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與 « 惡之花 »
再喪也喪不過波德萊爾。夏爾·波德萊爾是“喪文化”的祖師，是最早表達“我喪故我在”的人。喪文化的典型語言是“一時受挫沒關係，再努力一下，你就絕望了”，波德萊爾的三觀也一樣，他認為任何企圖改變現狀的努力都是無效的。在他所生活的1840—1860年代，法國經曆了多次革命和動蕩，社會上活躍著一群慈善家、人道主義者、進步論者以及鼓吹烏托邦的人，波德萊爾一概嗤之以鼻。他的偶像是美國人埃德加·愛倫·坡，他在翻譯坡的《奇事集》一書的序言裏寫道：
“（愛倫·坡）認為所謂的‘進步’這一偉大的現代思想，不過是一種癡迷；他還將人類住宅的完善化稱為大地的傷疤、方塊狀的贅疣。他隻相信永恒不變的‘自在之物’……”
這就是波德萊爾在說他自己。
他從不相信世界會越來越好，從不相信處死罪犯或打入地獄能夠積極地影響社會人心，更不相信人性本善。他說，最純潔的人，心靈深處都有惡的因素，不過，這種惡主要不是衝著社會和他人去的，而是奔著自己來的，會危害自己，對自己構成致命的危險，而人還覺得這裏麵有很強的快感。
這來自波德萊爾的切身體驗：他20歲時體格強健，眉清目秀，也很有錢，但很快迷戀於感官刺激，揮霍無度，迅速致窮。他在一篇小散文詩《迸發》裏說：“我是個早熟的浪蕩子”，從自己的媽媽開始，女人的香味、頭發、衣裙就讓他如癡如醉。
波德萊爾的詩，如果拍出來，必須是色迷迷的畫麵，最好交給丁度·巴拉斯這種時不時能將細節呈現得既淫蕩又有詩意的導演來承擔：一隻手從女人的腳踝摸到大腿根，鼻尖沿著纖足的頂端陶醉地走，手捧一根秀發閉上眼睛……與這種極端的浪蕩相稱，波德萊爾對“上癮”別有研究，他在散文詩集《人間天堂》裏分析了英國人托馬斯·德·昆西是怎樣上癮，並且寫出《癮君子自白》這等佳作的：德·昆西從小在女人堆裏長大，成為一個“兩性體”，如果沒有對於女性的早熟，對於從女性肉體質感到衣裙質感的細膩接觸，“即使是最激狂雄渾的天才……也是不完美的人。”
他對女人的諸多評價，會讓女性主義者憤怒。他把女人看作天才（男性）文人的必需品，同時又是威脅，“對於詩人暴虐的靈魂來說，她是一塊平庸的牧場”，而那些天才的女人則是“一個有缺陷的男人”，等等。波德萊爾說，他隻能接受侍女和妓女，絕不要一個長期的伴侶，而他一生所執著愛慕的女人，也是一個黑白混血的女演員——讓娜·迪瓦爾。在1851年的一篇文章裏，波德萊爾已經明明白白地披露了迪瓦爾的性格：
“一般來說，詩人們的情人比卑鄙下流的低級妓女好不了多少，其中稍好一點的，是那些能做個湯又不去養二爺的。”
這種巨大的驕傲裏包含著多麽凶狠的自貶，而自貶本身又是對這個世界的運作規律——讓了不起的天才跟低級的女人般配——的譏刺。不管是歌唱女人的魅力還是對她們噴毒，他都是一個根本意義上的喪人：我啊，我命中注定隻能與奸邪頑劣不入流的人為伍，最終自己也會變成他們的樣子。
160年前的那個夏天，直到下印之前，波德萊爾還在修改《惡之花》裏的詩作。書一出版就石破天驚，社會上通行的標準三觀被它打得暈頭轉向。對莊嚴綺麗堂皇的美，對被眾口一詞地讚頌、高廳明室地供奉的美，波德萊爾說出了“我厭惡”，說出了它已經滑落為虛偽，變成了喪失真實質素的道貌岸然的真相：
“我厭惡畫中的古代美人/那纖弱的、巧笑的玩物/她無聊地朝著窗口哼哼/耀眼的印花布裝飾一屋。”（《理想》）
而他描寫的都是與“古代美人”相反的東西：
“退色的椅子上坐著幾位老妖婆/畫了眉毛，懶洋洋地拋出媚眼/顧盼作態，讓衰萎皺縮的耳朵/為當當作響的寶石和金器裝點。”（《賭博》）
對於那個年代的人來說，波德萊爾真是太邪惡，太“重口味”了。他寫的都是真實存在的東西，但它們都被社會“良好風俗”默認為是不可說的，誰敢說，誰就要被眾口一詞地唾罵，被放逐出社會共同體。波德萊爾不僅敢說，還聲稱那才是他眼裏的值得入詩的東西，人們罵他是魔鬼，但再翻幾頁《惡之花》，就驚恐地發現波德萊爾早已自認魔鬼的“幫凶”：
“榮耀歸於您，撒旦我的君主！/您統治著人間、天上、和地府……噢，就讓我也躺在您的身旁/同在古老的知識之樹下冥想！”
相反的，那讓光明普照的上帝，在他看來是一個“善妒的天主”，大地上的寶藏被他隱秘起來，唯有撒旦才知道它們的所在，唯有撒旦才能在人心中埋下探尋隱秘的欲念，指引他們去挑戰那光明正大的倫理：“你在少女的心目中深深培植/對卑微的渴望、對違禁的欣喜。”（《獻給撒旦的連禱》）
他這麽挑釁社會，是因為勇敢嗎？根本不是。史上罕有花花公子能兼職當憤青甚至革命鬥士的。波德萊爾當初發表《惡之花》，也是賭了一把，賭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社會風氣較為奢靡頹廢，審查尺度也會比較鬆。事實上，當他遭到第一輪攻訐，尤其是《費加羅報》發表斥責文章後，立刻害怕起來，甚至責備朋友不該把書送給《費加羅報》的編輯。1857年7月，當法國內政部長就提請總檢察長注意這本書，說書中的好幾首詩都犯了侮辱公共道德罪的時候，波德萊爾簡直已經“嚇尿”了。
但是，他害怕的主要是不體麵：被推上法庭，被審判，被送進監獄，太丟人現眼了。但在這些後果發生之前，他卻被一種自毀的衝動所驅使，去寫詩，去故意挑釁，想看看自己能落得個什麽樣的結局。波德萊爾在一篇散文裏說，他是一個肯定會倒大黴的人：
“有的人注定了要命中不幸。每個國家的文學裏，都有那麽一些人，他們腦門一道道深陷的皺紋裏，用神秘的字體寫著‘不幸’。不久前，有人把一位不幸的人告上法庭，他的腦門上有幾個奇特的文身：‘缺少運氣’。他就這樣，背著他生命的標簽到處走，就像一本書帶著他的書名，然後他被審訊，以證實他的命運的確被這標記所預言了……仿佛瞎了眼的天使，致人於死地的天使，隨手抓了幾個人，不停地拷打他們，以此來促使其他人成長。”
認定自己要倒黴，要衰落，要被人唾罵，但是對這種主動“認定”十分自得……在波德萊爾這種極端的人格裏，你可以看到“喪”的真諦，那就是在明知會摔得很慘的情況下，繼續由著自己的性子往下走，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慘。相應的，輕度一點的、更普通的喪，就是認可、流連、鍾情於自己所處的短缺狀況，不去也根本不想改變它。“走自己的路，讓別人打車去吧”，這種話裏隱含的不是自暴自棄，而是自認無奈（打不起車）下的小小慶祝。
早熟和上癮的結果，是梅毒找上了波德萊爾。他的身體垮掉了，但是這種形式的惡疾卻十分吻合他極端喪的三觀。一邊享受，一邊墮落，翻著漂亮的筋鬥下墜，直到深淵之底；做一些明顯對自己不利的事，帶給他的快樂總要高於承擔後果的痛苦。波德萊爾深信自己所有的選擇，包括寫那些聳人聽聞的詩和過奢侈糜爛的生活，都是命中注定，也是符合自然規律的。
一個高規格的喪人，他最憎恨的是什麽？當然不是自己的處境，因為他接受它的難以改變；也不是別人——不管是高尚者還是卑鄙小人——的詆毀，他早就把自己置於被詆毀的位置上，像波德萊爾那樣，承認自己就是魔鬼，是酒徒，是流連下三爛場所的病態的浪蕩子。他最憎恨的是庸俗。“一個浪蕩子決不能是一個庸俗的人，”他說，“他犯了罪，他或許不會就此墮落，但要是這罪行源於庸俗，那麽丟臉就在所難免了。”
《惡之花》是向庸俗開的排炮，庸俗，即那些總是為大多數人趨之若鶩的趣味，明明低入塵埃，大眾還一心視之為能把自己從地麵提升起來的翅膀，高端人士則以其為匹配自己檔次的標簽。在發表它的時候，特奧多爾·戈蒂耶，這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也是波德萊爾的親密朋友，一眼就看出了這部詩集的本質：這是一本“憂鬱與罪惡的詞典”，如果出版它，那麽世人的“道德反應”將會變得理直氣壯——他們都將認為自己擁有無以複加的美德，因為他們都看到，世界上存在著一個肮髒的、重口味的、褻瀆神聖的波德萊爾，他反襯了他們的高尚與虔誠，以及“正能量”，實則不過是一些以固化、虛偽的審美包裝著的玻璃心而已。
（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