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以介紹和研究俄國文學為主，也兼顧中國文學和文化問題
我與建國後第一次翻譯標準大辯論
陳殿興
（一）
建國後第一次翻譯標準大辯論是由我的文章《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在《俄文教學》1955年5月發表引起的。我的這篇文章是反對嚴複提出的信達雅的，也反對當時有些翻譯家給以新的解釋繼續使用它作為翻譯標準。
我為什麽會有這種認識呢？因為我讀過蘇聯出的一本書，書名叫《翻譯教學的理論和方法》（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ика учеб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這是一本論文集。裏麵有索博列夫寫的一篇文章對我影響極深。他主張把筆譯材料分成三大類：應用文科技著作，政論和文藝作品。每類作品都各有不同的翻譯特點。我接受了他的理論，在翻譯《茹爾賓一家》的實踐中加以應用，並且獲得成功。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心得體會寫進了我編的翻譯講義裏，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公開發表。後來《俄文教學》編輯部看到了我編的這部講義，要在雜誌上連載，第一篇就是《翻譯標準》。我發現有些人一談到翻譯標準就是信達雅，仍在信達雅裏打磨磨。嚴複從古書裏拿出了三句話（“修辭立誠”“辭達而已”“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認為“三者乃文章正規，亦即為譯事楷模”——把寫作跟翻譯混為一談，不過他很有自知之明，自己也不認為自己的翻譯是翻譯（他說“題曰達旨，不雲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而且他還警告說“學我者病”）；但是這些人卻非要把他提的信達雅作翻譯標準不可。而拿信達雅作翻譯標準不僅不能正確地指導翻譯實踐，而且也無法建立起具有科學體係的翻譯理論來有效地培養翻譯幹部。我把這些內容加進了文章裏，結果就形成了《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
我這篇文章是在1954－55年上半年修改完成的。當時的社會思潮是：一、向蘇聯學習，認為蘇聯科學文化是最先進的；二、毛澤東發表了他寫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支持藍翎李希凡兩個青年對紅樓夢研究權威俞平伯的錯誤觀點的批判。這兩個因素增強了我發表這篇文章的勇氣。
（二）
現在回頭再讀這篇文章，我仍然認為，文章的基本論點是對的，但是有缺點。缺點之一是隻強調翻譯的具體標準，忽略了對翻譯總標準的論述，雖然我並沒有否認翻譯的總標準，而且在文章裏也講過“翻譯準確性的標準是以翻譯的目的、原文的性質及譯文的讀者為轉移的”，而且在所引的費道羅夫的文章裏也談到了翻譯裏的忠實性問題，但是還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誤會，以為我不讚成翻譯有總標準。缺點之二是沒有估計到嚴複的信達雅理論在中國翻譯界有那麽深厚的影響，因而批判過於簡單，語氣也有失尖刻。如果現在寫的話，我會拿出更多的篇幅引述曆史上批評信達雅的權威論斷來支持我的論點，而且語氣也會放緩和些。缺點之三是批評別人的缺點，隻談缺點。現在我認識到，批評別人的缺點時應該先肯定其優點，然後再委婉地指出其缺點，而且也會盡量用商量的口吻。例如，批評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集體譯校〈斯大林全集〉第一、二兩卷的一些翻譯體驗》裏對信達雅的解釋，現在我也認為是對的，但是在批評其缺點之前應該先肯定他們在翻譯實踐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其實我當時就非常讚賞《斯大林全集》的譯文，而且還把其中一些片段作為範例編進我的翻譯講義裏。遺憾的是我的文章裏沒有講他們譯文的優點，隻講他們總結裏的缺點。我的文章之所以會有這些缺憾，是因為我當時年輕，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真理在手，用不著客套，而且在行文上還想學列寧和斯大林著作的戰鬥風格。沒有想到這些缺點會引起一些人的誤會和反感。《俄文教學》1957年第4期發表的王澍先生《翻譯標準觀評議》裏有一段評論我這篇文章的話就是這種誤會和反感的反映，他說：“殿興指責嚴複和編譯局校審室所定的標準沒有弄清翻譯跟寫文章的區別，是值得商榷的，他介紹的分類標準也值得厘定各類具體標準參考，但是他對我國翻譯理論遺產和今人經驗總結缺乏虛心認真的研究，而對蘇聯翻譯理論家的見解又一味套用，忽略了各類材料的共性，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無怪這篇文章會引起軒然大波，得不到大多數人讚同了。”（《翻譯研究論文集（1949－1983）》，外語研究與教學出版社版，第124頁）
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我所在的沈陽俄專陳維帆校長的注意－－可能是因為文章裏反對翻譯界權威的見解，特別是批評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集體譯校〈斯大林全集〉第一、二卷的體驗》裏對信達雅的解釋。他曾問過我寫作動機。他可能政治警惕性過高，怕我在外麵捅婁子，給他招來麻煩。我給他解釋過多次，並反複說明我的論據來源。這時我才感到有壓力。當時我隻能等著看《俄文教學》上的後續反應了。後來我看到《俄文教學》上發表的相關文章都是各談各的對翻譯標準的看法，而且他們之間也有矛盾，沒有集中反對我，這樣我就有些放心了。這時《俄文教學》編輯部轉來郭沫若給編輯部的一封用鋼筆寫的信，內容很簡短，說翻譯標準是學術問題，可以討論。這回我徹底放心了。
1956年上半年，高教部指令北京俄語學院、上海外語學院、哈爾濱外語學院和沈陽俄專各派一名俄譯漢教員一名漢譯俄教員集中在北京俄語學院編寫全國通用的《俄譯漢教材》和《漢譯俄教材》。這裏我要感謝陳維帆校長，是他派我去編《俄譯漢教材》的。這使我有了進一步研究《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裏提出的各種體裁作品的翻譯特點。我編寫了這部教材的第四編《各種不同體裁作品的翻譯》（見《俄譯漢翻譯教材》，時代出版社1957年版）。
1957年，王澍先生在上文所引的那篇文章裏雖然指責我“對我國翻譯理論遺產和今人經驗總結缺乏虛心認真的研究”，但是他縱觀翻譯標準的嬗變之後也得出了幾乎完全跟我相同的結論，說嚴複的信達雅“沿用起來流弊是很多的”，“如果我們在新的解釋下運用信達雅，事實上很難解釋得既符合我們的要求，又符合信達雅的原意”；“假令我們今天仍然沿用嚴複提出的信達雅，或者仍然把自己限製在信達雅三字的框框裏下定義，作注解，一定會削足適履，束縛翻譯理論的發展”。(同上，第126頁)
（三）
過了四五十年之後，人們終於開始直接肯定並引證這篇文章了。
百度百科、互動百科、搜狗百科、在線百科全書查詢、手機互動百科、人物檔案資料庫、名人資料網等網站介紹我的詞條裏就都引用這篇文章裏下麵的那些話說明我的翻譯觀點：
“陳殿興認為翻譯與創作是有區別的。他在《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一文中指出：‘翻譯應該使不懂原文的讀者(或聽者)確切地了解原作(或講話的內容)，而不是表達譯者自己的思想。自己寫文章，用詞造句可以隨自己的便，翻譯時在一 般情況下，卻不能不以原文為根據。〈……〉翻譯必須複製原文的一切特點。別林斯基說：‘如果原作中有缺點的話，也必須把缺點忠實地傳達出來。這種翻譯的目的是盡可能地代替原文，使那些由於不懂語言而不能閱讀它的人有可能欣賞它和評論它。’
“關於這一點，陳殿興還引用了費道羅夫在《翻譯理論概要》第一章中的一段話：‘忠實性，這是蘇聯翻譯的根本特征，不僅在翻譯那些思想上與我們或多或少地相近，或世界觀雖與我們距離很遠，但含有某些在藝術上或知識上很寶貴的進步成分(即使隻限於當時)的作品時，要保持對原文的忠實，而且在翻譯(譬如報紙上所刊載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政客和戰爭挑撥者陣營中的發言人或新聞記者敵視 我們的發言的時候(我們的報紙往往要附以評注)，也要保持對原文的忠實。在這兩種情況下，譯者的任務就是：在翻譯時不能對原文有絲毫的削弱、衝淡或誇大。’”
也有些學者引用我這篇文章的話作論據。例如馮岩鬆在《從魯迅和嚴複的翻譯看翻譯標準的社會性》（《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在論述翻譯標準的社會性時在引證柯利（Luis Kelly）的相關論述之後也馬上引證我這篇文章裏的話，說：“陳殿興也說，‘神聖的不可侵犯的翻譯準確性標準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因為‘翻譯準確性的標準是以翻譯的目的、原文的性質以及為譯文的讀者轉移的’。”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嶽峰教授的《關於翻譯標準的討論——試論信達雅的誤區》一文（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它不僅多次引用我這篇文章裏的話，全麵肯定了我這篇文章的論點，而且還做了更加深入、更加廣泛、更有說服力的闡發，進一步揭露了嚴複信達雅本身的錯誤，批判了各種給信達雅新解釋的企圖。
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翻譯標準時已拋棄信達雅，另辟蹊徑，而且也有許多學者在研究各行各業的翻譯具體標準，但是迷戀信達雅、企圖以新的解釋使它複活的仍大有人在。關於信達雅的問題仍在爭論。經過多年思考，我認識到，信達雅問題的最終解決，不能單靠爭論，而是要靠科學的翻譯理論建設。隻要能建立起來一種能夠指導翻譯實踐的科學的翻譯理論來，這個問題就會自行解決。可喜的是現在已有許多學者在做這方麵的工作。我在上世紀80年代在這方麵也做了一些工作。《中國俄語教學》創刊以後，我把翻譯講義整理成單篇文章陸續發表在該刊上。這些文章分別闡述了翻譯中的種種具體規律，最後我綜合我已發表的文章，歸納各種翻譯規律，把構建翻譯理論體係的設想寫成了《試論翻譯規律層次性與翻譯理論體係建立問題》，發表在1986年第1期《中國俄語教學》上。這篇文章隨後獲得中國俄語教學研究會頒發的《中國俄語教學》創刊五周年優秀論文獎和和遼寧大學頒發的建校30周年優秀論文獎。
後來，我覺得《試論翻譯規律層次性與翻譯理論體係建立問題》隻講翻譯的規律性還不夠全麵，因為翻譯的規律的度不能量化，要靠譯者的判斷力來把握這個度，這就是翻譯工作的藝術性，因此必須寫一篇文章講講翻譯的藝術性加以補充，才能全麵反映翻譯工作的實際情況。隻有這樣，規律才能得到精確的闡述和有效的運用。於是我就寫了《翻譯的藝術性與翻譯家的藝術素養》（載《外國語》1990／2）。至此，我從《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開始的翻譯理論的科學體係的研究基本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