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幺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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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童年夢想和痛失小夥伴】
上網搜索“重慶渝中區棉花街”，隻看到一條逼仄的小街，兩旁均是高樓大廈，居然堂而皇之地在街口掛著“棉花街”的路牌。嗚呼，我難忘的童年，我藏於心底的棉花街，那個喧囂嘈雜、頭頂著高高的牛毛氈棚子的菜市場，那個人生百態、善惡悲喜輪番上演的鬧熱的市井民居永遠消失了。
據說這條街在1949年以前是彈棉花工匠的聚集地，新中國成立後直至改革開放，仍有幾戶彈花匠住在這裏。棉花街47號是我的家。我們家是在1958年從滄白路的香水順城街搬到這裏的。因為離碼頭近，方便來去航運的父親。當時父母用1000元人民幣買下了那棟一底三樓的磚木結構房子。這房子什麽都好，除廳堂臥室外還有有廚房和淋浴（冷水的，夏天衝涼很爽），唯一遺憾的是沒有廁所。我家和絕大多數街坊鄰居一樣，需要方便的時候必須使用馬桶。一般情況下，如若是在白天就可步行到千米之外的滄白路公共廁所去方便，但晚上就沒有辦法隻能依賴馬桶了（重慶人稱它為尿罐），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和嬰幼兒的更是離不開尿罐。
每天傍晚，有挑糞工將糞桶放在街邊，大聲吆喝“倒桶哦！倒罐子喲！”聽到這個喊聲，各家各戶的罐子就魚貫而出，爭先恐後向糞挑子衝過去，唯恐糞桶裝滿了或者挑糞工隻來一趟就再也不來了。
印象中挑糞工不管是女是男都很牛，他們的頭頂冒著熱氣，臉龐黑紅，脖子上通常搭一條黑乎乎的毛巾，一手拿著扁擔一手叉著腰站得遠遠的，冷冷地看著各色大小不一的罐子往兩個大木桶裏傾倒“黃金白銀”。聽大人們說，大糞很值錢，最受農民伯伯歡迎。
“裝滿了！不要倒了，你個龜兒子瞎了眼呀！”挑糞工一陣狂吼，擔起糞挑子快步離去，一股臭熏熏的風兒在後麵飄散開來。
各家倒馬桶的大都是半大女孩或者家庭婦女。我們家好像是三姐四姐倒得多一些，坦白地說我這個幺妹隻倒過幾次。
糞挑子有限，且挑糞工通常沒有興趣來第二趟。於是，每一次都有少數馬桶被落下，那些沮喪的沒有完成使命的馬桶悻悻然往回去、
“死女娃子！為啥不跑快一點，今天又沒倒呀！”
“又得放一天。這大熱天的，啷個開交（怎麽得了）哦。”
罵聲，嘆息聲從一些窗戶次第飛出。這個時候，我想最得意、最爽的或者還有幸災樂禍的要數有廁所的那些人家了。不過這樣的房屋在棉花街屬於鳳毛麟角。我的印象中隻有一個住了幾十戶人家的大院子“棉花街59號”有一個他們自己的公共廁所，它是絕對不會對外開放的，惟其如此令整條街的人眼羨得眼球都要掉出來了。
都說民以食為天，其實排泄和進食同樣重要，在我看來，尤其是在童年的我的眼裏，那是一個大於天的問題。
兒時長做白日夢：要是長大了擁有自己的房子，裏麵一定要有一個廁所。那是一件多麽令人神往的事情啊！
就在那個帶有廁所的59號院子裏住著幾家“下江人”，所謂下江人就是長江下遊的江浙人，他們是抗戰時期逃來重慶的難民。其中有一家上海人，夫婦倆都姓陳，女主人陳阿姨和我媽媽是好朋友。他們家有三個公子，陳大娃大約比我大兩三歲，陳二娃比我小一歲。陳三娃就小多了，文革初期那會隻有三四歲。上海人很注重儀表，陳家三兄弟都梳著三七開那種油黑發亮的“飛機頭”，任何時候紋絲不亂。冬天穿著灰色的呢子短大衣。三兄弟長得很像，都是白皮膚、國字臉和黑葡萄大眼睛。
陳阿姨生得白裏透紅，笑起來特別迷人，兩隻眼睛像豌豆角。別人說她和我母親長得像兩姊妹。實話實說，她比我母親更洋氣一點兒，身材比母親高挑一些。隻要看見她，你就自然而然想起上海灘的霓虹燈和那些穿旗袍的摩登女郎。陳先生在重慶郊區的東風造船廠工作，所以很少和夫人一起串門。陳阿姨一般是帶著老二和老三到我們家玩。一到我家她總是和我媽媽有嘮不完的家常，我和陳二娃常常在一旁拿著吃的玩的逗小弟玩，直到把他逗哭，在我印象中陳三娃的眼睛一天到晚都是淚眼朦朧的。陳二娃和他媽咪一樣，操一口上海重慶話。記得他時常跑到我們家一樓通向二樓的樓梯上朝著下麵廳堂的老三大聲喊話：“要低外單！要低外單！”（小弟壞蛋！小弟壞蛋！）陳老二平時說話嗲嗲的像個女孩，動不動喜歡紅臉，和他媽媽一樣一說一個笑臉，眼角眉梢都是笑，就像冰雪裏迎春的紅梅那般好看。我和他玩耍的時候從來沒有吵架打架。我常常望著喜笑顏開的陳二娃想，你們院子有廁所，當然高興哦。
1967年的夏天，重慶文革武鬥愈演愈烈。我母親帶著我們小的三個孩子（四五六妹）乘船東下去湖北宜昌避難。我們在媽媽同學家住了一個半月，臨近國慶節才回到重慶。這時，陳家已經從棉花街搬走了（也許在我們離開重慶前就搬走了，因為武鬥期間相互之間很少來往）。
這一輩子不知自己度過了多少個傍晚，也早已忘卻了無數個傍晚我都幹了些什麽，然而，有一個傍晚卻永遠印刻在我的腦海。
那天傍晚吃過飯，我跟媽媽去拜訪陳阿姨。他們的新家在東風造船廠的宿舍，重慶25中附近。記不清是幾樓了。總之是在樓上。一進門看見陳阿姨和老大老三在家，很快老大帶著老三出去了。屋裏就剩下我們三人，記得那個時候天氣還比較暖和，陳阿姨家的地板拖得幹淨光亮，她和媽媽席地坐在屋中央。我靠牆坐著發呆。房間很小，充其量十來個平方米，兩位長輩的談話，很清晰地納於我耳。
“二娃呢？”媽媽問道。這正是我想問的。
“二娃呀，老二的事情你不知道呀？”陳阿姨反問道。
“啥子事？”媽媽吃驚地問。
陳阿姨這才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訴說起來。
原來陳二娃已經被人活活打死了。
起因是陳二娃在和小夥伴在一起玩耍的時候拿著棍棍棒棒當武器，逞能地叫道：“我是中央軍委派來的！”結果立即被群眾視為反革命，從此每天出門便有人叫他：“小反革命！”很快他精神失常了到處亂跑，嘴裏時不時大叫：“我是中央軍委派來的！” 後來一個人流浪到長江邊上的木洞縣城，被一幫號稱派出所民警的人當成反革命亂棒打死了……
兩位母親坐在那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相擁而泣。她們全然忘記了我的存在。我當時才十歲，僅比陳二娃大一歲，他是我的同齡人，我的小夥伴……我的傷心不亞於她們，我的驚恐比大人更甚。我沒有哭出來，恐懼和傷心攫住了小心髒。不知過了多久，媽媽過來，摸了摸我的後腦勺，就牽著我回家了。
不知為什麽，我和母親好像商量好了一樣，回家後並沒有立即向家人提及此事。抑或是被悲哀和恐懼鎖住了咽喉。
他死了？那個穿戴整齊、頭發油黑的小帥哥，那個斯文得像女孩，臉兒笑成一朵紅梅花兒的男孩子，那個在我家樓梯上用吳儂軟語逗小弟的小哥哥……
明明是在開一個玩笑，為什麽要汙蔑他是反革命，連我這個10歲的女孩都明白的道理，為什麽那些男女老少卻不明白？九歲的陳二娃絕對不是反革命！可是他被打死了，被人用亂棒打死了。好痛呀，肯定很痛很痛……我不敢深想。
從此以後，這件事像一根毒刺深深地埋進我的內心深處，唯恐拔出來就會血流不止……
那些年，每一次經過我家一樓通向二樓的樓梯，我的眼前都晃動著陳二娃熟悉身影：灰色的短大衣，三七開的“飛機頭”，眼睛笑成豌豆角，一口的吳儂軟語：“要低外單！要低外單！”(小弟壞蛋！小弟壞蛋！)
接下來的那些年，棉花街照舊在喧囂。每天傍晚“倒罐子哦！倒桶喲！”的吆喝聲從來沒有間斷過。人說，大糞很值錢，可以運到農村去做肥料。
廁所再也不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我開始明白，生命被奪去了，其它一切都失去了意義。
我的小夥伴陳二娃那花骨朵般鮮嫩的生命哪裏去了？他的骨灰葬於何方？他的冤魂向誰訴說？ 半個世紀以來，這些問號在我的頭腦裏反反複複地縈繞??
如今，我已過耳順之年，而他，我的小夥伴陳二娃，在我的記憶中永遠定格於一個鮮活的小小少年，隻是不敢去細想他最後被害的場景。
陳二娃的遭遇，令人感到恐懼。