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雜談
趨勢投資與價值投資的探索
作者：胡博予
來源：藍湖資本
找到估值比較合理的好公司長期持有，這些公司所在市場機會潛力巨大、可持續構建壁壘、有優秀的管理團隊
我在寫了10年程序後，轉行做了風險投資，至今已經6年了。我的運氣挺不錯的，有幸能夠近距離地向幾個投資大師學習，例如金沙江的Allen，DCM的Hurst和Ruby，Hillhouse的Lei。這期間我推動的10個投資的總投後估值平均3年漲了21倍，我個人的股票投資也翻了5倍。
我這些“業績”裏有相當的運氣成分，不過應該不全是運氣，我今天就是想把一些“非運氣”因素掰開來和大家探討一下，通過我的投資決策中的一些經驗和教訓來討論思維習慣的問題。但是因為我要聊的東西有一些反常理、反直覺的枯燥理論，所以幹脆先厚顏無恥地曬一下業績以勾引大家讀下去。
由於一級市場的投資有很多保密義務，我想主要用我個人的股票投資來做例子。首先看一下我的股票投資業績圖。下圖中紅色線的是“淨利潤”，藍色線是我的本金的變化，另外我還加了一個綠色的“標普500指數線” 用做業績比較基準。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淨利潤剛剛接近本金的時候，就遭遇超過1倍本金的“巨額贖回”，之後又連續遭遇兩次“巨額贖回”，最多時超過3倍本金。在這樣的惡劣情況之下，我的淨利潤還是達到了初始本金的4倍。
為避操縱數據之嫌，再囉嗦幾句：1）這是我唯一一個活躍的股票賬戶，2）我沒有依靠任何內幕消息，3）完全是我獨立決策，沒有別人幫助，4）不是“蒙中”一兩隻小盤股票，而是比較平均地持有4-5隻大盤股，5）時間跨度上基本上覆蓋了我的炒股曆史，盈透證券的曆史報表最早隻能提供到2012年的，之前微虧20%。
我怎麽做的呢？我的投資股票的基本邏輯，和我做風險投資的幾乎是一樣的：找到估值比較合理的好公司長期持有，這些公司所在市場機會潛力巨大、可持續構建壁壘、有優秀的管理團隊。
你可能想說，這不是廢話嗎，所有人都知道啊，還是因為運氣吧。說老實話，確實有很多運氣因素，但是把一個現象歸於“運氣”然後就停止思考不是一個好的思維習慣，正確的姿勢是“假設有必然因素並仔細觀察”。
於是，我換了一個思路。我想，如果把大盤的增長和分紅不計算在內，股市其實是一個“零和遊戲”，有些人盈利，就一定有人虧損。既然我沒有什麽秘訣，那麽會不會是別人的決策出了問題呢？
想到這裏我就研究了一下我的“交易對手”。他們都是誰呢？大致就三類：
1）散戶（占美國股市1/4的市值）
2）被動管理基金（各種指數基金，占1/2的市值）
3）主動管理基金（占1/4的市值）
這裏麵被動管理的基金基本都是“跟風者”，散戶不但跟風而且資金量太分散。我真正的交易對手，給股票定價的，是主動投資的機構投資人，也就是手握重金的基金經理們。
在觀察了“交易對手”以後，我找到幾個擊敗他們的“必然性因素”。接下來我分別講講我對這幾個因素的觀察，以及通過自己的錯誤獲得的教訓。我講的許多概念，在《思考·快與慢》這本書裏麵有描述和論證，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一看，讀過的應該理解我講的“人類本能”其實就是丹尼爾·卡尼曼說的“係統一”，我講的“用力思考”的意思就是要調動“係統二”。
一、 世界已發生變化，尋找和理解下一代的“優秀”公司，需要不同的技能
“主動管理型”基金經理最有代表性的是巴菲特。他在本世紀初那一場高科技泡沫中堅持沒有投資高科技公司，因為“不投資看不懂的公司”，為他避免了很多損失也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其實他的最新的投資組合裏麵有兩家“很老”的科技公司——IBM和AT&T，隻不過他在這兩家公司上虧損了15% 。當然這不影響巴菲特作為頂級投資人在我們心中的地位，他在50年前投的American Express，30年前投的可口可樂、富國銀行、吉列（寶潔），到現在仍是極其優秀的公司。
但是，過去20年間出現了另外一些非常優秀的高科技公司。現在全球市值前3名的公司是蘋果、穀歌、微軟；Facebook和亞馬遜也都進入了前10名，這幾家占前10名總市值的55.2%。也許你要說市值裏麵有泡沫，但是你仔細看會發現他們占前十名總利潤的比例更高，達到56.2%，這顯然已經不是泡沫了。
高科技泡沫和之後的蕭條，讓基金經理們發現了“需求並不剛性”、“技術壁壘不是長期壁壘”。然後他們就停止了思考。但是事實是，互聯網對人類行為的改變隻是來得比預計的緩慢一些，而且這些高科技公司也早就在技術壁壘之上又構建了一層又一層新的壁壘，例如微軟的生態係統，Facebook的網絡效應，Google的用戶數據和安卓生態，等等。而要理解這些新的壁壘，需要先深刻理解用戶在網絡世界的需求和行為，需要一些新的、“基金經理們”並不具備的技能。
所以，我有個大膽猜想：大基金的基金經理們掌握市場上的主流的資金，但是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並不適應這個世界的變化。
基金經理們現在是怎麽了解行業和公司呢？觀察一下他們的日常行為，你會發現他們非常依賴一個“信息生態鏈”，這個生態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調研和預測機構、公司財務部門、賣方分析師、買方機構分析師。基本的流程是：
1）公司財務部門發布財務數據，並引用市場調研和預測機構的“行業數據”和“行業預測”，給出自己業績預測；
2）賣方機構分析師根據各種公開信息製作“投資研究報告”，製作財務模型，給出“指導價”；
3）買方機構分析師製作內部使用的“投資研究報告”，提出投資建議；
4）基金經理做出投資決策。
然而，在後網絡時代，社會的信息傳播路徑、用戶消費決策方式、信息基礎設施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直接導致了解許多行業和公司的“最佳方法”，發生了改變。
舉個例子。2013年5月，Consumer Reports發布Tesla的“完美車評”報告的第二天，我決定研究一下這個公司，於是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去Tesla在門洛帕克的展廳試了一下Model S這個車（那時恰好在美國出差），然後，我又花了幾個小時，到網上把Tesla的各種車評、Youtube上的個人車主的提車報告、Twitter上的評價，統統看了一遍。
看完了以後我下了兩個結論：第一，Model S是個好車，不但在接下來一段時間供不應求，而且有機會成為一款美國的“主流車型”，第二，和這件事情的天花板相比，Tesla當時的市值還很低，所以接下來一段時間股價主要取決於社會對這個公司的關注度，以我對媒體和信息傳播的理解，我認為“熱度”才剛剛開始，還在“發酵期”。
於是我立即就買入了它的股票（80美元左右），結果它在接下來不到一年的時間漲了近三倍。（這隻股票其實是“中短線”，並不是我的主要投資邏輯，我後來在210美元左右的時候清倉了Tesla，主要原因是覺得“社會關注度”已經到達頂峰，而自己對製造業、電池行業還不夠了解，沒有長期持有的決心。）
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一個散戶不可能這樣去了解一家公司的產品和用戶反饋，也沒有手段去估算整個社會對一家公司的關注度的變化。但是現在不但可以，而且可以比大型基金的分析師做得更好、更快。我這隻是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實際上，對於不同的公司，我是用很不一樣的方法去了解的。而且我有一個原則，就是除非我覺得我對一家公司的理解超過大部分“大型基金的分析師”，我不會碰這隻股票。
另外，對行業的理解，基金經理們也並沒有優勢。我常常和同事們說，我們風險投資家是“身在世界創新之巔”。這句話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就是我們自己絕大部分時間在做的事情，就是通過觀察技術創新和消費者、企業的行為的變化來尋找結構性變革的機會。
第二層，就是我們周圍圍繞著一大群優秀的企業家，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勤奮的人，而且無時不刻不在尋找“顛覆性的機會”，包括大公司的漏洞。他們不但在觀察世界的變化，而且還會做出各種創新的產品，投放到市場去測試用戶，然後把觀察到的用戶行為和各種數據反饋給作為風險投資家的我們。這些信息的質量是極高的，給了我們一個窺探未來的窗口，也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認識現實世界。
讀到這裏，有些朋友可能想說，那豈非你們做風險投資的炒股票都能掙很多錢？我本來也這麽覺得，不過我和許多同行朋友聊，發現他們並沒有很高的回報（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們故意謙虛低調）。我的理解是，我們獲得的信息雖然質量極高，但是投資股票還有很多別的坑，大部分人躲不過去。什麽坑呢？我們繼續聊下一個“必然性因素”。
二、人類的本能不擅長在做決策時抵抗情緒的幹擾
Facebook上市的時候是38美金左右一股，很多做風險投資的朋友都買了它的股票。不過它第二天就跌破了發行價，接下來一路狂跌，最低跌到過17.7美金。見下圖：
請大家花幾秒鍾想象一下，在上市時買它股票的人的心情。這隻股票在底部呆了一段時間後，反彈了，又跌回去，然後又反彈，然後盤整。我很多朋友都在股票回到成本價的時候，感覺“終於解套了”，鬆了一口氣，然後把股票賣掉了。
Facebook在接下來三年多的股價是這樣的：
為什麽他們會“鬆了一口氣”然後賣掉呢？核心原因就是他們受到了一種“非理性的情緒”的影響—— “被套了”，有點鬱悶，期盼著趕緊“解套”。但公司的長期股價走勢是取決於業務基本麵的，和這種情緒沒有邏輯關係。
我在Facebook上市38美元的時候也買了一點，之後價格跌了又繼續買，在跌到19美元的時候重倉買入，之後曆經許多起伏都沒有賣，一直到我擔心WhatsApp對它的威脅才賣掉，在它並購了WhatsApp之後我又把它買回來了。我的邏輯見知乎貼“facebook社交網站會受到諸如微信等新的社交工具的影響嗎？”。
股價的波動也會影響我的情緒，但是我的投資決策是依據自己的獨立觀察和對企業長期盈利能力的判斷，每當股票價格波動或者我有交易的衝動的時候，我都會去看看有沒有新的我沒有掌握的信息，重新審視一下它的基本麵（例如用戶增長、黏性、變現潛力），如果我的判斷沒有改變，而股價僅僅是因為市場情緒的波動而下跌，我反而會有“暗自慶幸”的喜悅，繼續買入。
另外一個情緒影響決策的典型例子是“占便宜思維”。有個著名的天使投資人讓我推薦股票，我說“好未來”不錯，我從23塊開始一直在買進。他說對啊我也特別喜歡這家公司。然後他把這家公司深刻而準確地分析了一下。我問他，那你買了嗎，他說沒有，主要是市場一直不給他機會，這隻股票一直在漲，從來沒有調整過。這種“占便宜”的心態，讓他不理性地去等待一個價格調整，結果反而錯失機會。
我有一個“基本世界觀”，就是“純理性的判斷”是最高效的，隻要“情緒”參與了決策，決策的效率就會降低。然而大量例子證明，人類的本能不擅長在做決策時抵抗情緒的幹擾。不但如此，它還常常“偷懶”，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它怎麽“偷懶”。
三、理解真實世界需要“用力思考”，而人類的本能總是傾向於“偷懶”
先分享一個我犯過的錯誤。朋友推薦過一隻股票給我，QIWI。這是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俄羅斯公司，是“俄羅斯的支付寶”。我去找了一些投行的研究報告，發現它無論是交易金額，市占率，活躍用戶數都遙遙領先競爭對手並且差距還在繼續拉大。而且它還有17萬個線下終端（相當於ATM和“村淘”的電商代下單終端），壁壘很高。當時的公司股價22美金，市值大約是10億美金，而且市盈率隻有10倍多。我覺得它被嚴重低估，於是買入了。買入之後3、4個月就漲了近50%，於是我心中暗喜，又抓到一隻“十倍股”。
沒過多久，QIWI就開始跌了。我很奇怪，於是研究了一下，發現是因為石油和俄羅斯盧布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下跌。我想，兩個貨幣的匯率短期取決於消息導致的供需變化，長期取決於購買力平價，而購買力平價的變化是很緩慢很痛苦的，所以俄羅斯盧布肯定會回升。於是我繼續買入。之後俄羅斯盧布果然回升了，我又心下暗喜。可是沒過多久，股價又跌了，而且這一次跌個不停。我再去找各種報告，也沒找到原因，於是繼續持有，又過了很久，我才發現除了俄羅斯盧布的匯率還有兩個別的問題1）俄羅斯出了個新政策，導致QIWI的17萬個線下終端有一部分會被迫關閉，直接影響交易量；2）俄羅斯的年輕人中用QIWI的比例在降低，更多人開始用銀行卡直接支付。
看到這兩個新信息之後，我就斬倉了。不但全部利潤回吐，而且還虧了1/3。這個公司可能其實還是一個很優秀的公司，但是我真的不足夠了解，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去了解。說實話，這兩個問題為什麽會發生，我其實並不知道。回頭來看，除了一些人口、電商滲透率等統計數字，我對俄羅斯幾乎一無所知。為什麽我在買入和持有期間，覺得自己很懂這個公司呢？是什麽東西給了我這種虛幻的安全感呢？
簡單地總結，就是“偷懶”是人的本能，而我的本能把我給騙了。在這裏，我總結幾個本能“偷懶”的例子。
1. 人的本能總是喜歡偷懶地依賴間接的信息，而不擅長獨立觀察、獨立思考。
形式會給人虛幻的安全感。我找到的投行的報告用了大量的繪製精美的圖，數據很豐富，分析很詳實，很“平衡”地指出了許多風險點，而且很“厚”。這些形式上的完美，讓直接相信了它的結論，也讓我更加自信，而忘了我做投資決策的重要原則：我應當有信心比基金經理們更了解一家公司，否則就不要碰它。這個報告的結論本身是一個間接的信息，而它的“形式”也是一個間接的信息。
我們從出生開始，就被灌輸各種規則和知識，這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因為“直接學習經驗”比“自己總結經驗”要高效太多。然而，這種便利也讓我們習慣於依賴間接的信息來了解世界。比如，我們會根據一個人的穿著、聲音、相貌來判斷他是否值得信賴，會根據一個公司（銀行）的辦公室的地段和裝修來決定是否和它合作，也會因為滿城人沒戴口罩在外麵走來走去覺得“霧霾也沒什麽大不了”。同樣原因，我們會常常簡單地相信 “那麽多人都這麽想，那總錯不了”或者“這麽多年了都是這麽做的，那總錯不了”。
我在這篇文章之初，提了幾個“投資大師”的名字，目的就是讓讀者覺得“這些人很牛，所以這個作者應該也很牛，所以他說的東西應該也很有道理”。這種提供“間接信息”的策略通常很有效（你就承認了吧），但是其實沒有邏輯的必然性，這些大師很牛不代表我牛，更加不能代表我說的有道理。
2. 一切的溝通都是低效的溝通，人的本能會高估語言文字的信息傳遞效率。
我後來發現，QIWI的2013年的年報的“風險揭示”部分，白紙黑字地寫了這兩個風險點（參見[i]和[ii]），但是我做投資決策的時候完全沒有看到。不是我沒看它的年報，而是我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這些信息，即使我看到了這些文字，也不會真正理解它的含義，因為所有的招股說明書和公司年報裏麵都有類似的關於監管風險和用戶行為變化風險的提示。
事實上，人類語言的信息傳遞效率是非常低的。一個人在把事實轉換成語言的時候，就丟失了很多信息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另一個人在把語言轉換成事實時，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同時也會遺漏很多信息。問題在於，我們對此總是過於樂觀。而且，現代社會治理、公司管理中的很多製度和規則，也是基於“語言能完美傳遞信息”的假設來設計的。
3. 人們決策所依賴的，是大腦中的一個“真實世界的投影”，這個“投影”其實大部分都是憑空想象，但是人的本能無法分辨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想象。
我在中國、美國、歐洲和新加坡都生活過，但是從來沒有在俄羅斯生活過。我在做研究的時候，看到很多類似人口、互聯網、電商相關的數字，腦子裏實際上在同步地把自己的生活經驗往裏“補充”，以形成一個完整的“俄羅斯的模型”，而這些經驗大量地來自於我對於其他地方的消費者和企業的觀察。我其實無法分辨這個“俄羅斯的模型”中哪些來自我的想象。（順便說一句，人的記憶其實也是這樣，你無法分辨哪些是真的記憶，哪些是大腦根據別的記憶拚湊出來的東西。）
4. 人類的本能會偏向過於自信。
在QIWI這個例子上，股價上升的時候我覺得是因為我判斷準確，股價下跌的時候，我就去尋找股票被市場誤判的證據。我的這種心態，導致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選擇性地忽略了俄羅斯盧布的匯率波動對這隻股票的影響，更沒有想到要去關注消費者行為的變化。複盤的時候，我才發現我買入之後的第一次股價上漲也主要是由於俄羅斯盧布匯率的驅動。
許多研究證明，人常常隻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實，選擇性地忽略和自己願望不一致的事實。然而，人總是知道自己“知道什麽”但很難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麽”。
人類的本能除了這些，還有許多別的“偷懶”的方式，例如它常常被“錨定效應”影響，它不喜歡用統計學的方式思考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在《思考·快與慢》裏麵有深入的闡述。想克服本能偷懶的毛病，就要養成“用力思考”的習慣，用一雙“懷疑一切”的眼睛來觀察世界，勇於承認自己的無知和錯誤，並時刻警惕自己在決策時被情緒和無關動機影響。
有些讀者看到這裏，可能覺得膽戰心驚，人類本能有這麽多缺陷，那我還是把錢交給基金經理來管理吧，他們好歹是一個機構，一群人做決定，總比一個人做決定要更客觀、更理性吧。然而，這可能是個誤解。接下來我們聊一聊“集體決策”的話題。
四、集體決策傾向於依靠人類本能，人類本能傾向於依靠集體決策
我發現，在需要“用力思考”的情況下，一群人來做決定更加難以做到客觀、理性，人越多越難。為什麽呢？
我們先來做個思維小遊戲（純屬虛構）。請你想象一個場景，有一個五口之家決定要買一套房子。經過幾個月的考察，在總價差不多的兩套房子之間猶豫不決：A——交通方便，但麵積較小，單價較貴，而且小區有點舊；B——樓盤比較新，麵積比較大，單價便宜，但在遠郊交通不方便，周邊配套也不太成熟。
爸爸是個理性派，考慮因素是交通便利、性價比和升值潛力，選A。媽媽是個感性派，主要考慮樓盤檔次、舒適度，喜歡B。兩個人意見不一致，於是媽媽提議全家討論一下。外婆一看價格，說A的單價那麽貴，還是選B吧。外公不太關心這事情，說隨便你們吧，但是媽媽說不行，必須選一個，於是外公說，那我就選A吧，離我打麻將的夥計們比較近。又是平局，氣氛緊張了。於是爸爸問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小寶貝，說，上次我們全家去看了兩套房子，我們搬到第一套（A）去好不好？小寶貝說，不要啊我不要搬家。爸爸說，不行哦，我們現在的房子住不下了必須得搬家，你選A還是選B呢？小寶貝眨了眨眼說，B。
三比二，最後買了B。搬進去以後，外婆就後悔了，每天早高峰的時候要陪著外孫坐一個小時公交車去上學，然後坐車回來，下午還要去接，每天兩個來回要花四五個小時。小寶貝也覺得很痛苦，於是吵著著要搬回去。爸爸就說，這可是當時你選的，你當時為啥要選B呢。小寶貝大哭，說，那天來看房子的時候樓下有一隻狗狗很可愛，可是搬過來以後，就再也沒見到它了！
一群人做投資的決定，和這個場景其實非常像。我來總結幾個特征：
支持或者反對的“人數”、亮點或風險點的“數量”，常常起到決定性因素，但是往往影響結果的一兩個關鍵因素的權重遠遠超過其他因素，而集體討論的時候，大部分人無法按照這個思維模式來思考。
“用力思考”需要花時間，一群人討論的時候“停頓”是很失禮的，隻能依靠直覺快速而膚淺地思考。而且很多人隻有自己獨處的時候才能正常思考，麵前有一個人，就開始有點緊張，有兩個或更多人，尤其是裏麵有職位比自己高的，就完全無法正常思考了。還有些人在開“電話會議”的時候思考能力會下降。麻煩的是，表麵上不一定看得出來。這種人在人群中比例多大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就算一個（工作十幾年了，現在好一點）。在很多集體討論、電話會議中，我覺得自己沒有想明白，就會保持沉默，有時候還會因此遭到誤解。
鼓勵“contribute”，是一種被普遍認同的文化，但其實有很大的副作用，因為術業有專攻，對任何一個行業和一個公司有深入觀察的總是少數人，大部分人都是一知半解，但是他們要麽並不認為自己不懂，或者即使不懂也裝懂。但是，他們的意見的權重是一樣的。
“什麽樣才是好公司”，“股價現在是貴還是便宜”，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所以大家表態的“基準”並不一樣，綜合的結論其實沒有意義。
很多看上去像事實的觀察，例如“產品很受歡迎”，“管理團隊很優秀”，其實都沒有統一標準。一個人發言說的觀察和論點，其他人聽到耳朵裏麵每個人的理解都不一樣。
“和稀泥的中立派”總是聽上去更加客觀、更加正確。
大多數人其實是跟風的。
直接反對，是傷麵子的。
總之，集體決策傾向於依靠人類本能，而人類本能喜歡“偷懶”。
有的朋友可能想說，不對啊，市場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並不是“投票”來決定股票買賣的，就是基金經理決定的。
確實是，但是每個人都在一個“力場”中身不由己，每一個“力場”其實都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集體決策。我舉幾個典型的例子。
“反身性力場”。股市本身，就是個巨大的“投票機器”。隻要大多數人（資金）相信一件事（比如漲或者跌），這件事情就會發生。所以每一個參與者，都在一邊觀察和預測其他參與者的行為，一邊影響其他參與者（用“買”和“賣”來投票）。這種思維方式在短期非常合理，但是長期來看是完全不理性的，一個公司的長期價值取決於行業特性和公司自身的業務發展，和人們相不相信它的股票會漲是基本沒有關係的。人很難完全逃脫這個“力場”的束縛，我也做不到。
“投資人手銬力場”。有一次我和一個管理了30億美金的基金經理聊天。他說，我真羨慕你們做風險投資的，可以有這麽長期的資金。你別看我管了30多億美金，但是隻要一個季度業績不好，就有投資人開始撤退，有些老客戶合作了十幾年了，我幫他們賺了好幾倍，但他們撤退起來毫不含糊。有些同行好的時候一片風光，不行的時候瞬間就完蛋。所以我50多歲了還要如履薄冰，天天盯著這些公司下一個季度的財報，一有風吹草動就得趕緊跑路，即使我知道一個公司長期的前景很好，也不敢長期持有。
“職業經理人力場”。很多基金經理看上去是手握重權，但是其實他們也有老板，可能還不止一個，比如類似“首席投資官”、“首席風控官”之類的。基金越大，各種“官”就會越多，誰都得罪不起。基金經理在做投資決策的時候，潛意識中需要考慮很多和投資回報本身不相關的東西。
“勝利者的墳墓力場”。一個基金做得不好則已，如果做得好，必然會越來越大，資金規模大了，就需要投資更多的公司，需要招聘更多的“小基金經理”和分析師來研究這些公司，大基金經理就隻能靠“投資研究報告”來了解這個世界，但是他又不敢相信這些“投資研究報告”，就變得很焦慮（自己未必能發現）。怎麽解決焦慮呢？多問幾個人的意見吧，最好大家集體討論一下。
“文化和人性力場”。其實我們從出生開始已經處於這種力場之中了。對於權力的追求和表達自我的欲望是人的本性。你今天看了我這篇文章覺得我講得有點道理，也同意“集體決策”不能完全理性，但是過兩天你們小區的“業主委員會”裏如果有人說“以後你們大家所有人都要聽我的”，你還是會投票把他趕下台。如果在一個落後的部落，說不定這個人會被打死。在一個基金裏麵也是一樣，一旦一個基金形成了“集體決策”文化（甚至製度），就再也改不回來了。
讀到這裏，有些讀者可能心都涼了：似乎人類沒救了啊，一個人決策效率不高，因為很難抵抗情緒幹擾而且本能會傾向於“偷懶”，然後一群人決策效率也不高，因為群體決策傾向於依靠本能，而本能又傾向於依靠集體決策。這怎麽辦啊，你們藍湖資本是怎麽弄的呢？誰實話，我們自己也在不斷實踐和摸索中。一方麵我們限製了投資團隊的人數（目前隻有6個，以後也會在個位數），以降低溝通成本，另一方麵我們也會進行大量的線下一對一的溝通。我統計過，我們投的十六七個項目裏麵隻有一個是在集體開周會的時候做的決策，其他都是“offline”決策的。
本來提筆隻是因為有感而發，沒想到寫了這麽多。希望聊這些東西對大家有所啟發，興許還能給社會管理者、企業家們一些組織架構設計方麵的啟示。寫一寫對於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好的總結和勉勵，一方麵要不斷訓練自己的思維習慣，另一方麵應當常常利用“外部大腦”來幫助自己理性、客觀地思考。說到這裏，我倒是願意結識喜歡“用力思考”的朋友，互相當“外部大腦”，探討投資和創業，都是人生快事。有興趣的可以在你的微信裏搜索我的名字或“Blue Lake”找我的微信，找不到的，也可以通過藍湖資本的公眾號找到我們的聯係方式。
按照慣例，最後還是給創業者們一些建議：
保持自省，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學會常常“用力思考”而不簡單地依賴於經驗和直覺，讓“對抗本能”成為你的本能
不要輕易相信各種內部和外部的“報告”，利用數據和親身體驗來了解你的客戶、員工
設計組織機構的時候，要避免“群體決策”，避免關鍵崗位的決策受到無關動機的影響
相信年輕人，重用有良好思維習慣的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