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是刹那間幸福的刺痛
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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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是刹那間幸福的刺痛。道出這種感受的人，閱曆與信念各不相同——從臉膛紅潤的共青團員，到功成名就的異見人士，從執著的樂天派，到清高的厭世者。帕斯捷爾納克的人生，尤其在二十世紀俄羅斯詩歌的映襯下，仿佛凱旋一般，這並非因為他死於天年，而後重新成為蘇聯作協會員——1989年的那場表決，正如三十一年前他被掃地出門，同樣是一致的讚成。問題不在於正義的完勝。俄羅斯文學不習慣追認一個人身後的名譽。像自己的作品一樣，帕斯捷爾納克的生平也是和諧的奇跡，他置身其外，並為之驕傲。對天命的順服與高於自我意識的創作意識，正是帕斯捷爾納克世界觀的基礎：“你攥住我，/像攥住一件製品，/你收存時，像把戒指放回匣子。”【1】一件成功的製品。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妨礙那造物主。
“生命美好”，臨終前，諸病纏身的他在病痛來襲時如是說。當時他正躺在別列捷爾金諾，孤絕無助：救護車無法駛出莫斯科城外，而政府醫院和作家醫院也不再收治他。“想做的事，我都做過了。”去世前三天，例行的輸血暫時給了他力量。“假如就這樣死去，也沒什麽可怕的”，他說道。即便在彌留之際，他懷著傷慟，承認自己被人世間的庸俗【2】所戰勝，卻仍然對妻子說：“我快樂。”說完這句話，他神誌清醒地離去了。
“多麽精彩的葬禮！”聽到別人講述送別帕斯捷爾納克時的情形，阿赫瑪托娃說道。她自己未能與他道別，由於心肌梗塞，她還躺在醫院裏。利季婭·金茲堡【3】這位回憶錄作者的記述，道出了“對一個幸福之人最終的幸福所懷有的妒意。”作為虔誠的教徒，阿赫瑪托娃不能不讚賞葬禮的妥善安排。
帕斯捷爾納克下葬那天，正值明媚的初夏時節，盛開著蘋果花、丁香花以及他喜愛的野花；八個帕斯捷爾納克的“男孩”——他晚年的朋友與對話者，抬著靈柩，而他則漂在人群之上，其中沒有偶遇的路人。後來，眾人才蜂擁而至，他們的爭相參與使葬禮更像某種示威而不僅是追薦儀式。不過，也就在此時，與帕斯捷爾納克的道別才最具純淨的動機，不是為了製造騷亂，而隻為悼念他。人們感覺像是參加一出神秘劇的最後一幕，在這出戲劇中，詩人的生命發生了蛻變；1960年6月2日，別列捷爾金諾帶給人的萬端感觸，遠遠超乎一位天才文學家的生平履曆。毋庸贅言，這是一個幸福之人最終的幸福。
這樣的幸福伴隨他整個一生。誠然，任何人的一生，假如不是病得無可救藥或者生來背負著枷鎖，都不妨稱之為幸福的人生；問題取決於關注的視角。夢幻般的機遇和眩目的成功曾經不止一次降臨於阿赫瑪托娃，但自始至終的悲劇情結更符合她的氣質：每每遭遇新的挫折，她便念念有詞：“是我命該如此。”相形之下，帕斯捷爾納克的一生似乎毫不缺乏悲劇色彩：同父母的離散、妻子的疾病與繼子【4】的夭亡、情人的被捕、日複一日苦役般的勞作、嚴酷的迫害。然而，他卻有另一種情懷：他全身心向往著幸福，向往著節日，他的生命之花綻放在眾人的愛戴中，對於不幸，則報之以平靜的忍耐。正因如此，個人經曆中那些傷感的糾葛，無論在1917、1930還是1947年，他一律視若在所難免的“意外事件”，而勃洛克也曾經聲稱要將它們消除殆盡。然而，如果說這種心緒對勃洛克實屬罕見——在他一貫的憂鬱情懷中，不過是偶然現象而已（“善與光的產兒”【5】是多麽奇妙！），那麽帕斯捷爾納克則為幸福而沉醉，並且與之融為一體：
落在床前的一縷微光，
為我帶來甜美的感知：
我和我的命運，
皆為你無價的恩賜！【6】
別忘了這是病中的詩行，當大麵積的心肌梗塞發作之後，構思於“惡心及嘔吐的間隙”，地點是鮑特金醫院的走廊——病房裏找不到空位。在他最後一次患病期間為他治病的大夫們，仍然記得七十歲的帕斯捷爾納克“健美的肌肉組織”和“富有彈性的皮膚”，不必說四十四歲的帕斯捷爾納克，如何滿懷詩意的激情，用雙手托起肥胖的格魯吉亞客人；也不必說五十歲的他，如何饒有興致地在田園耕鋤：
我甩掉衣衫，
在地裏幹活。
熱浪衝刷我的脊背，
如同灼烤著陶土。
哪兒酷熱難耐，陽光刺目，
我就站在哪兒，
從頭到腳
裹上燒陶的釉彩。【7】
如果說他在五十歲甚至六十歲的年紀依然顯得像是一個青年，關於二十七歲的帕斯捷爾納克以及少年帕斯捷爾納克，我們又能說些什麽：
青春隨幸福漂流，有如
童年的微鼾中
一隻睡癟的枕套。【8】
這種幸福的元素也會傳遞給讀者，對他們來說，帕斯捷爾納克的抒情，好比節日的禮單、璀璨的煙花和湧濺著奇思妙想的瀑布；從普希金時代起，還沒有一位俄羅斯詩人（或許除了費特【9】之外。但費特哪能有帕斯捷爾納克式的陶醉！）放散出如此單純質樸的快樂。有關仁愛、饋贈和獻禮的主題，在帕斯捷爾納克那裏——是透明的：
生命終究隻是一瞬，
唯有把我們自己
融化於他人，才算是
對於他們的惠贈。【10】
他預先做好了迎接幸福的準備，命運果真報之以慷慨的饋贈：在自己的時代的一連串噩夢中，他安然無損，既沒有被帝國戰爭吞噬，也沒有在國內戰爭中受傷，雖然也曾冒著生命危險撲滅過莫斯科屋頂上的燃燒彈，甚至加入作家的編隊去往前線。他躲過了四次鎮壓的浪潮——分別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期和後期以及四十年代末。他一直在寫作和出版作品，而當那些獨一無二的詩篇得不到發表時，就以翻譯來養活自己和家人，他在翻譯方麵的稟賦同樣是與生俱來（他留下了俄羅斯最好的《浮士德》和不可超越的《奧賽羅》——這些成就，足以帶給人終生的榮耀，可對他不過是主業之外的雕蟲小技）。他平生持久而幸福地愛過三次，對方也一樣愛著他（所有這三次羅曼史當中的悲劇變故另當別論——重要的是愛的相互性）。最終，充斥著迫害、國家監控與人人彼此撕咬的時代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阿赫瑪托娃及後來許多人所稱的“素食主義”時代——相對人道的赫魯曉夫時代。就像某些居心險惡之人自己所說——此類人在帕斯捷爾納克周圍比比皆是——這是“設施完備的各各他”【11】；有關這一各各他的“設施”，我們將在相關章節中細述，但從旁觀的角度來看，帕斯捷爾納克的一生浮沉，確實不能與曼德爾施塔姆或茨維塔耶娃的悲慘命運相提並論。
2
幸福也可能是有失分寸、不合時宜和自私自利的，這樣的幸福不啻於淩辱。縱覽二十世紀，有多少不食人間煙火的幸福之人！又有多少命運的寵兒，他們所銘記的三十年代，僅僅是工業迅猛發展，黑魚子醬可以自由出售的年代！
帕斯捷爾納克對於幸福的追尋則令眾人怦然心動。有位同時代者保留了一份記錄：那是1947年春天，英俊、健康、熱戀中的帕斯捷爾納克，旋風般手舞足蹈地闖進一個絕症患者的病房，用宏亮的嗓音讚美天氣、春光和落日，仿佛壓根兒不曾覺察——幸福的光暈在他周圍舞動……當然，眼神是隨意而又興奮的；或許，帕斯捷爾納克正想以此來安慰那個女病人——以自己的方式，以帕斯捷爾納克的方式……因為死亡在他看來，不是結束，而隻是我們無法判定的轉變（“死是與我們不相幹的事情”，就在《日瓦戈醫生》的最初幾頁裏，他為一場關於生死的交談畫上了句號）。即便不了解帕斯捷爾納克，不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他的人，也會為他的詩歌中那種陌生的激情而觸動——尤其在慣於書寫失意與民怨的單調乏味的俄羅斯文學語境下。在此意義上，幸福之人是鳳毛麟角的少數，因此他們之間的相似也就在所難免。“他的詩風，徹底暴露出與別涅季克托夫【12】之間不可救藥的親緣關係。”對帕斯捷爾納克一向不懷善意的納博科夫寫道。然而，早期別涅季克托夫（他後來停止了歡唱，讀者也不再愛他）的歡樂，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情場好手、私有者和玩世不恭的青年人的歡樂，是一個消化能力格外出眾的享樂者的激情洋溢，對客觀存在所固有的悲劇性，他無動於衷。帕斯捷爾納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帕斯捷爾納克式的幸福中，悲劇性充當著不可或缺的成分，但“對生活哀傷的感知”，決不是呻吟和抱怨，而是向現實的寬廣幅度的致敬。帕斯捷爾納克詩歌和散文中所有哭泣的女性形象，首先都是美好的。這裏還有一個文學巧合於生活的奇妙事例——在帕斯捷爾納克的葬禮上，許多人記住了哭泣的伊文斯卡婭【13】。“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美貌，雖然她哭得滿麵通紅，騰不出捧著鮮花的手來擦去淚水。”瑪麗婭·洛紮諾娃講述道。這位手捧鮮花哀哭的美人，堪稱帕斯捷爾納克對待世界的最佳寫照，在此，正如在他一生所跨入的所有主戰場上，那主導萬物的藝術家再次顯示了威力。
正因如此，他的詩歌備受苦役犯們喜愛。瓦爾拉姆·沙拉莫夫【14】，或許是俄羅斯整個二十世紀最受磨難與摧殘的作家——境遇相仿者當然還大有人在——寫道：“普希金和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無法成為人的救命稻草——真正的生命，而非苟存的生命。”而葉甫蓋尼婭·金茲堡【15】，《陡峻的路線》的作者，當聽到對自己的宣判——不是槍決，而是十年勞改時，幾乎抑製不住幸福的淚水，默念著那部敘事長詩《施密特中尉》中的詩句：“咬住帽子，千萬別哭泣！/涅爾青大道幾俄裏之外/就是礦井。/苦役，多麽美好的恩賜！”
從二十世紀當中，許多人得到基督教式的感悟，將生命視為無價的饋贈，因為隱喻真實地應驗著：生命被剝奪了——但有時，由於那動人的慈愛，突然又被歸還。為了讓苦役作為一種恩賜被接受，需要很好地處置俄羅斯民眾（在這一方麵，蘇聯政權比沙皇政權走得更遠）。二十世紀的苦役犯們喜愛帕斯捷爾納克，原因在於他飽受苦痛度過了奇跡的一生。這種幸福不是一個自愛之人的凱旋，而是突然間獲得赦免的受審者的凱旋。
他的詩之所以成為那根“最後的稻草”，是由於飽滿的生命感在每一詩行中都發出被人遺忘的奇幻的閃光：這些詩句並不刻意描繪自然，它們本來就是它的延續。所以說，尋求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就顯得煞風景了：它們如急雨，驟然來襲，如枝條，婆娑作響。語言不再是描繪世界的手段，而變成他重建世界的工具。
單純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就足以帶來歡樂，其中的原因還在於：呈現於我們麵前的，是一份充分完成的饋贈。“我很幸運，能夠道出全部”。這是毫不誇張的自我評價。麵對自己時代的誘惑，帕斯捷爾納克勇敢地與之抗爭，並且向眾人奉獻了他的禮物；他的勝利不在於完美無缺，而在於完整、貼切地表達了他所經曆的一切（也在於他不懼怕承擔這一切）。我們同他一道為這場凱旋而喜悅。在這樣的生命之後，死亡已不再是一副反自然的殘酷麵容，反而是整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環節。對帕斯捷爾納克詩歌中的這種死亡旋律，某些同時代人不能理解：最令他們困惑的是《八月》一詩。“純粹是關於死亡，同時又有多少生命包含其中！”——被震撼的費定【16】說道，而此後不久，他就出賣了作者，自己多年的好友。
“別了，基督變容節的藍天
和第二救主節【17】的金輝。
願女人最後的溫存
撫慰我命中的苦痛。
別了！夭亡的歲月。
別了！勇敢的女人，
在恥辱的深淵中抗爭，
我正是你的戰場。”
別了，奮力張開的翅膀，
倔強地向上飛翔，
世界的形象在奇跡中顯現，
在詞語和藝術中開創。”
這是自由與堅忍的結合，是因世界的形象而引發的驕傲，它如此充分地顯現於詞語之中，仿佛我們自己也身臨其境（因為慷慨的作者賦予我們讀者以共同參與其創作的機會），因而，隻要一說出“帕斯捷爾納克”這個名字，我們就會被幸福所填充。
傳記作品通常有兩種創作手法。第一種是讚頌式的（占絕大多數）。第二種有意采取低調，為的是避免老生常談，也可以說，是為了反襯傳主的偉大（譬如阿布拉姆·特爾茨寫普希金，納博科夫寫車爾尼雪夫斯基，茲維列夫寫納博科夫）。倘若用低調的語言加以表述，帕斯捷爾納克實屬俄羅斯文學中最具折衷性的人物。這在讚頌式的語言中，則被稱作兼容並蓄。
古典傳統的延續者與現代主義者；著名蘇聯詩人與叛逆的非蘇聯詩人；知識分子，平民思想者，近乎於舊貴族階層的唯美主義者同時也是來自農民階層的良師益友；精英人士與不被官方認可的大眾人士——但也未曾遭到禁絕（這導致1958年之前那種“模棱兩可的狀況，”帕斯捷爾納克本人也為此而困惑，不過，這也決定著他當時獨一無二的地位）。猶太人——同時也是俄羅斯文學的繼承者，言談中對其猶太屬性表示不喜愛與不認同的基督教作家。哲學家，音樂家，文人——植根於日常生活，躬耕田園並且像真正的農民一樣生火爐取暖的普通人。帕斯捷爾納克之於俄羅斯讀者，是如此和諧的矛盾統一體，就連他的別墅，也儼如私人的“地產”（瑞典國王曾經在一封寫給赫魯曉夫的私人信中請求不要剝奪帕斯捷爾納克的“封地”），而其實不過是國有地塊上一座兩層的木屋。帕斯捷爾納克這位別墅詩人，引得無數蘇聯讀者遐想聯翩：在別墅中，以帕斯捷爾納克的方式生起火爐，燃著枯枝，暢想那“盛宴上異教的祭壇”，然後去采蘑菇，去編織一段浪漫韻事，到了夜晚，則伴著刷刷的細雨，湊向戀人耳邊低語：“別墅裏入睡了。/背風的花園，/紛紛揚揚灑落一片喧聲……”【18】另有一些同行鄙薄地稱帕斯捷爾納克為“住別墅的人”——他拒絕參觀訪問全蘇各地的建築工地、勞改營和集體農莊，並且不無挑釁地宣稱，這種所謂的生活體驗對作家毫無必要，因為他所需要的一切，從窗外就能望見。說到他居住了二十五年的別列捷爾金諾，同樣也是城市與自然之間和諧的統一體：距離莫斯科不到二十公裏，卻如童話般美麗、靜謐。
俄羅斯語言藝術正在經曆一個困難時期。壓力來自結構主義者與非結構主義者、弗洛伊德主義者與“新曆史主義者、”解構主義的辯護士與符號學的驍勇戰將，他們的咄咄逼人絲毫不亞於馬克思主義者的專製——唯一的區別在於，曾幾何時，非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藝術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而如今，拒絕用“鳥語”寫作，最多隻是被排斥在文壇之外。然而，感謝上帝，文學自有公道，既然當年被處決的人們都能夠回歸它的懷抱，又何必為那些遭受詈罵、無門無派的文學人士鳴冤叫屈呢？
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詩人，以自己全部的經驗證明著有效合成這一思想，他一勞永逸地排除了非此即彼的經常性選擇。他的兼容並蓄、對所有人和每個人的親和力、將任何讀者都引為同懷知己的態度——使人意識到，對於帕斯捷爾納克的陳述，哪怕隻是百分之一的真理，假如始終采取單一的文體和單一的價值立場，原則上說都是不可行的。命運和文本對他是同一件事物（或者說，命運是完全等同於文本的部分）；他從來不會忽視作者與同時代人之間的關聯、個人境遇的社會背景以及看待研究對象的私人立場——一切恰到好處。隻有運用這種合成的語言才能敘說帕斯捷爾納克，以分析其作品的方式分析其生平。在藝術文本中，他首先推崇的是耦合與節奏——這是他從年輕時代就一直鍾愛的兩個詞，而帕斯捷爾納克的平生遭遇，恰好因為耦合與節奏，成為研究者取之不盡的素材。
帕斯捷爾納克的一生明確分為三個時期，正如俄羅斯人的別墅之夏——分為三個月。無論他寫下多少迷人的冬天的詩篇——從初露頭角的《一九零五年》到臨終前的《雪在下》，他對世人而言終究是一種夏天的現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帕斯捷爾納克長篇小說的主人公尤裏·日瓦戈稱勃洛克為“聖誕現象（Явление Рождества）”。構成帕斯捷爾納克的元素，是洋溢著夏之歡樂的豐沛降雨、熾熱的太陽、繁花盛開和果實成熟；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夏天——與戀人的相遇、最出色的構思、精神上的轉變。我們用這個隱喻來記述他的一生。
（本文是《帕斯捷爾納克傳》第一章，作者貝科夫，譯者王嘎）
注釋
【1】引自《在醫院》（1956）。
【2】帕斯捷爾納克臨終前反複念叨說“周圍有太多的庸俗”。在俄語中，“庸俗”（пошлость）一詞具有豐富的意涵。納博科夫認為，這個俄語詞不受時空、階層、職業等限製，難以對等地翻譯，“庸俗不僅是明顯的低劣，還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聰明、假迷人。”
【3】 利季婭·雅科夫列夫娜·金茲堡（1902—1990），俄蘇文學評論家，散文家。
【4】 帕斯捷爾納克的第二任妻子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與音樂家涅加烏斯生有兩子，其中，長子亞德裏安（阿季克）早年夭亡。
【5】這是勃洛克《哦，我要瘋狂地活著》（1914）中的抒情形象。
【6】 引自《在醫院》（1956）。
【7】 引自《夏天》（1941）。
【8】 引自《海倫》（1917）。
【9】阿法納西·阿法納西耶維奇·費特（1820—1892），俄國十九世紀著名詩人，善於描繪自然風光和捕捉心靈的瞬間。
【10】引自《婚禮》（1953）。
【11】聖經中耶穌被釘死之地，又意譯為“髑髏地，”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丘。
【12】 弗拉基米爾·格裏高利耶維奇·別涅季克托夫（1807—1873），俄國詩人，翻譯家。他的抒情詩充滿浪漫色彩，曾經名噪一時，但不久便被人遺忘。
【13】奧麗嘉·弗謝沃洛多夫娜·伊文斯卡婭（1913—1995），編輯、翻譯家。1946年與帕斯捷爾納克相識，成為他的紅顏知己。
【14】 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沙拉莫夫（1907—1982），俄羅斯作家、詩人。一生兩次因莫須有罪名遭逮捕，長期被流放在遠東地區的科雷馬勞改營。生前鮮為人知，去世後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科雷馬故事》震驚世界文壇。
【15】葉甫蓋尼婭·所羅門諾夫娜·金茲堡（1904—1977），蘇聯女作家。斯大林當政期間，遭到長期監禁和勞改。其回憶錄《陡峻的路線》創作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1988年首次發表，並轟動文壇。
【16】康斯坦丁·亞曆山德羅維奇·費定（1892—1977），蘇聯作家，蘇聯文壇高層人物。
【17】舊曆8月6日，東正教節日，即基督變容節，亦稱為“主顯聖容節”，為紀念耶穌登山顯現聖容而設立。據福音書記述，耶穌登上高山，在門徒麵前變了形象，“臉麵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耶穌預感到自己的死，因此要在“有人未嚐死味”之前，讓他們看到“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以此堅定他們的信心。
【18】引自《第二敘事曲》（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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