯貿易不平衡。這一不平衡是經濟競爭力決定的，不是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在以貨易貨的時代，不平衡不會發生，因為進口的貨物和出口的貨物是易貨交易，彼此都是等值的。貨幣打破了易貨貿易的平衡約束，但代價是貨幣兌換出現不平衡，也就是說為了進口商品，落後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貨幣的需求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對落後國家的貨幣需求。這個不平衡的長期後果是落後國家的貨幣貶值，最終進口商品十分昂貴，無法消費，達到新的貿易平衡。

在這個假想實驗中，如果發達國家願意投資這個落後國家，投資就成了對落後國家貨幣的需求。這個新增需求可以改善貿易造成的貨幣需求不平衡，避免落後國家貨幣貶值，維持貿易不平衡。

這個假想實驗說明貿易不平衡並不意味著存在貿易保護主義或非法貿易歧視。經濟競爭力不對稱和外部投資都可能是背後深層原因。

我們再舉個假想實驗來研究貿易逆差問題。眾所周知，巴菲特是非常成功的投資者。我們假想巴菲特投資管理公司完全建在一個孤島上，自成一國。這個國家什麽貨物也不生產，所有消費都是進口。由於該國的金融服務賺取高額利潤，對進口開支自然不是問題。如果從貨物貿易逆差這根標尺看，這個國家恐怕是最大的貿易不平衡受害國！沒有出口，隻有進口！毫無疑問，這種結論顯然十分荒唐可笑。

巴菲特投資公司假想國實驗實際上牽引出一個重要問題，衡量貿易逆差不僅僅要看商品貿易逆差，還要看服務業貿易逆差。美國對華服務業長期順差，盡管這一順差不足以彌補貨物貿易上的逆差，但常常被人忽視。特朗普似乎並不懂得這個道理，每次拿貿易逆差說事，肯定隻看貨物貿易逆差。

綜上，假想實驗說明重要兩點：

    貿易平衡不僅僅是衡量貨物貿易，還要計入服務業貿易
    貿易逆差未必是貿易歧視所致，必須具體分析

因此單單糾結於貿易逆差，是治標不治本。針對貿易逆差，必須分析深層原因，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在這一方麵華盛頓走了極大彎路。先是在光伏產品和洗衣機下手，然後在鋼鐵和鋁材下手，完全遵循特朗普的錯誤認知。但美國貿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似乎對問題認知有所改變。他在500億貿易製裁方案中對知識產權集中火力，對商品貿易關注不多。這無疑朝貿易問題的核心邁出正確的一步。但在五月三日和四日的北京會談中，美方提出八點要求，仍是大雜燴，暴露出華盛頓政出多門，沒有係統性，缺乏戰略眼光。

拋開貿易赤字的表象，中美貿易的核心問題究竟是什麽？筆者羅列幾點主要問題。

1. 防護牆是名目張膽的貿易壁壘

偉大的防火牆屏蔽了美國最大市值的高科技公司，包括穀歌，臉書等，還屏蔽了美國傳媒和音像製品。在數字化網絡時代的新興產業中，美國基本完全被拒之門外。

2. 各種隱形歧視政策

北京十分擅長不上台麵的隱形歧視。這種歧視長期反映在外資銀行等產業。北京也巧立名目，選擇性執法，處罰外資企業。即使國內企業有同樣問題，甚至嚴重百倍，也逍遙“法”外。外資藥企一度是重災區，麥當勞也是著名案例。在南韓薩德導彈防衛爭端上，北京更是將流氓手段發展到極致，慫恿民眾抵製阻礙韓國企業正常運營，導致部分韓企不得不關門停業。北京仍冠冕堂皇稱沒有貿易政策變化，殺人不見血！

3. 沒有知識產權保護

中國司法體係不僅有嚴重權錢交換的腐敗問題，更受黨的領導，沒有真正執法獨立性。喬丹商標案是經典案例，盡管最終裁決喬丹勝訴，但這樣一個事實明顯的案例經曆了漫長曲折的過程，充分顯示外資企業在華的窘境。

4. 公私難分

中國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企。馬雲和馬化騰早有直言，他們的企業是黨的。任何民企購買美國企業，其背後的高額銀行資金支持都不是純粹商業行為，有國家機器的身影。

5. 各種政府插手的扶植政策

由於長期的計劃經濟和後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北京執政當局對政府出手的產業扶植政策從來沒有中斷過，早期的出口退稅和補貼，現在的國營主導的產業政策，都是政府插手的扶植政策，而不是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這些是外資企業防不勝防的貿易歧視。事實上，北京對本國民企都是長期政策上歧視，外資自然難逃噩運。

綜上，北京在貿易政策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公平性問題 ，美國不滿是有情可原的。北京絕不是貿易自由化的領頭羊，而是貿易規則的破壞者，貿易戰的始作俑者。但如此占理的事情，特朗普不得要領，隻糾結貿易逆差，儼然像個欺負人的惡霸，實在是極大的政策失敗。

北京的貿易問題不僅傷害美國，也傷害美國盟友，但特朗普沒有團結這些盟友，而是揮舞貿易逆差大棒，不分青紅皂白，同時傷及盟友，讓盟友對特朗普貿易政策左右為難。

盡管如此，中美的貿易核心問題是客觀存在，無法掩飾。這些問題如果現在不能及時抓住，適時解決，問題隻會更加嚴重，早晚是逃不過的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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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藿香子
時間：201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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