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鄰居

難忘的鄰居    

陳殿興                                                 

 一

1957年。

我在沈陽俄專工作，住在學校的家屬宿舍裏。那是兩室一廁一廚的住宅，設計者的本意看來是給一家人住的，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高，由我們兩家住。兩室的麵積大約各有十五六平方米。我是講師，雖然未婚單身，但分配我一個人住一室。我的鄰居老夫婦倆帶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兒住一間。男鄰居個子不高，一頭銀白色短髮，麵色紅潤，慈眉善目，大約已有六十多歲了，姓張（遺憾，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隻知道他女兒的名字叫玉玲），是個老中醫，在我們學校的衛生所當醫生，據說抗戰時在河北一帶給八路軍當過軍醫。老太太五十來歲，是家庭婦女。平時，我跟他們幾乎不說話，因為沒有共同語言。

我在俄專本來是很受重視的，人緣也不錯。陳校長對我很倚重：他講話要我到台上給他當翻譯；到北京參加全國會議，帶教務處長和我；《俄文教學》雜誌向他約稿，他讓我替他起草。可是“整風”時，教務處長三番兩次勸我提意見，甚至星期天還特意登門勸我。我盛情難卻，也是怨我少不更事，就給陳校長提了幾條工作方法方麵的意見；陳校長嘴裏不說，心裏肯定頗為不滿：“整風”變成“反右”以後，他立即發動群眾，羅織罪名 ，把我打成右派。一時間真是“黑雲壓城城欲摧”，連平日的好朋友好學生這時也都怕受到牽連，急忙跟著揭發、批判，借以表示跟我劃清界線。會下見麵都繃著臉，冷若冰霜。沒有人敢表現出一點點的溫情，人人自危。

一天批鬥完之後，我回到宿舍。進房間前，在狹小的走廊裏遇到了我的鄰居張大夫。他對我說：

“你是個好人！”

隻這一句話，再沒有說別的。那時，人們心裏有看法，不敢說，連偷偷地也不敢說——當時告密成風，有些被批判的右派也不惜把告密當作救命的最後一根稻草。同情右派，自己就可能被打成右派！張大夫說這句話是需要有相當大的勇氣而且還要相信我是不會告密的。這句話在當時真像朔風怒號彤雲密布的天空透出的一綹陽光，使我感到了無比的溫暖。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心裏熱乎乎的。

他的話並非溢美之詞，有以下兩件事為證。

第一件事。我1961年右派摘帽以後，隨即轉到校辦農場擔任采購員，替校辦農場采購生產用具（組織部門說是為了過渡一下，然後好回係裏教書）。這樣，我就到了一家下雜商店。這家下雜商店的負責人說：“反右前你稿費收入很多，比別人有錢，無論誰跟你借錢，你都沒拒絕過，而且從不討還。你是好人，我破格賣給你一些要你采購的東西，使你回去好交差。”當時物資奇缺，有很多物資是靠向商店提供有利的交換條件才能買到的，我提供不出任何有利的交換條件。 由於他的幫助，我保住了采購員這個位置，可以長期住在市內。

第二件事。遼寧大學（沈陽俄專1958年7月並入遼寧大學）2009年為慶祝建校六十周年選出的六十名模範人物中還有我一個，雖然當時我離開遼大已近三十年了。

 二

1958年。

反右批判結束以後，我被戴上右派帽子，發配到昌圖縣三家子村跟下放幹部一起勞動，等待處分。春節放假回來。新婚妻子在北京俄語學院學習回來度寒假。 我們是在反右鬥爭的硝煙剛剛消散的1957年9月在北京結婚的。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自己家裏團聚。

剛過完春節，一個叫李玉滿的同事來到我家。他是反右積極分子，是炙手可熱的新左派，本是學俄語的，說起來還當過我的學生，俄語沒學好，改行教政治。一進門，毫不客氣地對我說：

“你們平時不在家，這房空著，我要結婚，給我騰出來。你是右派，表現要好些，否則……”

話沒有說完，但那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知道他不是學校領導，而且學校領導也沒有權利攆我搬家，但那是一個無法無天、無處講理的時代，那是用造謠、誣蔑、構陷可以置人於死地的時代。他是靠反右爬上去的新寵，在學校領導前說話是有分量的，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是待罪之人，不能不怕。我被迫同意騰房子。妻子回北京上學，我回鄉下勞動，可以不住在這裏，可是東西放到哪兒?學校的家俱可以退給學校，而我自己買的一個大衣櫃和一張大寫字台放到哪兒呢？

我正在犯難的時候，一天我的鄰居張大夫說話了：

“衣櫃和寫字台寄放到我家裏好啦。”

隻這一句話，沒有多說什麽，但態度極為誠懇。那個時候，我真是年輕不懂事，沒有想到一個十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間住三個人再放上我的大衣櫃和大寫字台會有多擠，便接受了他的提議，把這兩件家俱放在人家家裏。一放就是三四 年，後來也沒有好好地謝謝人家！

等我的情況好轉，想到要感謝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搬走了。聽說張大夫回河北老家養老去了——據說他老家有他跟前妻生的兒女。他的太太跟女兒留在沈陽，但無人知道她們住在哪兒。

我一生搬過許多次家，有過很多好鄰居，可是隻有他們是我永遠忘不了的。我經常想到他們。今生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了，隻能祈禱上蒼保佑他們全家平安幸福！

2019年6月3日於洛杉磯

（載《世界日報》2019／8／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