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1日，主持對日“和談”的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衛任行政院長，代國府主席，中國近代史上最具規模的漢奸集團粉墨登場。在這個以汪精衛為首的漢奸集團中，若論才行風格，其實不乏當代佼佼之士。李宗仁曾經說：“汪兆銘儀表堂堂，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而早年在銀錠橋邊刺殺攝政王的壯舉和獄中幾首慷慨決絕的“被逮口占”，更使汪精衛成為無數革命青年心中當之無愧的偶像。不止汪精衛，1928年曾在上海主編《革命評論》，創辦大陸大學的陳公博，也算得上一時的風流人物。曆史學家何茲全先生在談及早年受到陳公博的影響時說：“我還是要感謝陳公博的。我當時信仰他，他的話，他的思想，我最能接受。”陳公博出身於一個卸任的廣西提督家庭，自幼喜讀各種武俠誌怪小說，九歲時家中還專門為他請了拳師教習棍棒拳腳。陳公博曾說自己“好俠仗義，慕朱家郭解為人”。觀其在1930年擴大會議失敗後，堅決跟隨汪精衛“共甘苦”，並寫下“險阻艱辛不肯辭，輕生重諾寸心知，拚將肝膽酬朋友，珍重東城判袂時”的詩句，可證其確為一性情中人。待其以“漢奸罪”下獄之後，既不上訴，行刑之時亦能泰然從容，也算差強人意，可見內心仍有所安頓，並非一貪生怕死之徒。
怎樣理解這些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時至今日，我們並未能在各種相互衝突的感情和理論中妥善安置這些有善始而無善終的人。在這裏，賣國求榮的解釋是不充分的。梁鴻誌在獄中有“十方昏暗燈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的詩句，周佛海聽到陳公博被槍斃的消息時，寫下“地下相逢應共笑，成仁畢竟是成功”，可見漢奸們也有道德上的自信。1945年－1947年之間，國民黨各級法院先後審理過2.5萬個漢奸。今天，當我們試著撥開時間的迷霧，將目光投向六十多年前聚集在南京的那批所謂“汪偽巨奸”，並再次“旁聽”他們在審判席上進行最後一翻“自我詮釋”的時候，一些在特定曆史情境中具體而鮮活的意誌、情感與性格，漸漸在“漢奸”的符號之下浮現了出來。在這些自我辯護中，自然不乏避重就輕、顛倒黑白、推托抵賴之詞，但是，透過這些漢奸的“自我詮釋”，我們還是不難體會到一些國民黨政治的詭譎複雜，和末世畸形政權下的事態人情。在“漢奸”的複雜性中，既包含著曆史的複雜，也包含著人性的複雜，對於這個複雜性的審視，或許能夠為我們打開另一個進入曆史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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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公博在他的“自白書”中說，當年汪精衛曾對他說，“中國要複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汪精衛反對抗戰，主持和談，打出的是保護民生、保存元氣的旗號。對“民生”的重視，也是汪精衛1932-1937年主持行政院期間一個顯著的執政特點。他一貫認為，民生的充實，國力的振興，是解除國難的唯一途徑。1933年“熱河事變”發生之後，汪精衛與軍事領袖蔣介石在擴充軍備的問題上就曾發生過爭執。他反對蔣介石關於擴充軍備的要求，而是提出了一個旨在遏製官吏貪汙和嚴申軍事紀律的同時，全力進行農工商業建設的方針。1933年8月21日，汪精衛在國府紀念周上演講時說：“兄弟最近幾次報告，第一句說充實民力，第二句也說充實民力，有人說道，這是迂遠之論，其實這是哀痛迫切之呼籲……解除國難，還是充實民力一句老話”。在這種“民生決定論”的前提之下，汪精衛自然看不到抗戰勝利的希望。在他離開重慶之前，抗戰正進行到最艱苦的階段，而黨國的官僚和奸商們卻層層勾結，大發國難財，整個上層頹靡之風充斥，這更加重了汪精衛的悲觀。在汪看來，中國不僅國力衰弱，不能對外，而且內部的腐敗黑暗，不能立國。這是促使他叛國離渝的重要原因。
“充實民力、發達國力”雖然反映了汪精衛一貫的立場，但是在對日戰爭的嚴重局麵下，還透出了汪精衛心中一個更深的“憂患”，這就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汪精衛反對全麵抗戰，與其反共立場有直接的關係。汪精衛在政治上與中共積怨頗深，然而對中共的認識卻並不深入，不能準確的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的原因和中共在抗戰政治格局中的位置，但是他仍然清楚的意識到了抗戰為中共的發展所提供的曆史契機。1932 年1月，汪精衛在南京會見法國駐華公使韋禮德(Wilden)時就曾說過，中國一旦對日本以武力抵抗, 中共必然立即乘機行動。1933年5月1日汪精衛在中央黨部紀念周報告中說：“日本單獨侵略中國，為禍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長江，勢必至於各國共管，為禍尤烈。”甚至認為：“現在共匪無異是日本的別動隊，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今日主張抗日不必剿共的，恰與當日主張用兵用遼東不必征剿李自成張獻忠諸賊的，同一誤國。”1935年11月汪精衛致函胡適討論對日戰爭問題時，更明白的指出：“如今戰爭，是經濟戰爭，以現在我國軍隊，若無經濟供給，留駐於沿海沿江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傀儡政府；進入西北內地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土匪。換句話說：絕不能做到比利時（注：指戰敗而複興）。……除了化做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對於汪精衛來說，“化作蘇維埃”與瓜分或共管同樣是喪失主權的表現，這種恐懼也是促成汪精衛對日求和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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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的投敵，從消極的一麵說，是在錯誤預見中國必敗的情況下，為中國複興“保存元氣”，從積極的一麵說，也希望借助日本入侵帶來的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的重組，在政治上另有一番作為，是為了政治路線和最高領導權而拚上性命與蔣介石的最後一搏。汪精衛確信他的求和行為是有利於國家的。在決定離開重慶的那一刻，汪精衛以為，他“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兩國有誌之士，難道怵於一時之禍福譽毀，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
汪精衛早年借廣東省政府派遣留日學生的機會，考取了日本法政速成科官費留學生。在日俄戰爭的背景下，形成最初的政治理想，在日本加入同盟會，開始了其一生的黨政生涯。對於中日兩國政治一衣帶水的關聯和互動形勢，汪精衛有著深刻的認識。早在《民報》時期與保皇黨的論戰中，汪精衛就在一篇《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禍》中指出，日本國內對於清國之方針，亦分“保全”與“侵略”二派，“此二派皆有勢力”，而“欲問何派得以實行，則純視中國之現狀如何以為斷。”三十年後，汪精衛本著同樣的對日本國內“理性”政治勢力的妄信，發表“豔電”，響應近衛文麿的誘降聲明，在承認“滿洲國”、放棄內蒙地區、出讓華北資源、承認日本在中國所有經濟特權的情況下，以戰敗議和，謀求一個“戰後之休養”的時機。他深信，日本人最終也會明白和則共存，戰則兩傷的道理，現在他提出的和談，有助於日本國內“理性”的政治勢力站上風，最終達到共同發達，這不但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
對日本國內的“理性”勢力寄予過度期望，是汪偽漢奸一種普遍的心態。在1940年5月的一次日本招待宴會上，周佛海說：重慶的人自認為是民族英雄，視餘等為漢奸，而餘等亦自命為民族英雄，“蓋是否民族英雄，純視能否救國為定。餘等確信惟和平足以救國，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終，抑以漢奸而終，實係於能否救國。如餘等以民族英雄而終，則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漢奸而終，則中日糾紛永不能解決。”事實上，對於如何才能“救國”，周佛海也沒有全盤的計劃。起初他與汪精衛一樣，幻想著日本人能夠有理智冷靜的思想，看清戰爭的後果，“否則中國固亡，日本亦不能獨存。”接觸後才知道“日本意見分歧，機關複雜，而且氣量狹小，至今尚無覺悟，將來前途未可樂觀”，而偽組織中人卻各謀私利，“鮮有為國家打算者”，國際局勢又是千變萬化，不可測料，此時周佛海才發現自己已陷入了“和平終不可期，而吾輩又無立足之地”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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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精衛對中日戰爭形勢的錯誤判斷之下，重慶的特務政治無疑也推動了漢奸政權的產生。曾親身參與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的金雄白，流亡到香港之後，寫過《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等文章，將河內高朗街的槍聲血痕，認作汪偽政權最終成立的直接原因。據說，當汪精衛發表豔電之後，除了中樞要人不斷有函電勸挽之外，中央也兩度派人到河內勸說，希望汪仍回渝供職。但汪表示他在抗戰政策上與當局是不相容的，決定攜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五人赴法。然而緊接著發生的河內暗殺事件，徹底改變了汪精衛的計劃。替汪而死的曾仲鳴，是汪精衛最親近的部下，他的夫人方君璧、姐姐曾醒，與汪精衛一家有著深厚的感情。這一場顯然是精心策劃的暗殺行為導致的曾仲鳴慘死，方君壁重傷，帶給汪精衛無限的悲憤，激起他對重慶極大的反感。河內暗殺行為所造成的汪精衛的衝動情緒，也被日本人在誘降過程中充分利用。據高宗武回憶說，當日本的犬養健和陸軍少將影佐探知汪宅被刺的消息後，不等他們同意就直接從東京來到河內，要求與汪精衛晤麵。“這三位日本人見了汪便號啕大哭，汪氏亦流淚。所以這一場見麵，除彼此相對而哭，並無任何說話，但日本人的這一場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
無論事實是否如高宗武所言：河內事件使個性衝動的汪精衛忘記了一切，把救國的動機變做個人複仇的工具。河內刺殺確實加速了汪精衛的投敵活動，並為他批判重慶的獨裁和特務統治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暗殺事件之後，如驚弓之鳥的汪精衛來到日本占領的上海虹口，提出“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的口號，說在民主國家的議會裏，即使在戰爭中，依然可以提出反戰意見，但是“我呢，在重慶不能哼一聲，離開重慶才能哼得一聲，立刻便要殺以滅口了。……殺沒什麽可怕，可怕的是哼不出聲來。一個副總裁，一個外交部長，尚且如此，其它可想。”並借機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標，“誓當竭其心力，以民主集權之精神團結黨內，以實行憲政之約束與全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有誌之士攜手合作……”
在汪精衛對蔣介石的政治鬥爭中，訴諸“民主”理念是一個慣用而有效的策略。從武漢時期的提升黨權運動到擴大會議時期標舉的民主政治，再到抗戰時期民主與獨裁的論爭，汪精衛始終站在“民主”一邊。對於叛國投敵的行為，汪精衛也訴諸反對獨裁和民主憲政的理念。無論汪精衛對“民主”的理解達到何種程度，事實上民主論在偽政權的建設上並沒有發揮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它的意義隻存在於對重慶獨裁統治的批判中。不過，與蔣介石統治的獨裁性格不能兼容，也是汪精衛集團中人叛國的原因之一。1943年1月，當汪偽政權已經走到日暮窮途之時，周佛海曾在日記中沉痛的寫下：“汪先生為汪夫人所支配，宵小所包圍，私心自用，漸自失去全體領袖之身份，而變為一派係之領袖，事業、前途，頗為悲觀。然退一步想，較之渝方派係之複雜，人事之糾紛，門戶之傾軋，以及蔣先生不顧輿論，不納忠言之獨裁，猶覺此勝一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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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河內暗殺事件，是否就不會有汪政權的產生？這一點很難判斷。汪並非一個深謀遠慮的人，雖然他因公開“主和”而叛離重慶，但對於如何進行他的“和平運動”其實並無主張。汪逃到上海之後，比在河內更加彷徨。在他周圍的人則明顯分為兩派，以周佛海為代表的一派是堅決主張組織政府的，而陳公博一派的何炳賢則力陳“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原則，堅決反對。最終周佛海的意見占了上風。然而，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突然刊出高宗武、陶希聖《致大公報信》和汪精衛與日本人簽訂的《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全文揭露了汪日談判和簽訂密約的經過及條款內容。此即所謂“高陶事件”。高陶二人本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所倚靠的核心人物。“高陶事件”無疑給了“和平”運動一個沉重的打擊。周佛海當時“憤極之餘，徹夜未睡”，曾在日記中寫下，“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一直對汪精衛投敵行為進行勸阻的陳公博，竟然來到上海，投入到所謂“和平運動”當中。1940年3月21日，陳公博來到上海的這一天，周佛海在日記中寫下：“本日公博到滬，相見之下，悲喜交集。渠謂高陶實非人類，吾人因政策不同而離渝，從未對蔣先生有一惡語相加，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實人類所不能作之事也。”1945年11月，獄中的陳公博在他的自白書中寫下“我不是不愛國，同時我也愛汪先生”，又說“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難道我好站在旁邊袖手嗎？”算作是對自己漢奸之行的最後詮釋。不止陳公博，汪精衛之對曾仲鳴，金雄白之為周佛海，都曾表達過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心情。金雄白在回憶中說，1940年的農曆正月初八，他曾向周佛海表明，他“決議不幹了”。因為幾個月來的事實已經證明了日本人的蠻橫狡猾，也證明了許多“和運”中人之利欲熏心，甘為虎倀，他“不甘同歸於盡”。周佛海流著淚拉著他的手說，正因為能夠推心置腹的朋友太少，所以死也要死在一起。當時，“士為知己者死”的話就浮上金的心頭，他也緊緊握著周的手，“淒然的點了點頭” 。事實上，“士為知己者死”是漢奸們的一種典型的自我詮釋。然而，在一個國家命運危急的時刻，在曆史的方向有可能由政治家的膽識和智慧來決定的關頭，對人民、對國家的道德才是最高的道德。這種一死酬知己的行為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不但是非常無力的，而且是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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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的走，陳公博的來，政治命運的生死成敗，就在這一走一來之間有了判然的分別。事實上，到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出台時，任何“和運”中人都已明白“和平”的虛偽和日本“和平”滅亡中國的野心，汪精衛又怎麽會不知道呢？據說汪在1939年12月30日簽署《綱要》時潸然淚下，說：“他們要我簽，我就簽罷。中國不是我們幾個人賣得了的。”陶希聖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同樣的形勢之下，高陶懸崖勒馬，汪陳自暴自棄，周佛海將計就計，截然相反的政治選擇提醒我們重視個人的倫理和性情在政治選擇中的分量。傅斯年曾寫過一篇《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用“罪犯心理”分析汪精衛這樣一個上有嚴父、繼之有嚴兄、自幼受“女兒式”教育的大家庭中的庶子。汪精衛的精神結構中是否有傅斯年所說的“卑賤疙瘩”姑且不論，但在其與日本人周旋的整個過程中，我們確實看到，從一開始，汪精衛就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對複雜時局的判斷和控製能力，而時常表現出某種近於妄想的自戀與偏執。1939年12月，當“和平運動”已經進行到討論中日基本條約草約的階段時，有一次陳公博曾對影佐禎昭說：“哪裏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製中國罷了”，影佐答複說：“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立刻把此話報告給汪，望其慎重考慮，汪卻忿然說到：“我們偏不使日本控製中國。”那個時候的汪精衛，相信事在人為，他說“憂在己不力，豈在憂時窮”，他自信“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但是，一旦投入到凶險陰鶩的對日交涉中，汪就變得毫無謀略，完全無力實現其念茲在茲的和平理想。褚民宜在他的“自白書”中說，“往事如煙，不堪回首。汪先生……既為救民而來，而又不能有強過臨時、維新兩政府之表現，有時受日人迫脅，竟至閉門痛哭。”
自知做了漢奸的汪精衛，心情是悲苦的，經常不能控製自己的情緒，將桌上散置的公文拋在地上，或用雙手猛抓自己的頭發，並對身邊的人發火。1941年6月14日是舊友方君瑛的忌辰，汪於舟中“獨坐愴然”，又想起為他而死的曾仲鳴弟，寫下“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的詩句。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汪精衛在新愁舊痛中，客死東瀛。在生前的最後一首《金縷曲》中他寫道，“故人落落心相照，歎而今生離死別，總尋常了。馬革裹屍仍未返，空向墓門憑吊。隻破碎山河難料。我亦瘡痍今滿體，忍須臾、一見欃槍掃。逢地下，兩含笑。”不知此時在他的心中，是否還深藏著早年絢爛的革命記憶？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的《東方雜誌》上，汪精衛曾發表過一篇《自述》，其中詳述了自己庚戌被逮的情景，說警察從他的夾衣裏搜出《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等文章，問他為什麽將它們藏在身上，他說，“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預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麵”。長記越台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革命對於汪精衛，曾經是成就生命意義的媒介，最終卻變成權力鬥爭的手段；政治對於汪精衛，曾經是一個救國的夢想，最終卻走向叛國的下場。1946年1月21日，國民黨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工兵營在何應欽的命令下，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藥，炸開了汪精衛的墳墓，並將其屍體焚化。精衛填海，恨海難填。汪精衛的《百字令·春暮郊行》中有“堪歎古往今來，無窮人事，幻此滄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劫後殘灰，戰餘棄骨，一例青青覆。鵑啼血盡，花開還照空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掩蓋了人間的血肉橫飛，恩恩怨怨，在這種莽莽蒼蒼的“天道”麵前，一切的權力爭奪和政治上的成敗得失都被相對化了。汪精衛一生在政治的漩渦中沉浮，欲罷不能，然而在這首“百字令”中，我們隻看到了他在政治中所感受到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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