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份情緒，都有它的時光
最美好的事，都是沒有原因的
「“看來他不喜歡中國”」
2005年10月，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全線貫通。2006年7月，這條“天路”正式通車運營。其間近一年裏，我無數次在各種報章雜誌上看到同樣一句話：“美國現代火車旅行家保羅·泰魯在《遊曆中國》一書中寫道：‘有昆侖山脈在，鐵路就永遠到不了拉薩。’”
如果讀過保羅·索魯（Paul Theroux）1988年出版的遊記《騎著鐵公雞——乘火車穿越中國》（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不難認出媒體摘引的句子正是出自《騎著鐵公雞》一書，“保羅·泰魯”就是保羅·索魯。2006年，這位英語作家中的“當代旅行文學教父”在中國還少有人知，其代表作如《騎著鐵公雞——乘火車穿越中國》、《鐵路大巴紮——乘火車穿越亞洲》、《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乘火車穿越美洲》都還沒有中譯本，但“保羅·泰魯”卻因為他二十年前對青藏鐵路的一句評語而在中國媒體刷屏。我記得當時市麵上隻見過兩種譯成中文的索魯作品：《喜愛新鮮空氣的人》（作者名譯為“保爾·梭羅克斯”，海南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維迪亞爵士的影子》（作者名為“保羅·索魯”，重慶出版社引進台版，2005年出版），前者是個隨筆集，收錄了作者1985至2000年間寫的幾十篇旅行文章，後者是一本文學回憶錄，追述索魯與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奈保爾之間延續三十年的友誼。
2010年以後，索魯的一些重要作品才陸續譯成中文出版。2020年，《騎著鐵公雞》被媒體鞭撻多年後，也終於在中國翻譯出版，書名裏去掉了“鐵公雞”幾個字，改為“在中國大地上——搭火車旅行記”。也許因為這本書裏有不少“礙語”，簡體中文版是個“潔本”，而台灣馬可孛羅公司2016年出版的繁體中文版《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則是全譯本。其實，不管在台灣還是大陸，這部書都被忽視得太久了。書裏記述的是索魯1986~1987年間在中國乘火車旅行的經曆，中文讀者晚了二三十年才有機會讀到。中國這些年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鐵路不僅通到了拉薩，還延伸到日喀則，高鐵已經覆蓋大片國土，索魯當年搭乘的“不停喘氣、滴水、冒煙的鐵公雞”（指蒸汽機車）早已被淘汰。那麽，在當下閱讀這本“過時”的中國遊記還有什麽意義？這會是個有趣的問題。
索魯素以“毒舌”聞名，隨便翻開任何一章都能看到他對周遭人、事、環境的抱怨和挖苦。在煙台開往青島的508次慢車上，他記錄下乘客的行為：“即使在這種當天就能抵達終點的短途車上，中國人也照樣有本事用垃圾塞滿整列火車。幾乎每個乘客都在忙著弄髒有限的空間。我坐著看書時留意到對麵的人在短短幾小時內就在小桌上堆滿了各種東西，我在空白頁上隨手記下：鴨骨頭、魚刺、花生殼、餅幹包裝袋、葵花籽殼、三個茶杯、兩個玻璃水杯、一個熱水瓶、一個酒瓶、兩個罐頭盒、食物殘渣、橘子皮、蝦殼和兩塊用過的尿布。”
比亂扔垃圾更惡心的是隨地吐痰，我不得不佩服他在吐痰這件事上都能發現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差異：美國人總是利落地把痰吐得遠遠的，中國人卻“不是向外吐，而是向下吐”，“痰不是‘啪’的一聲命中痰盂，而是滴滴答答的，經常落在那個惡心的容器邊上，再繼續往下流”。常人見到這個畫麵肯定別過頭去不想細看，索魯卻認真地說他在中國旅行將近一年後才終於把這一細節觀察清楚，像多了不起的發現一樣。
我有時覺得他寫吐痰寫得太多太細，不堪入目，是沒有必要的自然主義惡趣味，但很快發現沒那麽簡單，作者往往不滿足於照相寫實主義，還會形成進一步的比較和判斷，把他的刻薄程度再往深推進。比如他在上海看見戴紅袖章的老頭當街批評吐痰者，讚許之餘，不禁沉思：“然而，中國人隨地吐痰的習慣還遠遠比不上他們吐痰前清喉嚨的聲音來得惡心，那種渾濁的喉音隔了幾十米都聽得到，像防洪下水道排水時發出的抽吸聲。相比之下，吐痰本身不過是高潮過後令人掃興的尾聲罷了。”同樣的結論，在“開往煙台的‘天湖號’輪渡”一章裏又重複一遍：“我本來已經下定決心對吐痰者視而不見，但在這艘船上我明白了一件事：中國人吐痰的習慣之所以深深困擾我，原因很簡單，是因為他們並不擅長吐痰。”
索魯的尖刻之處，經常體現在這類建立在觀察基礎上的歸納比較，有時顯得主觀，有時也不無道理。他乘國際列車經過西伯利亞和外蒙古進入中國後，在口岸車站二連浩特看到當地人朝列車微笑，同車的老外就有些興奮，因為一路所見的蘇聯人都板著臉。可是，索魯的刻薄勁兒一刻也不閑著，他懷疑那夥人是否真的在對他們笑，沒準隻是被太陽曬得眯眼咧嘴，或是在嘲笑車上的外國人長著大鼻子。
在中國旅行一段時間後，在呼和浩特時他已經悟出“中國人的笑大概有二十種”，有緊張的笑、尊敬的笑、警告的笑、絕望的笑；有種像喇叭一樣高亢的笑聲是掩飾突如其來的焦慮感，有種輕快的竊笑則表明發生了什麽糟糕的事，還有種笑聲其實是驚恐的咳聲，意思是“天哪我該怎麽辦”。他在上海跟一個準備去美國參演話劇《駱駝祥子》的大學生聊起老舍之死，對方報以尷尬的“哈！哈！”兩聲，索魯便明白這種笑是想說“你就別提那件事了吧！”還有一次，在廣州開往北京的16次特快列車上遇到一個表情嚴肅的推銷員，一旦兩人眼神相遇那人就會麵露燦爛笑容，然後立刻轉臉皺眉，這個“十足中國式的”表情變化被索魯解讀成“求求你別跟我說話”。他自信能夠分辨出中國人各種笑聲裏的潛台詞，“沒有任何一種是真正幽默的笑”。
我想，中國人讀到這些“笑”的描寫恐怕笑不出來，會有被冒犯之感，連《鐵與絲》的作者馬克·薩爾茲曼（Mark Salzman）也在書評裏說“看來索魯先生不太喜歡中國”。中國人不講衛生、不守秩序的行為都讓索魯寫盡了，他還攻擊中國食物差——“名稱華麗但其實大同小異”、“能使腸胃翻江倒海”，多次評價中國城市醜陋——“一提起‘中國的城市’就會有一種特定的恐怖感，好比說到‘蘇聯的廁所’、‘土耳其的監獄’或‘新聞倫理’之類特定的詞語搭配”。更令他深惡痛絕的是中國的景點——“對旅行者來說，在中國觀光是最無益的一項活動，完全是浪費精力，卻極少獲得享受，它帶來的疲憊感不亞於朝聖儀式，卻不會給人半點心靈上的滿足”。那麽問題來了，不喜歡中國為何還要像受虐狂一樣地來中國旅行，在十二個月裏搭乘近四十趟列車，一邊抱怨一邊又不知疲倦地走遍中國？
「“老外最好騙”」
索魯還寫到另一種笑，他在桂林被人忽悠去吃野生動物，結賬時付了200元，當時是天價。收錢的人開懷地笑了，索魯評論道：“在中國很少聽到這樣純粹的笑聲，它的意思是說，糊弄老外太容易了。”
整本書讀下來，我感覺索魯始終在跟“老外最好騙”這句話較勁。一開頭他就說：“中國人總愛說‘老外很好騙’，那我偏要來挑戰一下。”毫無疑問，中國人的招數，他是不服氣的：“中國人懂得怎樣用簡單的方式擺布外國人，他們的做法其實有點笨拙，像一幫小孩在跟另一幫小孩套近乎。”具體怎樣擺布他沒細說，我們不妨去看看蘇珊·桑塔格1984年寫的《對旅行的反思》：“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不少到訪中國的西方人都對中方接待者認真告訴他們的那套話信以為真：中國不存在偷竊、同性戀和婚前性行為。”“隨著去過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發現各自的行程大同小異，甚至一模一樣——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生產茶葉的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車廠，北京某個片區的同一個‘胡同居委會’。盡管如此雷同，大批的人還是熱情不減地前往中國，回國後寫的見聞錄也都千篇一律。”
桑塔格本人也在七十年代初到過中國，紛至遝來的還有各路政界、學界和演藝界人士，比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的好萊塢明星雪莉·麥克雷恩。傅高義教授在《鄧小平時代》導言裏透露，雪莉·麥克雷恩在1979年1月的華盛頓國宴上對鄧小平說起她在中國時遇到一個“文革”期間被下放的知識分子，那人說他很感激在農村種番茄的經曆，從中受益匪淺。鄧小平聽了當即打斷女明星：“他在撒謊。”我覺得索魯之所以厭惡“中國式觀光”，肯定因為“中國式觀光”通常隻有公式化、填鴨式的行程。當然也有人並不以為這有什麽問題，《騎著鐵公雞》裏就寫到了幾個參團來中國的遊客，其中有個熱衷於在旅途中撿石頭的英國人用諷刺又無所謂的語氣總結中國之旅無非是“古墓、筷子加佛塔”。雪莉·麥克雷恩顯然也不覺得“中國式觀光”有什麽問題，她把1973年訪華的經曆拍成了紀錄片《半邊天》，還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影響了很多無知的人。
但索魯明顯屬於拒絕被“中國式觀光”洗腦的人。他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80年11月，與一批美國遊客組團從重慶出發，乘“東方紅39號”江輪遊覽三峽，然後在宜昌換乘“昆侖號”豪華客輪順流而下抵達南京。這段旅程，被索魯寫成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船行中國》（Sailing Through China），後來與另外兩篇有關廣東和香港的文章一起收入旅行隨筆集《喜愛新鮮空氣的人》（Fresh Air Fiend）。此書出版簡體中譯本時刪去了《乘船穿越中國》等三篇與中國有關的文章，台灣馬可孛羅公司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是全譯本，書名改為《旅行上癮者》。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索魯的長江之旅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私人訂製”超豪華行程，旅行團總共有33人，船員和服務員卻有102人，除索魯外全體團員都是百萬富翁，旅行費用高達每人一萬美元。他們乘坐的“昆侖號”，原是中國專為接待外國（比如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遊船，直接由江青督造，裝潢風格被索魯形容為“中式華爾道夫”——糅合了明式傳統家具與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的那種Art Deco設計風格。在國外，“昆侖號”被稱為“毛澤東的遊艇”，據說客房浴缸是藍色的，沙發寬到可以並排坐七人，酒吧大到三角鋼琴放進去也隻占到總麵積的零頭。十天的長江航行卻沒有給索魯留下什麽好印象，《船行中國》讀後令人心情抑鬱，很可能作者那時就已經看透了這種旅遊方式的無聊，所以當他1986年再次來中國時便下定決心自己製定行程，“默默記錄，少說話，不停地行走，讓火車把自己帶到中國的各個角落，去到這個國家的最高處、最低處以及最炎熱、最寒冷、最幹燥、最濕潤、最空曠和最擁擠的地方。”我想，支撐著他像受虐狂一樣走遍中國的，無疑是這個誓言。讓他卯足了勁挑戰“老外最好騙”那句“中國民諺”的，大概也是它。
在北京時，索魯受邀參加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小說《春月》的作者）的家宴，席間有個中國知識分子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說，中國人從來就沒認真地把外國人當一回事，現如今最流行的一個說法就是“外國人好糊弄”。索魯立即反駁：“這樣說很危險，事實並非如此。”幾天後，他在上海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又跟一個中國人為“外國人容易上當”的論調爭了起來。索魯認為，“老外好騙”完全是中國人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想法，他由此想到前輩美國作家梭羅在《瓦爾登湖》結尾處曾經提醒世人警惕“中國式的自大和人類停滯不前的自滿”——這可以說是對中國人相當嚴厲的評論了。
在《騎著鐵公雞》的末尾，作者發表結論：“我不同意‘中國人莫測高深’的說法。我認為他們就像地球上許多其他人一樣，是能夠讓人讀懂的，甚至比大多數人還要淺顯易懂得多。”時隔三十多年，這句與“老外好糊弄”唱反調的話終於反饋回了中國，我很有興趣看它在中國讀者中會得到什麽樣的反應。
別的不說，索魯那股倔勁兒還是很好玩的，他的用功勁兒還可以說很勵誌。我一直有個疑惑，索魯在書裏寫下如此多的對話，連“鐵公雞，瓷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這樣的市井俚語都記得一清二楚，究竟怎麽做到的？後來在《對世界的感受——著名旅行作家訪談錄》裏找到了答案。索魯對記者說，他在旅途中一貫保持亢奮，每次與陌生人交流都是一等到對方在麵前消失就衝到自己的鋪位上奮筆疾書，巨細靡遺地記下剛才交談的內容。在第11章裏，他感歎中國之大無奇不有，為了讀懂中國，他不放過任何打探秘密的機會：見到身邊有女性打開皮包，他會設法用眼角餘光往裏瞅，看包裏都有些什麽；到別人家做客，不惜偷偷拉開抽屜、櫥櫃看裏麵的東西；走在街上不忘留意各種標語、海報，請人翻譯文字，尤其是槍決布告，他想弄清楚上麵列出犯人的具體罪行是什麽——旅行作家當到這份上，跟間諜也沒啥差別了。
乘火車是索魯了解中國的方法論和立足點：“在中國乘火車旅行的好處之一是，這個國家充滿令人震驚和困惑的事物，火車可以幫助旅行者建立視覺上的聯係。其他任何一種旅行方式都會讓這個國家顯得令人費解。當然，即便在火車上觀察這個國家，有時也一樣難以理解，但坐火車多少會對你有所幫助。”
我數了一下他在《騎著鐵公雞》裏走過的中國鐵路：集二線、京包線、京滬線、滬杭線、浙贛線、京廣線、廣九線、包蘭線、蘭新線、隴海線、寶成線、成昆線、昆河線、貴昆線、黔桂線、湘桂線、韶山線、京哈線、哈佳線、沈大線、藍煙線、膠濟線、鷹廈線、蘭青線、青藏線，這是一份可觀的成績單，除了鐵路網稠密的東三省走得不夠細，中國鐵路第一次大提速以前的重要幹線幾乎讓他跑遍了，隻有焦枝線、同蒲線、成渝線、皖贛線、杭甬線等幾條“二線”鐵路沒有涉及。
有機會的話，我很樂意回到1986~1987年向索魯推薦一趟他遺漏的列車——我當年經常乘坐的315次合廈快客。這趟隔日開行的火車下午15:18從合肥出發，沿淮南線到達長江北岸的蕪湖北站，被拆分成幾截後並排推上渡輪，黃昏時橫渡長江，到南岸的蕪湖站後再重新拚裝成完整的一列，經由皖贛線、浙贛線、鷹廈線抵達廈門。在八十年代中期，這是長江上唯一的旅客列車輪渡，很有些特別。如果索魯知道它的存在，大概不想錯過吧？沒過幾年，這條火車輪渡線就宣告停運，315次繞道南京長江大橋（從合肥經淮南線到蚌埠，經京滬線到南京，再經寧銅線到蕪湖續接皖贛線），立刻變得平凡無奇了。
火車是觀察時代的窗口，鐵路本身也成為掠逝的風景。我乘坐過的長江火車輪渡或索魯乘坐過的雲南米軌小火車都不再存在，隻在特定時代的窗口期內可以瞥見。我自己剛開始旅行寫作時，曾經寫過1987年1月的一個大雪天在315次列車上橫渡長江的感受，那年冬天索魯從冰冷刺骨的哈爾濱乘火車去大連，再乘船橫穿渤海灣到煙台，我和他不約而同寫到鐵路旅行既混亂又包藏秩序這一點，也寫到那年冬天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後人當然可以通過閱讀曆史書來認識1986~1987年的中國，比如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但我想說，《騎著鐵公雞》對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記載遠比《追尋現代中國》更直接生動，也更多麵，這是旅行文學的一個好處。
1988年，馬克·薩爾茲曼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騎著鐵公雞》醜化中國，一年後索魯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旅行寫作：意義何在》（後收入隨筆集《喜愛新鮮空氣的人》），承認他“直到不久以前還心安理得地把旅行寫作當成一種無法歸類的創作，就像與現實脫節的旅程一樣”，然而時代的變遷迫使他重新審視這一文體，轉而認為一切旅行書寫都應具備某種曆史前瞻性，否則就是失敗的寫作。“我覺得凡是真相都有先兆，隻要你精準敘述所見的一切，運用想象給文字注入生命，那麽，寫下的東西就會有持久的價值。這跟文字中流露出來的情緒沒有什麽關係。”
索魯提到，他在中國時，美國主流媒體熱衷於報道北京的第一家肯德基、時裝秀、廣州的保齡球館之類，他對這類“新潮流”沒有興趣，也不想看旅遊景點，而是更樂意在火車上同普通旅客交談。他在中國遇到的大學生與1960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很像，使他感觸到時代的激蕩，也見識很多矛盾。這一切並不是“喜歡”或“不喜歡”中國就能弄清楚的，他能做的隻是記錄：“旅行作家的工作就是盡可能走得遠、走得多，寫大量筆記，說真話。這是件辛苦活兒，但寫成的書自有其生命。” 索魯自信地認為，《騎著鐵公雞》盡管不去刻意預言什麽，卻也構成一種預言，全憑它記錄的事實說話。關於這點，讀者可自行評判。這本中國遊記出版一年後就賣出五十多萬冊，也算回擊了薩爾茲曼等人的劣評。
他聽作家桑曄（曾與張辛欣合著《北京人：100個普通人的自述》）說北京有一段鐵軌是“十年動亂”期間的臥軌案件高發地，就止不住好奇去看個究竟。“這地方看上去很普通，無非是一段軌道而已，然而一切恐怖都隱藏在平淡無奇之中。”
他在地圖上看到雲南有條窄軌鐵路，火車時刻表顯示列車通行到寶秀為止（如今這個車站已從12306鐵路官網消失多年），立刻來了興趣。這條鐵路在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爆發後被切斷，但在1986年，從昆明出發仍可通行三分之一到宜良為止。索魯得到特批後被允許上車——“最理想的旅行莫過於在這種仿佛沉睡的鐵路支線上乘坐吱嘎作響的火車穿越鄉野”。到了宜良，雙腳剛接觸地麵，還來不及看看宜良這個地方，吃頓飯，和當地人說句話，他就被催促著立刻坐上返程列車回了昆明。
他聽說有人把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叫做“鐵公雞”，因為某些人抓著這條鐵路的管理權不放，又不肯維修，被認為一毛不拔。索魯一聽就想去坐。有人警告他西行鐵路極單調乏味，但他用自己的眼睛看過後認為恰恰是最空曠的地方景色才最美。還有人說青藏鐵路很可怕，但在他聽來那些“可怕”之處猶如仙樂一樣動聽：蒸汽機車、穿越荒漠、速度很慢。他認為“低鐵”比高鐵好，開得太快就捕捉不到瞬息萬變的風景，時速50公裏剛剛好。而最好的享受莫過於穿著睡衣在不疾不徐的火車裏走來走去，手裏端著“15美分一杯”的廉價啤酒。
就像有些人精通藝術收藏、紅酒或美食，索魯是個火車鑒賞家——“乘火車旅行既像探險，又讓人放鬆；我迷戀它的舒適、它的孤獨與它的自由。”他認為“糟糕的火車會把你帶往神奇的地方”，又說“如果火車足夠寬敞舒服，你甚至連目的地都不需要”，因為“火車不隻是一種交通工具，它本身就是國土的一部分”。他覺得在中國趕火車總是像消防演習一樣緊張，可旅途本身卻充滿了不修邊幅的快樂，像“中年人的睡衣派對”。這是中國的許多矛盾現象之一，讓他感慨“中國人一輩子沒有選擇地過著單調的生活，於是火車旅途成為他們難得的快樂時光”。從蒙古進入中國沒多久，在大同開往北京的90次直快列車上他就穿起睡衣加入這場“派對”。
索魯說，他在中國每每聽見別人說“鐵路”兩個字就會一驚，因為他的姓Theroux按法語發音讀很像漢語的“鐵路”，以為有人在喊他，或是議論他。
他寫的火車遊記，我最愛讀的一本是1975年出版的《鐵路大巴紮》（The Great Railway Bazaar）。書裏一開頭就說，打小起每次聽見遠處火車駛過的聲音，他都恨不得自己坐在那列火車上。這就是“鐵路狂”的心態，我很有共鳴。《鐵路大巴紮》寫他從倫敦出發，一段接一段乘各種東去的火車，實在沒火車坐的時候才搭飛機，一路走到印度、緬甸、新加坡和日本，最後沿西伯利亞鐵路回家。沒有什麽理由，就是想坐在火車上看世界。即使越南還在打仗，鐵路線被炸成了支離破碎的一段段，他也要找到殘存的仍在通車的路段，從A坐到B，再從C坐到D。我相信，旅行作家心底裏都存在著某種鄉愁一樣的“召喚”；對索魯而言，他的召喚就是少年時期種下的火車想象。
「複盤索魯的遊蹤和書徑」
索魯幾次聲稱他在中國待了一年時間，我發現不是那麽回事。他從1986年4月離開倫敦寫起，到1987年3月在拉薩結束旅程，這一年並非始終不間斷地旅行。細究他的旅程脈絡，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1章“開往蒙古的列車”到第5章“開往廣州的快車”是第一單元。索魯從倫敦啟程，穿過割裂的東西德、社會主義的波蘭和正在發生切爾諾貝利核泄漏的蘇聯，沿著西伯利亞鐵路和蒙古縱貫鐵路一逕向東進入中國，抵達大同、北京、上海、廣州，告一段落。這段行程，他實際上是報了個國際旅行團，我猜測終點是香港。第5章末尾寫他離開廣州前夜做了個“中國式噩夢”，不提離開廣州後去了哪裏——極有可能是香港。八九十年代時，外國人在香港很容易獲得中國簽證，他可以在這舒適的英殖民地小島休養生息，更新簽證，為再次“潛入”大陸做準備。二連浩特—大同—北京—上海這段路，索魯設法脫團行動，直到搭乘上海開往廣州的49次特快列車時才與其他團員複合。既然他厭惡觀光，為何還要參團，必有現實的考慮。在第1章裏，形形色色的旅行團成員都成了他觀察、調侃的對象（由此也看出作者的“毒舌”是不分國籍的無差別攻擊，絕不隻針對中國人），同時也給他帶來麻煩，以至於寫下那個很有電影感、夢魘般的比喻：原以為參團能夠省心，混在人群中，換八趟列車，睡十幾覺就到中國，哪知仿佛是剛出門一腳沒踩穩就咣當滾下一截樓梯，像是哪個超現實畫家設計的那種永遠不會結束的樓梯，摔了一截又一截，一路跌跌撞撞，直到世界另一頭才爬起來。
第6章“開往呼和浩特和蘭州的324次快客”（原文有誤，北京開往呼和浩特和蘭州的西行列車車次應是奇數，不可能是324次）到第12章“乘慢車前往長沙和韶山——‘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是第二單元。索魯從他在北京與鐵路局官員的會麵寫起，5、6章之間有個明顯空檔，沒有交待他是如何從廣州到了北京，隻說他為了乘火車走遍中國需要尋求官方支持，於是出現了一位姓方的隨從，一路緊跟索魯：北京—呼和浩特—蘭州—吐魯番—烏魯木齊—蘭州—西安—成都—樂山—峨眉山—昆明—桂林—長沙—廣州。除了烏魯木齊到蘭州是乘飛機（厭惡飛行的索魯形容蘇製民航飛機像香煙抽完剩下來的錫箔紙包裝，同樣的比喻他在《鐵路大巴紮》裏也用過，形容西貢飛往芹苴的飛機“機身皺巴巴的，活像舊香煙盒裏的錫箔”），其餘路段都是乘火車。方先生一坐火車就睡不著覺，苦不堪言，幾乎崩潰，而索魯也為無法甩脫這個可憐又討厭的“保姆”而苦惱。其實完全是他自找麻煩，誰讓他主動尋求官方協助，搞得自己不自由。這一單元又一次結束在廣州，明顯比上一段艱苦，我猜索魯又一次逃回香港那舒適的資本主義小天地去休息了一陣子，甚至去了更遠的什麽地方，他避而不談。在廣州時他悟出“心情壞的時候不宜繼續旅行，你會錯誤地因為自己的惡劣心緒而怪罪這個國家，從而得出錯誤結論。”廣州的保齡球也撫慰不了疲累的身心，於是他再次從廣州人間蒸發，一消失就是好幾個月（據我推算，從6月中下旬到12月初），休了個長假，待他在第13章裏再次在廣州露麵，已然是冬季。
第13章“北京特快：16次列車”到第20章“開往廈門的夜車：375次快客”是第三單元。這一次，索魯學乖了，隻身潛行內地，像隱形間諜一樣走南闖北。五個多月的長假讓他恢複了元氣，另一個因素來自外界，如第13章開頭所說，“這段日子發生了一連串公共事件，撼動中國社會”，這使他再度興奮起來，為繼續在中國旅行找到新鮮動力。這一階段艱苦程度又超過了上一階段，索魯寫盡了東三省的嚴寒，我覺得是全書文學性較強的部分，這不奇怪，索魯在《我的讀者生涯》（收入隨筆集《風景中的人》）一文中說過他平生最喜歡的一部旅行書是阿普斯利·徹裏-加勒德（Apsley Cherry-Gerrard）寫極地探險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索魯的很多作品裏都能看到他對描寫惡劣天氣很有一套，比如《乘船穿越中國》寫過上海的空氣汙染，《騎著鐵公雞》更是可以看成一本以“尋找荒野”為主題的中國遊記。這一單元的行程重點是北方：廣州—北京—哈爾濱—朗鄉—哈爾濱—沈陽—大連—煙台—青島—上海—廈門。在廈門時，由於春節臨近，買不到火車票，旅程又一次中斷，估計他又去了香港。
最後兩章“開往青海西寧的慢車：275次列車”和“開往西藏的列車”是第四單元。為了乘火車去西寧，作者先去了西安，但既沒說從哪去，也沒講如何去，我猜是從香港直飛。此時已是1987年3月初，索魯搭“慢車”（原文有誤，西安至西寧的275次列車並非慢車，實際上是“直快”）到西寧後轉乘真正的慢車沿著1984年開通的青藏鐵路（一期）抵達格爾木，再包了輛汽車去拉薩，全書結束在拉薩。
推演其旅行時間線，我意識到索魯的“鐵公雞壯遊”雖然前後跨度將近一年，實際旅行時間隻有六個月左右。這一發現解答了初讀此書時的一個困惑：他帶那麽多書在路上讀，那年頭沒有電子書隻有紙質書，行李得有多沉啊？隨便數一下，他的旅途讀物包括：辛克萊·劉易斯的《孽海癡魂》和《大路》，巴爾紮克的《高老頭》，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厚達兩千頁！），蓋群英的《戈壁沙漠》，魯迅的《阿Q正傳》，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綁架》，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亞瑟·莫裏森的《牆上的洞》，孔子的《論語》，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100個普通人的自述》等等。現在我知道了，這些書不必全部隨身攜帶，索魯一年內三次跑回香港，除了休養生息還可以更新替換他的精神食糧庫存。
索魯是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實踐者，難為他手不釋卷又不掉書袋，看他讀什麽書、如何讀書是件愉快的事。毛澤東的《矛盾論》他讀過，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起碼讀過一部分，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很多中國人都未必讀過，他讀過。他在昆明開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車上思考外國人在中國人眼中的刻板印象，聯想到舊小說裏靖人國、女兒國、毛民國、穿胸國的描述，說明他知道《鏡花緣》。前往新疆途中，在蘭州停留時他讀了王蒙的小說《高原的風》。他在哈爾濱開往沈陽的綠皮火車上苦讀《論語》，車裏沒有暖氣，車廂內壁結了冰，他把雙手插進袖子裏用鼻子翻書。
我們中國人視“雪夜閉門讀禁書”為人生快意事，我看索魯一定覺得穿著睡衣歪在列車軟臥的上鋪讀禁書更快樂。董樂山教授跟他聊起《肉蒲團》、《金瓶梅》兩本“危險”的禁書，接著他就在21次京滬直達特快列車上掏出《金瓶梅》研讀，真是無巧不成書。索魯讀的《金瓶梅》是艾支頓（Clement Egerton）在老舍幫助下譯成英文的未刪節版，據說譯者把過於淫穢的部分譯成拉丁文以抬高閱讀門檻、縮小讀者麵，也算一種“軟禁”，索魯卻在《騎著鐵公雞》裏大段大段摘引《金瓶梅》裏的情色描寫，沒準是勤奮的索魯親自從拉丁文轉譯的。
另一個屢次出現的書名，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文版譯者董樂山告訴索魯這部“陰鬱”的小說恰好是在1984年譯成的，作為“內參”讀物，同《金瓶梅》一樣，隻有少數人被允許閱讀。不久後，索魯在上海人民公園“英語角”遇到一個24歲的小青年，居然讀過《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的英文版，還頗有心得。幾個月後索魯在廈門工人文化宮圖書館意外看見董樂山翻譯的《一九八四》，管理員告訴他任何人都可以公開借閱這本書。“好看嗎？”她問索魯。索魯說：“好看極了，你會喜歡的。”於是她說：“那我今晚就帶回家看！”《一九八四》無疑是索魯非常看重的一部著作，《騎著鐵公雞》第13章裏的“真理部”在向它致敬，《船行中國》裏也提到它，美國富豪旅遊團抵達南京時中國導遊讓他們看公審“四人幫”電視實況轉播，索魯由此想到了奧威爾筆下的“仇恨周”。
「“中國治好了中國病”」
很多人不知道，何偉（Peter Hessler）之前的八十年代，其實是外國人書寫中國的一個高峰期，幾乎每個著名旅行作家都來過、寫過中國。除了索魯的《騎著鐵公雞》、科林·瑟伯龍（Colin Thubron）的《大牆背後》（Behind the Wall: A Journey Through China，1988年出版）和《天朝外的絲路》（The Silk Road: Beyond the Celestial Kingdom，1989年出版）、威廉·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的《上都紀行》（In Xanadu: A Quest，1989年出版）、維克拉姆·賽特（Vikram Seth）的《自天池出發：穿越新疆西藏旅行記》（From Heaven Lake: Travels Through Sinkiang and Tibet，1983年出版）、鄧天諾（Tiziano Terzani）的《禁閉的大門》（La porta proibita，1985年出版），還有馬克·薩爾茲曼的《鐵與絲》（Iron and Silk，1986年出版），都是有影響的旅行文學作品，隻不過大都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此外，還有幾個名家短篇：簡·莫裏斯（Jan Morris）在1983年的《滾石》雜誌上發表過上海、北京雙城記《奇怪的感覺：中國之旅》（Very Strange Feeling: A Chinese Journey），皮科·艾爾（Pico Iyer）的成名作《加德滿都錄像之夜》（Video Night in Kathmandu，1988年出版）有兩個章節寫到他在廣州、北京和拉薩的旅行經曆，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1986年在《紐約時報》上寫過一篇雲南遊記《在中國尋找洛克王國》（In China, Rock's Kingdom）。麗江的“雪山神醫”和士秀因查特文的報道成了國際名人，廣州火車站因皮科·艾爾的文章而不朽，正如北京的雅寶路被何偉寫進《甲骨文》而不朽。
英國作家L. P. 哈特利的小說《幽密信使》（The Go-Between）中有句名言說得好：“昔日如同異邦，其人行事異於本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回首八十年代，感覺如看異域風情，人來人往的旅行作家群體在文字中記錄下那個“國度”的風貌，既熟悉又陌生。如果沒有讀過《騎著鐵公雞》，我無從知道拉薩和雲南曾經是嬉皮士的天堂（第22章）、北京前門鮮魚口的興華園澡堂是男同誌聚會地（第3章）、1986年的上海已有性工作者——男女都有（第4章）。這些都聞所未聞，但另一些細節又能準確挑動我的記憶，比如第13章開頭提到的出國留學“擔保費”，我清楚記得，輪到我繳款時數額已經漲了一倍，不再是書裏說的五千元。
我發現，2005~2006年間各大媒體異口同聲引用的那個句子：“美國現代火車旅行家保羅·泰魯在《遊曆中國》一書中寫道：‘有昆侖山脈在，鐵路就永遠到不了拉薩。’”其實是從英國《衛報》上一篇關於青藏鐵路的報道摘編而來的。有趣的是，引用得不完整。我試譯原文如下：“正如偉大的火車旅行家保羅·索魯在《騎著鐵公雞——乘火車穿越中國》一書中寫道，‘有昆侖山脈在，鐵路就永遠到不了拉薩。這說不定是件好事。我以為自己喜歡鐵路；但是，看見西藏，我才意識到我遠遠更愛荒野’。”值得注意的是被省略掉的後半句：“這說不定是件好事。我以為自己喜歡鐵路；但是，看見西藏，我才意識到我遠遠更愛荒野。”
《騎著鐵公雞》最末一章“開往西藏的列車”，是全書最異樣的一章。整本書都在講火車旅行，這一章裏作者卻脫離鐵路，包了輛小汽車去拉薩（雖然第8章“開往西安的直快”裏烏魯木齊—蘭州的飛行和第17章“開往煙台的‘天湖號’輪渡”裏大連—煙台的航行也算例外，但作者去蘭州和煙台的目的仍然是乘火車）。這是因為在八十年代中期，全長1956公裏的青藏鐵路隻修通了一期工程西寧至格爾木段（長814公裏），格爾木到拉薩的1142公裏還停留在圖紙上，從格爾木去拉薩唯有取道1954年建成的青藏公路。於是，“偉大的火車旅行家”不得不屈尊坐汽車，路上還出了車禍，幸而傷得不重。
看看作者之前那本《鐵路大巴紮》，就知道他有多厭惡鐵路以外的旅行方式。由於伊朗和巴基斯坦接壤處的俾路支地區局勢不穩，索魯隻好借道阿富汗，可阿富汗是個沒有鐵路的國家，除了搭兩段出租車、兩程大巴加一段飛機穿越全境之外別無他路。別的旅行家可能覺得阿富汗是個讓人興奮的地方，索魯卻隻求快速通過。他說“乘火車讓人有成就感”，阿富汗這個一寸鐵軌都沒有的國家他隻用一頁多篇幅就打發掉，一句“阿富汗是個麻煩”似乎就能概括整個國家。相比之下，格爾木到拉薩的青藏公路他寫了25頁。我覺得，正因為索魯是一個“偉大的火車旅行家”，那句話才更耐人尋味：“這（按：指西藏不通火車）說不定是件好事。我以為自己喜歡鐵路；但是，看見西藏，我才意識到我遠遠更愛荒野。”我深信，有的時候旁觀者比身在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騎著鐵公雞》結尾處的一句話讓我不能同意更多：“唯有親眼見過西藏，你才真正懂得中國。”以我自身經驗來說，的確也是在到過西藏之後才開始真正認識我的國家。
索魯說：“中國之行治好了我的中國病。”如何理解？1973年，索魯從英國出發，乘坐各種東去的列車，試圖到達亞洲東部最遙遠的地方。那次旅行的結果產生了《鐵路大巴紮——乘火車穿越亞洲》。然而，這本書裏的亞洲是沒有中國的亞洲，索魯不像蘇珊·桑塔格、雪莉·麥克雷恩或安東尼奧尼那樣幸運，七十年代初就有機會訪問紅色中國。中國的誘惑像一種“饑餓營銷”，催生了《騎著鐵公雞——乘火車穿越中國》。他直奔中國而來，一次性地用將近四十趟鐵路旅程徹底療愈了積累多年的饑餓感，所以有“治好了中國病”一說。
在旅途的終點，索魯自我剖白：“這趟中國之旅是如此漫長，使我耗盡心力，於是到最後，它已經不再是一場旅行，而是成為了我的又一個人生階段。結束這次旅行時，我感到自己即將踏上的不是歸途，而是一條離別之路，內心充滿了不舍。”中國是那種能使旅行者感到卑微的地方，走得越多就越是虛心，而在整個中國又沒有哪個地方能像西藏一樣將人與天地的比例抻到極限。《騎著鐵公雞》的結論非常有趣，讓我看到好幾重的悖謬：一是關於火車，二是關於旅行，三是關於中國。其一，這是一本專講坐火車的書，到頭來卻發現鐵路並非作者最愛，他更愛鐵路無法到達的荒野；其二，旅行不能替代生活，它本應在生活之外，但作者結束旅行時卻發覺旅行已注入自己的生命；其三，中國之行治好了作者的“中國病”，本來可以放下、離去，可是臨別之際，他卻感到內心充滿了不舍。
旅人是行走中的矛盾體，國家也是變革中的矛盾體。一個國家的鐵路夢背後隱現著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觀意誌，“有昆侖山脈在，鐵路就永遠到不了拉薩”使索魯被迫卷入“中國人有沒有能力把鐵路修到西藏”這一含有民族主義意味的爭論，這場爭論又因為西藏的特殊性而牽涉另一層微妙的民族主義敘事。當年大小報刊紛紛摘抄的那個精彩橋段，看似精彩，卻也不見得那麽有理。“有昆侖山脈在，鐵路就永遠到不了拉薩”，其實是站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認知水平上說的。借用L. P. 哈特利的話：昔日，已成了異國他鄉哦！
來源：燕京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