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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特工黃慕蘭；陳毅與《九月來信》
本文內容大多摘自網名民生文創的原發和有關人員的回憶，圖片資料是添加的，僅供參考。
一
黃慕蘭，1907年7月出生在瀏陽一個書香之家，12歲入長沙周南女校讀書。1926年先後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後與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衛團政治指導員宛希儼結識，並於1927年的“三八節”結婚。1927年國共分裂後，宛、黃夫婦被命令轉入地下工作。
黃慕蘭與宛希儼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時，陳潭秋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是宛希儼、黃慕蘭夫婦的直接領導。黃慕蘭作為省委機要交通員，與時任江西團省委書記的饒漱石有工作上的聯係。他們都知道南昌暴動的計劃，但奉命不參加暴動事宜，因為他們的任務是在暴動後繼續潛伏南昌。
後來，宛希儼告別身孕數月的黃慕蘭，奉命前往湘贛邊發動暴動，在攻打萬安縣城中血戰而死，陳潭秋、徐全直夫婦調往上海後，黃慕蘭也於1928年底接到前往上海工作的調令，在九江碼頭，她將宛希儼的遺腹子宛昌傑托付給母親撫養，望著年邁的母親和繈褓中的兒子，黃慕蘭緊緊地抱著母親和兒子，三代人抱頭飲泣之後，黃慕蘭隨饒漱石同船前往上海。
到上海的黃慕蘭被分配在中央婦委工作，饒漱石則擔任團中央秘書長，饒在團中央時期，認識了後來“在諜報漩渦中浮沉”和致自己於絕境的胡均鶴，也對黃慕蘭暗生愛意、魂牽夢繞。
黃慕蘭
向忠發與顧順章的入黨，最初都受到黨內正統黨員的抵製，因為在他們看來，向、顧二人都是流氓習氣嚴重的地痞無賴。五卅運動時期，因兩人皆“好勇鬥狠”，成為工人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鬥士。
於是，包惠僧、項英力挺向忠發入黨，李立三、向警予則推薦顧順章入黨，向、顧兩人曆經波折入黨後，在工人運動中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們參加工運、入黨動機都是“籍圖發跡”。
向忠發受斯大林的青睞，顧順章得鮑羅廷的提攜，在黨內相繼占據要位後，流氓無產者的本性便顯露無遺，他們開始“違反紀律，好貨貪財，私做買賣，甚至無惡不作。”
向忠發成為最高領導後，開始圖享樂、思淫佚，他“酷好嫖賭”，常出入妓院賭場，還“酗酒鬥毆，滋生事端”。在中央婦委工作的黃慕蘭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調到向忠發身邊擔任其機要和生活秘書的，目的自然是讓向忠發能收斂收斂。
黃慕蘭在其自傳中這樣簡略寫道：“我到上海後，被分配在黨中央書記處工作。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我是作記錄的秘書，同時還兼任黨中央的機要交通員。”
在黃慕蘭負責接頭的工作關係中，有一個“長身玉立、才華橫溢”的中央委員——賀昌，在短短幾次的工作接觸和交談後，先前就相識的兩人已互生愛慕。
而此時的黃慕蘭已發現向忠發“心術不端，神色有異，舉止有些失常，漸生厭惡。過了些時，向（忠發）竟對黃欲施非禮，行為粗野，黃當麵斥（其）為‘衣冠禽獸，豬狗不如’，遂不辭而去。”
麵對眾人的勸解，黃慕蘭依然不肯回到工作崗位，甚至發誓“我寧可不要黨籍，（也）決不與此敗類為伍。”
以上兩段描述出自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羅章龍回憶錄》一書。
黃慕蘭在其自傳中這樣簡略寫道：“雖然向忠發名義上是黨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論實際的德與才，他是不勝任的。”
恰此時，賀昌向黃慕蘭提出求婚，希望自己能和希儼同誌一樣，和她結為革命伴侶。黃慕蘭考慮之後，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同意他們兩人結合。
黃慕蘭與賀昌的婚姻，令饒漱石悵然若失，隱隱作痛，並由愛生怨，由怨成恨，這也為解放後黃慕蘭沒有正常工作，她的後任丈夫陳誌皋出走香港埋下了伏筆。
1929年春，誓不回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黃慕蘭，提出到工廠去參加工人運動的申請，“黨組織批準了我的請求。這樣，我就結束了在黨中央機關的秘書工作，積極地投身到工人運動鬥爭的第一線去了。"
但在七月份的一次罷工運動中，黃慕蘭等八名工人代表集體遭到逮捕，被關入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因此在獄中與彭湃見到了最後一麵。
黃慕蘭等8人被囚禁100天後獲得釋放，她跟隨賀昌先後在香港的南方局、天津的北方局工作。1931年，賀昌主動請命秘密前往蘇區，1935年，29歲的賀昌在遊擊戰爭中犧牲。災難在黃慕蘭個人生活中重演：與前後兩位丈夫生離即為死別，繈褓中的孩子不能親自撫育。
離開丈夫的黃慕蘭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與中共地下工作元老潘漢年單線聯係，承擔營救被捕同誌的任務。
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營救被捕的工聯領導人關向應。最後是通過黃慕蘭關係，花錢請上海租界律師陳誌皋將關向應保釋出來。
二
陳毅與《九月來信》
彭湃等人被捕前，鄧小平作為中央代表被派往廣西，他帶上機要秘書龔飲冰，告別了已有身孕的妻子張錫媛，乘船離開上海，黃玠然（黃文容）隨後不久接任了中央秘書長一職。
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三天，剛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出現在上海楊樹浦碼頭的一艘客輪上，他的兩個少將兄長陳孟熙（胞兄）、陳修和（堂兄）上船把陳毅接到了旅館。
陳毅此次到上海，是向中央匯報紅四軍內部分歧問題的。
紅四軍內部的分歧簡單說就是朱毛的軍委、前委之爭，爭執的焦點是“誰說了算”。在紅四軍七大上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從中調解朱毛矛盾的陳毅反而當選為前委書記。
《李立三之謎》一書這樣記述：“中共中央得知紅四軍的分歧後，通知紅四軍派人來中央匯報情況。因此，8月下旬，陳毅奉命抵達上海，並很快同中央接上頭。身為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秘書長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聽取了陳毅的匯報。”
於公於私，李立三是偏向毛澤東的。當年毛澤東在長沙張貼“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時，17歲的李立三是四個應征者之一，兩人後來還一起到安源開展工人運動、去廣州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又一同參加中共五大。李立三參加的南昌起義兵敗潮汕後，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紅軍卻“日趨發展”。
李立三在擔任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後，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熱情報道和評述毛澤東、朱德所領導的紅軍戰爭……同時，在代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廣為推崇朱、毛經驗。”
正因有這些基礎，陳毅在政治局會議上匯報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後，“李立三代表黨中央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的正確領導，並且肯定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會議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通過。”
“經過三人討論，由陳毅執筆，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指示信》。這就是後來的《九月來信》。這份指示信為後來的‘古田會議’明確了指導思想，信中還明確規定‘毛澤東同誌應仍為前委書記’。”
10月1日，“陳毅帶著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來信》準備離滬返閩之際，周恩來、李立三在一個咖啡館為陳毅送行。陳毅為部隊落後的通訊聯絡擔憂，周恩來告訴他，我方的無線電通訊聯絡技術正在加緊攻關之中，紅軍在作戰中也應注意繳獲、保護無線電設備、器材和人員。”
九月來信
陳毅回到紅四軍後，請回“養病”中的毛澤東，在古田召開了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由此恢複了毛澤東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