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時期的致命笑話
德國曆史學家魯道夫·赫爾佐格（Rudolph Herzog）的《致命的可笑：希特勒德國的幽默》是一部研究納粹時期德國笑話的專著。書的題目“Dead Funny”從詞義上說是“非常可笑”或“可笑得要命”，但卻有著一層更深的意思：這是一種像“死”一樣嚴肅的“可笑”，有極為嚴重的後果。
德國人那些漫不經心的笑話在他們那裏隻是“可笑”而已，他們沒有認識到的是，正是這些看似輕鬆的玩笑讓他們有了容忍、順從甚至協助納粹極權統治的借口。
赫爾佐格把納粹時期一般德國人說的笑話與猶太人說的笑話作了區分。納粹上台的初期，普通德國民眾支持和滿意納粹的統治，“隨著失業率下降，德國人在經曆了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沮喪後，又開始有了信心”，覺得“好日子”終於來了。這個時期普通德國人的笑話並不是政治反抗，而隻不過是對納粹政權某些滑稽可笑的現象，如納粹的衣著、行為、習慣、希特勒敬禮、納粹領導人物的外貌和嗜好等等的“無害取笑”（harmless teasing）。這樣的說笑對納粹統治並無大礙，所以懲罰並不嚴厲。一直要到戰爭時期，尤其當德國在戰爭中節節失利時，政治笑話才成為嚴重的罪行。
相比之下，猶太人從納粹一上台便成為完全失去國家法律保護的受害者，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普通德國人那種“幸福感”，隨著生存處境變得越來越艱難，他們遭受的迫害也越來越殘酷，直到被送進死亡集中營。因此，猶太人的幽默中有一種屬於它自己的苦澀、憤懣和絕望，也使他們的笑話具有一種特殊的悲劇性。
對此，赫爾佐格寫道：“德國人和德國猶太人笑話的根本區別不隻是語調和所指，而且更是其功能。德國人的‘耳語笑話’主要是起釋放大眾挫折感的安全閥作用，而德國猶太人的笑話則起著鼓起勇氣的作用。”
正如猶太-德國笑話的收集者，經典名著《猶太幽默》（Der Jüdische Witz）作者賽爾西婭·蘭德曼（Salcia Landmann）所說，“猶太人笑話是幫助他們在遭遇任何厄運的情況下都要活下去。這些笑話嘲笑的是猶太人每天必須麵對的恐懼。正因為如此，最深沉的猶太黑色笑話表達的是一種反抗：我笑故我在。我雖無退路，但我仍然在笑。” 這種社會功能是普通德國人玩笑所不具備的。
一、普通德國人的玩笑
納粹執政的初期，一般德國人的笑話語氣比較輕鬆，他們說笑話的事情和人物並不對他們構成直接的生存威脅，玩笑的題材也不過是一些他們在生活中感覺古怪、過分、不自然、做作、擾亂正常秩序和日常習慣的事情，包括變成全體德國人“新習慣”的“希特勒問候”（希特勒敬禮， Heil Hitler！）。
正如奧爾特加·加塞特所說，“問候本身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行為，不是一種產生並完成自我目的的習慣。相反，問候這種習慣，卻成為其他所有習慣的象征，因此成為‘習慣中的習慣’”。納粹上台之後，一句不完整的套語“希特勒萬歲”，加上一個攤開手心，伸展至眉梢的動作所構成的問候，成為德國人在任何場合下的標準用語，也成為笑話的靶子：
德國人還說關於納粹領導人的笑話。戈培爾相貌像猶太人，個子矮小，被叫做“米老鼠”（Wotan’s Michey Mouse)；他說話裝腔作勢，被叫做 “有毒的矮子”（Mahatma Propagandhi)； 他還是個平腳底，被叫做“侏儒怪”(Rumpelstizchen）。黨魁戈林因其肥胖的長相被叫做“肥厚”（Der Dicke）。戈培爾善於說謊，戈林愛虛榮，他們都是德國笑話的對象。
（1）戈培爾有自卑症，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你每天站在鏡子前15分鍾，不斷對自己說，我重要，我重要，世界離不了我。這樣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 戈培爾對醫生說：“你這個法子不管用，我對自己說的話一個字都不相信。”
（2）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見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馬糞塑人像。戈林問，“是誰的像？”“是戈培爾博士和雷伊博士。”“要不要也塑一下戈林的像呢？”“不行，沒有這麽大的一堆馬糞。”
（按：納粹黨的組織部長雷伊博士[Dr. Robert Ley]是個小個子，綽號是“小鮑比”-Klein Bobjie）
（3）戈林在胸口的許多勳章之外加了一個箭頭，指示是，“請繼續看我背後”。
（4）德國有了一個新的度量叫“戈爾”（Gor，戈林的諧音）——戈爾等於一個人的胸膛前可能掛滿的勳章的最大量。
赫爾佐格指出，“像這樣的笑話即使是針對一些頭麵政治人物，從本質上說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這樣的笑話形成了一個“套子”或“罐頭”，可以填加新的內容。
東德也有一個諷刺領導人烏布裏希（Walter Ulbricht）說話沉悶無味的類似笑話：東德1960年代末有了一個新的時間度量叫“烏布”——烏布等於總書記講話時東德人需要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轉換頻道的時間。在納粹德國或後來的東德，這樣的笑話之所以被當作政治笑話是因為笑話的靶子是領導人，人們拿戈林的虛榮和烏布裏希的沉悶開玩笑，“但他們兩個的缺點都不涉及肆意破壞社會規範或對人類文明犯下大罪，所以這樣的笑話並沒有政治顛覆的力量，它們都不過是在語言上耍了一點小把戲，為的隻是逗樂，如此而已”。
許多德國笑話都與普通德國人不滿他們社會和生活裏一些事情和人物有關，由於這些事情和人物與統治權力關係密切，這樣的笑話也就自然被當作政治笑話。例如，有的笑話是挖苦那些“吃黨飯”的，還有的則是諷刺黨衛軍和衝鋒隊的不法和傲慢行為。
（1）一個廚子正準備煎土豆，她沒有豬油，不住地在鍋灶上揮動萬字旗（納粹黨旗）。有人問她為什麽，她答道：“在這麵旗下，許多人都肥得流油。”（按：這樣的笑話並不是批評和攻擊納粹本身，而隻是指向一些不正派和謀權自肥的個人。）
（2）2月27日傍晚，戈林的助手上氣不接下氣地衝進戈林的辦公室大叫道：“報告戈林總理，國會著火啦！”戈林看了看鍾，搖搖頭說，“這麽快就著火啦。”
（3）問：正規軍和黨衛軍的區別是什麽？答：正規軍說，預備、開火！黨衛軍說，預備、放火！
（4）問：國會是誰放的火？答：Sass兄弟。（衝鋒隊和黨衛軍）。（按：這是諷刺他們在國會縱火案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從笑話裏可以看出，當時普通德國人對誰製造國會縱火案是心知肚明的，因為這樣的笑話相當普遍。普通德國人對納粹玩弄司法製度也很清楚，有這樣一個笑話：
一位納粹高官到瑞士訪問，看到一棟公共建築，問是幹什麽用的，接待人員說，“這是我們的海軍部”。這位納粹官員笑了，他說：“你們一共隻有二三條船，要什麽海軍部。”瑞士人答道：“我們為什麽不能有海軍部，德國不是有司法部嗎？”
像這樣的笑話諷刺的是納粹“國家機器”的違法活動，政治色彩比較明顯，也包含比較明顯的政治批評。還有許多笑話的題材事關民生艱難，由於民生問題是納粹政策所造成的，民生笑話自然也就包含了不滿或批評政府的政治意味。但是，這樣的笑話卻並不是反對納粹統治本身的。1939年戰爭開始，德國的擴張非常順利，幾乎沒有付出血的代價。德國人的笑話說的是因為國家軍費開支人民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納稅負擔和越來越嚴重的物資短缺，但並不涉及納粹的罪惡行為和戰爭罪行：
（1）天主教徒說：每天早晚都要禱告（pray）；國社黨人說每天早晚都要交稅（pay）。
（2）4年計劃要求木柴有更重要的用途，德國人用什麽取暖？答案是，用希特勒頭腦裏的蜘蛛網新型布料做衣服，網是戈培爾吹出來的，線是德國人的耐心紡成的。
（3）有一個人要自殺，先是用繩子上吊，無奈繩子質量太差，斷了。他又把頭伸進煤氣烤箱裏，但下午2到5點沒有煤氣供應。於是他隻好靠糧食定量過日子，這個辦法非常靈驗。
隨著戰爭形勢的逆轉，德國從攻勢轉為守勢，納粹對笑話的管製也更加嚴厲。德國人覺得說話得越來越小心了，對陌生人不敢輕易開口說話。但是，納粹無法禁絕笑話，笑話仍然在民間傳播，而且有了戰爭失利的內容：
（1）一個人去看牙醫，牙醫說，“請張嘴。”求診的人說，“不行，我不認識你。”
（2）希特勒打敗法國後，站在英吉利海峽，心想進攻英國為什麽這麽困難。這時候摩西突然出現在他身邊說：“如果你沒有這麽殘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訴你我變紅海為通途的訣竅。”希特勒命令他的衛兵抓住摩西嚴刑拷打，逼他說出訣竅。摩西說，“我隻是用了上帝給我的杖，海水便分開成為道路。”希特勒吼道，“你的杖呢？”摩西說：“在大英博物館收藏著呢。”
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號召全民投入“人民攻勢”（volkssturm），應征入伍的都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孩子和以前被歸入不宜服兵役的60歲以上的人員，他們經過簡單的反坦克武器訓練就被送上戰場，到戰爭結束為止，有17萬“人民攻勢”軍人失蹤，大多數可能都是在戰鬥中喪生的，因此有這樣的笑話：
問：什麽人嘴裏有金，頭發是銀，骨頭裏有鉛？
答：人民攻勢軍軍人。
這時候德國的一切物質供應也已經幾乎不存在了，有這樣的笑話：
希特勒與戈林、戈培爾和食品部長培克（Herbert Backe）開會，希特勒問戈林：“我們的飛機和燃料還能維持多久？”戈林答道：“報告元首，五年。”希特勒問戈培爾：“你的宣傳還能讓人民就範多久？”“報告元首，十年。”希特勒又問培克：“糧食供應還能維持多久？”“報告元首，夠吃二十年。”希特勒很高興，說：“那麽戰爭還能進行得更久一些。”培克舉起手忐忑不安地對希特勒說：“我的意思是夠我們四個人。”
二、笑話是反抗嗎？可能不
普通德國人的笑話並不具有政治意識，那“不過是釋放民間怒氣的閥門。人們在家附近酒吧裏或在街上說笑話，因為他們想得到片刻的紓解，出出氣。這是符合納粹領導利益的。……許多德國人知道納粹統治黑暗的一麵，他們對納粹用法律逼迫他們做這做那也不滿意，對黨內大頭目一麵自己生活奢侈，一麵武斷規定人民的生活方式有所抱怨。但這些都沒有轉變為反納粹的抗議。那些說說笑話出出氣的人們並沒有上街或用其他方式抗議納粹的領導。”納粹雖然有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法律條文，但執行並不嚴厲，隻是到了戰爭的後期，當德國的敗局已定時，政府對公開說笑納粹的人士才采取嚴厲的懲罰手段，但判死刑的例子仍然是少數。說笑話在納粹德國畢竟不算太危險的事，所以赫爾佐格認為，德國人的“‘耳語笑話’與其說是‘代表’，還不如說是‘代替’了社會良心和個人勇氣”。
當然，在德國也有“表達仇恨和拒絕納粹的笑話”，但是，“即使是最具批評性的笑話，最後所起的也仍然是穩定秩序的作用，因為有的笑話雖然表達了對納粹統治的不滿，但它們也傳遞這樣的信息：人們對事情是無能為力的。這是一種令人氣餒的聽天由命想法。”
政治笑話的抵抗或順從並不隻是由笑話本身的內容決定的，而是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壓迫關係”決定的。
如果被壓迫者不把自己看作被壓迫者，或者根本就不認為說笑的對象是他的壓迫者，那麽他的玩笑也就成為一種沒有敵意也非對抗的“取笑”（teasing）。這樣的玩笑就不能算是有抵抗意味的“抗議”（protest）。 取笑也經常發生在朋友和情侶之間，而抗議則發生在利益對立的衝突關係中。
對政治笑話有所研究的本·劉易斯（Ben Lewis）在比較普通德國人和普通蘇聯人所說的政治笑話時指出，普通德國人比蘇聯人更認同他們國家裏的統治意識形態，納粹統治者的殘暴主要是針對猶太人的，不同的壓迫關係造成了這兩個社會中政治笑話的重要差別。
本·劉易斯指出，普通德國人（不算猶太人）比普通蘇聯人所說的政治笑話數量要少得多。1970年代以來，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政治笑話都被曆史學家們仔細收集和分類，但是，“真正原創的納粹（德國）笑話不到100則，這說明納粹（德國）的笑話要少得多。第三帝國隻維持了蘇聯六分之一的時間——一個是12年，另一個是72年。所以，按理說，就算是蘇聯笑話的六分之一，也該有166至250則，但實際上隻有這個數目的一半。”
和蘇聯笑話一樣，納粹德國的笑話經常與政治事件有關，如1933年的國會縱火案，納粹說自己沒有參與，但從笑話來看，德國人知道納粹是主使。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和慕尼黑製造“長劍之夜”，對納粹衝鋒隊頭目恩斯特·羅姆（Ernst Rohm）等人進行了清除行動，隨後出現了一些羅姆是同性戀的笑話。但是，與蘇聯笑話對每一個時期的幾乎每一個事件都有反應相比，德國笑話的時事跟蹤密度要差得多。
德國笑話不僅在數量上不如蘇聯笑話，而且質量也不如，笑料更是不夠。赫爾佐格指出，德國人的笑話質量不高的一個原因是德國人並不以幽默見長，有這樣一句話：“篇幅最小的書是英國烹調和500年德國幽默”。當被問到什麽是德國幽默感的時候，赫爾佐格說是“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德國特色的說法。
除了民族幽默感的問題，德國政治笑話對意識形態的“乖訛”（incongruity）遠不如蘇聯笑話。這在笑話內容的題材（themes） 上就可以看出來，“蘇聯笑話涉及了製度每個重要的政治方麵，但德國笑話卻是在回避這些方麵。德國人沒有關於希特勒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笑話，也沒有關於群眾集會瘋狂場麵和怪異儀式的笑話。……關於希特勒的笑話也少得驚人……在（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之前，隻有寥寥幾則關於集中營的笑話”。 集中營笑話都是猶太人而不是普通德國人說的。希特勒和納粹把那麽多的德國青年送上戰場，德國人為戰爭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犧牲，“而德國人卻不太仇恨和反對納粹，真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這證實了一些曆史學家的看法：大多數德國人是同情納粹的”。德國人說得最多、最有料的笑話是針對猶太人的。
（1）問：“有多少種不同的猶太人？”答：“兩種，樂觀派和悲觀派。所有的悲觀派都流亡了，所有的樂觀派都進了集中營。”
（2）在非洲剛果的叢林裏，萊維和威斯坦偶爾遇見了。他們各自都背著一個登山包。
萊維問威斯坦：“你來這裏幹什麽？”
威斯坦說：“我在這裏有一個象牙工廠，為了降低成本，我自己獵大象。你在這裏幹什麽？”
萊維說：“跟你差不多，我在這裏有一家鱷魚皮革廠，我是來獵鱷魚的。你知道我們的朋友賽蒙的近況嗎？”
“他才是真正的冒險家，他還在柏林呢。”
（3）雅可伯走過公園時看見朋友查爾摩坐在長凳上看報紙。查爾摩看的是反猶太的周報《衝鋒隊員》（Der Stürmer）。雅可伯說：“查爾摩，你怎麽看這個報紙？” 查爾摩說：“現在日子難過，生意做不下去，走在街上也要挨打。但是這份報紙讓我好受一些，它說我們猶太人在錢裏打滾，統治著世界。”
絕大多數的德國笑話並不批評納粹製度，而隻是揶揄和嘲笑一些納粹領導人物的個人缺點或人性弱點。這些缺點或弱點別的人也有，隻是因為出現在“領導人”身上才顯得特別惹人注目罷了。這些納粹領導人所犯下的罪行卻是極少或是幾乎沒有在笑話裏涉及的。例如，戈林的虐待狂性格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關於戈林的笑話幾乎全都隻是嘲諷他的肥胖長相和愛虛榮，因此，這個殘暴的納粹頭子“顯得像是一個浮誇自負，但招人喜愛的福斯塔夫（Falstaff）”。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喜劇人物，他是個放浪形骸的享樂之徒，既吹牛撒謊又幽默樂觀，缺乏道德觀念但也沒有壞心，而納粹黨魁戈林卻絕對不是這樣一個喜劇人物。
赫爾佐格研究普通德國人說的笑話，並不是因為這些笑話特別幽默好笑，而是把笑話當作德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實素材。他的目的是探究納粹期間德國人流傳什麽樣的笑話，為什麽是這樣的笑話，而這些笑話裏又包含了普通德國人怎樣的心態和內心想法。
赫爾佐格在一次采訪中說：“我絕不是因為心血來潮”才研究德國人的笑話。他的姨祖母，一位“不善整理的老婦人”，去世時留下了一屋子的雜物，其中就有她收集的1940年代的笑話打字稿。赫爾佐格看到了這些笑話，產生了好奇，“這些打字稿是她打的嗎？如果不是她打的，又是誰呢？為什麽要用打字機把這些笑話打出來呢？”赫爾佐格後來明白了，“當你開玩笑的時候，你放下了戒備。這時候，也就能看出你在想什麽。因此，玩笑是很有揭示性的。”赫爾佐格對采訪他的記者說，他祖父那一輩人總是說，他們對集中營的事情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卻說關於集中營的笑話，可見他們是知道的。
說和聽政治笑話在納粹時期是很普遍的現象，到了戰時更加如此，開始時主要是諷刺領導人的虛偽和虛榮，挖苦這些領導人的外貌與他們宣揚的“雅利安人”南轅北轍：戈培爾瘦弱，戈林肥胖，希特勒並不是金發。但這種諷刺隻是表相的，赫爾佐格指出，“戈林是集體屠殺的主謀，這一點在笑話裏從未提到。他甚至是許多德國人尊敬、愛戴的人物。所以可以說那種笑話實際上是無害的。”赫爾佐格指出，允許普通民眾說些抱怨、出氣的玩笑，甚至有利於鞏固政權，“德國人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為了解放柏林，蘇聯人必須爭奪每一棟房子。”
隨著戰爭形勢朝對德國越來越不利的方向發展，對德國領導人的笑話變得“惡毒”了。有這麽一個笑話，
戈林、戈培爾和希特勒同乘一條船出海。海上起了風暴，船沉了。問：“誰得救了？”答：“德國。”
赫爾佐格認為，即使這樣的笑話也不能解讀為人民在反抗：“人們有這樣的想法，這很說明問題。但是，如果你聽仔細了，殺死他們的是風暴，不是革命。”赫爾佐格對德國政治幽默的實際破壞力表示懷疑。戰爭一結束，就有德國人出版了反希特勒的“悄悄的笑話”（whispered jokes），赫爾佐格認為，編這類笑話書是為了與納粹撇清關係，“他們想表示自己一直是反對希特勒的，……你看，我收集這些危險的玩意兒”。
戰後初期收集的德國笑話似乎在表明，我們在說笑話諷刺他們，我們一直是反對他們的。但是，那些說笑話的與那些對納粹受害者漠不關心、坐視不救的正是同一些普通的德國人。
赫爾佐格對普通德國人順從並與納粹政權合作持批評的態度，他認為，即使在戰後，許多德國人仍然不願承認他們在納粹時期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納粹時期的政治笑話並不能證明德國人反抗納粹的勇氣。除非是像天主教士穆勒(Joseph Muller）那樣被納入了納粹黑名單的，一般德國人說笑話很少受到很嚴厲的懲罰——就連收聽BBC廣播而獲罪的德國人也要比說笑話而受懲罰的來得多。德國政治笑話雖然包含一些對現實的不滿、怨憤甚至憤怒，但它的反抗意願和作用都是被誇大了的。
三、笑話的兩麵性和懲罰玩笑
在壓迫性製度下，雖然對政治玩笑的懲罰有重有輕，但說政治笑話不會是一件沒有危險的事情，因為誰都難以預料什麽時候看起來不那麽危險的玩笑會一下子就會變得嚴重起來。有這麽一個段子：
二戰結束後三十年，東德國家元首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西德總理威利·布朗特（Willy Brandt）有一次在會晤時交談。
“布朗特先生，可有什麽愛好？”
“我收集人們開我的玩笑。你有什麽愛好呢？”
烏布利希答道：“我收押開我玩笑的人們。”
為什麽要“收押開我玩笑的人們”呢？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把他們的玩笑看成是對我的威脅和攻擊，危害來自玩笑本身；另一種可能是我原本已經把他們視為對我有威脅的危險分子，哪怕玩笑本身並無大害，但我認定，他們開玩笑並非隻是為了逗笑取樂，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看似無害的玩笑在攻擊我，顛覆我的權威。因此，玩笑的目的和作用都受到被笑話者（有時是對號入座的）主觀因素的影響，由於被笑話者手中握有大權或地位尊貴，他的主觀看法可能對說笑者的命運有嚴重的影響，在這樣意義上，他的主觀因素不容忽視。
對玩笑的社會文化分析，往往會試圖從說笑話者而非權貴被笑話者的角度來解釋玩笑的社會作用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把玩笑視為弱者的秘密抵抗，另一種是把玩笑視為釋放怨氣和不滿的安全閥，是一種犬儒主義的自我適應，因此反倒起到了穩定現有秩序的作用。這兩種解釋都有道理，合在一起揭示了玩笑的兩麵性： 抵抗和犬儒。這二者經常可能是互相滲透，難以絕然分割的。
阿爾吉斯·魯克瑟納斯（Algis Ruksenas）長期研究蘇聯政治笑話，他認為，“地下笑話是集體挫折感的自然釋放渠道，也是對無休無止的宣傳的一種反唇相譏，日常生活的壓抑積累集體挫折感，而對宣傳反唇相譏則帶來自我滿足。”這樣看待政治笑話就是同時考慮到了它社會功能的兩個方麵。
但是，僅僅從說笑話者方麵來看待玩笑，便容易忽略專製製度中手中握有絕對權力的那些人——政客、法官、警察、官僚——會如何來看待玩笑。哪怕本來隻是逗笑取樂、苦笑度日的消遣玩笑，一旦被他們視為危險或者是來自敵對勢力的攻擊，那麽，再無害的玩笑也還是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反納粹笑話被視為犯罪行為。諷刺書籍被燒毀，一切幽默言論或表演都必須經過嚴格審查。幽默書籍的作者和喜劇表演者有許多不得不流亡國外。納粹政府將笑話視為反帝國行為，違者輕則遭警察騷擾，重則遭逮捕、監禁，直至處死。在納粹秘密警察“對批評和不滿的詳細報告”中包括對政治笑話情況的收集。
1941年，隨著笑話增多，柏林秘密警察一份題為《謠言、政治笑話和民間幽默》的報告寫道：“無論是否為詆毀性的笑話必須一律禁止”，詆毀性的笑話包括集中營笑話、戰爭事件笑話、宣傳的笑話、防空掩體笑話、盟國意大利和敵國英國的笑話。該報告還要求徹查笑話的起源和在“哪裏還在流傳”。
二個月後有另一份報告說，“除了一些無害的和正能量的笑話，無數的政治笑話和謠言特別有害於國家，非常惡毒”。 1943年的一份秘密警察報告則稱，“斯大林格勒之後，不懷好意的笑話，甚至對元首的攻擊快速增加”。警察始終秘密監視民間笑話，包括說的是哪些笑話，笑話在什麽樣的人群或圈子裏流傳等等。
“禍從口出”的危險給納粹統治下的民眾增添了日常生活的恐懼，但卻並沒有使幽默絕跡。有時候，人們不得不說一種“不說話的笑話”。卡巴萊（Cabaret）是一種具有喜劇、歌曲、舞蹈及話劇等元素的娛樂表演，盛行於歐洲。表演場地主要為設有舞台的餐廳或夜總會，觀眾圍繞著餐台一邊進食，一邊觀看表演。這種民眾喜聞樂見的表演相當於中國的相聲和小品。納粹官方雖然不斷加強對它的管製和對一些不馴服藝人的迫害，但無法禁絕這種表演形式。有的卡巴萊表演者以沉默的方式對納粹言論管製表示不滿，一位表演者戴著口罩走上舞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言不發幾分鍾後站起身來，走下舞台，仍然一言不發。報幕者向觀眾宣布：“女士們，先生們，今天表演節目的政治部分到此結束，下麵是娛樂部分。”還有一個表演描述街車上發生的事情。兩位乘客互相用手比劃，模樣非常古怪，然後突然停下來，發出一聲大笑。一位坐在他們對麵的乘客問另一位，“他們這是在幹什麽？”另一位答道，“他們是在說政治笑話。”
由於難以禁絕所有可能造成“不良影響”的玩笑，所以一定會對開玩笑的人施以懲罰，以儆效尤。在納粹德國也是這樣，但懲罰的方式比較特別。赫爾佐格在研究中發現，納粹對於玩笑者的懲罰經常是因人而異的，雖說有法律依據，但隨著時局的變化和主管人的個人意誌，有時候鬆，有時候緊，“有的玩笑者受到警告便可了事，有的則處以監禁，更極端的則會處以死刑。懲罰不一貫……這並不是因為納粹法官武斷判決。他們的判決是根據上頭命令的，特別強調說笑話行為後麵的態度。（德國演員和歌手）多爾塞（Robert Dorsay）（1943年10月8日在希姆萊的親自過問下被判處死刑，不到三周後處以絞刑）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對政府的一貫批評態度。比起一個說同樣笑話的堅定納粹分子，多爾塞這樣的人受到的懲罰當然要嚴厲得多。納粹司法體係的指導原則來自希姆萊本人”。
在德語裏有一個關於驚慌或悄悄耳語笑話的說法：Flusterwitze，許多曆史學家以此來推測在納粹時期德國人說政治笑話所冒的危險。但是，最新研究發現，從1933到1943年，很少有德國人因為說政治笑話而被判刑的，在說政治笑話而被捕的德國人中，有61%是給予警告後釋放的，經常是用“酒後失言”為開脫之詞，也有以罰款了事的。有22%是判刑的，但刑期一般是5個月以下。這些都是在私人間說笑話被告發的。如果是在公開場合下說政治笑話，尤其是在公共表演（如幽默說唱卡巴萊）中這麽做，那麽後果就會嚴重得多。德國的喜劇演員（許多是猶太人）有不少是受到嚴厲懲罰，乃至送進集中營的。
納粹有選擇地特別嚴懲一些說笑話者，主要是為了對民眾起殺雞儆猴、以儆效尤的作用。這是一種公開的權力演示和暴力展現。在納粹的“法治”那裏，懲罰說笑話不過是一個方便的借口，用來除掉納粹早已看不順眼的異類。赫爾佐格對此寫道，“人民法庭所作的嚴酷判決是為了殺一儆百，總能夠收到一部分預期的效果。隨著死刑判決的增加，人們開批評政權的玩笑也就倍感威脅。但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笑話會讓人送命，玩笑本身並不讓人送命。真正的危險在於納粹用玩笑做借口，清除他們不喜歡的德國人。重要的不是‘小錯’（說笑話）本身，而是權威人物如何看待一個人對納粹的總的態度。”一個被視為政治上可靠的人與一個在政治上被視為“不可靠”的人說同樣的笑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納粹的官方報告裏不止一次提到過這樣一個笑話，在一份1933年的蓋世太保和特別法庭記錄裏，這個笑話是輕罪：
在教堂前方的牆上並排懸掛著希特勒和戈林的畫像，中間留著一些空。老師問，“這空裏要放什麽呢？”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放一張耶穌的像，聖經裏說，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兩邊有兩個罪犯。”
但是，1944年，一位對納粹持批評態度的天主教士穆勒（Joseph Muller）說了一個類似的笑話後，被人民法庭判處了死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穆勒說的笑話要比1933年蓋世太保記錄在案的那個笑話含蓄得多，沒有聖經的知識是體會不了的：
一位受重傷的士兵快要死了，叫來了一位護士。他說：“我是一個戰士，我想知道為什麽獻出生命的。”護士回答說：“你是為元首和德國人民而死的。”士兵說：“元首能來看我嗎？”護士說：“這不可能，但我會給你一張他的畫像。”士兵叫護士把畫像掛在他的右邊，他說：“我在空軍服務過。”護士於是又給他拿來一張戈林的畫像，掛在這位士兵的左邊。士兵說：“現在我可以像耶穌那樣死去了。”
課堂裏掛希特勒和戈林畫像的笑話是直露的，用“罪犯”來直稱納粹的兩位領袖人物。相比之下，穆勒的笑話則要隱晦得多，不了解聖經故事的人甚至不會知道這是一個笑話。穆勒之所以因這個笑話被判死刑，是因為納粹早就盯上了他，他在教堂裏勸導年青教徒在政治上不要像當時大多數的德國青年那樣隨大流盲目激進，他在家裏接待來自波蘭的勞工，還公開懷疑德國能打贏這場戰爭，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
司法部長羅蘭·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親自主持了對穆勒的審判，1944年9月11日穆勒在斷頭台上被處決。不僅如此，穆勒的後人還必須承擔處決的開銷，並被禁止舉行追思紀念活動。穆勒被處死後沒幾個月，弗萊斯勒這個納粹臭名昭著的法官就在1945年2月的一次空襲中被炸死了。
四、壓迫性製度下的政治笑話
喬治·麥克斯（George Mikes）是一位匈牙利裔作家和幽默家，在納粹統治時期流亡英國，他對兩種不同製度中的笑話都有切身體會，他寫道，“在極權專製國家說笑話是一種抵抗行為，政治警察們就是這麽看的。許多人因為說笑話，甚至因為聽笑話而被監禁多年。還有一些是因此送命的。”他指出，“在自由社會裏，笑話就像是一種令人開心的調料——飯後的笑話，就如同咖啡和白蘭地一樣悅人。在西方，這樣的笑話是奢侈品，並不是非有不可的。笑話隻是許多可能的批評方式中的一種。在極權國家，笑話是唯一的批評方式，笑話的下一步就是暗殺，在這二者之間，再沒有別的了”。他還指出，“在人們飽受壓迫的國家裏，笑對於維護自尊（self-esteem）必不可少。笑是被壓迫者可以用來對付壓迫者的唯一武器，同時也是一個釋放情緒的安全閥。笑話是反叛藝術中最佳的藝術。”
對麥克斯來說，政治笑話就像人們用死亡來說笑一樣，是懦夫披著犬儒的外套向世人表明，“他承受得起……他不害怕那些讓別人害怕的事情。犬儒想跟死神、上帝或癌症套近乎，想與死亡交朋友，就像是酒吧裏一起坐著喝酒的酒友……是哥們好友。用這個法子來馴化死亡，讓死亡顯得不那麽嚇人”。但是，這也可能讓人反而覺得更加害怕，“因為總是越害怕死亡，越念念不忘死亡的人，才越是拿死亡開玩笑”。麥克斯認為，犬儒的笑話其實傷害不了製度，製度自有排除這些笑話威脅的手段和方法，“暴君太了解笑話的價值和力量了。……聰明的暴君知道笑話是安全閥。他國家裏有人拿他說笑話，顯得他的國家是自由的。在有的國家裏，秘密警察甚至試圖控製人們所說的笑話。他們編出一些經過審查而無害的玩笑讓老百姓去說，去傳播”。
政治笑話是一種現代事物，專製國家的政治笑話與民主國家的政治笑話都是這樣，但具有不同的“現代政治”意義。不同的政治意義是由“民意”在不同國家政治中的作用決定的：民意越被壓製，普通民眾的政治笑話對統治製度的威脅就越大，統治權力對政治笑話也就越害怕。民意自由則可以自由地說笑話，反之則不可以。在古代，國家權力（體現為王權或皇權）的合法性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神”或“天”，是“真命天子”的權力。所以，批評或攻擊這樣的權力便是褻瀆、逆天、大逆不道，理應受到天譴和懲罰。古代有大逆不道的笑話，但沒有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政治笑話。
成為現代笑話靶子的權力一定是一方麵顯現出重大缺陷，而另一方麵則又在千方百計遮掩和粉飾這些缺陷。可以說，政治笑話的靶子是政治權力自己製造的。赫爾佐格指出：“如果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太大，又被人們看了出來……就免不了會遭到幽默的攻擊。”
赫爾佐格還指出，在納粹德國，代表美好理想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而希特勒又是這個黨的化身。至今還有人認為，希特勒之所以對德國人有巨大的感召力，是因為他的人格和理想富有魅力。赫爾佐格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早在1920和1930年代，許多德國人就已經察覺到了希特勒和納粹可笑的一麵，隻是裝作不看見而已，而“今天，當德國人回頭來看第三帝國的新聞宣傳片時，他們看到的不隻是納粹的邪惡和猙獰，而且還有它的荒唐可笑……人們今天不能不自問，為什麽整整一代德國人就這麽在一個留一撇滑稽胡子的大嗓門暴君的召喚下，犯下了如此可怕的罪行。希特勒到底是如何才擁有如此權力的呢？這個問題變得更難，而不是更容易回答了。後代德國人隻要看到曆史紀錄片中希特勒的古怪模樣，就一定會對他為何能如此左右群眾感到困惑不解。”
“第三帝國的德國人並不是中了邪惡精靈的魔咒，也不是被元首‘集體催眠’。他們沒有借口可找。我們今天覺得希特勒滑稽可笑，就是因為剝去了……他的神靈麵具”。一旦人們能看到這些人滑稽可笑的一麵，他們也就與神化拉開了距離。對個人來說，這也許隻是通往精神自由的一小步，但對整個國家來說，卻在擺脫盲目崇拜的道路上跨出了最艱難的第一步。
五、德國笑話與現代犬儒主義
研究德國納粹的極權統治是一個嚴肅而沉重的曆史課題，而玩笑似乎是一個過於輕鬆的話題，不符合學者的學術使命。赫爾佐格不這樣認為，他在《致命的可笑》一書裏研究納粹統治時期普通德國人說的笑話是為了讓人們看到，在納粹統治這個遠非輕鬆的曆史時段，產生和流傳著怎樣的政治玩笑和笑話。而且，曆史的事實是，各行各業的德國人都聽過或說過政治笑話，這表明他們對笑話裏的事情是知道的，民眾在許多事情上“被納粹蒙在鼓裏”是一個不實的神話。
笑話可以讓德國人看到，在納粹統治下，“當螺絲一點一點旋緊的時候，我們無數次看見，卻每一次都選擇視而不見，法治和人的行為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窒息了的”。
笑話更讓人們看到一個許多德國人不願承認的事實，那就是，許多德國人其實都知道荒唐、可怕的事情正發生在德國，但他們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隻是講笑話笑笑而已。笑是一種明白人的行為，一個人一定是先看到了什麽可笑的事情，覺得它可笑，這才笑出來的。笑的最普遍的認知機製是覺察不協調，也就是“乖訛”（incongruity）。一個人能對這樣的乖訛作揶揄、諷刺，並對之發笑，一定是在認知上察覺並知曉了它的虛假、荒謬和自相矛盾。笑是清醒之人的行為，一個愚昧遲鈍，徹底麻木的人是不會對乖訛發笑的。
《致命的可笑》同時也是要揭示，雖然德國人也許不會知曉希特勒滅猶計劃的每個具體步驟，但他們對納粹極權統治的種種荒誕（日常生活中的希特勒敬禮、學校裏的希特勒崇拜儀式、國家法律的納粹化、納粹宣傳的謊言等等）都是心知肚明的，這從他們不斷在對這些事情開玩笑就可以看出來了。
研究納粹時期德國人說的笑話，是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提出德國人應該為納粹統治擔負何種道德責任的問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並沒有直接參與納粹反人類的罪惡行徑，但他們在察覺並知道納粹倒行逆施的情況下，對周圍的一切都能一笑了之，輕鬆化解。因此，赫爾佐格認為，即使是那些帶有批評性的笑話，“說到底也是在幫助穩定（當時的）製度”。
研究“玩笑”因此可以具有一種批判性的曆史學和社會學意義，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觀察和發現普通人對發生在他們生活世界裏的事情明白什麽，知曉什麽，察覺什麽，明白、知曉和察覺到什麽程度。因為“笑”是明白、知曉和察覺的結果。“笑”也是應對生活中“不正常”和“荒謬”事物兩種方式中的一種，或兼而有之。第一是事情與我有關，但是不得已，沒有別的辦法，隻能如此；第二是事情與我無關，我發笑隻是因為覺得有趣和好笑，一笑了之，別無他求。這兩種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玩世不恭，遊戲人生，用戲謔、玩笑、消遣來輕鬆打發現實生活裏惱人而無解的問題。玩笑與犬儒在認識和行為反應上是相似和相通的，都是明白人的無行動。
這些正是德國學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裏所批評的那種 “現代群眾犬儒”——“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
這樣的犬儒者混跡於人群之中，對發生在他們周圍的荒誕之事裝聾作啞，頂多不過笑笑而已。與古代的犬儒完全不同的是，現代犬儒害怕暴露自己，在他們看來，公開展露個性是最危險的，最做不得的事情。古代的犬儒是獨具“明澈‘毒眼’（evil gaze）”的人，古代犬儒不僅以此目光看穿虛偽、偽善和欺騙，而且定會站出來發出自己個人的批評聲音。但是，今天“犬儒已經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匿名成為他們的藏身之地。”現代犬儒裝聾作啞、謹言慎行、明哲保身，他們以這種方式融入社會。他們這麽做多半是為了自我保全。這是環境的力量所致，但也是他們的自我選擇， “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因為在短期內，環境的力量和自我保護的本能說的是同一種語言，二者都在告訴他們，隻能如此。別人也都是這 樣，有的甚至更糟。”因此，“這種新的、融入型的犬儒主義甚至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或在作出犧牲，這是可以理解的”。
每個人都把自己當作是壓迫性製度的受害者，而不願意承認，自己因為順從而實際上是這個製度的合作和同謀者。前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哈維爾在1990年發表的新年獻辭中提醒他的國人，極權對人的敗壞是長久的，“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汙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於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 他還指出，所有人都應該為曾經出現過的極權主義製度承擔責任，因為大家“變得習慣於極權主義製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對極權統治下的個人責任，赫爾佐格的德國政治笑話研究得出了與哈維爾相似的結論，這使得他看上去似乎隻是大眾文化領域裏的笑話研究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批判意義和更現實的曆史反思價值。
（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