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以介紹和研究俄國文學為主，也兼顧中國文學和文化問題
劫中團聚，相慰以心
—— 回憶父親劉棟業
劉廣琦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學校停課了。我趁“大串聯”的機會從沈陽萬裏奔波回福州看望父母。紅衛兵到處打砸搶，爸爸肯定受罪了。他老人家怎樣？媽媽怎樣？
上一次看到爸爸是1957年在北京，那時爸爸已被劃成右派。爸爸來開會，住在招待所裏，我去看他。他已沒有往常的安詳。他形容憔悴，憂心忡忡，說：“我這是最後一次來北京開會，以後跟你們見麵不容易。你們好好學習工作吧，不要惦念我；但要好好照顧你們的媽媽，她快60歲了。”他很氣憤地說：“怎麽氣量這麽小？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結果卻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概括地講了講自己在“整風”會議上的發言。他建議遵守法製，認為不按法律辦事是不對的。他還說很多人要求公開審判胡風，他也覺得有罪就應該公開審判。作為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工商聯福建省主委和民主建國會福建省主委，他擁護共產黨，希望黨能夠依法辦事。他願意做共產黨的諍友。他的意見不對嗎？但我怎敢表態？表態支持他，會使他感到更加委屈，結果會招來更大的災難；說他不對吧，又違背自己的良心。我隻好不讓爸爸講了。對親生女兒都不能傾訴心聲，爸爸漲紅了臉，噙著眼淚，低下了頭。唉，我真太殘忍了，為什麽不讓他講話呢？他多麽愛自己的這四個女兒啊！爸爸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媽媽生第四胎還是女兒，爸爸沒有歧視，也不讓別人歧視。他常常逗這個小妹妹玩，她笑得很開心。爸爸說：“就叫她‘歡’吧，大家都喜歡。”爸爸多麽慈愛啊！為撫育我們、為了讓我們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辛勞奔波，操盡了心。他給我們講數學是多麽耐心！是真正的啟發式教學啊！但是在他蒙冤的時候，我卻連聽他吐吐苦水都不敢！
火車繼續南進，爸爸的形象不斷出現在眼前。他早年留學比利時，在歐洲的一次數學競賽中得了季軍。他的教授曾建議他留下來在比利時工作。如果那時他不回國，應比利時列日大學的聘請，在比利時定居下來……他會這麽倒黴嗎？他愛國啊，不可能不回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帶全家從上海回福州；1941年日寇逼近福州時，他把全家從福州遷往山區光澤縣。抗美援朝時期，他響應號召把家裏值錢的東西捐獻了出來，並且支持兩個女兒參加軍事幹校。1951年他還把祖傳的林則徐家書六十多幀全都獻給了國家。福建省的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是他在省委統戰部的領導下和工商界人士共同籌建起來的。為發展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他熱情地工作。他怎麽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呢？爸爸真是太冤了。想到這裏，我心中充滿了悲憤。
火車繼續前進，福州不遠了，福州怎樣？我已離開福州多年……廣播喇叭響起了對福州的介紹，晚上8點多鍾進入福州市，萬家燈火，車水馬龍。它已不是1948年時的安靜小城了。火車站在當時的郊外，離父母家很遠。我搭上了最後一班公交車進城，幾個從外地回福州的大學生埋怨福州的公交車不如外地的好，顛簸得厲害。
到城裏了，但公交車站離家不近。已是晚上11點，我打聽去南後街怎麽走，到了南後街，又打聽張文詳筆店——家住在這家筆店後麵。我提了個行李包，走到南後街，一位老伯問我：“你是外地來的吧？”我說：“是的。”“你找誰？”“劉棟業。”“他是工商聯的。”他把我領到張文詳筆店前就走了。筆店已關門，我推開通往後院的門，穿過走廊，到後院，已是半夜近12點，門已關上了。我敲門，先是一位老太太（後來知道是鄰居家的保姆）的聲音，問找誰；我說找劉棟業，這位老太太沒有開門，說：“你等一等。”過了幾分鍾，我聽到氣喘聲，越喘越厲害，門開了，出現了一位皮包骨的老人，神情惶恐無奈，身軀有些佝僂，站著很吃力。“啊，爸爸！”我一把抓住爸爸的手，真想抱住他老人家；爸爸驚喜地喊道：“寶寶，原來是你！”這時四合院裏的鄰居們全都聞聲出來了。原來半夜敲門把大家驚醒了，以為又是紅衛兵來抄家。爸爸喜出望外的表情，媽媽的默默流淚，鄰居們的驚訝和放鬆，使我意識到了這四合院一直是籠罩在怎樣的恐怖氣氛中。
這四合院裏住著四家人，多數是老人。半夜不宜多談話，該睡了。我一直睡到第二天7、8點鍾。起床後在天井裏漱洗，見到鄰居。一位老太太告訴我：“今天早晨你爸爸沒有喘，大概是怕吵醒你。”啊，這四合院的房間是木板隔的，不隔音。我馬上意識到說話要小心。我和爸爸媽媽主要是談他們要保重身體。他們有位保姆，對他們很好。我有時幫著保姆做飯，爸爸就能多吃些。並不是我做得好，而是爸爸為了安慰我，多吃一些。媽媽小聲告訴我爸爸挨紅衛兵辱罵批鬥的情形，家抄了三次。說爸爸當時苦不堪言，病情加重了許多。爸爸雖沒有向我訴苦，但也忍不住小聲對我說：“劉少奇他們竟然落到了這個地步……成為甕中之鱉，誰讓他們當年帶頭搞個人崇拜呢？……他是個‘偉大’的戰略家。”又說：“國家這麽下去不行，這是革文化的命，是愚民政策，我國文化水平要降低了，經濟要吃大虧。”果然，後來高考停止，大學好幾年都不招生，中小學學製“改革”，教材“改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中隻有極少數的人在城裏分到工作。爸爸說：“階級鬥爭這麽搞下去……”話沒有說完，隻用搖頭表示。又說：“什麽叫共產主義道德？”我同情爸爸，但顧慮重重，不敢說什麽。
我在家裏住了十幾天。“大串聯”要收口了，出來串聯的教師們差不多都回去了，我也不得不做回沈陽的打算；我怎能割舍苦難中的父母？但我又不得不回去。我告訴了爸爸，爸爸很理解我，說回去吧。我答應以後和殿興一起帶孩子回來看望他們。這樣，我在福州呆了不到兩星期，就告別父母，踏上了回沈陽的歸途。
回沈陽後，我無時無刻不惦念著父母。1968年初，武鬥停止，路上太平了，學校仍然停課。我覺得該利用這個機會回福州看看爸爸媽媽。我和殿興帶著不滿五歲的女兒小願願於1968年春節後啟程回福州。火車上又擠又髒，小願願牙疼了，有點發燒，一路上不停地吃藥。終於到福州了，到家了。爸爸媽媽看到我們全家回來，非常高興。媽媽精神煥發地張羅著開晚飯；爸爸無力幹活，笑嘻嘻地望著我們；鄰居們也都來招呼我們。家裏的氣氛活躍起來，爸爸媽媽的愁苦麵容不見了。
我們和爸爸媽媽聊天，都是找快樂的話題說。小願願常常戴著一條塑料線做的假辮子在大廳裏踮著腳尖跳芭蕾舞——模仿舞台上的白毛女，大家看得十分開心。爸爸說：“這孩子像一隻快樂的小鳥，真可愛！”有的親戚和爸爸的朋友聽說我們從東北回來看父母，就來串門子。爸爸這時顯露出了自豪的表情，比1966年我見到的那次精神了許多。
要“大聯合”了，又要開會“鬧革命”了。1968年4月，我們不得不回沈陽。爸爸叮囑我們要小心保護自己，殿興也叮囑他千萬不要多說話。我們走的那天，他拖著病體，送我們到大門口。無論我們還是爸爸媽媽，眼中都噙著淚水，誰也沒哭出聲來。我心裏想著有機會再回來看他們。沒有想到，此別竟成永訣！
1979年往日的右派紛紛得到改正；但是父親的右派問題卻遲遲得不到改正。我的丈夫陳殿興決定對嶽父的右派問題進行研究，看看究竟該不該改正。他去遼寧圖書館找到了1957年“反右”時期的福建日報。我們讀到了父親當時在福建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幫助黨整風的幾次會議上的發言。我們看到父親所提的意見是正確的，跟改革開放後所實行的政策不謀而合。於是殿興開始給福建省委寫申訴信。一連寫了三封沒有得到回信。因此我們決定向黨中央申訴。二妹廣均當時在北京工作，三妹廣青及四妹廣歡在北京也有好朋友。通過朋友們的幫忙，我們的申訴信終於送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先生手裏。1982年春福建省委統戰部為父親召開了平反昭雪大會。
我有一個親戚,也打成右派,全家發配到北大荒。隻有一個女兒當時文革時的大學生,留在北京。
文革結束,但右派問題遲遲不能翻案 (全國性的),直到胡上任。
親戚的大女兒冒雨在胡家門口,截欄胡上班的轎車。胡的秘書跳下車問,你父親現在哪裏?得知在北京,與女兒同住,秘書要了地址,說等幾天吧。
女兒覺得這就是官方話吧,但她也隻能做到如此。
幾天後,有人敲門,找她父親,說,你打包行李跟我去國務院第一招待所等候消息。
當時的國務院第一招待所,第二招待所成了待平反的象征。如果你被通知去那裏住,你的日子就熬到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