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麽遠離胡適？
三十年代後，左翼的旗手乃魯迅，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
他們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實也暗示著這樣一種可能：中國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魯迅與胡適在中國大陸是很熱的人物。可惜兩人的遺產被劃在不同營壘裏，左派視魯夫子為精神的先驅，自由主義則認為他們在沿著胡適之路尋找未來。這其實是單值思維之見。魯迅與胡適的關係，不像人們形容的那麽可怕。細細分析，他們確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們的相似處，才知道他們分道揚鑣的原因。
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與胡適的許多觀點驚人地相似。比如對白話文的態度，對儒學的理解，對人道主義藝術的思考，都有邏輯的相似性。胡適的《嚐試集》，魯迅的《呐喊》《彷徨》，都是開創新風之作，且白話文的使用都頗為自如，與舊的士大夫的遺產頗為隔膜了。在他們之後，文學與學術，都與晚清學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陳腐的東西，融入了西洋的鮮活的思想。此後中國文學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學以不可阻擋之勢前行著。就貢獻而言，他們都是彪炳史冊的人物。
魯迅留學日本，讀了尼采之書，且受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諸人影響，思想有兩種對立的元素並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學的理念。這些是講究確切性、絕對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這個層麵上建立起來的。但另一方麵，尼采、克爾愷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使他的認識論帶有了非確切性、反本質主義的色調。
這主要反映在文學文本的深層結構中。新文化運動初期，在與保守群落論戰的時候，魯迅與胡適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絕對化的話語方式。進化論、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種本質主義思想的外化。新文學的建立，沒有這樣的意識是不行的。在這方麵，胡適的基本理論框架和理性模型，頗為完整，也最有特色。說他是領軍人物，確實實至名歸。
如果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和複雜的社會環境，他們的差異可能隻在審美的層麵上。後來的情況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魯迅與胡適漸行漸遠，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無意中改變了曆史的地圖。
眾所周知，魯迅是章太炎的學生，章門弟子，多有狂士之風。在學問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則延續了清人的樸學傳統。就是說，在學理上求精求深之餘，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跡。章太炎寫文章，詞語不同於常人，陌生化的表達裏蘊含著反流行的思想。他們多為文章家。文章家，舊式的以桐城派為主，把思維變窄了。
章門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險境，不想在舊路徘徊。或者說，文章之道在另一個層麵上，沒有重複以往的濫調。在審美上，喜歡李賀、李商隱一類的人物。可是胡適中規中矩，他雖然也遠離桐城舊氣，但在氣韻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陳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門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為缺少味道。而學術又不同佛學、禪宗等等，私下有些譏語。門戶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遠，我們且不說它。
看魯迅和胡適在《新青年》《語絲》上發表的文章，格局與氣象之別是明顯的。一個不太正經，一個過於正經。《狂人日記》把時空顛倒成混沌無序之所，灰暗的背景裏流出的卻是最本真的東西。而胡適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傳》，係正麵的透視，理性清晰得似線條，繁而不亂。前者像天外來客，係超人方有的文本；後者則是儒者之聲，乃萬變不離其宗的思想者的獨白。
胡適作品背後有自己的啟蒙理念。作為一個文化的審視者，他對審視者自身是不太懷疑的，因為覺得自己找到了人間的方向感。但魯迅以為，自己是一個黑暗裏的人，還沒有看見未來之路。即便後來同情蘇聯，迷惘的意識照例揮之不去。就是說，對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個時期的學者、作家，認為他們沒有清算自己的汙濁的精神餘緒，把自我的有限性裏包含的問題遮掩了。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人，多有這樣的問題，魯迅將那些人的紳士氣與士大夫氣的東西是同樣對待的。
《新青年》同人對彼此的審美差異還是能夠理解、包容的。但他們後來的分歧與政治因素的出現有關。魯迅疏遠胡適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識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遠離利害，那結果是不與權力者合作。
後者則認為，要建立民主、自由製度，空而論道殊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幫助政府做事，所謂“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就是這樣來的。魯迅譏笑胡適與政府的曖昧關係，自有其道理。但社會進化也少不了胡適這類人。好在胡適還能進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獨立。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隻是擇術不同罷了。
胡適對自己的學術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僅有西方的標準，清代乾嘉學派的套路也有。許多人以現代孔夫子來喻之，多少有一點道理。我們在他文本裏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裏是古中國最為核心的東西。魯迅麵對己身則有拷問的意味，不斷審視內心，並渴望舊我的消失。他認為自己有兩種東西是不好的：一是舊文人氣，士大夫的遺風殘存在軀體裏。這弊端在於留戀某些自我的東西，易出現以我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黑暗的體驗無法排除。
他很想消除這些痼疾，卻不得其法，於是有大的悲涼襲來，有揮之不去的苦楚。所以，與其說他麵對的是社會問題，不如說是在直視自己的問題。胡適沒有這種自虐式的審視，心緒易在理性的安慰裏平複。魯迅對己嚴，無意中對人易見苛刻，他對胡適不改其道的怡然自樂，有誤讀也有中肯的評價。怡然自樂，就可能自戀，因此魯迅對於胡適記日記的賣弄、做學術領袖的專心致誌都不以為然。
胡適大膽的懷疑，小心的求證，乃科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未嚐不是如此。但魯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曆險，希望在不規則之旅中抵達精神的高地。這就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愷郭爾相遇了。這個存在哲學的話題，胡適幾乎一無所知，或者說不感興趣。在作家中，胡適喜歡白居易、易卜生、托爾斯泰，因為這些人是確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個能夠掌控的圖式裏。
與之相反，魯迅認為人的精神有無限種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與精神隱含，恰恰可能左右這個世界。隱去的幽微的存在，隻能以超邏輯的思維捕捉，否則將擦肩而過。魯迅善於以不正經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別人，胡適自然也成了其筆下的對象。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魯迅思想靠近蘇俄，胡適則一直在美國文明中遊動。前者在俄蘇文化裏浸泡，觀點自然偏左。後者以美國為師，避免社會暴力衝動，無法與魯迅為伍則是自然之事。20世紀30年代後，左翼的旗手乃魯迅，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他們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實也暗示著這樣一種可能：中國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後來的曆史顯示，20世紀大多時段，中國在模仿蘇俄的路；而80年代後，美國的元素增多。現在的中國，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紐約的色彩和好萊塢的聲音。而學術上，美國大學的精神基本把俄國大學理念替代了。
俄羅斯文學是宗教深處流出的聲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飄忽不定裏，有堅韌的東西。那些最美的詩文差不多都是在嘈雜、血色裏噴射出來的。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俄國某些地方很像，壓抑、單調、毀滅之意多多，隻有穿越其間者，方有亮光的閃動。魯迅是這樣的穿越者，自己遍體鱗傷，樣子是鬥士型的，不免有地獄裏的鬼氣。
胡適乃美國現代實驗主義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圖裏，規劃前行的路。他在對西方思想的譯介過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寧與樸素，是一個遠遠觀照病態社會的清醒的審視者。他拒絕血腥、呐喊，把美國製度作為楷模，以理性之思處理文化難題與社會難題，這在那時候的中國不是能夠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來之難也可想而知。
在今天的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學術界自由思想者的許多研究理路是從美國來的，而自由精神濃厚的作家喜歡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塔姆、索爾仁尼琴、納博科夫。這可以證明曆史母題的延續性。在攝取域外文化的曆程裏，俄國的魅力不減。他們的憂傷、絕望而帶著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點燃困苦裏掙紮的人們。
一個非常態的社會，是不能夠以美國的理性之尺簡單測量的。亂世與嘈雜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驗便更為有效。我們在當代閻連科、餘華的小說裏，感受到的一個事實是，在思想上欣賞美國式民主的兩位作家，他們的表達卻難以擺脫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糾纏，往往在俄羅斯的憂患無序的時空中思考。同時，他們也成了魯迅思想的繼承者。
我覺得胡適與魯迅係文化生態的兩翼，有點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差異。胡適與托爾斯泰都在可視層麵操作自己的選擇，朗然於塵世之間，顯示聖潔之思。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係生命與存在的殘酷審判者，在幽暗和汙濁裏蕩起漣漪，以非確切性與相對性係著可憐的人間世。當然，兩國的作家是沒有可比性，胡適自然也無托爾斯泰的偉岸與宏大，魯迅亦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調式的跳躍和驚世的詠歎。但他們都豐富了文學與文明之路。我們現在談現代文化的流脈，是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的。
民國的文化生態其實很脆弱，民間的聲音不大，台閣間的文化積累又多不足。魯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學，弄翻譯，做出版，搞創作，在縫隙裏覓出路來。胡適從大學的頂層設計做起，把影響輻射到政府和知識階層。在野，就需非正經的文章，思想在權力者之外，任意而談，無所顧忌。
胡適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顧及江山社稷之業，遂以民間身份參政議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間的價值。但因為不得不與蔣介石應酬，思路就難免有非民間的因素，聞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雖保持立場不變，但方式就與傳統文人有了重疊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魯迅的諷刺是必然的。魯迅在破中立，胡適在立中破。魯迅悲苦，峻急裏有寒光閃閃；胡適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溫和地告別舊路。
前者選擇的結果是革命，而後者的歸宿乃改良、勸善。革命要大的磨難，曆辛苦，受摧殘，得煩惱；改良則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這都是大難之事。做不到這兩點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錢玄同、劉半農隻能在象牙塔裏無聲地歎息。不過魯迅所理解的革命與胡適不同，非斯大林主義者也。而胡適的改良被魯迅視為奴性之舉，其實也未必搔到癢處。
他們的不同，自己不能說清，我們這些後人要在理解的同時，替他們找到內在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裏，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回音。
現代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類人，我們的文學與學術將多麽單調。
當代研究魯迅、胡適的人，彼此不太接觸，隔膜的地方導致了雙方的對立。其實，把他們割裂起來，就簡化了存在的豐富性。五四那代人，他們焦慮地去思考解決著人的解放的問題，肯於犧牲自我。他們既整理國故，又譯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遺風中拓出新地，終於讓現代性的藝術破土而出，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問題在於那路途如何去走。魯迅選擇了戰士的路，胡適則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基礎上，做政府的諍友。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很難，都要做常人難忍之事。魯迅冒風險而解救他人於苦海，自己則孤苦無援。胡適以學問的姿態和良知的表達，規勸蔣氏王朝改邪歸正，自己則成了不受歡迎的異己者。
他們的氣量與胸懷，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們的人，不學其人生境界，囿於恩怨、仇愛，與兩位先賢比，我們的許多學者，境界不如他們不說，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沒有他們的廣博與深邃。
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麵對魯迅與胡適，應得其文學、學術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經引用高遠東的話說，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診病者的話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聽。百姓要生存，尋常米飯更是須臾不能離開。可惜，在戰亂的時代，這兩種人對話的可能性被戰火、死亡所阻，魯迅、胡適的傳統成了對立的存在。我們這些後人，今天瞭望他們，塵霧已經消散，矗立在我們麵前的是他們的整體性的時代精神版圖。
這成了我們民族記憶緊密相關的遺存。許多年前我說過，在我們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應有湖泊。有大漠驚沙，亦要有無際的綠洲。這些都是生態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這樣看，絲毫沒有什麽變化。
自然，他們的遺產也有諸多暗點和瑕疵，我們可能會挑出無數遺憾的所在。可是總體而言，這兩位思想者與先驅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許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們的文本裏。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麵對魯迅、胡適所麵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裏，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本文作者孫鬱，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本文係作者在哥倫比亞大學“魯迅、胡適高端對話”上的講演，收入《語之可03：也無風雨也無晴》一書，現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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