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俄國文學與沙皇

                                                        

19世紀俄國文學與沙皇

陳殿興 

一、大作家的出現需要有利的客觀條件

關於19世紀俄國文學與沙皇，我寫過《普希金與沙皇》《果戈理與沙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沙皇》《托爾斯泰與沙皇》和《普希金之死始末》（在愛思想網及其他一些網站可以查到），從中可以大致看出幾位沙皇對文學和作家的態度來。現在想綜合起來係統地談談19世紀俄國文學的繁榮與沙皇的關係。

俄國是11世紀才出現俄文寫的作品的，且多為編年史，作者大多為佚名。最著名的文學作品是《往年紀事》和《伊戈爾遠征記》。

俄國現代意義的文學是由於彼得一世推行改革，18世紀在學習歐洲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過將近一百年的學習、模仿、創造，才在19世紀20—30年代出現了普希金和果戈理，走上了自主創新的道路，開始在世界文壇上嶄露頭角，又經過了三四十年，才做到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出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一批大作家，令世界刮目相看。

19世紀俄國文學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我看到的文學史隻談作家的傳略、創作和影響,也就是說隻談作家個人，我認為這是不夠全麵的。一個作家要成功，個人才賦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個人再有才賦，再肯努力，沒有有利的客觀條件也是不能成功的。遠的例子不必舉，隻舉大家熟悉的文革時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 文革時， 張揚寫了一本《第二次握手》，很受歡迎，不能公開出版，被秘密傳抄。結果被發現，作者遭到逮捕，被判死刑，要不是“四人幫”被粉碎，他很可能被處死。由此可見，客觀條件對作家成功是何等重要。客觀條件最重要的是政治環境。政治環境越寬鬆，文學就越繁榮，而文學繁榮才能為大作家的出現創造有利的客觀條件，因為大作家不能憑空出現，他不僅必須學習前輩和同輩作家的優秀作品，也必須借鑒外國作家的先進成就。

二、沙皇俄國不嚴密的書報審查製度

沙皇俄國一切出版物都要經過書報審查機構審查批準。政治環境寬鬆與否，首先體現在書報審查條例上。19世紀俄國的審查條例由於國內外形勢變化和各個沙皇治國理念不同是有很多變動的，時緊時鬆，但我看大體上還是比較寬鬆的，而且條例規定一般來說也比較清晰明確，沒有猜忌（許多文字獄都是由猜忌造成的，如清朝的著名的文字獄“清風不識字”就是因為一個“清”字造成的） ，隻要不是直接反對國家的現行製度或政策，不是反對東正教，不傷風敗俗，就可以被批準出版；而且在一個地方受到禁止，可以到另一個地方重新申請批準。例如果戈理的《死魂靈》，在莫斯科書報審查委員會宣布禁止出版以後，果戈理把書稿通過別林斯基寄給奧多耶夫斯基公爵，托他謀求彼得堡書報審查委員會批準出版，結果該委員會批準出版了。再例如，1852年果戈理逝世，屠格涅夫寫了一篇悼念文章，寄給了彼得堡一家報社，遭到彼得堡書報審查委員會主席穆辛-普希金(1795—1862)禁止。他寄給莫斯科的朋友波特金。由於博特金和費奧克蒂斯托夫的努力，在莫斯科通過了書報審查這一關。其次，如果書稿不被批準，出版者或作者還可以找審查官了解原因，協商解決，問題解決不了，甚至可以找沙皇申訴。例如托爾斯泰全集第13卷出版遭禁，托爾斯泰夫人到彼得堡去找沙皇申訴，在彼得堡等待沙皇接見期間，她為了大致知道應如何跟沙皇談，決定到書報審查委員會找青年時代就認識的費奧克蒂斯托夫了解一下書被禁的原因。她從費奧克蒂斯托夫那裏了解到，書被禁止出版是因為裏麵收錄了《關於生活的書》《那麽我們該怎麽辦？》和《克萊采奏鳴曲》；跟費奧克蒂斯托夫談的結果，前兩篇作品解禁，剩下的隻有《克萊采奏鳴曲》，她跟沙皇談的結果獲得沙皇批準《克萊采奏鳴曲》在全集第13卷裏出版（詳見拙著《托爾斯泰與沙皇》）。最後，審查官一般都是學者或作家，有的甚至很有成就，如邁科夫是詩人，彼得堡科學院通訊院士；波隆斯基是詩人；薩利阿斯-德-圖爾納是小說家；С.Т.阿克薩科夫是作家 ；岡察洛夫是作家，其名著《平凡的故事》《奧勃洛摩夫》《懸崖》中國讀者並不陌生；丘特切夫是詩人，他的詩中文有多種譯本；尼基堅科是文學史專家，彼得堡大學教授（參閱 https://ru.wikipedia.org/wiki/ Цензура_в _Российской_империи#cite_note-）：作家跟他們很容易找到共同語言而且多有私交。

總之，書報審查製度雖有，但並不嚴密，有空子可鑽。不言而喻，書報審查製度，對作家總是有束縛的，有不如沒有，因此受到作家們的反對是理所當然的。

三、沙皇不把作家一棍子打死

一、19世紀沙皇俄國沒有一個作家因為其作品而被判刑的。被判刑的作家都是因為參與推翻沙皇政府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為被指控參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圖謀推翻沙皇政府。再如車爾尼舍夫斯基，也是因為被指控鼓吹推翻政府。而且即使在監獄裏，他們仍然可以寫作。車爾尼舍夫斯基在監獄裏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怎麽辦？》而且獲準在《現代人》雜誌發表，他在服苦役期間寫了《序幕》（未完）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說，還為出版社翻譯了幾卷世界史（一年翻譯3卷，每卷1000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監獄寫了短篇小說《小英雄》。 屠格涅夫在監獄裏寫了著名反農奴製的小說《木木》。

這裏想講一下“流放”（俄文：ссылка)。“流放”這個詞在俄國文學史裏是常見的。過去文學史裏都提到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被流放過。從他們流放的情況看，沙皇時代的流放跟我們想象中的流放不一樣。文學史通常說普希金被流放到南俄，其實那是調到南俄工作，官階依舊。過去文學史也常說萊蒙托夫遭到過兩次流放，第一次因寫了《詩人之死》被流放到高加索，其實那是從禦林軍驃騎兵團調到在高加索作戰的下哥羅德龍騎兵團，仍然是原來的軍階(騎兵少尉)；第二次流放是因為與人決鬥，軍事法庭判決，沙皇下令把他從禦林軍驃騎兵團（第一次流放幾個月後他仍回到原驃騎兵團）派往在高加索作戰的步兵團。他們的行動都沒有受到任何限製。後來普希金被流放到母親的莊園米哈伊洛夫斯克，屠格涅夫被流放到自己的莊園，那才是名副其實的流放。但那也不過是不許他們離開住地，其他行動並未受到限製,他們照樣可以發表作品。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被流放到維亞特卡，其實那也是調動工作：他1848年4月28日因為自由思想流放到維亞特卡，7月3日就被任命為維亞特卡省公署官吏，同年11月被任命為省長的主任專員，接著兩度擔任省長辦公廳主任，1850年8月起任省公署谘議。可以看出，流放並未影響他的升遷。

二、即使對不喜歡的作家，沙皇也不剝奪其發表作品的權利，如對托爾斯泰。托爾斯泰逝世前30年間寫了許多文章抨擊東正教、沙皇製度、皇室成員乃至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在俄國形成了兩個沙皇的局麵，跟沙皇分庭抗禮，沙皇不僅在他生前沒有禁止他的作品出版，而且他死後還撥出巨款給他的遺孀維持生活並開設托爾斯泰紀念館（托爾斯泰生前立下遺囑放棄版權，把土地和不動產無償分給農民。他一家38口人失去生活資源。托爾斯泰夫人兩次寫信給尼古拉二世，提議國家收購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作為托爾斯泰紀念館。兩次都因為報價過高，未獲內閣會議通過。最後沙皇采取了一種折衷辦法——給她每年1萬盧布養老金，足夠她維持她自己的生活和托爾斯泰紀念館的需要。）詳見СамсонЪ Петергофск?й .Царь и прозаик （http://diletant.media/blogs/61915/34027803/ ）.

四、 沙皇法外開恩          

國家的法律製度都是由沙皇決定的，一切取決於沙皇，一切都由沙皇決定。這是不言而喻的。  這裏我想講講沙皇法外開恩的一麵。沙皇經常法外開恩。書報審查官禁止的書，沙皇往往網開一麵。例如《欽差大臣》在書報審查委員會未能過關，果戈理隻好向最高當局申訴；茹科夫斯基、維亞澤姆斯基公爵、維耶利戈爾斯基伯爵決定替他向皇上求情，結果尼古拉一世批準了《欽差大臣》上演(詳見拙著《果戈理與沙皇》) 。上文舉的托爾斯泰《克萊采奏鳴曲》遭到書報審查官禁止，托爾斯泰夫人找沙皇申訴，結果獲得沙皇批準在全集裏出版，也是一個例子。以上是文學作品審查方麵的例子。下麵再舉幾個其他方麵的例子。

例一，赦免死刑。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參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圖謀推翻沙皇政府被判死刑，在執行死刑的時候，尼古拉一世下令赦免死刑，改判苦役四年，然後罰當列兵。沒有沙皇的赦免，就不會有後來對世界的文學乃至哲學和美學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例二，為政敵減刑。車爾尼舍夫斯基被沙俄秘密警察和憲兵稱為“俄羅斯帝國頭號敵人”，被判14年苦役，然後終生流放西伯利亞，根據亞曆山大二世命令，14年苦役改為7年（詳見http://www.mega-stars.ru/writers/chernishevskij_nikolaj_gavrilovich.php） 。

例三，寬容。普希金因為譏諷亞曆山大一世被派到基什尼奧夫南俄移民監護委員會任職，後來發現他在信裏說迷戀“無神論學說”，才把他流放到母親的莊園米哈伊洛夫斯克由當地警方對他秘密監視 。亞曆山大一世逝世，新皇尼古拉一世1825年12月登基。普希金在1826年5月11日寫信給尼古拉一世，承認在一封信裏關於無神論的輕浮言論是錯誤的，表示真誠悔改，決不再犯，說他患動脈瘤急需治療，請允許他到莫斯科、彼得堡或其他國家治療。信後還附了一份保證書，保證他從未參加而且永遠不會參加任何秘密社團（信和保證書見見俄文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普希金全集》第10卷）。

尼古拉一世經過談話宣布赦免他並加以愛護（詳見拙著《普希金與沙皇》）。

沙皇寬容的另一個例子。1881年3月,亞曆山大二世被民意黨暗殺後，六名凶手正在審判，必將被判死刑。托爾斯泰寫信給亞曆山大二世的兒子、新繼位的亞曆山大三世，勸他根據基督的教導，不以惡報惡，要以德報怨，赦免這六名凶手。 1902年1月，托爾斯泰看到革命風暴日益逼近，形勢嚴峻，便給沙皇尼古拉二世寫信，勸他順應曆史潮流，改變治國方式，廣開言路，滿足人民需要。第一封信勸皇上赦免殺他父皇的凶手。第二封信，告訴皇上他那一套統治方法不行。老實說，這兩封信無論內容還是語氣，在我這個中國人看來，都是“直言犯上”的，在中國是要殺頭的，起碼要監禁幾十年，可是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卻並未采取任何懲罰措施（詳見拙著《托爾斯泰與沙皇》）。

例四，資助。果戈理旅居意大利寫《死魂靈》時遇到經濟困難，急需資助，寫信給尼古拉一世求助。從他1837年10月30日從羅馬給茹科夫斯基的信裏我們知道他收到了尼古拉一世的5000盧布的資助（據學者估算，這個數目當時相當於10個上校一年的薪俸）。後來宮廷女官斯米爾諾娃又在尼古拉一世那裏替他求得一筆寫完《死魂靈》需要的“資助”——3000盧布，每年支付1000,免得一次揮霍完。（詳見拙著《果戈理與沙皇》）。

五、沙皇與文化氛圍

以上講的是政治環境。除了政治環境，一國文學能否發展，跟文化氛圍也有很大關係。所謂文化氛圍，指的是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包括：一、作家們的創作水平。一個作家的創作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必須借鑒前輩作家和同輩作家的創作經驗。如果前輩作家和同輩作家水平不高，那他的水平也不會高到哪裏去。這就像珠穆朗瑪峰隻能出現在喜馬拉雅山脈上而喜馬拉雅山脈又隻能出現在西藏高原上一樣。二、專家們對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翻譯、研究和評論水平。這是向作家提供營養的基地，就像登山隊的後勤保障一樣。 三、讀者的文化水平。大概可以這麽說，有什麽樣的文化水平就有什麽樣的審美品位，有什麽樣審美品位，就讀什麽樣的文藝書。四、作家和出版社的價值取向。作家為了養家糊口，出版社為了贏利，都不能不迎合讀者的口味。以上四種因素互為因果互相影響，構成了文化氛圍。沒有濃鬱的文化氛圍，很難產生偉大作家；而形成濃鬱的文化氛圍，也離不開沙皇的政策。如果沙皇彼得一世不實行改革引進西方文化，也不會有19世紀俄國文學；如果後來的沙皇實行愚民政策，抵製外國文化，當然國家也不會有濃鬱的文化氛圍，結果19世紀俄國文學當然也不會出現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一大批飲譽全球的大作家。

六、結束語

 綜上所述，19世紀俄國文學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跟沙皇對文學和作家采取的寬鬆政策和對外國文化采取的開放態度分不開的。但是對沙皇的這些寬鬆開明的政策，蘇聯時代是絕口不提的，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那時實行的是另一種政策——無產階級專政、黨的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待異己作家的辦法是批判，勞改或處死（詳見Николай Кофырин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ПИСА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 (http://subscribe.ru/group/mir-iskusstva-tvorchestva-i-krasotyi/9830236/)；二是要突出經典作家的反抗性，也不能提沙皇的這種寬鬆開明的政策。 

話說回來，沙皇之所以采取那種寬鬆開明政策，我看也不全是因為個人心存善良（雖然不排除這種因素），主要是因為沙俄是歐洲國家，全國上下都受歐洲影響。沙皇也許隻知道或者隻能以這種方式進行統治，沙皇沒有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那麽英明，不懂得輿論的重要性，不懂得維護意識形態安全，不懂得利誘或威逼作家為其政治服務。

沙皇政府畢竟是專製製製度，推翻它是完全應該的。現在俄國有些學者對車爾尼舍夫斯基等俄國19世紀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頗有微詞  （見    http://ptiburdukov.ru/Справочник/Биографии/Чернышевский_Николай_Гаврилович ）。其實爭取民主的先驅也未必會料到曆史發展的結果，代替沙皇專製的製度會比沙皇專製更加專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