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中共“分道揚鑣”；田漢得到“精神導師”

陳獨秀與中共“分道揚鑣”；田漢得到“精神導師”
    本文內容大多摘自網名民生文創的原發和有關人員的回憶，文末的介紹是添加的，供參考。   
       一
1927年，陳獨秀在五大上當選總書記，但“四一二”政變後，大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陳獨秀成了替罪羊。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改組，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和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自此獨秀即不視事”，也就是說從此陳獨秀不再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了。共產國際要求陳獨秀去莫斯科，遭到陳獨秀拒絕，於是在當年9月，陳獨秀從武漢乘船回到上海，住進虹口福生裏醬園弄一幢三層樓的房子裏。

居住在醬園弄福生裏的陳獨秀，與先前住在環龍路漁陽裏的陳獨秀，無論是黨內聲望還是家庭生活，抑或境遇還是心情，都已是迥然不同、天差地別。

妻子高君曼離他而去，兩個愛子陳延年、陳喬年先後慘遭殺害，長女陳玉瑩兩次赴滬為兄弟收屍後，備受刺激，吐血而死，另兩個兒子陳鬆年、陳鶴年則隱姓埋名，過著膽顫心驚的生活。

鄭超麟說“延年沒有一絲一毫的羅曼史，直到他的死。”陳延年沒有戀愛羅曼史，自然沒有留下子嗣。痛失至愛親人是陳獨秀的一大悲痛，共產國際要其承擔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則是他的隱痛。他認為應當由共產國際來承擔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而不是讓他和譚平山來做“替罪羊”。

自從武漢轉移到上海後，陳獨秀很長一段時間內“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
想著之前的意氣風發、萬眾擁戴和現今的落魄失勢、門可羅雀，真有“氣盡途絕”的憤懣悲傷。

曾參加1927年11月7日紅場遊行事件、事後被開除黨籍遣送回國的梁幹喬、史唐等托派分子回到上海後，創辦了《我們的話》，這些宣傳托洛茨基理論和主張的小冊子被尹寬帶到了陳獨秀住處。
陳獨秀與尹寬、彭述之、鄭超麟、馬玉夫等中共前中高級領導幹部便一起研究討論這些小冊子中的內容。

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和聯共、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是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以及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主張，“解除了陳獨秀的困惑，他感到自己一年多來苦苦思索的問題都能在托洛茨基的理論中找到答案”，從而走上憤而抗爭、信奉托派的道路。

陳獨秀幾次給中共中央寫信，主張取消民主革命和武裝鬥爭，並與彭述之等人自行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自任總書記。

這種行為“造成了黨內混亂和分裂”，自然受到中共中央的猛烈反擊，陳獨秀等人的組織便被黨內稱為“托陳取消派”。中共中央勒令陳獨秀解散其組織，重新回到黨的總路線下繼續工作。

經多次勸告、警告無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開除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黨籍的決定。一代英豪、革命先驅、黨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自此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漸行漸遠，這是一個曆史玩笑和人生悲劇。

       二

黨內的矛盾不僅於此，這時的向忠發已完全倒向李立三，達到了“凡立三同誌主張的我都支持”的地步，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關係也越來越僵，甚至周恩來與李立三之間也出現了意見分歧。這是周恩來於次年三月經法國再次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的主要原因。

就在此時，擔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任弼時再次被捕了，這是任弼時一生中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這次被捕離他被營救出獄剛剛滿一年。

任弼時此次被捕的起因是上海反帝大同盟（簡稱上反）黨團書記張永和路遇巡捕“抄靶子”，搜去了一張寫有華德路（今長陽路）競業裏一個地址的紙條，而這個地址恰好是新建的江蘇團省委的秘密機關，由郭亮的遺孀李燦英帶著兒子郭誌成住守。

1929年11月16日早飯後，任弼時告訴妻子陳琮英“中午十二點回來吃中飯，下午還要參加一個會”，便冒雨前往競業裏那個秘密機關，去參加團省委擴大會議。

任弼時一進門，便被蹲守的兩個大漢擰住雙臂，在他身上僅搜出一張電車月票，月票顯示的地址為德培裏。隨後他被押往閔行路巡捕房，與先前在同一地點被捕的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長周樸農關押在一起，兩人串好口供，裝作互不相識。

巡捕房對他們兩次毒打用刑，第二次甚至動用了慘無人道的電刑，以至任弼時的背上，留下了兩塊受電刑擊打的深深的烙印。但即便如此，周樸農仍一口咬定自己是內山書店的周阿康，任弼時則堅稱自己是從江西來上海謀職的失業青年彭德生，是記錯了門牌號、找錯了地方被誤抓的。

任弼時、周樸農被捕的第二天，陳賡已按周恩來的指示展開了營救行動，行動的第一步自然是動用楊登瀛前去探聽消息和口供。

經過楊登瀛的探聽，帶來了任、周二人在巡捕房有關化名、職業的假口供和對黨內機密零口供的好消息，這對營救工作至關重要。

陳賡根據任弼時的假口供，隨即讓人在德培裏找了一個房子，讓陳琮英住了進去，以便應付警探上門核對，又派人和內山書店進行了聯係，周樸農雖然離開內山書店已經三年，但經過聯係，內山書店仍承認周樸農是他們的職員。

楊登瀛又設宴款待英捕房蘭普遜等人，說彭德生是他的親戚，來上海找工作時因走錯門被捕房誤抓了，請網開一麵等等，因無證據和口供，蘭普遜便做了一個順水人情，不再繼續刑訊。

特科又聘請“赤色律師”潘震亞為任弼時、周樸農、張永和出庭辯護，三人均獲得了輕判。任弼時、周樸農關押39天後被釋放，張永和關押60天後被釋放。

任弼時雖被兩次營救出獄，但他後來的英年早逝，與兩次被捕時的受刑過重、傷及內髒有著極大的關係，遭遇同樣不幸命運的還有張浩（林育英）、關向應、陳賡等。

       三

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安娥，進入中央特科後，即被派往楊登瀛處擔任秘書，並很快又承擔了另一個重要任務：接近田漢，將田漢吸收到革命陣營中。

安娥，本名張式沅，1905年生於河北獲鹿縣一個富裕的知識分子家庭，1925年在國立北京美專（今中央美術學院）入黨，與鄧鶴皋結婚後一同被黨組織派往大連工作。

1927年1月，安娥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聽聞鄧鶴皋犧牲的消息後與同校的鄭家康結合，經鄭家康推薦，安娥進入蘇聯國家保衛總局東方部工作，1929年12月回到上海。
剛剛與連德生、楊登瀛相處融洽、配合默契後，安娥接到了新的任務——接近田漢、發展田漢。

田漢，原名壽昌，1898年生於湖南長沙一個小山村的貧苦農家，6歲喪父，母親易克勤帶著三個孩子艱難生活。為供田漢讀書，“母親把家裏唯一的被單也當掉了，長期蓋著破棉絮過冬”。

田漢的舅舅易象極為賞識田漢，在經濟上給予資助外，還“把他當兒子一樣對待，並把唯一的女兒易漱渝許配給他，親上加親。1916年，易象出資送剛從長沙師範畢業的田漢和自己的女兒去日本留學。”

田漢與易漱渝在日本留學時結婚，畢業回到上海後一起發起成立了南國社，並邀歐陽予倩、徐悲鴻等人加入，創辦的《南國》社刊，成為田漢發表自己戲劇作品的園地。

不幸的是，易漱渝紅顏薄命，如曇花一現般走完了短暫一生，她在臨終前將自己的同學好友黃大琳介紹給田漢，希望他們能結婚。

青梅竹馬、情投意合的愛妻逝去後，田漢悲痛莫名，深感人生的春天已經遠去，在刊物上發表了《從悲哀的國裏來》。沒想到這篇追念亡妻的散文打動了一位因逃婚而遠走南洋、風姿綽約的女教師——林維中。

林維中給田漢寫那封坦承自己愛慕之情的信時，田漢已與黃大琳結婚，但他與林維中的鴻雁傳書仍是一發不可收拾，後來更是在信中約定成婚。

田漢在給日本友人、作家穀崎潤一郎的信中這樣寫道：“懷念著舊的，又憧憬著新的，捉牢這一個，又舍不得丟那一個……”

如此浪漫多情的田漢，碰到兼有詩人的才情浪漫、少婦的風韻成熟、人生閱曆豐富的安娥，便沒有了絲毫的抵抗能力。

安娥通過南國社左明的介紹，見到了田漢，大大方方的握手後，安娥對田漢說：“看了田先生寫的戲，就很想當麵一見，田先生果然是戲如其人。”一番言談下來，不卑不亢，大氣得體，很令田漢側目。

等到後來安娥把自己的小說《莫斯科》交給田漢後，更讓田漢覺得安娥是才貌雙全的奇女子。田漢將安娥的這篇描述俄國留學生生涯的小說，刊登在自己創辦的《南國》月刊上，並親自寫了後記，讚揚安娥“這樣的作品是無與倫比的。”

恃才傲物、在藝術上崇尚唯美浪漫的田漢，被安娥逐漸影響，開始關注更多現實問題，後來他加入了左聯，與魯迅等人一樣，成為左聯七名執行委員之一。

接著又加入左翼戲劇家聯盟、中國自由大同盟等黨的外圍組織，最後與丁玲同時入黨，瞿秋白代表中央宣傳部主持了他們的入黨儀式。

後來，田漢又發展了聶耳等人入黨。

安娥由此成為田漢的“精神導師”，隨著兩人雙雙墜入愛河，安娥又成為田漢創作的“靈感之源”。

  田漢的婚姻情況曾在以前博文“文藝界名人間的姻親關係(續）”講過。解放後田漢任文化部局長，定行政8級，和他同時入黨的丁玲任中宣部處長（局長），定行政7級，而1925年即為中共黨員的安娥解放後隻在戲劇家協會任創作員，定文藝4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