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鄉、哲學園與革命場
——18世紀法國沙龍
沙龍起源於15世紀的歐洲，一直到19世紀都是西歐上層社會文化、社交生活的中心，引領並象征著一個時代的思潮與風氣。而這顆風景線上最為璀璨的明珠，便是18世紀的法國沙龍。
18世紀是啟蒙的世紀，那麽幾乎同樣可以說18世紀是沙龍的世紀。啟蒙思想並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巴黎的沙龍就是哲人們活動的中心，思想誕生的社會基礎。而沙龍的組織者——沙龍女主人，這些求知、自律的時代女性，則無疑是這個精英思想圈的中樞與核心。這種曆史的慣性，一直延續到大革命前期，直到1793年，上層女性依然通過沙龍的形式對政治施加著自己的影響，以自己的方式為共和的理想而鬥爭。除了私人沙龍外，皇家學院舉辦的公共藝術沙龍，也在文化維度之外，具有了獨特的政治維度。不同職業、性別、等級的人們在沙龍裏自由地探討藝術，由此推動了公共空間的建構與公共輿論的產生，從而為現代公民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一）巴黎沙龍裏的女性與哲人
文人共和國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由話語構成、為話語所談論的共同體。法國啟蒙時代的文人共和國就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話語共同體，它建立在一個以巴黎的沙龍為中心的知識交互網絡的基礎之上，並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新特點。對啟蒙時代的法國哲人而言，公民身份中的政治與文學層麵對他們的自我定義同樣重要。這種新的共同體與集體目標的觀念是由編纂百科全書的集體經驗所塑造的，其目標是“改變慣常的思考方式”。而要成功實現這一目標，啟蒙事業就需要一種比百科全書更廣泛、更深入、更加製度化的社會基礎與交流網絡。哲人們在巴黎的沙龍裏找到了它的基礎。
到1760年代，巴黎的沙龍——已經是巴黎社交與文化生活的中心——成為了啟蒙運動的中心。18世紀中，在喬芙蘭夫人（Mme Geoffrin）、萊斯皮納斯小姐（Mlle de Lespinass）和內克夫人（Mme Necker） 等人的領導下，沙龍從一種貴族的、消遣的組織轉變為一種啟蒙的組織。在沙龍裏，貴族和非貴族聚集到同一平台上平等對話。沙龍之所以成為一種啟蒙的組織，不僅是因為它體現一套新的價值觀，也在於利用這些價值觀，來為那些領導它們的女性和經常光顧它們的男性塑造一種嚴肅的工作空間。
女性為什麽要建立沙龍呢？本文作者反對那種她們想通過和睿智的、有權勢的男性的交往來獲得聲名與權力的傳統觀點，認為這是長期以來以男性為主的曆史學家們對女性的偏見。名聲和榮耀不過是更為複雜的個人抱負的副產品。啟蒙時代的沙龍女主人們都是聰慧、好學的女性，她們依照自己的社交、智識和教育需要重新塑造了當時的社交形式。其背後最初、首要的目的是滿足那些創立沙龍的女性們自決的教育方麵的需要。
在一個女性完全不需要有什麽事業心的時代，沙龍卻恰恰是一份獨特的“事業”：必須通過漫長的學徒期和仔細的學習，她們才能最終開辦自己的沙龍。這份事業對有才之士開放，但也需要充足的資金來維持。這是一份精神上的事業，從物質上講，則純粹是虧本買賣。而且，正因為隻有在一個知名沙龍裏學習經驗後才能創辦自己的沙龍，在這種持久性的社會機構中，最基本的關係並非沙龍女主人和一群男士的關係，而是沙龍女主人與其學徒的關係。喬芙蘭夫人在20年裏經常光顧唐桑夫人（Mme de Tencin）的沙龍，內克夫人則在喬芙蘭夫人和萊絲皮納斯小姐的沙龍裏學習多年。
沙龍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女主人對知識的渴求、舉辦沙龍的規律性以及女主人的活動組織能力。當時流行的對女孩兒的教育觀念類似“女子無才便是德”，無論是喬芙蘭夫人、萊斯皮納斯小姐或是內克夫人年輕時都深受其害，因而當她們決心參與並創辦沙龍時，都爆發出巨大的求知渴望。德·讓利斯夫人就曾在日記中痛陳“我極其渴望自我教育……我曾是如此的無知”。同樣，著名的女主人們都能保持常年規律的作息，如喬芙蘭夫人總是5點起床，並兩周一次定期在下午舉辦沙龍。內克夫人更在日記中寫道“隻有當一個人進行社交前已經在心中和筆下充分斟酌，她才能說是真正準備好進行談話”。
從古至今，沙龍女主人們常常被冠以輕佻或放縱之名，作者指出這種刻板印象的謬誤。內克夫人在信中說道：“葉卡捷琳娜大帝從未沉溺享樂，這是造就她偉大的原因之一。恰恰是這種對享樂的喜愛破壞了人們對女性的看法。”無論如何，那些知名的沙龍女主人們都試圖在一個已經充滿了放縱與享樂的時代裏，建立嚴肅性的中心。盧梭批判她們很可能是因為他本人被排擠出這個圈子從而心生怨恨。創辦沙龍的原因因人而異，這些知名女主人們和圍繞在她們身邊的人，都希望以嚴肅的方式進行社交，並且創建經常性的、製度化的社交場合。正是這種嚴肅性與規律性使得18世紀的沙龍區別於當時其他社交方式以及17世紀的老式沙龍。
隨著參與者日多，以沙龍為核心聚集起了一個不斷增長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開始自稱“哲人”。沙龍正是為哲人們提供了一個權衡並討論各種觀點的社會空間，他們和沙龍女主人一樣，都注重成果的產出及其使用價值，因而是務實而非務虛的。18世紀的沙龍女主人們通過規範化的聚會以及鼓勵、組織智識活動，將此前貴族的、休閑的社交聚會轉變為嚴肅的工作場合。最為重要的是，她們重新定義了此類活動：從消遣變為工作。
另一方麵，當時的哲人群體正在經曆思想史上的重大進步——例如采納培根式的科學方法與編纂百科全書——也在沙龍裏找到其社會基礎。而沙龍本身的靈活性也為哲人們的成長提供了相對自由的空間。因而精神領域的進步與沙龍的製度化、社會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相互交融，成為啟蒙運動這一整體性事業不可分割的兩個麵相。1760年代開始，哲人們甚至著手創辦自己的沙龍，並自行挑選、邀請女主人主持沙龍。不幸的萊斯皮納斯小姐就在信中抱怨自己過著兩重生活：在沙龍裏空洞的公共生活和存在於情書中的、難以滿足愛欲的私人生活。
作為啟蒙事業的社會基礎，沙龍具備三種主要功能。其一，新聞、信息、觀點的中樞以及交流溝通的中心；其二，人們在沙龍中建立關係，結交新人，共同參與到不斷擴張的文人共和國之中；其三，它為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提供了一種模板，一種新社會的樣板。
然而，盡管交談總是沙龍的首要活動，卻是另一種話語形式使得巴黎的沙龍成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中心：書信來往。如果說沙龍是啟蒙運動的心髒，那麽書信就是其間流淌的血液。從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到狄德羅的《論盲人書簡》和盧梭的《致達朗貝爾論戲劇書》，書信作為一種寫作形式將作者與讀者勾連起來，並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複印並流通的信件、公開信、出版信、寫給編輯的信等等，它們將龐大的讀者群融入進一個知識交互網絡之中，而巴黎的沙龍正是這一網絡的起點與中樞。這一網絡不僅遍布法國，甚至蔓延到歐洲各國，葉卡捷琳娜女王與弗裏德裏希大帝都曾與著名的沙龍女主人通信。
當時主要有兩種通信：信件往來與文學通信。前者是一般意義上的通信，雙向互動，內容也相對日常化。而後者則往往是單向的，且從內容到形式都更具文學性和創造性，更像是一種文藝作品。不過這兩種通信都為沙龍的“話語”提供了模板，前者體現出了一個共同體應有的內部互動交流，後者則凸顯了文人共和國的文學與藝術創造力。先後由格裏姆和梅斯特主編的《文學通信》在40年裏一直充當巴黎的沙龍與外界書信溝通的重要橋梁。此外，其他種類的手稿也會在巴黎的沙龍裏來來往往，比如詩歌、史書、旅行日記等等。
同時，沙龍也為作者們提供朗讀手稿的機會，尤其是尚未出版手稿。在這裏初出茅廬的年輕作家可以通過朗誦自己的手稿找到誌同道合的支持者，並擴展自身的交際圈。詩人德利爾就在他的《農事詩》出版前首先在巴黎的沙龍裏朗讀其手稿。甚至有很多從未公開出版的手稿——例如讓蒂爾-貝爾納的《愛的藝術》——也能在沙龍裏找到它的聽眾。哈貝馬斯指出，沙龍“某種程度上壟斷了任何新作品，甚至音樂作品的‘首次公開亮相’，要得到這個論壇的肯定才能正式出版”。不過，雖然相比公開出版沙龍朗讀更為私密，但沙龍絕非某種地下組織，它依然是“公開”的，因而也難逃警察的法眼。
在巴黎沙龍為核心的精英圈子外，更廣大的“公眾”正是啟蒙思想的主要受眾。哲人們致力於塑造某種被啟蒙了的公眾。而將公眾與沙龍聯係起來的，正是廣大而密集的知識交互網絡，人們可以通過訂閱各式各樣的期刊以了解沙龍中正在發生的一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蘭西信使》。1759年在裏昂一群誌趣相投者發起了一個文學出版物閱讀社，成員間采取共同付費、互相傳閱的方式閱讀各類文藝刊物，並希望將此法在全國推廣。因而，公眾絕非被動消極地接受哲人的思想，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啟蒙事業之中。
當然，我們不能對當時的情勢作出過於樂觀的估計。在當時交通的緩慢與不便、昂貴卻不穩定的郵政係統，都使得這一知識交互體係的建立舉步維艱。英國旅人阿瑟·楊就在日記中抱怨過“法國的落後”、“從斯特拉斯堡到貝桑鬆，我就沒見過一份報紙”。而文人也從未真正掌控過那些文藝期刊，遑論由政府掌控的郵政體係官方出版物。事實證明這一體係是有限且脆弱的，它無力抵抗1789年的大震動。
總而言之，真正使得沙龍及其書信網絡成為啟蒙運動的組織形式，並非那些試圖控製沙龍的人們，而是其背後的原則：交互性、平等性、爭論與交流等社會與思想原則。最後，巴黎的沙龍以及建立於其上文人共和國，也正是沙龍女主人和哲人們改造現實世界的模型。其中蘊含的是某種形式上的平等以及對民主的期許。正因如此，這個以巴黎沙龍為中心的文人共和國才能跨越空間與時間的界限，成為一種新政體、新社會的精神源泉。
（二）皇家學院沙龍與新型公民的形成
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聚集在皇家學院舉辦的藝術沙龍裏，欣賞、品鑒精美的繪畫與雕塑作品，並興致盎然地公開談論之，這種行為不僅僅是文化領域的審美活動，在法國君主製時代中更具有獨特的社會與政治意涵。本文作者聚焦1730至1750年代的法國沙龍，通過闡述其間形成的個人情感與集體共識、個人表達與程序規範、自主性與一致性之間相互依存的機製，向讀者展示當時的社會風貌。
在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理論家們並不認為“美”是供人們爭辯的對象，夏爾·巴丟就宣稱由於藝術是模仿自然的完美真理，因而隻有一種好的品味，無需為此公開爭論。不過，1937年以後隨著皇家學院藝術沙龍的定期召開，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前往圍觀，並進一步刺激了公眾輿論。出於向民眾展示法國精美的藝術作品，同時也為了激勵院士們的相互競爭的初衷，沙龍在國王的受洗日順利舉辦。結果，反倒是沙龍現場烏央的人群而非作品本身，吸引了評論家們的關注。《法蘭西信史》對此描述道：“一個巨大的廣場裏聚集著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各色人等，他們欣賞著也評判著，表揚著也抨擊著。”
勒布朗神父在1747年出版的一卷書中分析了這種公共話語交互的現象，認為沙龍具有某些與證券交易所類似的社會功能。在他看來，參觀者不單希望獲得某種審美體驗，而且希望借此獲得一種社會權威的光環。首先，藝術沙龍成為了公共討論的催化劑，而討論的主體過去則一直是被排斥在這種高雅生活之外的。其次，審美品位的形成與對個人聲望的追求密不可分，而這種審美品位又必須與流行的觀念、範式相調和。最後，個人的藝術見解總被拿來和別人的見解比個高下，這種比較漸成常態。
從沙龍的參與人數上看，上述論點是無可非議的。據統計，到1760年代有超過20000參觀者湧入為期五周的藝術展，到大革命前夕則是巴黎人口的十分之一，當真成為了一種時髦。隨著談論藝術的業餘人士隊伍不斷擴大，到1750年代甚至催生了一種新的參考書：便攜式藝術詞典，這為人們談論藝術提供了必要的詞匯，正如編纂過詞典的安托萬-約瑟夫·貝內蒂（Antoine Joseph Pernety）所說的“對藝術和科學的熱愛不分等級。人們想知道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想談論一切，並顯得無所不知。”皇家學院秘書夏爾-尼古拉·科尚（Charles-Nicolas Cochin）則代表了部分官方與專業人士的意見，對公眾的嘈雜與鑒賞能力的低下感到不滿。
諷刺的是，業餘愛好者不斷增多的一個原因，恰恰來自藝術家團體本身對公眾品鑒藝術的鼓勵和支持。皇家學院鼓勵公眾參與沙龍，也是為了借助其聲音保障自身相對於行會的獨立性。為此，它首先確立了公共輿論的實用價值，即由於眾議相比個人判斷總能保持相對的公正，民眾的評價才代表了對一幅作品的蓋棺論定，而民意的持續審閱也能激起藝術家間的相互競爭。
而且隨著公眾參與的加深，藝術品的定義也發生了微妙的改變，公眾而非畫家本身開始掌握更多的話語權，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天賦與品位在藝術中有著相同的對象，前者創造它，後者評判它。”由此，沙龍並不再是簡單的激勵畫家間競爭的機製，也同樣在觀眾中間促進了個人對藝術的思考以及個人品位的形成。曾經巴丟所推崇的藝術是對自然的摹仿，而現在藝術直接與公眾對話的新觀點被更多人奉為圭皋。1749年一位作家就說道：“讓過去的事物在我們的凝視中複活，讓當下的事物銘刻於心，這既是為了教育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子孫後代。”既然品評的核心在於觀者的內心感受，那麽藝術品鑒的大門也就對所有人打開了。禦用畫家夏爾-安托萬·誇佩爾（Charles-Antoine Coypel）是這一觀點的有力提倡者，1747年他公開表示：“除了懷有偏見者和假冒的專家之外，我還不知道有誰是不能對一個直擊心靈的作品作出好的評價的。”
當然，出於知識積累與分析能力的限製，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獨立地作出令人信服的藝術品評，因而藝術品評的高下，反過來又成為了衡量觀賞者才學乃至地位的標尺。那麽，麵臨著被眾人嘲笑的風險，人們為何又願意公開表達自己的藝術見解呢？本文作者認為，究其原因在於談論藝術賦予業餘人士的認知自主（cognitive autonomy）的光環。對藝術作品的評價首先調動的是主觀的情感體認，正如勒布朗所言：“不是所有人都能發現什麽是真的，但大多數人都能夠感知它。”正是“大多數人心中最原初的感覺是正確的”這一預設，讓每個人都能夠進行藝術批評。更為重要的是，自由地表達對作品的見解給觀眾帶來一種對話語權的支配感。馬克·安托萬·洛吉耶（Marc Antoine Laugier）1753年在《業餘者的評判》一文中說：“當談論繪畫的時候，我並未讓自己被他人的權威觀點所俘虜；我審視我自己的靈魂。”而且，當不同地位、不同年齡、性別的各色人等聚集在沙龍裏各抒己見，讓公共輿論檢驗自己的見解時，自由、民主的精神便開始萌芽了。
盡管有人對沙龍裏的魚龍混雜、喧鬧不堪大加批判，但1765年科尚還是代表皇家學院維護民眾公開討論的權利。就這樣，最初為藝術家牟利的藝術沙龍，卻有力地塑造、維護一種集體話語的能量與機製，並由此傳播了一套新的自我表達的倫理以及個體認同與集體認同間的全新關係。
誠如上文所述，藝術沙龍的舉辦引入了公眾話語這一前所未有的權威，而同時個人也在輿論場中通過表達自身的藝術見解來獲得聲名與威信。1753年勒布朗（Abbé Le Blanc）就感慨，同時代的人與路易十四時代最大的區別便是沉迷於表現自身的獨特性：“正如17世紀的人熱衷於相互模仿，現在我們則熱衷於凸顯自己。”自然，表達見解也容易招致非議，乃至互相責罵。尤其像科尚一類的專業人士，就曾對業餘參觀者的粗淺言辭與缺乏常識大加批判。
可以看到，一個人越是介入集體話語之中，他的言辭就日益與其社會地位掛鉤。作者指出，對一個處在上升中的社會來說，這種狀況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提供了巧妙的解決方案：如何在作為身份標誌的血緣和財富日漸受人蔑視的社會中，繼續維持階級和秩序。像沙龍這樣的話語機製鼓勵人們為自己社會地位負責。
另一方麵，談論藝術不僅有助於彰顯自我，它同樣推動社群的凝聚，因為個人情感的公開表達必須要將個人的觀點與大多數人的價值觀與行為習慣相協調。沙龍的評論家們從兩個層麵對此加以解釋：社會互動與程式化的習慣。前者意味著當個人在表達見解前需要在內心考慮自己的見解能否被大多數人所認可，就像巴丟所說的：“人們希望自己的思想在被表述給外界聽時，能顯得公正、自然、易於贏得他人的尊敬。”後者則意味著，藝術賞析也像回答考試題一樣，主觀的感受需要遵循某些特定的分析技巧與套路，才能轉化為能被眾人接受的分析性描述。其中最基礎的就是客觀地描述繪畫的內容，例如洛吉耶就曾以長達7頁的文字來詳述範洛的畫作的人物與布局。這種敘述與其說是為了誇讚繪畫的精美，不如說更是為了展示評論者自己的才學。
概括而言，沙龍的參觀者們一方麵要從內心感受、思考藝術之美，同時也要將其與共識性的觀念與習慣相調和，轉化為能被眾人所接受的描述或分析性話語，作者認為這兩個方麵恰恰是相輔相成的。進一步而言，恰恰是在藝術批評的語言與方法層麵，個體獨特性與公共輿論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得以最大程度的保證。在這個輿論場中，各色人等學習著藝術批評的技巧，展開各種爭論，最終達成某種共識。有趣的是，像誇佩爾（Coypel）這樣的專業人士一直反對在評論中進行空洞的術語堆砌，還寫了些小冊子對此進行抨擊，結果卻弄巧成拙，越來越多的人讀到小冊子後，反而開始了解並有意使用這類術語了。
有一點值得強調，上文所描述的機製並沒有阻礙藝術上的創新或公眾品位的持續變化。作者認為，這是基於三點原因。首先，共同的分析規範並沒有規定討論或評判的內容本身。其次，這種規範也並非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它更像是一塊無形的、能夠凸顯個人獨特性的“背景板”。最後，與教會或宮廷的條規不同，早期沙龍的規則與價值觀是流動的、心照不宣的。它也並不依附於某個黨派、階級或權威人士，觀眾的品位與階級構成的多樣性恰恰是常態。由多樣性的個體而組成的公共話語這個非人格性的整體，以及公共輿論得以形成的社會文化機製，才是最具生命力的。
法蘭西學院的早期沙龍留給後人的遺產，並不在於特定製度、派別、階級之間的鬥爭，也不在於其激發了藝術批評的熱情，而正在於其成為了現代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公民群議行為的大熔爐。勒布朗、誇佩爾、科尚等時人的論述，更揭示了沙龍在文化維度之下蘊含的政治維度，皇家學院沙龍也因此為現代坦率直言、自我調節的新型公民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三）大革命中“沙龍”與政治圈子（1789-93）
在主流的革命敘事中，男性往往占據了絕對的主要角色，女性則淪為消極被動的配角、政治舞台的邊緣人。在本文中，作者於主流的議會檔案之外，查閱了許多未被前人關注的史料，諸如警察局的筆錄、法院的審判記錄、外交信函、外國旅行者的日誌等等，從而挖掘出革命史鮮為人知的側麵。通過對幾位革命時期著名沙龍女主人的研究，作者發現，盡管女性在政界的“曝光率”不高，但她們依然在1789到1793年間與當時的實際決策者、意見領袖保持緊密的聯係，推動建立了若幹以“沙龍”為中心的小政治圈子，進而對革命進程施加不可小覷的影響。
三級會議召開前夜，內克夫人的沙龍是當時最著名“自由派”圈子之一。1789年三級革命召開後，因其政治觀點觸怒了皇室與保守派貴族，其丈夫、財政大臣內克被免職。為表示不滿，內克夫人沙龍的常客們寫作了許多諷刺小冊子與辯護書，並向外發布，客觀上也對大革命的最終爆發起到了推動作用。1788到1789年間，很多參加了她的沙龍的人，都在隨後的製憲會議中嶄露頭角，例如西耶斯、孔多賽和塔列朗。
1789年10月6日國王在巴黎民眾的巨大壓力下，從凡爾賽搬回到巴黎居住，這被保守勢力看作是奧爾良派的陰謀，而其成員則以德·讓利斯夫人（Mme de Genlis）的沙龍為活動中心。她從不對外掩飾她對於英國政治模式的青睞，沙龍裏熱烈地討論時政，革命爆發後巴萊爾（Barère）、德穆蘭（Desmoulins）、佩蒂翁（Pétion）乃至羅伯斯比爾都曾到此造訪。但隨著路易十六的失勢及其後發生的馬爾斯校場慘案等事件，她與革命漸行漸遠，並在1791年10月移民英國。
在路易十六統治的末期，德·讓利斯夫人的姑姑德·蒙泰鬆夫人（Mme de Montesson），即後來奧爾良公爵的夫人，成為了巴黎沙龍的大明星。她對製憲議會抱有巨大期望，而眾多議員也應邀來沙龍裏做客，其中她最欣賞米拉波（Mirabeau）。她以自由、寬容、相對中立的政治觀點而出名，也因此在第一帝國時期被拿破侖所讚揚。
與上述三位持自由主義立憲立場的女士有所不同，同時期德·博阿爾內夫人（Mme de Beauharnais）的沙龍則以其激進著稱。她的沙龍在舊製度末期便嶄露頭角，被作者稱為最早的“共和派沙龍”之一。她以開放的心態接納新思想，以真誠的熱情歡迎革命，時人甚至稱讚道“她身邊圍繞著兩位女士，一位是自由，一位是平等”。她的沙龍定期舉行，影響力巨大到富蘭克林都曾多次上門拜訪，直到1793年因對埃貝爾派的肅清而不幸被捕。另一位著名的“共和派沙龍”女主人是德·克哈利奧（Louise Félicité de Guynement de Kéralio）小姐。製憲會議期間以她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革命派的政治圈子，許多雅各賓和科爾德利俱樂部的成員都與其來往甚密。
如果說上述女性都是廣義上的立憲派或共和派的話，那麽還有許多女性則屬於反革命陣營，她們的身影自始至終活躍於反革命活動中。隨著革命的演進，大批曾經的社會上層人士也紛紛鋃鐺入獄，甚至招來殺身之禍。為此，保皇派女士們直接參與到營救貴族的逃亡密謀之中。1791年4月，德·愛普雷美尼爾夫人（Mme d'Eprémesnil）及其沙龍常客們策劃了一次劫持路易十六並將其送出巴黎的行動，據記載當時大約50餘人全副武裝地衝上街頭，其中不乏身著戰鬥服裝的女戰士。此外，諸如達爾巴尼伯爵夫人（comtesse d'Albany）者則采取“文鬥“的方式，通過遊說、發表政論文章，試圖擾亂乃至改變議員們的政治立場。
91年憲法製定後，製憲會議於9月30日解散，隨後政治形勢不斷變化，革命也在外戰內亂中走向高潮。製憲會議時期的沙龍也隨之迎來送往，舊的客人走了，也有新的客人加入。瓦倫事件及隨後的馬爾斯校場慘案，是造成雅各賓俱樂部分裂的導火索。拉梅特夫人（Mme de Lameth）的沙龍在1789-91年中是當時雅各賓俱樂部的重要活動場所，而在瓦倫事件後它則倒向了斐揚派一邊，因而失去了包括羅伯斯比爾在內的一批雅各賓派成員。像拉梅特夫人這樣的自由派女性，往往支持革命的第一階段，即製憲會議時期取得的成果，他們於保皇黨而言是左派，於羅伯斯比爾而言卻顯得太“右”了。
遠離政治漩渦中心，在當時巴黎近郊的度假勝地歐特伊村，也活躍著不少的政治圈子，其中最著名的兩位便是哲學家孔多賽和愛爾維修的妻子。孔多賽夫人受丈夫的影響，渴望實現政治與宗教的寬容，個人與民族的平等、生存狀況的改善與世界和平，並同丈夫一道與托馬斯·潘恩、傑斐遜、富蘭克林、亞當·斯密等外國名士溝通交流。1790年末她創辦了自己的沙龍，也是最早的“共和派沙龍”之一。在親眼目睹了馬爾斯校場慘案後，她開始公開表露對建立法蘭西共和國的期盼。之後在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的政治鬥爭中，孔多賽站在了失敗者一方，夫婦二人的沙龍也被迫關閉。愛爾維修夫人的沙龍則在知識分子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反革命者將其咒罵為“巫婆”，支持者則將其尊為“聖母”。她的沙龍裏，我們可以見到杜爾哥（Turgot）、富蘭克林 、米拉波、孔多賽夫婦等諸多名流，他們大多相信革命在1789年就已經完成了，因而反對更多的流血傷亡。在1793年以後的大恐怖中，沙龍的常客們接連遭到追捕乃至死刑。親曆了無數的死亡後，愛爾維修夫人感慨道：“希望米粥之花四處盛開，這樣就可以人人溫飽，再無紛爭了。”
與此同時反革命的貴族政治圈子也從未消弭，瓦倫出逃事件後，國王聲譽驟降，王位也名存實亡，眾多反革命貴族則紛紛展開了拯救王室的密謀。內克的女兒斯塔爾夫人（Mme de Staël）的沙龍便是其中代表。1791年製憲會議解散，立法議會召開，一批未能入選立法會議的前議員便聚集在斯塔爾夫人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小政治圈子。1792年6月她從資金上援助了一次國王逃跑密謀，8月10日起義之後她再次不遺餘力地投入到拯救其貴族同伴的努力之中。
盡管1791年後政局變換詭譎莫測，許多製憲會議時期的政治圈直到1793年依然活力不減。朱莉·塔爾瑪夫人（Julie Talma）的沙龍便是其中之一。她在1789年站在革命派一方，時人評論稱她具有比其他法蘭西女人更有才華而且十分愛國。與上文所述的許多女子一樣，當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分裂時，她和丈夫一樣站在了吉倫特一方。1792年當他們為德穆裏埃（Dumouriez）舉辦慶功晚宴時，馬拉帶領一群無套褲漢破門而入，並於第二天在《人民之友》報上刊登了晚會的情形，抨擊其為“反革命沙龍”。另一位革命女傑是著名的羅蘭夫人，她的丈夫羅蘭先生是吉倫特派領袖，也是國王任命的部長。她在政治上對丈夫的幫助與影響是人所共知的，她甚至親自起草丈夫寫給國王的信函。在1792年秋天黨派鬥爭白熱化的階段，她更成為了吉倫特派的智囊與靈魂。
如果我們著力於議會檔案之外的各類官方、地方與個人資料，我們不難看到革命的領導者們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與之有聯係的沙龍女主人的影響。從舊製度末期一直到複辟王朝時期，這些女性一直在幕後引導、輔助著支持或反對革命的政治活動。更令人動容的，是其中相當一部分真正心懷民主、自由理想，堅信《人權宣言》的時代女性，她們向往的是一個更加人性化的共和國，因而在雅各賓執政時期常常遭受各種不公的待遇。今日，需要學者們重新公正地審視她們的曆史地位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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