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文章竟成了“尚方寶劍”
陳殿興
文革中楊姓同事在批鬥會上挨打,是我第一次看到造反派打人 。因為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十分反感,所以印象很深。會上他的前室友李某揭發出他的“罪行”一共兩條:一、他倆有一次開玩笑時,老楊指著李某說“你是壞蛋!”李某身後是一尊毛的塑像,李某說他指的是毛;二、老楊愛畫畫兒,看到什麽都要描上一筆;他把室內毛的塑像的眼睛描了描,李某說這是醜化偉大領袖的形象。這兩件事情都發生在文革前,李某報告給黨組織。當時並未給什麽處分,僅僅是漲工資時別人都漲隻不給他漲。文革中間造反派把檔案抖摟出來,開批鬥大會。我看到的也許隻是其中的一次。
文革後期,1975-1976年間我被係領導指派為人民出版社譯校《列寧文稿》第七卷時看到裏麵有列寧給下諾夫哥羅德兩個紅軍戰士的一封電報,說塗抹他的畫像不能算反革命,如果沒有別的犯罪行為,應立即放人。——下諾夫哥羅德有個婦女塗抹列寧畫像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兩個紅軍戰士打抱不平,給列寧拍去電報,這是列寧的回電。看到這封電報,楊姓同事挨批鬥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眼前。同時,我聯想到,文革時毛的照片、塑像到處都是,稍有或被懷疑有不敬的表現都會被打成反革命——盡管你是無意的——許多人都因此身陷囹圄,甚至喪命。
當時我是“摘帽右派”,沒有資格說話,而且即使有資格也不敢說——稍一不慎,就會惹來殺身之禍,而且殃及全家。我隻能把這封電報記在心裏。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打碎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枷鎖,全國開始平凡冤假錯案。我的“右派”問題1978年10月得到改正。我可以發表文章了。於是我就想起了列寧那封電報,便以那封電報為支撐點結合我在文革中耳聞目睹的中國法製遭到肆意踐踏的情況始寫《向列寧學習,遵守法製》。這篇文章寫好後,大約三月末寄給了《光明日報》,半個月以後就收到了清樣。我投稿從來沒有這麽快就收到清樣的。我對反右還心有餘悸,因此我的文章就隻談俄國,不提中國;隻談列寧的做法,不提毛的做法——這樣,讀者心裏明白是說誰,但又抓不到我的把柄。編輯在我的稿子裏補充了許多我想說而不敢說的聯係中國現實的話。雖然有些害怕,但我還是完全接受了。文章發表在1979年4月22日《光明日報》第3版頭條,文前還加了編者按語。
過了不久,我到中央編譯局查資料。列斯室秘書告訴我,說《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之前曾派人來了解過你。我們說,你的譯文可靠,你正在譯校的《列寧文稿》是人民出版社找你們翻譯的;你常來查資料,我們熟悉你的翻譯情況。
大概過了一個來月。一天晚上,我的朋友、遼寧社科院黃立夫來看我。他說:“你還像沒事似的,你那篇文章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你知道嗎?”我問:“怎麽回事?”他給我一本內部通訊看。那裏麵報道了不久前在大連召開的毛澤東思想研討會的情況。《光明日報》總編馬佩文在會上介紹了他們收到這篇文章前後的情況。他說,山西一個青年農民在文革中把郭鳳蓮(中共大寨黨支部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像塗畫了,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現在他請求他們幫助平反。他們認為應該平反,但找不到根據,正在無計奈何時看到了我的稿子,認為“尚方寶劍”來了。根據這篇文章可以給許多類似的人平反。他說文章發表後,有很多讀者歡迎,也有不少人認為是“砍旗”的。
事情過了四十多年。現在對列寧的看法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在那個曆史環境裏,要解決問題隻有把列寧抬出來——這是時代的局限,實屬無奈。
(原載《世界日報》2019/10/29-30)
這句話,用得很多,但仔細琢磨琢磨,總覺得有些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